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进步中的制度因素对增长空间的拓展——基于长三角地区增长模式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因素论文,模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12—0044—03
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都表现为人均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而出现停滞。因此，区域经济增长能够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就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消除资本的报酬递减作用。这里提出的技术进步的含义是广泛的，泛指所有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所产生的市场化效益。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称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市场化实现包括许多内容，其中制度性壁垒的消除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善可视为技术进步中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空间的拓展。
一、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推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始终与制度变迁所释放出的增长空间密切相关，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微观主体效率的改进、资源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高质量要素的引进与扩散等等，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方式各异，也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但所有的制度变迁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配置资源的效率。
（一）增长模式产生的制度机理
对我国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增长模式，理论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使地方政府具备了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也由此形成了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关系。权力下放所产生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必然要对那些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具有主要贡献的经济成分进行保护和促进，由此形成了由倚重不同所有制结构而产生的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不同模式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投资的区域性选择高度相关。如浙南地区之所以形成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增长模式，与在计划经济时期就相当缺乏国家投资有关。而人多地少这种自然禀赋状况很差的资源条件，又迫使社队的农业经济向资源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一旦制度因素对资源转移的限制得以取消，就会启动农业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民间资源不断地涌入低技术含量、却有较高市场效率的简单加工业和简单服务业领域，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私人资本占主要地位的格局。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角色，自然要借助自身的力量，为私营经济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加大对民间资本原始积累的保护，相应地就形成了私人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加大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
苏南地区的增长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苏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就由国家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有经济，拥有良好的国有工业技术基础。在社队集体产权回归乡镇的制度变革中，乡镇政府有能力实现将村镇资源向高效率非农产业的转移。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苏南地区不仅能够更多地接受来自周边城市的技术和知识的外溢，而且也能以政府力量取得规模经济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由地方政府行为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地方小国营”模式。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浙南模式，由于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都源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增长行为，因而其本质是“自组织”的经济模式[1]。 但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是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密不可分，其本质具有“他组织”的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行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给予了上海地区相当大的扶持，制度要素的供给超过其他地区，因受惠于制度创新对增长空间的释放，产生了诸多的连锁效应，表现为既吸引了外资，又引来了内资；既吸纳了国家投资，又吸纳了民间投资；既招来了资金，又招来了劳动力、智力及技术；等等。上海的经济增长也因政策优惠和制度优势而获得了高素质的生产要素，呈现出仰赖“制度红利”和“要素红利”推动的特有模式。
（二）制度因素的增长空间释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源于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而改善过程所倚重的所有制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差异性导致了两省一市三种不同的增长路径。虽说江苏的“集体产权”模式在改革初期由于乡镇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但这种制度却为后续市场化改革增设了障碍，但也因此而造就了产业组织规模对技术创新的有利之处。而浙江的“私人产权”模式虽说在初期资本积累缓慢，却为后续的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但也因此造成小规模资本对技术创新的阻滞。上海地区的“制度红利”并由此所产生的“要素红利”，虽然对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也由此形成了上海市经济增长过程对要素的依赖。
不同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所释放出的增长空间有所不同。就苏南和浙南模式而言，其形成之初都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或“边缘”地带，以较低的资产规模和技术含量进入的一些初加工的低档次消费品领域。低档次消费品的市场空间在短期内突然放大，“缝隙”经济元素首先的反应就是快速增加市场供给。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空间拓展
技术引进之所以可以视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是由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解释，即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是由技术装备加以体现。对贡献形式的区分是确定经济增长具有内生还是外生的特征。外生于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虽然短期能够给经济系统带来增长，但这种增长的长期效应是建立在连续不断地引进效率更高的技术装备基础之上的。这使资本消耗的速度很快就会超过引进技术所产生的效率提高速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仍会产生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效应而使经济增长趋缓，甚至停滞。如果该经济系统未能将引进技术吸收消化，并产生相应的模仿和学习能力，将技术进步因素更多地转变为经济系统中人力资源要素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那么经济系统中增长的路径和资源分配的方式就不再受经济系统本身运行规律的规定，而受制于外经济体的局面将不可避免。这种局面由于增长过程的路径依赖，很可能会形成本经济系统依附于外经济系统的尴尬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的增长路径所产生的投资扩张需求与当时体制中的预算软约束相结合，为投资扩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体制条件。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别部门过度倾斜的条件下，短期内迅速引起消费需求的大面积扩张和跨档次升级。在供需两方面的市场作用下，造成国内实物和人力资本以及国际收支结余均向非主导加工型制造业集聚的局面，迅速引发了高档消费品制造业技术装备的全线引进。受巨大市场需求所带来的超额利润驱使，引进技术装备快速进入生产期就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无论地方政府、产业部门还是民间私人资本，都具有加快向市场投放产成品的急功近利意识。这些意识促使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会重点引进具有相对完善的标准化了的“硬件”技术装备。在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对这些“硬件”技术装备的“肢解”和“白化”过程就变得异常艰难，减缓了由吸收消化步入模仿和自我创新相结合的内生增长之路。
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资本逐利行为，其结果是导致相同技术装备引进的不断增加。在市场机制欠完善的情况下，地区割据和部门垄断格局的存在造成了对要素流动的人为限制，使要素投入价格并非形成于市场竞争，而是一些享有政策优惠的地区能够得到优先发展的制度条件和要素优势。就长三角地区而言，不仅在投入要素价格上享受政策优惠，而且在城市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也比其他地区享受了较多的“制度红利”，并因这种优势迅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和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在技术装备大规模引进的同时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对高质量的资金和人才远远超越其他地区的吸引力。“制度红利”的结果是“要素红利”的产生，为缩短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提供了智力准备和技术前提，使技术引进的吸收和消化功能得以确立，并最终强化外资的技术扩散效应。“干中学”效应以及产生的“学中创”效应在具备了相关条件之后，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逐利机制最终会形成技术生成机制。技术和知识要素更多地变为区域自身的产业要素组成，其结果便是产业素质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的结果会进一步加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形成整个长三角地区竞争状态由以往低成本优势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提升。
二、制度变革对技术进步内生的推动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就必须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变迁速度。因此，逆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将技术进步的各种因素内生于经济系统。一般而言，导致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因素有：着眼于R&D结果和非R&D的技术进步。就前者而言，长三角地区总体上R&D的投入强度目前已接近法国2000年的水平；就后者而言，通过加大技术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方式而接受的技术外溢，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技术进步在经济系统中的内生。
研究表明，如果国内资本品依赖从工业化国家的进口，则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会发生乘数效应溢出。事实上，长三角制造业结构不仅实现了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而且实现了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升级。这个过程因技术引进由“硬技术”向“软技术”的转变，更加剧了乘数溢出效应和结构升级。自2000年以来，上海引进的技术中，按实际到货金额来计算，从美、日、德引进的技术占全部技术引进国的73％。江、浙两省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别同样也是这三国占绝对高的比重。这说明长三角地区技术来源是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技术引进已由20世纪90年代技术装备全线引入，转向对局部关键技术及图纸和专利的软技术引入，进而向加大外国直接投资转变。以独资和合资的形式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使用母国先进技术的可能性也会很大。目前长三角外资投资方式主要以独资为主，说明外资的进入所带来的技术的先进性很高。外资进入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其本土化经营战略使先进技术装备和先进管理理念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也远比技术装备的全线引进高很多。这就使产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衔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路径，对本土工业技术体系逐渐“逼近”发达国家的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应看到，智力资源的非R&D投入和智力资源外溢现象， 对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系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非R&D投入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教育投入，长三角地区不仅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还享受着来自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外学者的智力外溢。迈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不仅是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更是海外学子归国的首选，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地区享受着全国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截止到2004年10月，到上海发展的留学人员已达5万余人，创办了3000多家企业，投资总额超过4.3亿美元[2]。吸引人才政策和智力外溢的双重效应，有效增大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当然还应看到，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技术进步的内生过程。长三角地区由于吸收了大量的外资和进驻了数量较多的跨国公司，使其具有更高的国际化程度，相应的对国际规则和竞争中的规范化意识也比其他地区更强烈一些，因此具有较其他地区更好的专利知识保护意识和更高的技术创新冲动。该地区具有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使其能够更多地采用国际市场规则，从微观主体层面直接产生对专有技术和知识保护的意识和理念。这在专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专利制度的执行和实施等方面，都能够走到全国前列。这使许多高学历学者和归国人员、国内及国际公司，都在这种专利保护意识下更多地对所持有的科技成果申请专利，形成了一批靠持技术专利谋取收入的人群，也使长三角地区成为一个由过去按劳取酬为主，逐步转变为按智力、无形资产、技术和投资为分配方式的多元收入并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