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必修篇章。在浩如烟海的古文名篇中,谈及经典,《岳阳楼记》是必在其中的。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散文,《岳阳楼记》传唱千年而不衰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下面浅谈一孔之见。
一、记事言志,“记”有异焉
八百里洞庭天下奇,正源于此,自古歌咏洞庭湖的佳作灿若繁星。信手百度,仅唐一代就有二十余首传世名作。但将涌现眼前的诗句一一读过,却发现众多诗文中咏叹洞庭美景者过半,景中寓情者有,更多表达者就了了了。
反观《岳阳楼记》则洞天别开。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气蒸云梦泽,波憾岳阳城”这样的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再重复那些老话没有意思。于是范仲淹换一个新的角度,用另一种文体另说他的一套。
《岳阳楼记》以“岳阳楼记”为题,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而去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以引出最后一段的“古仁人之心”,文章构思别出心裁。全篇仅368字,却内容充实,情感丰富。文章由事入景,因景生情,由情入理。文章一开头以叙事为主,记述了重修岳阳楼和作记;然后由事入景,写在岳阳楼所观、所感;以“然则”一语引出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又以“或异二者之为”展开议论话题,从而揭示主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记事、记人、写景,借景抒情,议景载道,千回百转,层层推进,叙事言情都入化境。查阅资料不难发现,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从这个角度说,《岳阳楼记》发展了“前人之述”,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自然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文章内容。
二、览物之情,得有异焉
从写景的角度说,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景色与他人也有不同。文章是滕子京谪居巴陵时托范仲淹所写,滕子京也很热爱诗文,居巴陵,身临洞庭湖畔,他也曾描绘岳阳楼的景观:东南之国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惟巴陵最胜。濒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惟岳阳楼,最绝。
在这篇《岳阳楼诗集序》中,滕子京以62字极赞洞庭湖之“大观”。他还曾在《临江仙》一词中描绘洞庭湖山光水色: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再看滕子京的洞庭文字,犹如佛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一层境界,那山、那水是客观的存在。而在范仲淹的笔下,那山、那水却是淌过了作者心灵,打上了作者情感烙印的山水,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主观映射。众所周知,《岳阳楼记》并非范仲淹身临其境有感而作。庆历四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则下放河南邓州,他没有可能为一篇文章擅离职守,远赴岳阳。据岳阳楼现存资料,当时滕子京请他属文,只给一幅《巴陵胜景图》,范仲淹就根据这幅图观静止之景,运无边想象,写就了这篇千古名篇。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客,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幼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几句讲的就是创作构思时,想象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飞越千载,随心驰骋。想象飞腾起来了,就会出现文思泉涌的现象。由此看来,能不能写出东西来,不在于眼睛看到了多少,而在于心里激发了多少。览物之情,得有异——和范仲淹相比,滕子京之笔力拙,大概正是少了主体情感对客观景物的同化过程。
三、物我两忘,情有异焉
范仲淹的笔下,迁客骚人“览物之情”,得有不同,那是不是见“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而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悲郁和看“春和景明”而生“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喜悦就是览物之情的最高境界了呢?显然不是。“异二者之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才是范公心生向往的理想境界。迁客骚人的“感极而悲者”、“喜洋洋者”同属以物喜、以己悲的范畴,这种以个人感受为基础的悲欢在范仲淹看来是不值得夸耀的,作为品德高尚的人,个人的悲欢必须建立在国家、百姓的悲欢基础上才有意义,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具备这种情怀的“古仁人”又在哪里呢?
杜甫一生心系国家、心系百姓,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他晚年携家出蜀,生活贫困至极却仍然慷慨悲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用他的遗世精神铸就不朽“诗史”。杜甫可谓“古仁人”的代表。滕子京亦可称“古仁人”。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由此可见,滕子京政治才能非同一般。庆历四年,滕子京因“滥用官府钱财”罪名被贬巴陵郡。到任后,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第二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见滕子京也是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怀的古仁人。对此,《岳阳楼记》亦暗有赞誉。
范仲淹更是“古仁人”的典范。欧阳修给范仲淹的墓碑文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适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由此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范仲淹由来已久的心语。范仲淹从30岁起曾多次上书直谏,为民请命,以致招来数遭贬黜,仕途浮沉。范仲淹贫苦一生,却能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百姓,以致死时“身无以为敛”。从这个角度说,范仲淹就是他理想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不可不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借以传达他的政治情怀的载体,同时又是被贬邓州内心的自我勉励。
综上所述,《岳阳楼记》是一篇融记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名记。“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中一个“异”字把岳阳楼放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去描写,拓宽了描写面面的境界;“或异二者之为 ”中的一“异”,则展示了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突出了“古仁人之心”与“迁客骚人”情怀的鲜对比,扩大了思想内涵,深化了主题。正是两个“异”字在文章结构上起了承转的作用,让各部分内容熔铸贯通,一气呵成,体现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
论文作者:杨英玲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2019年1月总第16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24
标签:岳阳楼论文; 仁人论文; 范仲淹论文; 洞庭湖论文; 后天下之乐而乐论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论文; 岳阳楼记论文; 《教育学》2019年1月总第166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