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收益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1)02-0072-05
一、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的定义和类型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这已被人们所公认。投资教育不仅能为个人而且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接受教育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只有个人接受教育之后再服务于社会才能实现教育的全部收益。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个人是否愿意接受教育及以何种方式来接受教育取决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
（一）什么是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
在对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定义之前，先看看教育投资和一般生产投资有什么不同。一般生产投资其产品是物，物的价值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因此个人进行物质生产投资其收益也只有经济收益。教育投资其产品是人，人的价值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任何人的活动总是处于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个人购买教育其收益也有政治收益、经济收益、精神收益。政治收益是指个人接受一定的教育能为他在今后的活动中获取一种特有的政治地位、身份。柯林斯认为：从历史上看，把教育用之于组织身份集团的往往比用之于其他目的者更多[1]。中国古代个人接受教育主要目的是为获取身份。由于政治收益是以身份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把这种收益称作身份收益。经济收益是指个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可以为他在今后的活动（工作）中获取的工资、津贴等收入的增量。由于工资、津贴等收入在现代社会主要是用货币来计量，在此又称其为货币收益。精神收益是指个人接受教育可以获取心理的、情感的某种满足。这种满足既体现在其以后的活动中，但更多的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能获取。从这一点来讲它具有消费的性质，因此本文把它看作一种消费收益，没有列入投资收益的研究范围。这样，个人教育投资收益有两种：身份收益和货币收益。身份收益即政治收益，是指接受某教育者比没有接受该教育者所获取的权力增量。如活动范围的权力、控制他人活动的权力、占用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权力、经常性拥有和别人收入差距的权力。货币收益即经济收益，是指接受某教育者比没有接受该教育者所获取的工资、津贴等用货币来计量的收入的增量。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由此可见是指个人教育投资的各种收益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包括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两种成分即身份收益和货币收益及两种成分在整个收益中所占比重。
（二）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类型
在此考察不同经济体制下个人教育收益结构类型。经济体制有：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四种。由于产品经济体制下教育和劳动都将成为人们第一需要，个人接受教育不再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只需考察前三种。对应三种经济体制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也有三种类型：身份收益型、货币收益型、复合收益型。(1)自然经济体制下的身份收益型。在自然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教育为经济服务的要求并不强烈，此时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共同文化的政治团体，共同文化是该团体成员区分其他团体成员的标志。这种教育的内容集中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等，它是一种礼仪的、审美的、伦理的。个人接受这种教育主要是为了获取身份。(2)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收益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收益成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主要形式，是由以下三个方面所决定的：a.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该阶段其生产是高度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交往在整个社会交往中占据中心地位。相应地教育的主要功能发生了转变，要求其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的目的不再主要是为了形成共同文化而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基本素质和技能素质。这一点，我们能从教学内容和接受教育的对象的变化上清楚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成为教学的中心内容，接受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少数上流社会的个体而是一般的劳动者。b.市场经济是一种极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仅要求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商品化，而且要求所有生产要素全部商品化。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要求商品化[2]）。劳动力既然是商品，它的价值形成和实现都应遵守价值规律。c.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既然是商品，其价值也应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教育是劳动力商品价值形成的主要环节。劳动者在进行劳动时（即出卖劳动力）应以价值量相等的原则给予其报酬，这种报酬是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其大部分是个人教育投资的收益。市场经济体制下，身份收益不再是个人教育投资的主要形式，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a.该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改变，人们从对身份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个性独立得到极大肯定，对于一般人来说关注自己现实生活比关注身份、地位更具现实意义。b.以提高个人素质为目的教育不再是为了形成共同文化，教育对身份的形成不具备直接作用。c.教育的对象的普及和身份的排他性是不相容的。(3)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复合收益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水平和高超经济处于同一时代，这种生产力水平要求教育主要为经济服务。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不发达、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这种体制本身并没有要求把经济收益（货币收益）作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在该体制下受教育水平并不是造成个人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例如越南即是如此。世界银行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按20%人口均收入划分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如下：越南5.1、5.7、6.1、6.5、8.0；巴西：2.1、3.1、4.3、5.7、8.7；哥斯达黎加：4.8、5.6、6.2、7.1、9.4；危地马拉：1.2、1.5、2.3、3.5、7.0[3](P42)。越南不同收入的人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少，除最后20%之外，4个级别绝对差距（平均值）越南只有0.47年，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1.2年、0.73年、0.77年，相对差距（平均值）越南只有7.7%，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31%、12.4%、35%。越南并不是特例，其他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多少存在这种现象，我国80年代以前也是如此。
上述分析充分证明货币收益作为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主要形式只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此提出必然要求，其它经济体制下这种收益可以是其主要形式之一，但从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其必然要求。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的状况及其变化
（一）货币收益
在此，我们用劳动者每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率来计量和对比。先看下面4组材料。材料1：有学者对我国1987年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进行估算得出劳动者每增加一年教育，工资上涨0.88%[4]。材料2：李实和李文彬对我国1988年个人教育投资收益进行估算得出城市劳动者每增加一年教育，可增加收入男性为2.5%，女性为3.7%[5]。材料3：诸建芬等人对我国1992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估算得出职工每增加一年基础教育或专业教育可增加年收入1.8%或3.0%[6]。材料4：1995年李强组织学生对我国七大地区收入情况进行调查，得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百分比。教育程度依次为：小学及其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其以上，收入百分比为：100、118.8、141.5184.2[7]。按此计算每增加一年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可增加收入分别是4.0%-4.5%和6.0%-6.5%。由于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调查取样的代表性不同，这四种估计值差异较大。但是从中可以初步得出：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90年代以前在3.0%左右，90年代以后上升较快，大约在3.5%-6.0%之间。这种投资收益率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可以看下面的资料。资料5：和我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1978)、巴西(1970)、墨西哥(1963)，这些国家的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工资上涨幅度分别为22.8%、19.2%、15.0%[8]。资料6：世界银行：部分国家男性劳动力其不同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比较，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中学以后三个等级，其工资的比率：美国（1991年）1:1.4:2.3，泰国（1989年）1:1.8:2.5，斯洛文尼亚（1986年）1:1.6:2.2，印尼（1986年）1:1.7:3.1，科特迪瓦（1986年）1:2.2:2.8[3](P43)。两组资料都显示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个人投资收益远远高于我国。按李强的统计值我国1995年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收入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的收入的1.84倍，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2.5-3.0倍之间（80年代有所下降，70年代一般达3.5倍以上）[3](P43)。从上面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教育个人投资收益近几年虽有所提高，但相对来说水平还较低，这种低水平的货币收益显然不能解释我国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特别是中高等教育需求）膨胀这一现象，70年代、80年代激烈的高考不能仅从经济上来进行解释。
（二）身份收益
身份（政治身份）是说明个人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政治地位。那么首先要问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是否存在有不同政治身份的群体？回答是肯定的。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说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其同盟军，其他阶级是被领导阶级。其实从1949年—1978年，我国政治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形式，社会是“政治分层的社会”[9]。当时主要依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地位、政治立场将人们分成不同层次的群体，如革命干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改革开放以后，以出身划分政治群体的标准被废除，地、富、反、坏、右作为政治群体都不存在，此时作为一般群体存在的有干部、工人、农民。这三者政治身份是否一样呢？在此我们认为应该从制度上来考察，也就是看是否存在一些制度（不一定要是根本政治制度）对它们的不同身份给与区别或保护，如果有这些制度存在，则它们的政治身份就肯定是不同的[10]。这些制度是存在的，如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
前面分析指出，我国存在有不同政治身份群体：即干部、工人、农民，那么决定个人教育投资身份收益大小的因素有那些？它共有三点：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读书做官就是光宗耀祖”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存在了一千多年。“科举制”为士人甚至于一般贫家子弟提供入仕的制度保障，这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和西方农奴制社会的教育不一样的地方，在西方农奴制社会中，下层人士无法接受教育。因此这种观念在中国老百姓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要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全部清除是不可能的。二是不同身份之间现实差距有多少。它由两点决定：A：从某一身份进入上一级身份的难易程度，主要和特定的制度有关，该制度分为两类。a.获取该种身份的限制性制度条款；b.保持该种身份的保护性制度条款。两种制度条款越多越严，则获取某身份的机会越少而保留该身份的可能性越大。获取该种身份的收益也就越大。我国区分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的限制性制度条款有：户籍制、干部人事制；保留三种身份的保护性制度条款有：终身制、接班制、干部子女招干的优先制等。B：和某种身份相联系的实际权力大小，如：活动范围的权力，控制他人活动的权力、经常性拥有和别人收入差距的权力等等。三是接受一定教育之后进入上一级身份的可能性有多少。自恢复高考到90年代初，只要是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学生都能找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且大部分人是进入到干部层次。当时，由于人才奇缺，各级政府、各部委局、学校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去充实；而国家又是通过计划去招收和分配大学生，更是使这种就业制度得到保证。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90年代以前，个人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身份收益。90年代以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个人教育投资的身份收益有什么变化呢？首先从观念层次来讲，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进机关不再是理想的选择，更吸引人的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最先是外资、三资、合资企业，现在扩展到国有上市企业及乡镇企业）。其次从制度层次来讲，市场经济的建立，“铁饭碗”和终身制被打破，接班制和招干优先制已完全废除，户籍制和干部人事制也在改革之中，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制”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最后从可能性来讲，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的精减，大学生毕业后进机关当干部的可能已大大减少。同时随着大学生教育面向市场，国家分配已不复存在，大学招生计划体制也正处于改革之中。所有这一切表明个人教育投资的身份收益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
三、建立以货币收益为主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个人购买教育是为了获取身份或增加收入。不同经济时期，个人购买教育的目的不同，自然经济时代主要为了获取政治身分，市场经济时代则主要为了增加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正发生着较大变化，身份收益比重在下降，货币收益比重在上升。但是至今为止，这种改变还不够，表现在收益率还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以此已经进行了分析。在此我们想说明的是过低的个人收益率会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点，通过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得到有力地证明。Psacharopoulos(1973)整理了32个处于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收益估计值[8]，在此我们选出其中6个，列表如下：
表1 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比较
国家 社会收益率 个人收益率
初等
中等
高等
初等
中等
高等
美国
14.0
9.7
19.5
13.6
加拿大 11.714.0 16.119.7
英国 3.68.26.212.0
以色列 16.8 6.96.6
27.0 6.9 8.0
墨西哥 25.017.023.0 23.023.029.0
巴西10.717.214.5 11.321.438.1
图1 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的关系
这些数字表明：在不同国家中，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高，其社会收益率也高；在不同等级教育中，教育投资个人收益高，其社会收益率也高。如果以两种收益率为坐标建立坐标系，把上面的值描绘到坐标系中，则可以发现这些点大都分布在直线"1"两旁，如图所示。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以下两个原因：(1)不同国家其入学率不同，入学率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其筛选作用强，筛选出来的人才天赋更高，因此能发挥更大的潜力，为个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2)不同国家其劳动就业、工资等制度不同，人力资源配置使用效率不同，配置效率高的个人和社会收益率都高。如同属于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美国的个人和社会收益率都远高于英国。这种正相关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明显地揭示出来。（如Balbin jain.1991."Return to Education:Further Analysis of Cross country Data."Economics of Educaton Review.Vol.10.No.3.Table.1[6]。）再如：我们前面指出越南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低，这也导致了其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贡献非常小。越南1965年人均受教育年数达5.5年，而1965-1990年人均GNP增长只有1%，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分别为：4.1年、4.5%，马来西亚为3.2年、4.1%，新加坡为3.1年、6.5%，印度尼西亚为2.1年、4.5%[3](p37)。也就说主越南虽然在60年代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这种高水平的教育并没有为经济增长带来好处。这主要是由于越南在当时缺少一种让人才充分施展其才能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也是使个人劳动能得到公平的报酬即有利于提高个人教育投资货币收益的制度环境。
要建立起货币收益为主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结构并不是要人为地去扩大不同学历的人的工资差距，而是要逐步完善各种制度，建立起有利于人才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制度环境。它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必须进一步实现教育功能的转变，即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项转变应该说随着教学内容的改变已经发生。但由于特定的原因如人们思想观念转变不彻底、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没有跟上来，导致这一转变还不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主要还得靠加快改革，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消除“读书就为做官”这一封建小农思想的影响。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应加快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废除干部“终身制”；执行干部任职能上能下制；防止权力滥用，惩治腐败。其次，要建立起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的制度环境。这主要应改革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户籍制度是50年代建立起来的，以出生地为准则进行户籍登记和管理。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的直接作用是限制人员流动，把劳动者固定在某一个地方。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市场经济其实质是通过市场来对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它首先要求劳动者具有择业、流动的自主权。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户籍制度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户籍管理的模式还未根本改变。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将成为今后制度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一改革总的原则是要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应打破传统的固定工的用工制度，彻底消除内招、顶替的招工办法，改革传统的统包统分的就业体制。在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扩大企业聘用和个人择业的自主权。通过制订劳动合同，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权益和义务规范化、法制化。最后，要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制度环境。这主要有工资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资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但工资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国有企业中工资差距过少，且造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非能力因素起主要作用如工龄等。这种分配体制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有明显的不同，三资企业职工工资差距较大，且造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能力因素如学历、知识结构等[11]。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靠的是价格，就劳动力资源来说就是工资。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双竞争，以至于在一个平稳点上达成均衡的市场价格。此时劳动力价格既反映劳动者的能力同时也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总之制度环境的建设是一系统工程，它涉及的面较广，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多方面配套进行。
收稿日期：2000-06-08；收修日期：200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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