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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3）03-0041-03
1997年以来，我国采取了诸多刺激总需求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国经济的运行，似乎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长期现象。然而，对于一个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非常大，因此总需求长期不足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近几年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不断变化，但不论原因是什么，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打破这种僵局的前提条件。
一、高储蓄必然与高增长相伴随
由哈罗德-多玛模型可知，在一个劳动力十分充足的经济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全社会储蓄率与资本产出率之比。虽然这个模型忽略了一些复杂因素，但其基本结论是可信的。从这个模型可知，若资本产出率不变，那么随着全社会储蓄率的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上升，这也就意味着高储蓄必须与高增长相伴随。为了搞清楚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应如何变化，最重要是认清全社会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动情况。
1.国内储蓄率的变动情况
国内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和各行为主体的储蓄倾向。从1995年以来情况看，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
一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95年的10.7％上升到2001年的17.1％，上升了6.4％个百分点。由于政府是各类行为主体中储蓄倾向最低的，因此这一因素会使国内储蓄率明显下降。
二是居民储蓄倾向明显上升，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由1995年的17.4％上升为2001年的22.6％，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由16.9％上升为26.4％，分别上升了5.2和9.5个百分点。这一因素会使国内储蓄率明显上升。
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前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大一些，因此国内储蓄率是下降的，估计下降幅度在3个百分点左右。
2.资本产出率的变动情况
资本产出率等于总产出与实际使用的总资本之比。由于总资本和资本利用率很难取得完整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分析一些相近的指标来观察其变动情况。从1995年以来工业的资本与产出关系看，尽管生产一单位增加值所需的固定资本数量有所上升，如固定资产原值与增加值的比值由1995年的2.91上升为3.05（注：在计算资本与产出的比值时，没有把资本折算为统一的价格。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由于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以前的价格计算，而增加值均按现价计算，因此会导致资本产出比率较低。），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增加值的比值由1.78上升为1.96，但总资本与增加值的比值并没有上升，1995年和2001年分别为3.94和3.95（见表1）。由于总需求不足会造成资本利用率下降，而1997年以后我国面临总需求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直接计算的资本产出比率并没有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资本产出率的变化没有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表1 工业企业的资本产出比率
注：1996年及以前为独立核算工业，以后为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工业
综合国内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两个因素的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1995年以后应是下降的，但幅度并不大，最多在1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1991-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0.1％，而这一期间又发生了严重经济过热、需求不足等诸多不利于经挤增长的事件，因此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应在9％以上。
二、经济增长速度偏低必然造成总需求不足
在资本产出率已知的情况下，由哈罗德-多玛模型可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反推出投资率。经济增长速度偏低可理解为与其相对应的投资率低于全社会储蓄率。由于投资主要是依赖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的暂时偏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若投资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所需的水平，那么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必然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因此迟早会对投资活动构成制约，从而引发总需求不足问题。
自1997年以来，我国采取了诸多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如刺激出口、增加财政赤字、提高居民收入等等，虽然这些政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作用大多是暂时的，并不能消除总需求不足的根源，当这些政策的力度减弱时，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再次显现。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偏低，实现该经济增长率所需的投资率低于全社会的储蓄率，那么总需求不足问题就会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地依赖一些临时的措施来扩大总需求，但这一做法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会使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居民收入的过快增长会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临时措施的长期化是不可取的。
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消除总需求不足的最佳选择
为消除总需求不足，可供选择的途径有：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和扩大净出口。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最佳选择应是增加投资，而要增加投资就必须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1.储蓄过多了吗？
我们并不是说增加消费不能消除总需求不足，也不是说增加消费完全没有可能，关键是在于有没有必要这样做，也就是储蓄是否真的过多了。众所周知，储蓄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如何增加储蓄也就成了发展经济学重要议题。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居民高储蓄的支撑。因此我们不能因一时的需求不足就把高储蓄说成是坏事。
我国经济的现状是发展水平很低，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正期盼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来吸纳，几千万的农村贫困人口也要靠经济发展来脱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中，可以说到处都需要投资，居民住宅、国民教育、科研开发、环境保护、城市公用设施、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领域所需的投资规模之大，都不是短期内就能满足的。我国千方百计地大量吸引外资不也正是为了有更多投资吗？因此要说国内储蓄已经过多，那是很难理解的。
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居民储蓄倾向下降了，要想让它再回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珍惜高储蓄的机会，利用这个时期来加快经济发展，尽可能地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
2.出口为的是什么？
扩大净出口是快速缓解总需求不足的良策，如果总需求不足是暂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大规模的净出口可以长期地存在下去。国际贸易的目的是利用国际分工和交换来增加国内可供使用的商品总量，而净出口则是把国民财富让外国人使用，如果净出口是暂时的，那么还可以用不同时段间的交换来解释，但长期的净出口就和赠予没有太大的差别了。长期的净出口再加上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盈余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连年上升，2001年增加466亿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若把这部分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至少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大约可增加将近100万人的就业机会。在外汇储备已很充足的情况下，牺牲100万人的就业机会来增加外汇储备是否值得呢？
3.增加投资完全是可能的。
近几年，为刺激投资而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收效并不是很显著。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并不在于国内储蓄过多、经济中缺乏投资机会，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刺激总需求的力度不够大、货币供应量不足、投融资体制存在缺陷。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是我国经济充满投资机会的最好见证。要消除这些制约投资的因素，虽然不是很容易，但也并不十分困难。
刺激总需求力度不够大就不能彻底扭转总需求不足的局面，这个结论可用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来论证。由这一模型可知，一旦出现总需求不足，就会通过加速数效应使投资规模以更大的量萎缩，而投资规模的萎缩又会使总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并通过乘数效应使消费需求以更大的量减少，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就会引发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即使采取增加总需求的措施，但如果力度不够大，那么就只能起暂时缓解总需求不足的作用，而不能打破需求自动收缩的恶性循环。当刺激总需求的力度足够大时，需求的自动收缩过程就会被彻底地打破，乘数和加速数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生作用，从而使总需求走上自动扩张的良性循环。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使投资需求的增加走上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和投资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须要有投资率的提高作保证，而高投资率的提高也必须要有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来配合，若其中的一者低了，那么这个循环过程就会中断。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就能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就会明显改善，而效益的改善不仅会使企业的投资欲望上升，同时还会使企业的投融资能力增强。相反，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由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制约投资的进一步增加。
与其他几种消除总需求不足的方法相比，增加投资的好处是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加快经济发展正是我国现阶段所需要的。虽然增长速度过快和经济过热是我国经常发生的问题，但为防止这一问题而把经济增长速度压低在应有的水平是不可取的。防止经济波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其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平稳增长的速度比波动增长的速度还低，那么究竟哪者更可取也就成了问题。
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要有货币政策的配合
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总需求增长率，而提高总需求增长率就必须提高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是我国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
1.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总需求增长率。
总需求增长率可近似地分解为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由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通常是正相关的关系，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总需求增长率。随着总需求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会如何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浦斯曲线可对这种分解提供粗略的解释，但我国劳动就业体制的特殊性和劳动力的大量过剩使得这一曲线对我国并不适用。一种直觉的结论应是：（1）当经济增长率偏低时，总需求增长率的上升将主要是带动经济增长率上升；（2）当经济增长率偏高时，总需求增长率的上升将主要是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两个结论可作为判断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总需求增长率的重要依据。
2.总需求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由货币流通量的计算公式可得：
式中Y为现价国内生产总值，M为货币流通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Δ为差分算子。这一公式的经济含义是：总需求增长率恒等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加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
对一个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目标的国家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会随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上公式并没有实质的意义。面对于一个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主要调控目标的国家而言，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不可控的内生变量，因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就决定了总需求增长率。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虽然已放弃直接控制贷款规模的做法，但由于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因此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注：由于货币供应量M[，2]的主体部分是储蓄存款，因此是不可控的。由于M[，2]与即期需求的关系不很密切，因此本文不包括这种货币。）。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虽然利率调整和公开市场业务已得到经常使用，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是调控的主要目标。
判断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偏低可分两步进行，一是直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判断，若扣除外生涨价因素后的通货膨胀水平偏低，则可以作为提高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初步依据；二是观察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提高以后的情况，若主要是带动了经济增长率上升，则说明前一步的判断是正确的，若主要是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则说明前一步判断有误，应进行反向操作。依据这两个判断标准，我国近几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大多数期是明显偏低的。
3.财政政策必须在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财政政策对增加总需求的作用主要是基于以下恒等式：
Y=C+I+G+X
式中Y为总需求或现价国内生产总值，C是居民消费，I为厂商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净出口。
依据上述公式，政府支出增加ΔG，不仅会使总需求增加ΔG，并且还会通过乘数效应使总需求增加数倍于ΔG的数量。但这仅仅是一种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其结论只有在货币供应量能随总需求增加而增加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注：增加政府支出是否会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直觉的判断是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如果总需求的增加遇到了货币供应量的约束，那么总需求将只能由非均衡模型中的短边规则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增加政府支出将不会使总需求增加。这一结论虽然有点绝对，但并不是没有可能。政府要增加支出，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货币来带动，在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微观主体可使用的货币数量就减少了，而货币数量的减少必然会对其生产和投资活动构成更大的约束。由此我们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偏低的水平，那么总需求不足就不可能单纯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消除，或者说财政政策必须在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虽然财政政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等于财政政策不能在我国经济中发挥刺激总需求的积极作用。可发挥积极作用的第一种情况是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增长率低于调控目标的水平，这是一种货币发不出去的情况，这时增加政府支出可有效地带动货币供应量增加；第二种情况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目标不是很固定，即使发生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越目标水平的现象，仍不会导致货币调控的反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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