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三大表现形态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右翼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三大表现形态及其根源
冷战后，东亚政治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日本未来政治走向问题，而在日本右翼势力冲击政坛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忧虑并非多余。实际上，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有了极大的增长，而且其政治观念和政策主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概括起来，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集中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
1.美化侵略的言行不仅公开化，且呈现扩大化和组织化趋势
首先，日本右翼势力要求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异常起劲，美化侵略的事件和言论充斥日本社会甚至政界，而日本文部省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也态度暧昧。借此，一些右翼分子和传媒大肆歪曲历史。自民党的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精心策划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称“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等。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虽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与以往相比有了改善，但课堂上，有的教师为了回避史实，往往以没有时间为由，对现代史一带而过，致使许多年轻人对历史事实不甚了然。（注：中国新闻代表团：“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1日。）在这种氛围下，1998年将日本军队描绘成亚洲抗击西方殖民主义的“卫士”的连环画书《战争论》成为日本的畅销书，赞美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也获得最高票房。
其次，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战后50周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以历史为教训重表和平决心的决议》中，“侵略战争”不见了，更找不到“道歉”和“不战”等词句。实际上，早在决议通过之前，以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为会长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就大肆进行干扰。1995年4月24日， 奥野诚亮公然对记者说：“如果作出谢罪决议或不战决议，将在日本的历史上留下污点。大东亚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虽然从结果上说日本是失败了，但亚洲的殖民地独立了。”（注：新华社《参考消息》1995年12月20日。）对在右翼势力干扰下通过的“不战决议”，就连新进党党首、前首相海部俊树也批评说，决议“有许多地方意思不清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注：新华社《参考消息》1995年12月20日。）
第三，围绕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经常是“一个政府两种声调”。一方面，冷战后的细川、羽田、村山、小渊等几任首相都比较坦率地承认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并主动作出反省和道歉。但同时，日本政府一些内阁大臣或口出狂言，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翻案，或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发生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更有甚者，2000年1月21日， 面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的事实，日本最高法院却驳回了诚实对待历史、披露其亲自经历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二战老兵东史郎的上诉。东京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告东史郎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表达抗议的地方了。日本最高法院以司法形式压制正义，公然为右翼分子张目的嘴脸昭然若揭。（注：朱成山：“东史郎缘何又败诉？”见《人民日报》 2000年1月27日。）
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历史的可耻行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指出：“同德国一样，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正视这一点。我们没有冯·魏茨泽克那样的联邦总统。”同德国相比，“日本是个软弱的国家。”（注：“日本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德国《明星》画刊1995年6月22日。 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5年7月14日，第37页。）
2.敌视并力图突破和平宪法
“修宪”在日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和平宪法实施之初的1951年，就有一些右翼分子扬言要删除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冷战后，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日本政治家强调日本应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大国作用，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制约了日本发挥这种作用。所以，冷战后，日本学者就公然宣称：“从长远看，在地区冲突中，几乎不可能限制日本对敌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而这需要对宪法的现有官方解释进行修改，因为根据宪法，实行集体自卫权是违法的。”（注：Trevor Taylor,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Managing the Regional Fallout ( London: Royal Inst.Affairs,1992),p.185－186.）1999年1月4日，日本法务大臣中村政三郎公然发表敌视和平宪法的讲话。他说，日本现行的宪法是一部“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不能进行自卫和拥有军队的宪法，让人窝火”，公开表示要修改宪法，放弃“企图阉割永远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
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会内力量对比和社会舆论都朝着“修宪”方向前进，日本也进入了“事实修宪”的阶段，如通过PKO 法案向海外派兵，强化美日安保体制以扩大军事合作领域，壮大自卫队并赋予其使用武力的权力等。而1999年4月27 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特别是其中的《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更是变相地修改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因为“相关法案”是一整套为日本调兵遣舰、运送弹药、参与联合作战开绿灯的“战争法案”，具有进攻性和危险性，已使宪法第九条成为空壳。
3.主张渐进地自主发展武装力量，以期最终走向战略独立
冷战后，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日本的军事力量及其使用这些力量的意愿近几年来逐渐增长”。（注：（美）迈克尔·H ·阿马科斯特著：《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本大使说日本》，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首先，借口朝鲜核导弹事件， 渲染日本受到“重大威胁”，积极谋求进一步扩张军力。为此，日本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从实质上放弃“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从而使日本军事力量的功能从“专守”日本变为对地区冲突的武装介入，军事活动空间从“远东”扩展到“周边”，对美合作从提供军事基地的静态参与转为实战的动态合作。
其次，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右翼势力还主张日本自主地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分子，虽然他们不主张解除日美安全条约，但也不希望由美国来满足日本的全部需要（特别是安全上的需要），而是要求日本发展更大的自卫力量，并积极地构建新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注：Ichiro Ozawa,Nihon Kaizo (Tokyo: Kodansha,1993).引自 Desmond Ball,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London:Frank Cass,1996) ,p.101.）所以，在日本出现要求重新核武装的声音也就不奇怪了。（注：' Official
Says Japan Will Need Nuclear Arms if N.Korea Threatens',Los Angeles Times,July 29,1993,p.A4.）科索沃战争后，日本一些人甚至认为，“在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问题时，日本应该发挥巨大的作用。新的形势将对我国的战略方针提出新的要求，或者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届时，我国必须具备与美国就安全问题进行战略性讨论的实力。目前，日本虽然具有一定的实力，但遗憾的是还很不够。”（注：秋山昌广：“美国的世界战略和日本的自立”，日本《正论》月刊2000年 2 月号。 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2000年2月1日，第42页。）
第三，在主张自主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公然叫嚣使用武力、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攻击。1993年，前副外相称：“如果日本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在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中，可能需要允许自卫队使用武力。”（注：Asahi Shimbun, July 15,1993,morning p.7.）1999年3月3日， 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在日本众议院安保委员会上公然叫嚣，日本可以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外国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并认为这种举动在法理上是可行的。另一位防卫厅的高级官员也说：“如果受到实际损害后才能对敌国基地发动攻击，日本的自卫权便失去了意义。”（注：古平：“警惕日本的防务动向”，《人民日报》1999年3月11日。 ）至于怎样判断别国的“企图”，当然是由日本说了算。
4.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缘由
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其根源除了众所周知的日本文化中的天皇神国思想的影响、日本人性格中少有负罪意识、战后对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日本未能完全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外，下述几个方面是进一步催生右翼势力的重要根源。
首先，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政策选择是冷战后右翼势力抬头的重要刺激因素。冷战后，日本确立了实现政治大国梦的两个重要目标：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取得和原有五大国同等的地位，并通过联合国插手各种国际事务；突破向海外派兵等原有禁区，使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世纪之交，日本虽然突破宪法向海外派了兵，但宪法仍紧紧地捆住了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手脚，离其做常任理事国也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正是这种实现政治甚至军事大国目标的“使命感”和在现实中的挫折感，使日本政坛一片混乱，政党分化组合，政治精英立场多变，各派政治主张叠出。这种政治氛围为右翼势力张目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其次，冷战后日本种族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并为右翼势力充分利用。1999年，以“日本可以说‘不’”而扬名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他给选民留下的不仅是其极右翼立场，而且是他作为一名强硬派政治家的形象。对此，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腾也发出警告说：“目前的趋势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重新抬头。 ”（注：“日本鹰派扬起民族主义大旗”， 英国《观察家报》1999年4月11日。）实际上， 右翼势力就是通过不断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第三，随着“五五体制”的崩溃，忠于“吉田主义”的自民党老年政治家被逐出权力圈，新保守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开始控制日本政坛。（注：David Arase,'A Militarized Japan?'.Desmond Ball,ed.,The Transform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London:Frank Cass,1996),p.97－99.）这两股势力虽然就日本的未来展开激烈的争论，但都认为现有制度和外交不足以应付今天日本面临的深刻而长远的国际问题，（注：Kent E.Calder, Asia's Deadly
Triangle: How Arms,Energy and
Growth
Threaten
to Destablilize A-sia-Pacific (London:Nicholes Brealey）,p.88）其实质就是要继续扩大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选择直到修改宪法的时机成熟后，再采取战略独立的姿态。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巨变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冷战后右翼势力得以重新抬头并日益猖獗。
二、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对东亚政治的恶劣影响
尽管在日本坚持侵略史观的右翼势力是少数，不会左右日本现有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右翼势力有进行翻案企图重走老路的动向，特别是它们打着“普通国家”的旗帜，披着谋求树立国家新形象的外衣，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昔日的自尊，更重要的是通过美化侵略历史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以重新确立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地位。所以，对这股势力在政治上的严重危害性绝对不能低估。
1.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使日本政界更加混浊，难以直面历史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渐进地被国际社会重新接纳并日益受到重视，其原因主要是：第一，战后日本通过在广泛领域实施美国式民主改革，走上了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核心标志就是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的和平宪法；第二，战败后日本政府出于内外各种压力，特别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下，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公开表示反省和道歉，决心走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第三，战后日本奉行经贸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轻军事重经济，强调日本主要以发展国民经济和提供外援这种方式为国际社会作贡献。
从前面的阐释可以明显地看出，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及其政坛右倾化，从根本上说是挑战日本的和平宪法，挑战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已经定论了的对日本过去侵略战争罪行的公开、公正审判，挑战日本经贸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将导致冷战后的日本政界更加混浊，无法直面历史。2000年1月，日本政府借口所谓的“言论自由”， 放任少数右翼分子在大阪市举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反华集会，这种以所谓的“自由”肆意伤害别国人民的感情、任由极少数人肆意践踏正义和公理的作法就是例证。
2.右翼势力抬头增加了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警惕和不信任
新千年伊始，日本右翼势力也在“反思”和展望。“反思”历史的结果是，卸下历史包袱，不要过于追究历史，日本的“谢罪外交”也应停止；展望未来，日本政客们盘算的是如何明文修宪，如何在21世纪取得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最终一圆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大国的“大和梦”。正因为如此，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 第一次始终没有谈到对过去历史问题的认识，而是就中国的动向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现实意义大谈亚洲的安全问题。桥本首相认为“比起对过去军国主义的反思，论述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轴心、面向未来的亚洲安全保障体制更加具有说服力。”（注：日本《每日新闻》1997年1月15日。）
实际上，东亚国家没有也无法淡忘过去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那段历史，特别是日本还不能完全正确对待历史，而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的事件又不时发生的情况下。东亚国家希望日本继续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如中曾根所称，日本“就应该处在（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位置，利用日本人数千年来形成的思想与生存方式，把其多元的文化与共生哲学反映到国际政治中去”，（注：新华社东京1995年10月9日电。）更不是如日本政界右翼实力派人物小泽一郎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划》中明确表示的，要和美国一样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可见，右翼势力的抬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日本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而日本的亚洲邻国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担负起与其对国际经济政治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相称的道义责任，坚决遏制右翼势力及其活动，否则只会增加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戒心和不信任。
3.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不仅给东亚政治造成恶劣影响，也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增添了新的极大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历史认识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原则问题”。（注：“唐家璇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表明我严正立场：强烈要求日政府拿出诚意负起责任，坚决遏制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逆流”，《人民日报》2000年1月27日。）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 日本政府多次就历史问题做出郑重表态和承诺，承认侵略并向中国人民表示反省和道歉。而日本右翼势力首要表现形态就是变本加厉地美化侵略，日本政府内也不时出现所谓的“失言大臣”。对此，中国政府重视日方的表态和承诺，但日本还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
其次，鼓吹和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贯伎俩。特别是中国提出的新的安全观及其对地区和世界和平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亚洲国家的赞誉；而日本则因强化日美安保体制、自卫队防卫范围的扩大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加剧了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引起邻国的不安。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批评，日本右翼势力极为恼怒。他们更害怕21世纪主宰亚太双边关系的不是美日而是美中，这样，“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越唱越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染指中国领土台湾，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但日本右翼势力染指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不死，特别是自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当局在防卫范围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过许多解释，但就是不肯明确地作出不包括台湾的承诺。1998年，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上表示，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周边地区的紧急事态“同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第六条有关。”（注：“警惕日本官员的表态”，《人民日报》1998年5月27日。）根据该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台湾也包括在内。 这是日本当局企图染指台湾的一次试探。1999年11月13日，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台湾大放厥词，公然称台湾为“周边国家”，形容东京与台北是“首都”与“首都”的关系，公然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所有这些不得不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高度警觉和严重关注。
发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而日本右翼势力却在上述三个主要方面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冷战后日本政坛明显地右倾化，右翼分子的活动也日益呈现扩大化、组织化的趋势。虽然右翼势力还很难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右翼势力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低估其在政治上的严重危害性。为此，日本政府首先要切实负起责任。正如中国外长唐家璇就日本右翼势力大阪反华集会所严正指出的：“日本政府既然一再表示右翼势力的谬论有悖于政府立场，又为何无动于衷，始终不肯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这种态度，不仅不利于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不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最终对日本民族也必将遗害无穷。”（注：“唐家璇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表明我严正立场：强烈要求日政府拿出诚意负起责任，坚决遏制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逆流”，《人民日报》200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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