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笔下的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笔下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明威在美国文坛上的杰出地位和他对美国文学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或者进一步说，海明威作为一名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却一直是评论界论争的焦点。相当数量的评论家认为，海明威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歧视女性，故而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硬汉”形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后，海明威的女性角色更是毁誉参半：有激进者已不满足于称其为大男子主义者而斥之为有“厌女情结”的“男性沙文主义猪猡”；相反，有的评论家则认为他是女权主义者，支持妇女运动。更有评论家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天使和妖女两类。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海明威虽推崇“硬汉”，但并不“厌女”；他的作品的确体现了一个男性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将其视为女权运动的支持者，却也未免言过其实；将人物二分也失之于过分笼统、简单。本文将系统分析评论界观点之分野，并将以历史的观点，从文本入手，分析海明威主要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笔者无意赶“翻案”之时髦，只期对其女性人物有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认识，并以此求教于专家同行。
一
海明威以塑造男性角色，观照男性世界而著称。捕鱼、打猎、拳击、斗牛、战争这些刺激、冒险的活动是其作品的一贯主题。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明显只关注男性世界——书中竟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他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的“硬汉子”，而女性人物似乎往往只作为其陪衬或对立物而存在。因此，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代表的一部分评论家指责海明威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猪猡”。他写道：“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第五纵队》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妇女的敌对意识。……海明威的作品一直具有这种倾向”（注： 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 Boston:Parrar Straus Cirux,1978,p.193.）这种观点得到了朱迪思·费特利的响应。她认为：“解读凯瑟琳复杂性格的最佳途径在于将其视作一连串密码中的又一成员。这些密码一旦解开，隐藏于经典爱情故事背后的对妇女本质上的敌意就变得明白无误了。”（注： Judith Fetterly,The Resisting Reader: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Bloomington:University Press,1981,p.67.）评论家将评论的焦点集中于一个善写男性主题的男性作家的男性人物身上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分关注其男性人物以至忽略或者贬低其女性人物，未免有走极端的嫌疑，且有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
有的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从海明威的私人生活中挖掘材料，解读其作品，分析其人物，于是很自然地得出了海明威仇视女性的结论。他曾多次骂他的母亲“是个婊子”，（注： Bernice Kert,The Hemingway Women,New York:Norton & Co.,1983,p.335,p.400.）对一个给他生命和爱的女人来说，这的确是无以复加的侮辱。他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幸福，三次婚变以及他对几位妻子的攻击性言论，似乎也足以说明他对女性的敌视态度。海明威曾攻击过费茨杰拉德的妻子塞尔达，认为她嫉妒费茨杰拉德的才能，干涉他的创作。（注：参阅 Ernest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New York:Scribner's,1964。）这也被视为他敌视妇女的例证。但结合这些言行产生的背景，似不足以证明海明威对女性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因为在他的传记中亦不难找到他爱恋、尊敬女性的例证。毫无疑问，研究作家的生平有助于理解其作品，海明威也确实常将身边的人和事写入小说，但作家的创作与其个人生活毕竟是两码事，硬将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生活中的人物等同起来，对号入座，不但有歪曲人物形象的危险，而且也是对作家创作才能的一种低估。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但不会将生活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海明威更是如此。他曾经指出：“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作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都更加真实。”（注：见《海明威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348页。）海明威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克斯·威斯特布鲁克曾作过颇有见地的评论：“海明威作为一名艺术家早已超越了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与父母感情上的纠葛，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现实的、 丰富的、常常是尖刻的却又是肯定的态度。”（注：
Max Westbrood,"Grace Under Pressure:Hemingway and the Summer
of 1920,"in Ernest Hemingway:Six Decades of Criticism,edited by Liner W.Wagner,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20.）可见， 一味以海明威的传记和生活为蓝本去分析他作品中的人物，必然要犯削足适履的错误，很难完整地把握和科学地认识作品，得出的结论也无法令人信服。
与上述评论相反，S.J.克鲁瑟和D.罗伯特等评论家则以布莱特·安什丽、玛丽亚等女性人物为依托，指出海明威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他笔下的许多女性人物不应遭到唾弃，而应该受到同情，甚至令人钦佩。因此，“‘爸爸海明威’……最终意义上可被视为斩杀父权和宗法制度巨人的大卫”。 （注： S.J.Crozier and D.Robert,"The Mark of Death,the Face of
Life:Hemingway's Feminique,"in Ernest Hemingway:Six Decades
of Criticism,p.255.）这种观点首次给一再受到忽略或贬低的海明威女性人物以重视和肯定，令人耳目一新。但笔者认为，海明威基本上仍是一个以关注男性世界，思考男性本质，塑造“硬汉子”形象而著称的作家。肯定女性人物若以否定对应的男性世界为代价，那无异于说明作家的创作同样是残缺的。其实，海明威由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猪猡”到“女权主义支持者”的身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评论家先确定了自己的阵营，他们对立的直接结果便是海明威及其塑造的人物只能在两大阵营中寻找自己的坐标，非此即彼，莫有他属。如此读来，海明威必将面目全非，深度全无，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失。
经过激烈的论争，于是形成了某种折衷和妥协。一部分评论家认为，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是因时因地而变的，主张将他的女性人物划分为“天使”和“妖女”两类进行审视。西方有评论家指出：“海明威的女性要么抚摸，要么阉割”（注：Arthur Waldhorn,A Reader's
Guide toErnest Hemingwa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p.123.）。国内亦有学者认为其女性人物不外乎“理想式女人”和“有害的女人”两种。（注：刘治良《海明威的妇女观》，《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75—77页。）这种观点较之以前各家似乎更加客观、 全面，却也未能脱出二分法的巢臼，只不过是浅层解读作品的结果。
二
要客观、公允地界定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就必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重新审视海明威所创造的文本。
暂且不论生活中的海明威对妇女有否偏见，若要说他创作中没有女性意识则实在冤枉。他的短篇小说《密执安以北》、《某事的终结》和《雨中的猫》就是从女性视角展开叙述的。他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谈过自己对塑造女性人物的感受：“我一直认为，同样是生活在严格死板的准则之下，男性要比女性容易得多。没有一个男人像女人那般遵循严厉死板的准则，也没有一个男人像自己想像的那样与女人有着同样良好的道德准则，除非真正努力去做。”（注：Ernest Hemingway,By-Line:Selected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 edited by William While,New York:Scribner's,1967,p.461.）若无女性意识，何以如此理解女性？他在《短篇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又说：“女性人物最难处理，但当别人批评没有你所写的这种女人时，你千万不要担心。那只表明你的女性人物不同于他们的女性人物。”（注： Ernest Hemingway,"The Art of Short Story," in Joseph M.
Flora,Ernest Hemingway:A Study of theShort Fiction,
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9,p.134.）正是由于他的强烈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女性人物的重视，才会在创作中有如此苦衷。
综观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从前期的短篇小说直到《老人与海》，不难发现作家的女性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而是具有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又恰恰表现为作家处理女性人物的矛盾性。前期的作品如《雨中的猫》、《印第安女人》等，都对女性世界予以特殊的关照，但《老人与海》中却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何以解释？笔者认为，女性人物的缺失恰是作家女性意识的一种反映。海明威完全可以加入一个女性人物来陪衬男性英雄桑提亚哥，但他没有。因为，作为一名男性作家，他最关注、最善于把握的毕竟还是男性世界。海明威从未停止过对女性世界的思考，但似乎他思考得越深入，女性人物就越难以把握。思想矛盾的结果便是对女性人物的回避。在这篇小说中放弃女性人物是明智之举，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如若勉强为之，只能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女性形象。这与他提出的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得真实”的创作原则是相悖的。
海明威虽推崇真实，但其女性人物仍未逃脱被斥为“虚假”的命运。布莱特·安什丽、海伦、玛格丽特·麦康伯都在被攻击之列。审察一下海明威女性人物生存的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女性人物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变化，妇女的形象和行为准则较之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很大的不同。李利·布里杰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一书中有着清楚的记录：“由妇女发起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团体迅速增加。它们要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她们在举止、行为和服饰等方面发动了一场革命。妇女着短裙、留短发、
公然抽烟喝酒、甚至出入非法售酒的夜总会。”（注： G. DLillibridge,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UnitedStates,2nd vol,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6,p.137,p.206.）一战后劳务市场开始向妇女开放，妇女有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据李利·布里杰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少有一千万妇女有了自己的工作。另外，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性革命也在悄悄展开。如此看来，布莱特等女性人物的衣着举止并非像有些评论家所攻击的那样“虚假”和“极不真实”，而恰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海明威对她们的生存状态作出了理性的审视和真实的刻画。海明威作品中所出现的女性婚前性行为、非婚同居、堕胎等现象虽不普遍，却也与历史背景相契合。
海明威笔下的许多女性在性格上具有矛盾性。表现为：经济方面的依附性和性方面的先锋性并存，既有勇往直前的闯劲却又为绝望、沮丧所困扰。不可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迷惘的一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但这其中也暴露了作家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的局限性。正如前文所述，一战后到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妇女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然而，海明威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多为护士、教师这些相对传统的女性职业，或者没有职业，或者干脆就是妓女。这势必造成女性对男性在经济方面的依赖。同时，还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先锋女性追求的只不过是经济上的依附、情感的寄托和性的满足。这其实也是作家的迷惘，他呼唤着新女性的出现，但新女性的形象在他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除却这些缺憾，海明威的女性人物形象仍然是丰富、真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三
尽管海明威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有局限和不足，但他对刻画女性人物所作的不懈努力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是不可抹杀的。下面，笔者将就其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所谓“妖女型”女性以及所谓“阿米巴”式女性分别进行剖析，择其典型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早期作品中的女性。
在他最初的49部短篇小说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目对女性或男女恋爱有着特殊的关注。这里只谈丽兹和印第安女人。
《密执安以北》中对性的大胆描写引起评论界、出版界的众多非议。格特鲁德·斯泰因称它“无法卒读”（注： 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Bantambooks,Bantam
Edition,1970,p.115.）。埃德蒙·威尔逊也认为它是一个败笔。海明威的两个出版商霍勒斯·里尔瑞特和马克斯韦尔·珀金斯甚至不愿将这篇小说收入集子。然而，这篇小说恰是海明威的女性意识的最早体现。
小说通过丽兹的第一次也是不成功的性经历展示了她内心的痛苦，而这痛苦正是因为她所爱的男人的自私与麻木。小说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述，但大部分篇幅都集中于女性人物的所思所感：先是她对吉姆的迷恋，然后是思念的折磨，再后是内心的伤害，最后是自我疗伤。作者的情感倾向一目了然。海明威还成功地通过对比来引起读者对女性角色的同情。丽兹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铁匠吉姆十分迷恋，觉得他的大胡子和毛茸茸的胳膊很有男人味。她的爱单纯幼稚却也热烈真诚。吉姆却只把她视作满足性欲的工具。他“喜欢她的脸蛋，因为它洋溢着欢乐。但他从来都不把她放在心上。”（注：本文的短篇小说引文皆出自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The Finca Vigia Edition,New York,Scribner's,1987。 ）吉姆利用她炽热的感情，在“坚硬”、“粗糙”、“冰冷”的木板上骗走了丽兹的童贞。在描述两者当时的不同表现时，海明威多次重复“她感到十分害怕”，而“吉姆却睡着了”。面对这样的结局“她哭了……”，但善良、体贴的丽兹“仍然脱下她的外衣掉过身子，给他盖上，小心翼翼地把他裹在衣服中间。”海明威并不是要塑造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形象。丽兹失身与其说是受强迫不如说是自愿。当她答应同吉姆出去时，她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而且“她想要”这件事情发生。这正是她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因此，沃尔登和奥尔德里奇等人提出的“丽兹被强奸了”（注：Arthur Waldhorn,A Reader's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p.44.）（注：见ArthurWaldhorn,A Reader's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p.123.或 John W.Alrege,After the Lost Generat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Writers of Two War, NewYork:MaGraw-Hill,1951,p.28。）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丽兹的个人意志和自制能力。丽兹与传统女性的区别不仅在于她敢于去爱，更重要的是她能从伤痛中重新站起来。在小说结尾，她离开吉姆回到“床上”——回到了正常状态。尽管完全从伤痛中恢复仍需要很长时间，但恢复的过程毕竟已经开始，因此，主人公丽兹已初具某些“硬汉子”的素质。
阅读《印地安营地》时，许多评论家都将焦点投注在尼克在这个事件中所受的“教育”上，认为小说是“一个学徒最初磨难的蓝本”，（注：Arthur Waldhorn,A Reader's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p.24.）但对“教育”的提供者——印第安女人，却很少提及。当评论家真正把视线转向这个女人时，总会有不利于她的言论。斯拉贝认为尼克“在潜意识里已将痛苦和不快与女人等同起来”。（注：Robert M.Slabey,"The Structure of In Our Time,"in Ernest Hemingway:Six Decades of Criticism,edited by Linda W.Wagner,East Lansing: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87,p.72.）沃尔登的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她的尖叫搅得发疯，（印地安男人）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注：Arthur Waldhorn,A Reader's Guide to Ernest Hemingwa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p.54.）如果说忽视了女性角色只是没有完全把握小说内涵的话，那么，贬低印第安女人则是对小说的误读。
印地安男人自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次倾听医生父子的对话：“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爸爸？”“我不知道，尼克。有许多事情他忍受不了，我想。”很明显，印地安男人之死的原因是内在的而非外界的。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妻子的痛苦尖叫使丈夫自杀，他自身性格的脆弱以及不负责任的逃避心理则是其自杀的根本原因。霍夫曼在评论这篇小说时写道：“年幼的尼克认识了两种形式的虚无。即死是无法逃避的（印地安男人自杀）和人是脆弱的——人类对各种生理、心理磨难有内在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印第安女人漫长而又痛苦的分娩）。”（注：Stenven k. Hoffman,"Nada and the Clean, Well-Lighted Place;The Unity of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in
Ernest Hemingway,edited by 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n
House Publishers,1985,p.72.）现在看来， 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痛苦的直接承受者挺了下来，而间接承受者却自绝性命。何以说死亡无法逃避？明明是印地安男人的内在脆弱性导致了悲剧，却又为何归咎于印第安女人的分娩？在接下去的对话中作者的意图就更明显了。“有许多男人自杀吗？”“不是很多，尼克。”“许多女人自杀吗？”“几乎没有。”“她们从来都不自杀吗？”“噢，有时会。”可见，在痛苦面前更坚韧的是女人，逃避的是她的丈夫。他远远不是一个英雄，因为“海明威式的英雄在死亡来临时知道如何面对它”， “他们不会自杀。 ”（注：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还有一种理论竟然指责印第安女人是丈夫的“毁灭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只截取了因果链条上极短的一段加以考察，结果在小说营造的悲剧氛围中迷失了方向。其实，印第安女人不是毁灭者，恰是生命的给予者——她所承受的痛苦正是因为她要将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世界上来。有谁会责备这样痛苦而伟大的事业呢？尼克在这个事件中所受的教育不仅是世界之虚无、人生之痛苦，更是如何像印第安女人那样勇敢地面对虚无、征服虚无和痛苦！
第二，所谓的“妖女”型人物。
《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后，评论界基本持肯定态度。罗维和布伦纳甚至认为它是“海明威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或许是最为成功的小说。”（注：Earl Rovit and Gerry Brenner,Ernest Hemingway:Reviewed Edition,Boston:Twayne Publiahers,1986,p.128.）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小说过于感伤。海明威传记作者之一杰弗里·迈尔斯的母亲格雷斯在给他的信中称这是“本年度小说中最龌龊的一本”（注： Jeffrey Meyers,Hemingway: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 1985,p.147.），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安什丽。爱伦·泰特宣称布莱特“虚假”、是一个“脸谱型人物”；（注： Allen Tate,"Hard-Boiled",inBrett Ashley,edited by 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Publishers,1991,p.10.）梅尔认为她“从来就不真实”（注：AnderMuir,Rev.of A Farewell to Arms,Hemingway:The Critical Heritage,edited by Jeffrey Meyer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1982,p.96.）；巴达克则认为她是“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注：Theodore Bardack,"Hemingway's Women:1950,"in Ernest Hemingway,edited by 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5,p.12.）；威尔逊等人又加之以“妖女”、 “彻底的破坏力量”等罪名。 （注：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SevenStudies in Literature,Boston:Parrar Straus Cirux,1978,p.193.）但是，这些观点都有失公允。首先，布莱特·安什丽是个真实的人物。她所代表的女性曾一度被认为“是道德的卫士”。“年轻姑娘们必须天真地期待着一个最终将她们领向圣坛并且就此永远幸福的浪漫爱情。她们对性几乎一无所知，或许能在少量的生理教育中略有了解。直到‘合适的人选’出现， 她们不能接受任何男人的亲吻。”（注：Frederick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 Twenties,New York:Harper and Row,Perennial Library Edition,1964,pp.73—74.）然而，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论及的，战争改变了一切。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妇女模式已逐渐被抛弃，新女性已不再满足做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她们竭力要走出社会所期待的活动范围——家，而且还故意闯入一些传统的男性活动范围以期引起公众的注意。布莱特就是这新女性群落中的一员。
因为她抛弃传统女性角色，闯入传统男性领域，招致了“没有女人味”的骂名。但事实恰恰相反。书中的男性人物无一例外地迷恋布莱特。杰克哀求布莱特与他同居；而科恩一见到布莱特便被她的美丽所打动：“她是个异常吸引人的女人。”他整天围着布莱特转，当后者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时他欣喜若狂。坎贝尔明知布莱特对他“不忠”，内心极其痛苦，每天都喝得烂醉，却仍不愿放弃婚约，期望布莱特再次回到他身边。戈顿是书中惟一没有明确追求布莱特的人，但对她也是赞不绝口。米皮普勒斯，一个用金钱换取爱情的老手，竟愿出一万美元引诱布莱特去度假。罗迈洛也爱上了布莱特并想与她结婚。假若没有女人味，布莱特何以会使这么多男性着迷？她是一个很有个性与魅力的女人，她不是没有女人味，只是没有像批评家所期待的传统女人味而已。
有的评论家将科恩、坎贝尔等人的痛苦与绝望归咎于布莱特，称其具有“彻底的破坏力量”。其实，早在认识布莱特之前，他们已经为绝望所笼罩。这几个人不像杰克那样具有“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他们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布莱特不是他们绝望和痛苦的原因，他们对布莱特的苦苦追求恰恰是其精神空虚和绝望的表现。他们的失败实质上是自身精神危机无法摆脱后寻求外在依附的失败。布莱特没有满足他们并不足以将他们毁掉。同时，布莱特对他们的最后拒绝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自身意志才是摆脱内在精神危机的关键。
布莱特的放荡生活一方面是当时“迷惘的一代”女性反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特殊经历的结果。她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对自己所受痛苦的报复。她试图在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得到慰藉，但得到的却只有痛苦。所以她和杰克走出舞厅时告诉他：“噢！亲爱的，我太痛苦了，一直如此！”（注：Ernest Hemingway,The
Sun Also Rises,New York:Scribner's,1926,p.24.）作者又通过杰克和迈克之口叙述了布莱特的曲折经历。“战争爆发时，与她真心相爱的人死了，她嫁给了安什丽勋爵。当他回家时，他不睡在床上，总是叫布莱特睡在地板上。最后，他脾气越来越坏，扬言要杀了她。睡觉时，身边放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布莱特常常在他睡着时将子弹取出来。她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可见她一直是一个受害者。后来的迈克和科恩同样让她难以忍受。甚至杰克，这个她深爱却又无法与之结合的人，给她的沮丧也多于安慰。罗迈洛虽然能提供给她杰克所不能给予的，但在他心中占第一位的是斗牛而不是布莱特。杰克说的对，她是一个被挫折毁掉的好姑娘。
布莱特心地善良，“她喜欢照顾别人。这是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迈克如是说。迈克嘲笑科恩时，布莱特制止道：“住嘴，迈克尔，嘴上积点德！”她这样做显然不是出于对科恩的爱，而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一个人如此对待同伴。如果不了解她的痛苦过去，可以说布莱特的生活是放荡的，但她绝不是妓女。面对一万美金的诱惑她毫不动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尽管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关注的中心依然是男性，不过其女性意识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布莱特远非完美的女性，但她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海明威清楚地传达了他对新女性的同情和支持，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新女性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对旧传统的反叛，而是如何建立能为公众接受的新的行为准则。要做到这一点她必须付出很大代价。海明威似乎在暗示，女权运动所获得的胜利给女性带来的不过是情感的动荡和自身角色的迷惘。可见海明威对新女性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不比当时的许多女性更明确。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弗》）几乎是美国各种文学选集的必选篇目，也是海明威最受关注的短篇小说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正是误读最多的作品之一。长期以来，评论界一直认为这是“一篇有关开化了的女人的精彩寓言。这个女人鄙视没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男人，而一旦男人显示出一点勇气和进取心，女人就会竭力将其毁掉。”（注： 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Boston:Parrar Straus Cirux,1978,p.193.）
玛格丽特果真如此万恶不赦吗？事实并非如此。她决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典范人物，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评论界之所以得出不利于玛格丽特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男权主义立场上，以男性人物的视角为评论的切入点，并将此视角加给海明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小说是以全知视角展开的。通过这种手段，海明威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从作品的表面铲除，只提供事实，把判断的权力交给读者。要全面把握玛格丽特这个人物，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与她密切相关的两位男性。
她的丈夫弗朗西斯腰缠万贯，至于财富是不是他的才智和奋斗的结果，则不得而知。“他懂得摩托车……知道书里的性爱，很多的书，太多的书，知道如何攥住钱，知道他的妻子不会离开他。”直到他举枪面对受伤的野牛之前，他一直是一个胆小鬼，一个毫无主见的孱头。这在要饮料的那一节中就有了明确的表现。他只能与威尔逊要同样的饮料。他遇到狮子时，竟夺路而逃，而后还要到妻子那儿去寻求情感上的安慰。这正是玛格丽特鄙视他的原因，这也是她无所顾忌地与威尔逊“热乎”的催化剂。当提及他们的婚姻时，叙述者用同样讽刺的口吻说道：“他们的结合具有坚实的基础。玛格丽特太美了，麦康伯不会同她离婚，而麦康伯又太富有了，玛格丽特也不会同意离开他。”显然，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场金钱与美貌的交易。但物质享受并非玛格丽特所要的一切，她还需要精神的东西。她几次要离开麦康伯正是基于现有婚姻中精神生活的匮乏。如果真的是放荡得无可救药的话，她不必这样——一个有钱而懦弱的丈夫更容易对付。其实，她对丈夫有情感上的认同，否则不会因麦康伯望狮而逃而被“深深刺痛”，感到极端的耻辱。另外，玛格丽特在车上对威尔逊的亲吻以及夜间与他私通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弗朗西斯的怯懦表现的一种惩罚，她欲借此激起弗朗西斯的愤怒和勇气。事实证明正是这件事促成了他的根本改变。
弗朗西斯和威尔逊都将玛格丽特视作“婊子”，许多评论家也持此观点。殊不知前者的软弱恰是玛格丽特胡作非为的诱因；而后者则更糟，他背着个双人睡袋满足其女主顾的需求——他实际上是玛格丽特的异性对应物！威尔逊或许是位优秀的猎手，但并非像布莱纳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英雄典范”（Code Hero）。首先，他没有职业道德， 领着主顾驾车打猎，陪女主顾睡觉。另外，正是由于他的“野牛死了”的错误判断才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不是“英雄典范”，更不是海明威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将玛格丽特视作凶手只是威尔逊的观点。海明威自己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不，她是否故意向他开枪，我并不比你们更清楚。如果我追问自己，我是能弄明白的，因为毕竟是我写的这篇小说，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注：Ernest Hemingway,"The Art of Short Story," in Joseph M.Flora,Ernest Hemingway: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9,p.135.）海明威耍了一个噱头，他留给读者的仍然是个谜。但他同时向读者暗示：猎人威尔逊的观点不足以为信，谜底需到“谜面”——文本——中找。重新回到文本时我们就会发觉全知叙述者讲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麦康伯太太在汽车上，眼看野牛的犄角马上就要顶到麦康伯的身上，就用那支6.5 曼利切向那条野牛开了一枪，谁知道却打中了她丈夫头颅底骨上方约莫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她在紧急关头开枪射牛，却击中了自己的丈夫。倘若她存心杀夫，则不必冒这个险：野牛完全可能把他撞死。
麦康伯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刚刚捡回了做人的尊严便失去了生命；玛格丽特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自己的美貌和麦康伯的金钱的牺牲品。
《乞力马扎罗的雪》与《弗》两者因发表时间相近而被视作姊妹篇。既然是姊妹篇，其女主人公海伦自然而然就成了玛格丽特的同类姊妹而深受关注。评论界一般认为这两篇小说的联系点在于：“两个男人都找到了一个摧毁灵魂的女人做老婆”（注：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Boston:Parrar Straus Cirux,1978,p.195.）；“小说的中心在于指出女人和金钱的腐蚀力量”；（注：Carlos Baker,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Princeton,N.J:Prince University Press,fourth edition,1972,pp.186— 187.）小说的主题就是“酗酒、女人、金钱导致堕落”（注：Jeffrey Meyers,Hemingway:A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 Row,1985,p.277.）。但这些观点与文本和海明威的创作意图都不相符合。
哈里的堕落是内因使然。他并不爱海伦，只是为了金钱和享受才委身与她。他那饱含深情的“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其他任何人”，不过是“平时用来谋生糊口的谎话”。他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他虽然有才能，但是因为弃而不用，因为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所仰仗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但这并不是海伦的过错，因为“他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完了。一个女人怎么知道你说的话都不是真心实意的呢？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不过是出于习惯，而且只是为了舒服呢？”那种认为是哈里与海伦的婚姻使他堕落，海伦是“摧毁灵魂的女人”的观点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合理的。这与一个法官斥责一个受人猥亵的女孩，怪她长得太漂亮了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海伦对哈里的爱是真诚而持久的。她到远处去打猎，以免惊动哈里喜欢的野牛；她要给哈里朗读以减轻其痛苦；当哈里消极等待死神的来临时，她督促他不要绝望，并要求他不要喝酒，以免病情恶化。她把哈里视作生命和生活的中心，对他有求必应，无微不至。但对哈里来说，海伦只不过是获取物质享受的手段和满足性欲的工具。
海伦不是那种风流浅薄的女人，而是一个在苦海中沉浮的女人。她第一个丈夫撇下她和两个孩子，命丧黄泉。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孩子，结果却受到孩子们的排斥。没有爱的生活对她来说就像梦魇。她只能到酒杯里，在情人们身上寻找安慰。后来儿子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再次将她抛入孤独和绝望的深渊。一连串的厄运将她推到哈里身边，但事实证明，这个她“敬慕”的人未能给她所期望的一切。也正是在厄运中才展现了海伦不屈不挠的个性，这种个性恰是海明威笔下“硬汉子”的特质。遗憾的是海伦并未完全走出传统女性的圈子，她不能或者说未曾尝试过从家庭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她一生都围着丈夫和孩子打转。海明威试图通过海伦的归宿说明：女人将一切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是很危险的。
第三，所谓“阿米巴”式人物。
评论界因为没有认识到安什丽、玛格丽特等人的内心痛苦和潜在优点而将其视作“妖女”尚有情可原，因为她们表面上似乎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明显具有勇敢和奉献的优秀品质的女性仍然未逃脱被口诛笔伐的命运，则着实令人费解。《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以及《过河入林》中的雷纳达等人被斥作“无知”的“阿米巴”人物、“白日梦者”。但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她们的爱，亨利、乔丹、坎特韦尔等主人公才能坦然面对死亡。通过这些人物，海明威试图说明爱情是医治“虚无”的一剂良药。
《永别了，武器》开始时，凯瑟琳尚沉浸在深切的丧亲之痛中。她因为“未能给未婚夫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深感内疚。失去亲人的悲痛和严厉的自责几乎使她精神崩溃。初次见到她时，亨利竟以为“她可能有点疯了”。凯瑟琳马上明白了他的心思，说道：“我出了一点洋相，现在好了。 你看我并没有疯掉，
我没有垮掉。”（注：
ErnestHemingway,A Farewell to Arms,New York:Scribner's,1932.）她认识到由于沉浸在刻骨铭心的痛苦之中，自己已有点失常了。亨利便充当了她死去的未婚夫的角色。他们的爱情是从游戏开始的。凯瑟琳想找个寄托，亨利无非要占点便宜。“我知道我不爱凯瑟琳·芭芭拉，我也从未想过要去爱她。这是一场游戏，比如桥牌，玩这种游戏时你只是说说，并不真地打牌”。已经堕入爱河的凯瑟琳马上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立刻作出反应：
“我们在玩一个肮脏的游戏，不是吗？”
“什么游戏？”
“别装傻啦。”
“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她说，“你知道你在玩游戏，但这是个肮脏的游戏。”
……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撒谎。”
她能看透亨利的心思并提醒他面对现实，显然不是一个无知、没有头脑的女子。亨利也最终深深地爱上了她。亨利回忆道：“我的生活曾一度非常充实。”他曾对凯瑟琳说过：“现在如果你离开我，我在世上就一无所有了。”
凯瑟琳不但给亨利以爱，而且教给他真爱的意义。牧师曾对亨利讲过爱的“哲学”：“当你恋爱时，你希望为对方做事情，你希望为之牺牲，你希望服侍对方”。这一切恰是亨利所不具备的。凯瑟琳的看法更具体：“我要你想要的一切”；“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你想要的一切”；“我就是你。不要分出一个单独的我来”。凯瑟琳所表述的正是男女相爱的最高境界，即：两人融为一体，灵肉相合，不可分离。也正是她的爱才使亨利完成了从一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到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的转变。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亨利列举那些他“一听就害臊的空洞话语”时提到了“神圣”、“光荣”、“牺牲”等词却未包括“爱情”的原因。显然，书中人物和作者都认为爱情是对抗虚无的最后屏障。
评论界对凯瑟琳之死的解释也大相径庭。朱迪斯·费特利认为：“她的死是弗雷德里克对她日积月累的敌意的必然结果。”以詹姆斯·内格尔为代表的评论家则指出：是凯瑟琳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才导致了她的死亡。但无论如何，凯瑟琳的悲剧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海明威正是通过凯瑟琳之死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世界不断将灾难降给人类，人类需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承爱。海明威在书中说得很明白：“如果人们给世界带来很多勇气，世界就不得不毁灭他们，让他们屈服。所以，它就把他们杀掉。世界让每个人都屈服，许多人却因之而坚强。然而，对那些它不能征服的人们，它就把他们毁掉。无论善良的、温柔的还是勇敢的都在劫难逃。”善良、温柔而勇敢的凯瑟琳就成为被毁掉的一员。她的悲剧与弥漫于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是相契合的。
当评论界把“无知而驯服的小媳妇”（注： Carol H.
Smith,"Women and the Loss of Eden in Hemingway's Mythology,"
in Ernest Hemingway:The Writer in Context, edited by
JamesNagel,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td.,1984,pp.136—137.）、“海明威神话中完美的性工具”（注：Marrk Schorer,Rev.of For Whom the Bell Tolls,Hemingway:The Critical Heritge,edited by Jeffrey Meyer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1982,p.340.）、“小宠物”（注：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New York:Scribner's,1932.）等名字一古脑儿地加给玛丽亚时，他们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他们完全以现代个体为标准衡量一个在传统环境中成长的女孩；第二，他们忽视了玛丽亚的心理需求——同凯瑟琳相似，她要摆脱父母惨死，自己遭法西斯分子凌辱的噩梦。游击队员最初发现她时，“她很不正常……一句话也不肯说，一个劲地哭。要是谁碰她一下，她就会像一只浑身湿透了的狗儿，抖个不停。最近她好些了。”（注：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Tolls,New York:Scribner's,1940,p.28.）她好转的原因是她接受了帕尔拉的疗伤良方：“如果我爱一个人，爱就会把痛苦消除。”乔丹出现后，他们一见倾心，坠入爱河，从此翻开了各自生活新的一页。玛丽亚与凯瑟琳两人的爱情观是相同的，都注重给予、奉献，追求夫妇合一的境界。玛丽亚多次向乔丹深情地表白：“如果我成为你的妻子，我会尽力让你感到高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每个人都是对方。”这种无私的爱深深打动了乔丹。他明白了玛丽亚才是他的真爱：“我深深地爱着玛丽亚，好像我就要死了。我从来都不相信有这样的爱情，也从未想过它会发生。”他与玛丽亚诀别时说道：“听着，我们现在不去马德里了。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和你在一起。你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去了，我就随着你去了。从这种意义上我也去了。”乔丹已与玛丽亚合二为一。这种爱情境界是海明威的其他男性主角所从未达到的。
遗憾的是这种爱情并不为评论家们所赏识。爱德蒙·威尔逊在比较吉卜林和海明威后指出：“两人笔下的爱情完全没有实际生活中男女之间公平交换的关系。只有在年轻人的春梦中才能找到这样的至福。”（注：Edmund Wilson,The Wound and the Bow: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Boston:Parrar Straus Cirux,1978,p.194.）言下之意即天下爱情皆为相互索取的交换关系，只讲给予的爱情便不真实，不可信，或并不存在。这种观点实在是太武断，也太悲观了，因为纯洁爱情的典范实在不胜枚举。
玛丽亚的爱对乔丹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与玛丽亚结合之前，乔丹在痛苦地等待末日的来临。他们相爱后，他感到时间停滞了，感到了一种永恒：“如果你的生命用70个时辰来换取70年岁月，我已经拥有那份价值了。很幸运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什么很长时间的话，你的余生中也不会有，今后也不会有，但是却有‘现在’。所以现在是值得赞扬的。拥有它我现在很幸福。”
总之，玛丽亚与乔丹的关系并非一般评论所说的主仆关系，而是绝境中两个个体的相互吸引，因为他们需要对方的帮助和抚慰。正是他们的爱情使玛丽亚摆脱了噩梦般的过去，也使乔丹保持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勇敢地面对灾难和死亡。“乔丹在与他志同道合的姑娘的热烈相爱之中，而不是在为事业的自我牺牲中领悟到了生与死的真谛。”（注：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15—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