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文论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分期的标准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意义论文,标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文论，已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话题。各方面的争论很多，意见精彩纷呈，诸多深刻见解影响广大。但总体上看，对西方文论的现状和前途的讨论，依然纷纭混乱，迷茫和困惑愈来愈深，对“理论已死”的判断、理论何处去的追问，依然没有甚至难有科学的辨析和回答。我们认为，对一个时代理论的整体状况及其在历史发展谱系中所处位置进行科学评估，是判断这个理论的实际价值，进而确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基本前提，也是学科成熟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本文试图从西方文论的历史分期入手，提出新的认识与预测，就教于学界。 一、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时间的流程来说，当代西方文论是20世纪的产物，与19世纪以至更久远的年代相比，它历史地处于时代前列。但是，从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看，它的定位和性质却另有标准。同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紧密相关，作为一门科学，从发生、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文艺理论的演进和成长有自己的独特进程。鸟瞰西方文论近三千年的历史，如果以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文艺思想为起点，西方文论的生成发展历经多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里，一定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和学说，奠定一个时代的理论地位，构成其理论特征。这些重要的理论家超越前人的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标志着理论的发展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总体上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尽管有诸多超越历史的突变和漂移，理论成长的路线依然清晰可辨。我们可以重要的理论人物为代表，大致准确地给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定位，并在这个基础上，描述未来理论持续生长和延续的路线。如果从西方文论的萌芽生长开始算起，我们可以把近三千年西方文论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混沌发生期。在这个时期，各种相关思想和认识的探索刚刚开始或是重新开始。在理论生成的早期，它是幼稚的、粗浅的，以猜想和假设为主，同时充满批判的精神。没有共同的认识，没有公认的方法，有的只是纠缠不清的思潮和学说的争论，各种观点、方法的相互抵牾和否定。第二个阶段是稳定共识期。在这个时期，因为前一时期的探索和争锋，因为各种理论逐渐趋向成熟，总体理论框架次第构建起来，形成了各方面认同的基本规范和可以普遍接受的一般方法，学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材料，开展更多具有论证意义的实际研究，破解共识范围内出现的新的难题。证明和推演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逻辑方式。第三个阶段是震荡调整期。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认识被怀疑，旧的共识或主流方法被颠覆，新学派、新思潮喷涌而出，怀疑、否定、解构成为主要方法，争论、分歧、混乱成为主流方式，理论上的交叉增补，方法上的除旧布新，破而不立，立而不稳，成为理论生成的基本形态。尽管如此，这个阶段的总体走向依然明确，那就是在震荡中不断归纳调整，为形成新的共识做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第四个阶段是系统整合期，也是新的稳定共识期。在这个时期，因为上个阶段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新的理论规范逐步成型，大量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定律，组合熔炼为新的完整体系，学科以至理论建设进入稳定共识的更高阶段。应该指出，这四个分期只是大致的。各时期之间的基本特征也是相对的。它们可能有交叉相似的地方，也有混沌难识的方面，但其主要界线是清晰的。在理论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四个时期有序演进，由低级到高级循环进步，没有穷尽。总的路线如此，但一些具体现象需要深入讨论。这些现象使理论分期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 第一，就以往西方文论的总体演进状态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但就未来的发展说，它早已完成自身的学科建设，基础框架趋于稳定，此后的演进会发生重大变化，将主要演化为两个阶段，即震荡调整期和系统整合期。两个时期反复轮回，不可能再回到理论发生时期的混沌状态，也不可能有长期停滞的稳定共识。稳定共识将与系统整合基本统一起来。在理论发生的早期，稳定共识的基础是重要思想家、理论家的独立贡献，随着理论的成长和成熟，特别是因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近现代的稳定共识通过对前代的理论整合而实现，是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稳定共识。震荡调整与系统整合的轮回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理论进步的本来方式。震荡是理论前进的动力，稳定是成就的应用和积累。稳定是相对的，且越来越短暂，理论自身的成长要不断地打破平衡，不断地对已有学说和观点提出挑战并发生新的创造，这是所有理论发展前进的一般规律。同时，理论的积累，一切合理的新学说、新方法，确定为常规性存在，并上升为知识性成果传播后人，递补为成熟学科的组成部分，成为理论持续传承的基本方式。从调整到共识同样如此。调整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调整本身就是进步，就是向共识前进。共识是相对的，没有永远和完全的共识，共识通过调整实现，就是在稳定共识的阶段，调整也不会停止，只是调整幅度没有那么巨大和明显，扩充和积累的意义更加突出而已。整合不同于调整。调整可以是对旧学说的完全否定和抛弃，整合则更侧重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在充分发挥多种学说独特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学说或方法。系统整合高于单向调整。比如，自亚里士多德始，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了第一个稳定共识期。这个时期的稳定与共识，主要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个人的理论贡献为基础，此前的理论猜想和假设，除非被重新证明，其影响愈来愈小以至消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理论之间对立和矛盾的方面很多，但仍长期并存，各得其所，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充分吸取柏拉图理论的优长，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使他的理论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系统完整。三百多年以后，古罗马的杰出诗人与批评家贺拉斯，继承他们的遗产，既主张罗马文艺向古希腊学习，又不是简单地复古倒退，而是企图有所变革和前进，提出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原则，丰富了古希腊传下来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前辈留下的资源有限，文艺创作的实践有限，理论建设只能以小的调整为主，而少有甚至没有理论的整合，难以成就大的境界。 第二，四个阶段之间的一些基本特征有相似的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是不同阶段的相似，所谓相似只具其表，理论本身的水平和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是质的上升，是经过否定调整后的高级形态，绝非本来面貌的简单重复，否则，理论无从进步。比如，震荡调整期与混沌发生期的特征有相似之处，都有源头探索的冲动，都普遍借用假说和猜测的方法，都有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彻底否定，此外，新的学说不断生起，颠覆性的观点横空出世，等等，但是，这些相似的方面在本质上已完全不同，后者的震荡已非前理论的完全混沌，哪怕是离奇的猜想，也会有前理论的线索可循，有大量的实践为依据，是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水平的探索，且可能实现对前者的飞跃。同样，后续的稳定共识与早前的稳定共识也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是经过震荡调整期的革命性变革而实现的，但是，历史的进步使震荡调整的内容完全不同，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共识当然是更高层次的共识。这个共识不仅包括前一阶段震荡调整的成就，而且延续和积累了以往各阶段的优秀成果，是站在更多巨人肩膀上摘取的更优质的果实。这个过程中所生产的能量，有力地推动学科建设发生结构性变革、思维方式发生质的进步，远不是早前的稳定共识所能比拟的。学界普遍认可，同是理论发育的高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康德、黑格尔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其理论更为丰富和成熟。从形式上看，柏拉图没有专门的文艺学著作，其主要文艺观点散见于各类哲学、伦理学对话之中。后人的理解和光大，主要依赖于对其中的碎片式表达做出新的组合与理解。亚里士多德有文艺理论的专著流传，其《诗学》、《修辞学》应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此前的历史遗产有限，也就是前人创造和保留的理论材料有限，也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和经验偏少，比起后人，其理论生产能力单薄无力。后来的康德、黑格尔则完全不同。经过两千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思想领域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进步，已非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先贤所能想像，特别是近代以后，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注入无限活力，就是在此基础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系统总结了西方两千多年文艺实践的经验，推演整套的独特概念和范畴，构建了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宏大系统，远远超越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论。同是稳定共识的起点，此起点之高前人无法比拟；同是调整丰富前人理论，其丰度与广度已有天壤之别。历史向前进，理论永远不会简单地回复到过去。 第三，各阶段之间的分界是模糊的，越到近现代，这种区别越加混沌，甚至出现难以辨识的状态。但大体而言，各阶段之间的界线是有的，各时期的代表人物的地位鲜明。这种现象在西方文论的早期就有表现，到近现代则更加突出。使我们感到有些困难的是，由于理论发展的多样性，也由于一些学说和观点的自身矛盾和冲突，重要人物的代表性意义很难确定，理论的时代价值也模糊不清，造成历史分期的复杂多变和认识混乱。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此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韦勒克曾经指出：“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至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批评史建立、深化和传播了一种文学观点，它在1750和在1550年实质上是相同的”，“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些原理和见解，仅仅经历过一些相对来说较小的变化”，“三百年来，人们翻来覆去，重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主张的观点，争辩不已的还是这些观点，而且将它们编入教材，铭记在心”(1：7-8)。这就意味着，在韦勒克的眼里，这个时期的理论完全可以归位于古希腊罗马理论体系。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没有形成有深度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出色地消除了中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为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作了必要的准备”(马新国98)。在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评价上，这种复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就西方理论界本身而言，各种各样的主义和学说，此起彼伏，相互冲突，对立否定，各领风骚又衰败而去，我们很难定位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对德里达的争论就是例子。以他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显盛时在云端，冷落时在渊底，很难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黑格尔等旧时代表人物的持久性和凝聚力。 第四，理论发展以一条基本共识线为主线索，震荡与调整围绕这条主线波动式展开。但是，在一个大跨度的历史坐标上，这条主线不是与坐标横轴平行的直线，而是一条总体跨越式上升的斜线。在这个坐标上，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理论的进步，震荡围绕上升的理论主线起伏，在某些时间点上，甚至背离主线，呈现了理论在前进中的混乱和探索，而且越到近代，震荡与调整就越加猛烈，既显示理论进步的速度，也表达了理论危机的深度。如果我们在一个平面坐标上做出图示，它会表现为：一方面是上下震荡大幅度地偏离稳定共识的主线；另一方面是震荡频率密集，在极短时间里产生诸多方向相反、冲突剧烈的理论和学说，象征理论变革的深刻和迅疾。这种现象在当代已是一种常态。这里有一个问题，所谓理论围绕主线震荡调整，那么这个主线是什么?有没有这样一条主线?上面言及的背离主线而震荡是一种什么现象?它的理论意义在哪里?我认为，西方文艺理论近三千年的发展，是有一条主线的。这条主线就是历代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历代理论家对诸多文学理论的原点问题不断砥砺、创造并形成共识，从而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一原点问题，犹如韦勒克所言：“在批评方面，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问题，当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沃·伯·加利出语惊人，称之为‘本质上引起争议的概念’的问题”(5：7)。如果没有围绕原点问题所形成的这条主线和基本共识，文学理论的主体框架不复存在，文学理论不会成为成熟学科。所谓震荡，就是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展开不同方向的讨论，其中正向波载是巩固和丰富共识，负向波载是否定和消解共识，它们推动或决定了这条主线成为逐步上升的直线。这条直线承载了历史上积淀流转的理论成就，使之作为知识性财富传承下去。任何一种理论，哪怕是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如果不能上升为知识性成果而进入这条主线，其最后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历史可以留下印记，但只能是一点难被辨识的印记。这条主线是被不断丰富的。比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某些分析方法就会加入主线，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的一些有益贡献也当汇入其中。至于背离主线的非连续震荡，是当代西方文论特有的现象。20世纪出现的许多所谓革命性理论，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打碎了诸多曾被视为真理的共识。这些理论背离共识而上下独自震荡，其主要意义在否定和解构，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危机的一面，更是迷乱与失却自我的当然形态。还有一种现象应该注意，某些理论的离线震荡，与其前后时间相连的理论震荡是断裂的，是间断性曲线的表达。这意味着理论之间的相互连接被否定，历史的概念、传承的概念在这里不复存在。这也是西方当代文论特有的表现。 二、20世纪前西方文论史阶段划分 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对20世纪以前演进了几千年的西方文论历史作一个阶段划分。粗线条地看，以荷马史诗为起点，到20世纪当代西方文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构成一个完整的周期。 第一阶段：理论发生期。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至公元前5世纪，是西方文论生成的开端。荷马诗史中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求索应该是文学理论混沌生长的起始，其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在其留下的哲学残篇中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推测和猜想，是它的延续。毕达哥拉斯学派从宇宙万物本源是“数”的观点出发，试图从数量比例关系上寻找艺术的形式美，得出美是和谐统一的结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4)。赫拉克利特从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出发研究艺术和美，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古希腊罗马哲学》19)。德谟克里特提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转引自伍蠡甫等上：4-5)。这些思考为后来的理论家、批评家的思想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直接促进了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研究和表达还不能称其为理论。它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猜想、假设和模拟，是对文学现象和规律的混沌认识，不具备理论本身所应有的完整品格。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阶段的理论特征是明显的。不同的猜想繁多，多种假说对立，合理的萌芽在争辩和质疑中生长，整个状态混沌却充满生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过一场发生在哲学与诗歌之间的长期论争，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事实。 第二阶段：稳定共识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至欧洲文艺复兴伊始，可定义为稳定共识阶段。它的起点和旗帜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经贺拉斯、朗吉努斯到但丁，其理论成就极为辉煌，不仅在以后近1500年的时间里，几乎无人能够突破，且深刻影响延续至今，诸多原点问题依旧为时下所讨论争执，成为理论进步的顽强生长点。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总结前人的成就并大力原创的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性财富，统一了几代以至十几代人对诸多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了后世文学理论发展的总体格局和面貌。先看柏拉图的贡献。柏拉图从“神力凭附”的猜想系统讨论灵感说，从抽象的理念论出发总结摹仿论，从理想国的文艺政策入手赋予文艺以政治、道德、宗教的功能，以讨论爱情为借口提出美是涵盖一切、统摄一切的最高理念。因此，有学者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是西方文学批评的真正开创者。这不仅是因为他第一次赋予文学批评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而且也由于他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杨冬16)。再看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尤其是《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最重要的文献。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必须承认，亚氏《诗学》确为不朽经典，其中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没有过时。毫不夸张地说，两千多年的文艺理论演进，亚里士多德的声音一直在回响。他和柏拉图一起，统治了文艺复兴以前文艺理论研究的全部领域。此后，尽管有贺拉斯、郎吉弩斯等人的努力，但西方文艺理论的存在状态总体上是稳定的，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就为中心展开、推衍的，阐释和应用古希腊的丰富理论成为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从哲学到文学，他们基本上是对立的。传统的提法，哲学上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文学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锋。贺拉斯更多地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朗吉弩斯则更多地倾向于柏拉图的学说。但这并不妨碍大局的稳定共识，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第三阶段：震荡调整期。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停滞，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了它的伟大革命。虽然其旗帜和目标是复兴古希腊罗马传统，但在几百年的岁月里，通过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斗争和批判，许多重要的文学观念得以产生。此后，特别是18世纪新古典主义开始解体与浪漫主义的兴起、19世纪前半期文学创作的丰富实践，为西方文论理论的生长注入强大动力。在这个调整震荡时期，文艺复兴创造的革命性力量，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包括俄国民主主义者同沙皇统治的斗争，在精神和思想上，给文学理论的发展以导引。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主要倾向是恢复对古典理论的膜拜，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们，不断冲破旧传统的束缚，贡献了众多新的观念和理论。特别是启蒙主义时期，英国、法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精彩纷呈，奇花怒放，许多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从自身文学创作的切身经验出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念。碰撞、冲突、纷争，尤其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争锋，涂抹了这个时代的基本色调，构成思想解放和理论震荡的总体特征。但丁是这个时期的起点。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他倡导文学写人而不写神，人文主义的旗帜从这里高高举起。他主张民族语言的写作，提出并实践“那些最伟大的主题……应该用最伟大的俗语加以处理”(转引自伍蠡甫等上：172)，追求语言，讲究语言，很有后来形式主义的味道。莎士比亚以其伟大的文学成就横空出世，并在创作实践中提出艺术的目的、艺术的真实与想象等一些重要的理论题目，使英国的文艺理论从创作到批评都走在前列。因为有文艺复兴的伟大潮流指引和培育，大批的思想家、理论家、批评家不断出现，从布瓦洛到伏尔泰，从莱辛到歌德，以至施莱格尔兄弟和斯达尔夫人，真是所谓群星灿烂。在理论的进程上，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和死亡，浪漫主义的兴起和衰退，现实主义的顽强生长和强大，从理论到观念的震荡，真正可以和当时发生在整个欧洲的伟大革命相媲美，或者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浩荡组成部分。司汤达说：“一切都使人相信：我们在诗的领域中同样也处于革命的前夜”(4)。雨果振臂疾呼：“我们要粉碎各种理论、诗学和体系。我们要剥下粉饰艺术的门面的旧石膏。什么规则，什么典范，都是不存在的”(58-59)。这已经很有20世纪中叶兴旺起来的解构主义的征候了。革命当然是要有结果的。不会因为推翻了一切规则，就永远没有规则。理论的革命最终也要有革命的理论，不可能永远没有结论而无休止地震荡下去。历史走到这里，总会推出几个甚至一大群代表，登上时代高峰，彰显时代成就。新的历史时期就这样必然地隆重开启。 第四阶段：系统整合期。这个时期，以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法国的丹纳和波德莱尔，以及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丹麦的勃兰兑斯为旗帜，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集各方探索，创造新的理论，形成新的共识。在这样的时期，著名的理论家都是新的“集大成者”，传统与当下、哲学与文学、理论与创作等各方面的成就和优长融会贯通，多种理论相互结合，多种纷争取长补短，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理论的选择继承、对中世纪理论的合理吸取、对当时各国文艺创作及表演实践的介入和总结，使这个时期的理论充满生机。诗人与剧作家的大胆宣言、哲学家与思想家的理论批判，既有争鸣，又有主导，既有创造，又有整合，既有合唱，又有领唱，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局面。毫无疑问，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黑格尔的理论当然是这个时代的鲜明标志。皇皇三大卷《美学》，系统总结了前人艺术哲学上的各方探索，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涉及或没有结论的重要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文艺理论流派。他的批评实践，给后人以广大的方法论启迪。黑格尔的历史地位，是后来者难以企及和动摇的。同时，在这个时期，以圣勃夫为代表的传记式批评方法，以丹纳为代表的文艺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先以别林斯基、后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使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牢牢占据了上风，成为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尽管时间不长，从1835年黑格尔的《美学》到1872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却为文艺理论的发展史，造就了一个新的大致稳定的时期。前面已经指出，越到近代，稳定共识的时间超短。与以前相比，特别是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漫长时期的稳定共识相比，这个新的以系统整合为主要特征的稳定期，留存的时间很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里，理论的分化与多元也越加显著。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位或几位领袖人物独霸天下，而是多种理论占据显赫位置，多个重要人物各领风骚。虽然，一些领军者还是走在前列，但是，新的理论和思潮竞相迭起，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及各种新的学说已初见端倪，稳定中的震荡、共识中的分歧，为新时期的稳定涂下斑斓色彩，注入极大活力。至此，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走过一个基本完整的周期，从混沌到共识，从震荡到稳定，历史遵循着螺旋式上升的路线，重复着层次和质量完全不同的阶段，浩荡曲折地前进。当然，这个过程不会完结。历史的某些重复，为新的进步提供条件，后人就在这个既定条件下，创造自己新的历史。 我们认为，从20世纪初叶开始，西方文艺理论步入一个新的混沌震荡时期。这个时期的开端，在哲学上，实际上由此前的尼采开启。“上帝死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口号，彻底颠覆了人类的理性膜拜，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根本转向。一百多年过去，文艺理论的成长路径蜿蜒曲折，混沌交错，模糊了几千年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基本认识，撕裂了上一个时期的理论稳定和共识，消解了曾经相对统一的规范和基本认同的方法，各种新的观点、学派、思潮生起且混杂，各种对立、分歧、论争尖锐且充满生气。就目前西方文论的发展状况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期，它的发展趋势和进一步的走向尚未清晰。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当代西方文论正面临并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基本方向是，向一个新的系统整合阶段迈进，即上文所定义的“新的理论规范逐步成型，大量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定律，组合熔炼为新的体系，学科以至理论建设进入稳定共识的更高阶段”。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 三、历史分期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讨论历史分期问题?我们认为，其基本意义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学把握文论历史的趋势。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从西方文论的生长和发展轨迹上，找到历史进步的基本走向，找到理论演进的一般线索和成长动因，对西方文论的发展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认识。历史是分阶段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文论史的研究，不应仅仅是对个别思想、个别人物的研究，而应是“既有批评家的肖像描绘，又有关于趋势和概念的探本溯源，分析与综合，要兼而有之”(韦勒克4：633)。韦勒克的这段话有一个意思值得深究，这就是“趋势”。什么是趋势?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实际活动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不能仅限于考证和描述，而应从考证和描述起步，找到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找到这个趋势的核心动因。任何历史的演进，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历史，比如人类思想史、精神史，都是由作用于历史的无数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决定其走向。文论本身的发展历史也不例外。从古希腊罗马的诸多文学基点问题出发，到今天当代西方文论的创新与混沌并存的现状，三千年的文论一路成长而来，各种思想和学说、各种主义和流派，它们的产生和消亡、兴盛和衰败，都有其背后的实际动因在发挥作用。趋势，应该是文论史着力探寻的重要目标，舍此，文论史的研究将失去意义。趋势又如何显现?历史的阶段性就是一种表达。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是历史自身的发展要求和规律的显现。历史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跨越，是历史显现要求和规律的最重要的节点，抓住这个节点，就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找到理论演化的动因。我们从形式主义隆重开启20世纪文艺理论新阶段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形式主义在俄国发端，据介绍是在1913年12月。著名的形式主义创始人什克洛夫斯基，当时还是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做了“未来派在语言史上的地位”的报告，引起了轰动。1914年2月，他出版了一本仅有16页的小册子《词语的复活》，开创了标志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崭新时代。为什么一个青年大学生，仅用一次演讲和一本小薄册子就开启了一个时代?这不是偶然的。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尽管视角众多，范围广大，方法多元，但是，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家、艺术家生平及思想背景的批评，即所谓社会历史批评或社会学批评。当然也有别的概括。比如，伊格尔顿就说：“作为一个富有战斗和论争精神的批评团体，他们拒绝前此曾经影响着文学批评的不无神秘色彩的象征主义理论原则，并且以实践的科学的精神把注意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的物质实在之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3)。无论怎样认识，形式主义以前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有诸多长处，并且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见解高于并强于形式主义文论，但是，凡事走向极端就要破产，就要被超越。文学就是文学，对文学本身主要是文学形式的研究不予重视，专注于文学以外的社会历史批评，这种理论一定要变革。更何况在形式主义兴起以前，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早已注意并批评了这种倾向。匈牙利的卢卡奇早在1909年就说过：“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转引自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24)。再向前追溯，荷马诗史的六音部诗格，就是形式的规定；波德莱尔批评雨果，“在他全部的抒情和戏剧的画面中让人看到的是一整套排列整齐的直线和匀称划一的对照。在他那里，怪诞本身也具有对称的形式”(229)，也显示了对形式的重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为什么没有形式主义理论的突起和兴旺?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旧的偏执的理论走到尽头的结果，是难以阻挡的潮流，是历史新阶段的必然开启。只有看到并抓住这个节点，才能抓住理论发展的趋势，找到历史进步的动因。 第二，正确判断历史理论的实际价值。西方文论史的阶段划分，不是以时间为节点的，尽管它有时间的概念。一个阶段更根本的标志，体现在它的性质上。对这个阶段性质的判断，是找到历史发展趋势、辨明其前进方向的核心所在。很明显，阶段的划分是以阶段的基本性质为根据的，划分了阶段，阶段本身的深入定位就有了可能。我们的目的极为明确，就是为一个阶段的理论定位和定性。前面说韦勒克的方法是“分析与综合，要兼而有之”，在理论分期问题上具体应用这个方法，划分阶段就是分析，理论价值的定性就是综合。在诸多文论史的著作中，小的阶段划分很多。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阶段的划分就没有文论的历史。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起笔就说：“十八世纪中叶是意义深远的一个探讨起点，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确立的新古典主义学说体系此时开始解体。”然后，他又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似乎是我们叙述内容的自然分水岭：当时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已成强弩之末，歌德和黑格尔、柯尔律治、哈兹里特以及莱奥帕尔迪相继谢世，现实主义的新信条开始出现”(1：1)。这就是一种划分。但他的划分只是一种分析，也就是说，他是从人物的生死、学说与思潮的兴起与衰败来划分阶段的。这种划分是一种“点”的划分，即通过多种现象的精细分析，确立一个时期的起点。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但是，还缺少大范围的深度综合，缺少“段”的划分，尤其缺少对历史阶段的总体性划分，缺少对一个理论阶段的综合定位。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理论性质如何，缺少更宏观的综合判断，没有做到他所期望的“分析和综合，兼而有之”。对此，朱光潜就有过批评。他认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过分着重每个时代的个别代表人物，而对每个时代的总的精神面貌则往往没有抓住”(748)，那么，朱光潜所说的“每个时代的总的精神面貌”又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时代理论的定性。韦勒克也有做得好的。比如，为了说明近代批评史为什么从18世纪中叶开始起笔，他就对此前文学理论面貌作了一个综合性判断。他认为，不要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理论，就是文艺复兴至18世纪中叶间的理论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古籍研究”，意即那个时期的理论状态是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只有古籍研究的意义(韦勒克1：7-9)。这就是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但意义重大，它指出了一个阶段的理论的性质，为划分近代文论史的起点提供了有力的根据。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一个时代、一个阶段的理论所做出的定位和定性，其具体含义是什么?韦勒克的历史观给了我们答案。作为批评史家，他反对所谓“中立”的历史研究，认为“没有一种方向意识，对未来的预感，某种理想，某种标准，以及由此而来的后见之明，就不可能撰述任何史书”(韦勒克5：10)。在我们看来，这里的预感、理想、标准，尤其是方向意识，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定位。方向感的首要含义是，某一阶段的理论处于何种状态，其总体方向是向前的，还是停滞的、倒退的。按照韦勒克的看法，从古希腊罗马始，到18世纪中叶，包括文艺复兴，这一阶段的文论史是停滞的，因为复古崇古，甚至是倒退的。韦勒克说，“方向感也意味着渴望变化”(4：632)，一个时代的理论自身的变化进步，应该是自在的，应该有理论创新发展的冲动。这种冲动既来自外部的刺激，而又更多的是理论自身的内在动力发生作用。失去方向的理论是混乱的理论。理论的内生动力要有方向的保证，否则难以持久。从思维方式上说，方向感已是综合，是在具体分析基础上的理论的综合。历史的叙述给人以启迪，不仅是在史料和史实上，更重要的是给人以评价和判断。这就需要“分析与综合，兼而有之”，由分析入手，落脚于综合，给历史和后人以交待。 第三，预测理论发展的可能走向。把握历史趋势，判断历史定位，最终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预测历史的可能走向。在社会领域，在政治、经济以至纯粹的历史学范围，指出和预测未来走向，是非常要紧的学术追求和取向。非此，理论和理论历史的研究将失去其意义，甚至是存在的意义。关键问题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也应该如此追求吗?我们通过两个口号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否认尼采哲学对20世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的著名口号“上帝死了”，甚至决定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走向。这个口号，从它的产生动机来说，首先是旨在否定，即对以往全部哲学尤其是人类理性的否定，在这个口号指引下，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但是，从它生成的背景和影响来说，它是一个预言，是对世界未来思想和理论走向的预言。对这个预言，有人如此评价：“当其他人在19世纪的欧洲看到权力与安全的象征的时候，尼采却以预言家的洞察力，看到现代人所信守的传统价值支撑即将倒塌。”尼采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认为，传统哲学的理性力量受到质疑，二元对立的限制要被打破，一切历史上的结论都将被否定，“他感觉到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正在到来，其种子已经播下”。德国军事力量和科学的不断发展，恰恰证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经完全衰落，以致他可以自信地说‘上帝死了’”(斯通普夫菲泽353)。在尼采以前，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德·桑克蒂斯，也借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名头，对上帝表达不敬。当然，他是从批评家和作品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桑克蒂斯认为，批评家应该认同艺术家，应该对艺术品进行再创造，批评家应该“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带着菲希特的傲气说：——我创造上帝”。据韦勒克转述，费希特的原话是“我天天创造上帝”(转引自韦勒克4：140)。可惜他的话没有产生影响，在西方文论史上几乎无人再提起。同是在对历史提出批评，同是拿上帝说话，桑克蒂斯也是满怀傲气，为什么没有像尼采的“上帝死了”那样有惊世骇俗的影响?根本的差别在于，尼采是一种预测，是思想性的颠覆，是对未来理论走向的指点，而桑克蒂斯只是一个比喻、一个具体的理论上的小小诉求，尽管借了费希特的名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预测，尼采的理论目标明确，自觉地集中于目标，写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而不是盲目追随别人，淹没于时髦的潮流之中。我们再回到韦勒克的立场上来。他说：“如果只是描述一部又一部的书本，同时按照年代的先后，阐说各种体系，我宁可放弃一个史学家的职责。”这个职责又是什么?他继续坚定地说：“历史，我们应该承认，不可能在没有方向感、没有一种对未来的预感的情况下撰写出来。我们必须知道历史正在趋向何方；我们要求有某种理想、某种标准、某种后见”(韦勒克4：632)。韦勒克是这样说的，只可惜他做得不够好。大的历史分期是以时间为界线的，小阶段的划分也少了一点启发后人的定性。尤其令我们疑惑的是，企图“知道历史正在趋向何方”，这本是预测性的要求，但又为何要求“某种后见”，莫非是通过后见而预测走向，抑或是一种思想和立场的模糊?无论怎样，我们可以讨论，也许这是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缺少更大格局的重要原因。那么，阶段划分及其定性，能够有效预测未来理论的走向吗?社会历史的阶段划分，比如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划分，直接推动了历史力量的生成和历史方向的转变。更值得文论史研究充分借鉴的，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阶段划分。库恩从科学革命的视角将全部科学史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各自处于独特的位置，以对科学进程产生独立影响的姿态容纳于历史。这个理论引起极大反响，评价不一，但总体上是有积极的开创意义的。借鉴这个方法，用以思考西方文论史的分期及其定位，我们相信是有探索和开创价值的。标签：柏拉图论文; 古希腊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西方文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诗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