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俄关系的新变化_中美关系论文

论中美俄关系的新变化_中美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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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正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化格局,在这转折时刻,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和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对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及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中、美、俄三大国关系的新动向。国际舆论认为这三大国正在形成新的三角关系。

一、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其经济实力相对削弱,但总的来说,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上美国又在海湾战争中轻易获胜,一时间,美国狂妄不可一世。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在世界的“霸权”。

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获胜后,布什政府提出,美国走向21世纪的战略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

他在1991年8月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把“世界新秩序”定义为“按照我们(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个国际新体系”,[①]而这项战略的基础是“美国将提供促进全球和平和安全所必须的领导”。[②]

克林顿政府是“冷战后时代”美国第一届政府。1993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强调:“有人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没落,说我们再也担负不起领导角色。……的确,今天的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这和我们以前所感受到的大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更少;更热切地推进民主,而不是更冷淡;在我们发挥领导作用时更加积极起劲,而不是消极颓废。”他极力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③]同年6月10日克里斯托弗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强调,冷战结束正在使美国的领导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接受这一挑战。

为了体现美国的领导作用,1993年9月下旬克林顿政府提出“扩展战略”取代过去美苏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认为“扩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有四点:(1)巩固业已实行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团结,作为实施此战略的核心力量;(2)大力支持正在建立市场制民主国家的新生力量——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其他国家;(3)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孤立对市场民主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促使那些采取市场机制的非民主国家走向民主;(4)对天灾人祸最深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促使发展市场民主体制。[④]其“扩展战略”的目的,就是树立起意识形态这面旗帜作为其维系国内外凝聚力的重要工具。把美国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扩展到全世界的战略,其实质就是把美国势力扩展到全世界,在全世界各地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克林顿政府采取双边和多边渠道,利用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渗透,利用外援、最惠国待遇以及人权问题、军控等等作为施压工具,甚至不惜利用美国建立的所谓“自由”电台搞颠覆性的鼓动宣传,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由于美国“扩展战略”接连受挫,被一些专家认为不切实际,野心过大。经过几次修改,1994年7月美国提出题为《国家安全战略——参与和扩展》的报告,这份报告后经克林顿本人签署。所谓“参与”,主要指的是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但是,规定了“有选择干预”的一些原则,主要还是选择干涉的方式和手段。可见,有节制的参与干涉并没有改变其“扩展战略”的实质。

那么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与依靠力量又是什么呢?

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放在欧洲,美国认为欧洲是它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地区,这是因为欧洲在世界上一直居有战略的重要性,同时在经济上美国与欧洲休戚相关。克里斯托弗1995年6月2日在马德里说:“美国和欧洲之间有着最大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综合关系。美国对欧洲联盟国家的出口和欧洲在美国的投资供养着700多万美国工人。”“欧洲在美国公司的国外收益中约占一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大体相当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总和。”当然亚洲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重要地位而且正在逐渐上升,美国内也有人主张“把亚洲放在第一位”。

美国全球战略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过目前美国更重视与德国建立“领导伙伴关系”[⑤]以建立美国的欧洲的支柱,在亚洲,以美日安全同盟为基石。那么美国全球战略的对手又是谁。

冷战后美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它不希望欧亚大陆有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他把对其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作为对手,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初,曾一度以德、日为主要对手,但是,近两年美国经济保持着较好的增长态势,在与日欧经济摩擦中,美仍居于有利地位。随着美俄蜜月伙伴关系趋于变冷,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持久不衰,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事务中地位与影响逐渐扩大,使美再次把俄、中列为潜在威胁。例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扎尔梅·哈利勒扎德1995年撰文说:美国战略的“最主要的长期目标”是“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保持美国在世界上享有独一无二的领导作用”,“防止出现一个全球性竞争对手或恢复到多极世界,一直到无限期的将来”。因此,美国必须要“防止俄罗斯重新成为帝国主义”,“阻止中国的扩张主义”。“中国是另一个长期内——也许比俄罗斯还要快——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一个竞争对手的重要大国”。从1992年开始,美国舆论界开始制造“中国威胁论”。有一些带有政治偏见的学者在中美关系降到最低点时,曾公开号召美国要联合日本对付中国,制造对中国的“围堵”。

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把世界分为四类,把中、俄、越南作为前敌手,是防范对象。它依托北约和美日安全同盟,在欧洲主要遏制俄罗斯,防范其东山再起,在亚洲则竭力遏制中国,企图阻挠它走向富强与统一。这种霸道行为激起中俄两国的气愤,必然也会引起中、俄两国反对美国的遏制的斗争,促使中、美、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二、美俄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自苏联解体后,美把对前苏联及俄罗斯的政策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不管美苏关系是“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新纪元”[⑥]也好,“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⑦]也好,以及后来称之谓“务实的伙伴关系”也好,都无法掩饰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根本目标,那就是企图把俄罗斯纳入西方轨道,削弱和控制俄罗斯,防范和遏制俄罗斯。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对俄罗斯进行西化、弱化与分化的政策。

1989年初,布什政府上台后花了4个月时间对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进行重新“审查”,随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发表了第一次阐述布什政府对苏政策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超越遏制”对俄新战略。这一新战略主要强调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把苏联最终“融合到世界秩序”中来。

1993年克林顿政府把俄罗斯及前苏联其他地区看做是美国扩大“市场民主制国家大家庭”“能起最大影响”的“最重要例子”,要把前苏联“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外交和经济伙伴地区”。[⑧]为此,美极力支持俄罗斯私有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据美方不完全统计,这些年美国对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提供的各种贷款、投资总额约达86亿美元。[⑨]在向民主化过渡方面,美在俄选举、加强法制、起草宪法、传媒自由化等方面给予训练与合作,美国新闻署同50家俄全国性、地区性和独立的电台签署了美国卫星电视广播网的重播协议。[⑩]在美国西化政策影响下,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后,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他向美保证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西方价值观彻底改造俄国,频繁出访西方大国,利用一切机会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表示愿与西方全面“结盟”,俄外长科济列夫宣称“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民主俄罗斯的天然友邦和最终盟友”,甚至还有人幻想美俄结盟一起主导世界事务,此时被称为“美俄蜜月时期”。据统计仅就克林顿政府上台两年多来,两国首脑正式会晤就有9次之多。

美国西化俄罗斯是为了弱化俄罗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警告说:“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是正在变得无关紧要,苏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仍将是能够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摧毁美国的唯一国家。”(11)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核力量,美国同俄罗斯签订了一系列协定,使俄的核武器削减至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并通过国际协议的控制,竭力设法解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所保留的大量核武器的威胁。克林顿政府明确表示,“今后美俄双边核裁军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帮助俄罗斯尽快拆除其核武器,防止核材料失控的流失,而不是重开新一轮核裁军谈判。”以此达到进一步削弱俄军事力量。

华约解散之后,北约成为欧洲唯一的军事政治集团,美国企图通过加强北约来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真空”。1991年华约解散时,原北约秘书长沃纳重申北约继续存在的理由时说:“我们不能忘记苏联仍是欧洲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尽量保持力量,使均衡不受影响,这就是北约要继续存在的其中一个,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因此,华约刚刚解体,北约便积极插手中东欧地区出现的“安全真空”。试图乘东欧发生剧变,俄罗斯无暇东顾之机,向欧洲中东部地区扩展势力范围。1991年11月,北约首脑会议决定,正式开始向东欧各国对话,并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除北约16国外,还包括苏联、东欧五国和新独立的波罗的海3国。中、东欧国家由于担心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后,重新构成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匈、波、捷、斯、罗、保等国先后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以寻求新的安全保护。1994年1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正式作出北约东扩的决定,1995年9月20日北约理事会通过《东扩可行性研究报告》,试图将除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外的所有东欧国家接纳进北约,从而确立一个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新体系。尽管此举遭到俄罗斯强烈反对,但美国依然声称,北约东扩计划不可更改。并已经造成了许多东扩的既成事实,例如美国和北约通过实施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派兵到波黑“维和”,一些东欧国家向美国和北约提供军事设施和基地便利,装备和训练东欧国家军队,美国海军特种部队也已部署到挪威同俄接壤的边境地带。对此,俄罗斯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说:“北约前进到俄国的边界就只能被视为是遏制俄国政策的继续。”(12)

美国还竭力分化独联体一些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企图在俄周边建立一个平衡体系,即地缘政治多元化体系。1995年美国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2/3是给予非俄罗斯的国家,其中乌克兰是继以色列、埃及和俄罗斯之后第4个受援助最多的国家。1995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访问格鲁吉亚同格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谈,表示美国将帮助格建立军队。1996年2月,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今后将加强相互间的长期防务合作关系。

由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的遏制政策,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觉,并相应调整俄罗斯的对美政策。1993年俄罗斯的议会选举,1994年1月政府改组后,主张民族利益至上的党派占了上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属于激进民主派的原政府副总理盖达尔和原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辞去了新政府职务,亲西方政策的科济列夫外长在当选国家杜马议员后,体面地辞去外长行政职务。由于俄对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以及西方对俄采取遏制政策所产生的负效应,1992年俄亲西方外交受挫后,叶利钦对俄前一段的外交方针进行了反省,俄外交政策重大调整,提出“双头鹰外交”,强调俄国徽上的双头鹰既看着东方,也要看着西方,要“东西兼顾”。自叶利钦批准俄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后,俄在国际事务和地区冲突中,大胆为自己的利益抗争,努力发挥重要作用和重新确立大国地位的动向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俄罗斯外交异常活跃,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一系列外交新举措,从而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国际环境有所改善。今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维护俄国强国地位的全方位外交。

俄新外长普里马科夫在1996年1月12日记者招待会上,对外交作了全面阐述,强调维护俄的大国地位。他说:“俄罗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国,它的外交政策应当与其地位相适应。”纵观俄罗斯近期的对外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强调睦邻友好,把加强同独联体各国的一体化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与前东欧盟国重建新关系。

第二,以西方为重点,俄与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将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强调这种关系应以独立、平等、承认彼此利益和不破坏这种利益为基础。

第三,开展亚洲外交,平衡东西方外交。俄将与亚洲国家结成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中,强调东方外交,有利于“实现同西方关系方面取得均衡的可能性”。正像帕诺夫副外长所说的那样,今后俄将对东西方一视同仁,将在与亚洲国家目前关系基础上,发展对双方、地区和整个世界都有利的广泛合作关系。在亚洲外交中,俄将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放在首要地位。

第四,俄更加强调其外交政策应符合其强国地位,旨在恢复大国地位。具体方针包括:反对北约扩大到中东欧;俄仍把前苏地区视为其利益攸关的传统势力范围,竭力阻止西方向这一地区的渗透;直接界入与其利益有关的前南地区冲突,将不顾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俄重返中东,重新把中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将要继续加强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争夺。

美俄两国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是俄外交的首要关系,美俄之间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分歧仍会严重存在。有时还表现相当尖锐,但双方互有需求和共同利益,在美强俄弱的态势下,对俄的制约,美俄双方的分歧将得到一定的控制,它们之间的合作仍将发展。

三、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居于地区与全球的重要地位

过去中美关系隔绝、对抗和接近都与冷战存在密切关系,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走向“倒退”状态。美国以“侵犯人权”、“违反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为由,对中国实行一系列严重制裁,一度停止两国高层互访、军事交流与对话,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1992年9月2日美国布什政府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严重违反中美“8·17”联合公报规定。10月5日,美国总统签署“美国—香港行政法”旨在通过美国内立法从政治上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克林顿声称他要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与严格附加条件联系起来。1993年2月,美参议院通过美国“与台湾关系法高于1982年美国与中国8·17公报相关部分”,并授权克林顿政府派遣内阁官员访台。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反对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决议,7月底,制造“银河号”事件,指责中国货轮载有化学武器,美国在公海采取军舰跟踪和军用飞机拍照等非常行动,对该货轮进行干扰和威胁。8月25日,美国政府又以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进行技术转让为由,宣布对中国实行为期两年的经济制裁。以上这些都破坏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美关系极度恶化。

1993年9月,美国经过8个月的对华政策辩论以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并恢复两国高级接触。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西雅图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以来首次首脑正式会晤。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向前看”的双边关系准则,并认为“在发展经济贸易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广泛的领域里,中美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1994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

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有两个因素是经常考虑的。一方面看到中国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大市场,力图尽快打入并扩大这个大市场,另一方面又惧怕中国的崛起威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因此,冷战后美国采取对华遏制与接触两手并用政策,在接触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遏制中国,当对华遏制遭到强烈抵制,使中美关系恶化时,又不得不有所调整。

综观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始终处于一波三折、波折起伏、曲折、斗争、时好时坏的状态,斗争与合作并存。江泽民主席提出,“中美之间应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积极、真诚和向前看的态度。但是,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美国内因素决定其对华政策遏制、防范与接触、联系两手并用。其主要是因为,第一,冷战后出现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保持这种局势对双方都有利。第二,中国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政治不断稳定,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地区繁荣、安全与稳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重大的国际问题需要中国的参加。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有相互依存、互补性,特别是中国的大市场对美国的就业与贸易发展有很大的吸引力。第四,中美关系的基础仍然存在,美国还承认中美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以上这些原因使中美关系斗而不裂,合而不畅,斗争和合作并存的状态将继续发展下去。

四、俄国的战略转变与中俄新型伙伴关系

战后中苏关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从50年代的同盟到60年代的激烈对抗,再由对抗到80年代末的关系正常化经历了复杂里程。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任者,中俄关系一开始就比较正常。1992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使中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官员还签署了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共23个文件。

1994年9月12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把中俄两国关系推向新型伙伴关系,它既不是对抗,也不是结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和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1995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中俄边界西段协定的批准书互换仪式,至此两国东西段国界的绝大部分(99%)边界线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又于1996年4月26日在中国上海正式签署了中国同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的协定,这一协定把长期以来经常处于争执或发生冲突地区的双方国境变成了在安全上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地区,这在亚太地区安全上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这是第一份亚太地区多边政治军事文件,对处理国与国之间解决边境争端问题树立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对待有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上,俄重申了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将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总之,中俄两国经过最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使政治关系不断加强,在就双方国内以及国际问题上达到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在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达到共识。1995年3月,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毅然投票支持中国,反对美国所炮制的反华决议。

经贸合作始终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1992年两国贸易额已达到52亿美元,超过中苏贸易额的历史最高纪录,1993年又创记录达到76.8亿美元,1994年虽有所下降,但双方已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正在由低层次的以货易货上升到现汇贸易,投资开发,向大型项目工贸、技贸与高新技术研究与应用等领域,实行重实质规划化方向发展。

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周边地区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有助于两国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中俄两国对国际问题取得共识,即在平等、互惠、不干涉内政,以及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主张在稳定、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此认识基础上达到对国际问题协调行动和发展合作。这有利于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使中美俄形成相互制约和牵制的新关系。

注释:

① ② 乔治·布什:《国家安全战略(1991)》。

③ 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盛顿答电视记者问(1993年6月1日)。

④ ⑧ 莱克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演说(1993年9月21日)。

⑤ 克林顿在波恩的讲话(1994年7月11日)。

⑥ 布什1993年1月访俄时的讲话。

⑦ 美国国务院“快报”,1994年10月10日。

⑨ ⑩ 美国国务院“快报”,1994年12月26日。

(11) 美联社1991年2月7日电。

(12)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夏季号,科济列夫文章“伙伴关系或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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