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像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6—0067—07
一、“镜像”与“原像”的关系：一个理论框架
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迄今缺少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经济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之间的学科分离。这种分离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改观，但主要偏重于以产业特性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成因，是将产业经济变量内生化的国际贸易理论。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于1975年率先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随后，迪克西特（A.K.Dixit）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克鲁格曼（P.Krugman）、赫尔普曼（E.Helpman）等人把张伯伦（E.H.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理论运用到产业内贸易的分析中来；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则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特性来解释产业之间的贸易，以此为发端的形形色色的新贸易理论都或多或少与市场结构特性有关。
但所有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之相似的研究是关于FDI与对外贸易的相互关系。蒙代尔（R.A.Mundell）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投资是在贸易壁垒存在条件下对贸易的替代；小岛清（K.Kojima）认为当资本的流动不是由贸易壁垒引致而主要流向出口部门时，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蒙代尔和小岛清的理论实际上是分别描述了以目的划分的两种不同的投资类型。FDI与东道国的产业特性密切相关，但FDI与贸易相互关系的研究不能替代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其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利用方式的综合反映，对外贸易结构只不过是产业结构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两者是同源的，应该是高度正相关的。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之间是一个“原像”与“镜像”的关系，产业结构是本体，对外贸易结构只不过是产业结构所反映的影像。出口是国内企业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后的市场拓展，它反映了国内产业的发展，是一种“正镜像”；进口则是国内企业无力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引进，它反映了国内产业的不足，是一种“反镜像”。正常情况下，一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如图1所示，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反映产业结构。
图1 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关系
二、“镜像”与“原像”的耦合：日本的经验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日本无疑是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最成功的典型。日本在1955—1970年间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当今中国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给出口创造有利的环境，当年的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维持劳动力的低价格。1960年日本的实际工资水平最低，美国为日本的4.77倍，英国为2.14倍、联邦德国为1.69倍、法国为1.19倍。从1955—1986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79倍，而同期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3.65倍[1]。第二，压低日元汇率。日本从1949年开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即1美元兑换360日元，这一固定汇率一直持续了22年，到1971年为止。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改善，日元价值上升，这个固定的外汇汇率制度将日元的价值大大低估了，这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较低，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出口。第三，维持市场的低利率。日本企业的资本融资方式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占资本融资的总比例在1966—1970年时高达76.8％[2]。银行贷款的作用之所以很大，与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较低，从而以贷款方式融资的成本较低有关。1952年，日本全国银行综合贷款的平均利率约为9.29％，到1960年时下降为8.17％，1972年更下降至6.73％[3]。日本的低利率政策是通过日本政府货币政策当局的“窗口指导”实现的。第四，实行税收优惠。日本的总体税率与西方国家中相比一直是最低的，从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1972年时日本为21.2％、美国为28.1％、英国为34.7％、法国为35.8％、联邦德国为36％、挪威则高达45.7％；同时期，日本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为20.1％，而美国则为27.2％[4]。另外，日本还为出口大企业实行优惠的累进退税制，企业出口规模越大，总体税负越小。
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获得了极大成功。从1955—1970年，以美元计价，日本的出口增加了27.7倍，进口增加了23.4倍[5]。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迅速改善，1970年实现贸易盈余约40亿美元[6]。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是一种内涵式增长，其对外贸易结构获得了迅速提升。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的进口商品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巨大，其中能够代表贸易结构变动水平的机械类产品的变化尤其明显。1955年机械类产品在日本出口结构所占的比重为12.4％。1960年增长为25.5％，1965年又增长为35.2％，1970年又遽升到46.3％[7]。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又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进步，1955年机械类产品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所占的比重为12.6％，1960年增长到23.9％，1965年为25.9％，1970年又上升到31.7％[6]。我们以机械类产品占出口产品的比重来代表对外贸易结构的状态，以机械类产品占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来代表国内产业结构的状态。然后，以1955年为基期，将1960、1965和1970各年的代表对外贸易结构状态和国内产业结构状态的数据指数化，以此衡量对外贸易结构进步程度和产业结构进步程度。将日本对外贸易结构指数和国内产业结构指数放在一起比较，其结果见图2。在图2中，我们看到，日本1960、1965和1970各年的产业结构指数与贸易结构指数的背离比率
分别为3.8％、15.2％和19.5％，产业结构进步与贸易结构进步虽然没有保持相同的比率，但对外贸易还是有效地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2 “镜像”与“原像”的耦合：日本的经验
三、“镜像”与“原像”的背离：中国的实践
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于1990年代初期。此前，“对外开放”虽然也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但“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口岸等，对外贸易出口仅仅是获得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1990年代以后，尤其以1994年外经贸部领导在“90年代中国外经贸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大经贸”战略为标志，对外贸易出口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的有力工具，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得以确立。
为了配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首先实行了压低汇率和降低对外贸易企业实际税负的措施。
1994年，国家进行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首先取消了
1＝
5.76的官方汇率，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市场汇率确定在1＝8.62的水平上①。随着单一汇率制度的实施，国家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实行结售汇制度，即所有企业的外汇收入都结售给国家指定银行或金融机构。1996年中国还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从1998年开始，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外汇率长期锁定在1＝8.27的水平上，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盈余迅速积累。直到2005年7月21日，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下，中国人民银行才进一步扩大了汇率波动的幅度，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跟不上对外贸易盈余继续积累的速度，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状况无法自行纠正。
1994年，中国还实行了税制改革，建立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并正式引进了对外贸易出口退税制度。但出口退税率数度反复。2004年起，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造成国家拖欠退税款严重，在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退税额的同时，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也跟着大幅度下降。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呼啸而至，中国又几次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退税率，最大规模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在2009年4月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使对外贸易企业极大提高了获利空间。
本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有效地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同时期，为了给“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创造宽松的环境，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也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而国内货币供给总量则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2008年为24192元，大大低于29229元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且这个制造业平均工资还是包含了烟草等垄断制造行业的工资在内，2008年烟草业平均工资高达62442元，因此上述制造业平均工资显然过高反映了对外贸易出口面临的劳动力成本状况。从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时（少数国家资料为2003年或2002年）英国制造业雇员每小时的工资为19.96美元，德国18.56美元，日本16.55美元，美国16.14美元，法国12.30美元，韩国10.31美元，马来西亚2.90美元，巴西2.18美元，墨西哥2.03美元，而中国只有0.84美元[8]。
至于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则更是惊人。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当年中国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为14.0％，而广义货币供给量（M2）则环比增长率为34.5％，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率比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竟高出20.5个百分点。此后，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时，中国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为9.0％，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增长率为17.8％，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长率比实际GDP的环比增长率高出8.8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实际GDP是1993年的4.1倍，而2008年中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竟然是1993年的13.6倍。
总而言之，中国1994年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时的经济条件与1955—1970年的日本是极其相似的。
但是与当年的日本不同，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结构的表面提升，并没有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即，中国对外贸易的“镜像”与产业结构的“原像”出现了严重背离。
2008年底，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为14285.5亿美元，进口总值为11330.9亿美元，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从1993至2008年，以美元计价，中国的出口增加了15.6倍，进口增加了10.9倍。中国的贸易收支从1994年开始就彻底扭转了赤字局面，2008年当年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1993—2007年，中国的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的进口从13.7％上升到25.4％，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从86.5％下降到74.6％，主要原因是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能源、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需求日益膨胀，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9]。从1993—2007年，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的出口从18.2％下降到5.1％，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从81.8％上升到95.0％，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进步趋势。但从更能代表对外贸易结构变化质量的机械与设备类产品占贸易总量的比重来看，1993年机械与设备类产品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为43.3％，2007年为43.1％，期间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机械与设备类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却相当明显，1993年为16.7％，1998年上升为27.3％，2003年又升为42.8％，2007年高达47.4％。
下面我们用前文衡量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进步程度和产业结构进步程度的方法来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先看对外贸易结构指数，将机械与设备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指数化，1993年基期数为1，则1998年、2003年、2007年分别为1.64、2.57、2.84。再看国内产业结构指数，这里的计算比较复杂，因为缺乏直接的经济数据。我们用机械与设备产品的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国内产业结构的特性，机械与设备产品项下包括以下《中国统计年鉴》确立的六个小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与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将机械与设备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指数化，1993年基期数为1，则1998年、2003年、2007年分别为1.06、1.27、1.21。对外贸易结构指数与国内产业结构指数的对比见图3。在图3中，我们看到，中国1998、2003和 2007各年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背离比率分别为21.3％、33.9％和40.4％，与前文日本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产业结构进步与贸易结构进步严重背离，对外贸易没有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3 “镜像”与“原像”的背离：中国的实践
四、“镜像”与“原像”的背离：成因的解释
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因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展开，拓展了市场的空间幅度，更有利于国内企业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率，积累技术进步，从而在整体层面上，随着对外贸易结构的进步，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也必然反映为对外贸易结构的进步。因而，对外贸易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是一种“耦合”关系。
但是，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原像”与“镜像”的耦合关系有可能被打破，两者不一致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情况，在存在对外贸易干预的情况下，贸易结构未必准确反映产业结构现状。（1）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镜像”作用消失了；（2）贸易重商主义刺激出口，甚至对出口的刺激由压抑内需来支撑，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正镜像”也失真，变成哈哈镜了；（3）还有一种情况是限制出口贸易政策，其根由在于国内资源保护，贸易结构同样扭曲地映射了国内的产业结构。
第二类情况，在不存在对外贸易干预的情况下，贸易结构也有可能背离于产业结构。（1）市场内部供需均衡，但空间或文化等方面的市场分割严格限制了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反应不足；（2）加工贸易或转口贸易造成的贸易虚假繁荣使表象性的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形成了扭曲性的反应。
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背离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加工贸易的存在使对外贸易结构“成像”失真造成的。当前，中国的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一半左右，大量“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使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呈现出超前发展的虚幻性，但它并不与中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并不反映真实的经济产业水平，即对外贸易结构这个“镜像”并不反映产业结构的“原像”。因为加工贸易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劳动力生产要素贸易，与单纯的劳务出口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生产要素贸易，就是说对外贸易表面上交换的是商品，实质上交换的是彼此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不同在于，一般贸易反映了对外贸易生产者全部的生产要素禀赋，包括外生的禀赋如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技术水平等，也包括内生的禀赋如技术创新能力、经济组织的适应能力等；而加工贸易仅仅反映了对外贸易生产者局部的生产要素禀赋，即劳动力数量。
五、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还能走多久？
一般来讲，加工贸易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即贸易产品在加工地的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并最终实现“本土化”，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但是，根据对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的观察，中国的加工贸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进展得异常缓慢。这从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和加工贸易国内配套率两个指标中可以见其端倪。
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又称加工贸易进步比率，用加工贸易出口净额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来表示，它是一个反映加工贸易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倾向的指标。加工贸易国内配套率即加工贸易国内生产部分的比率，用加工贸易国内配套值与加工贸易进口值之比来表示，它也是一个反映加工贸易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倾向的指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虽然可以用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差额来简单表示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值，但这个配套值明显高估，根据我们在珠三角地区所做的调查，至少还应该减去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约占5％），再减去加工贸易企业除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费用如工资、利息、水电费用等（约占25％），以此国内配套值与加工贸易进口值比较，即可以得出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
2000—2004年，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和国内配套率分别停滞在20％和25％左右。加工贸易国内链条的延伸停滞，表明在相关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加工贸易产品在中国生产的部分没有得到延伸。2005年以后，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和国内配套率开始略有上扬，这主要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后，加工贸易进口价格下降，出口价格上升，中间的增值部分是数量性拉伸，而不是质量性提高。
之所以出现加工贸易“凝滞化”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加工贸易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即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力要素贸易的加工贸易面临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从而缺乏进行升级转型的内在动力。中国大量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主要依靠上述地区以外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则间接取决于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农产品的大部分，即粮食，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产品，其平均价格可以通过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价格来反映。中国的粮食产量主要由耕地数确定，而不是由劳动力确定，因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劳动力出现剩余前劳动的要素边际报酬早已经达到了0的临界值，或者说已经越过费景汉一拉尼斯拐点[10]。也就是说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中国的粮食总产值基本上是既定的，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的单位产值就是极低的，扣除生产费用，农业劳动力的单位报酬就更低。在此基础上，只要加工贸易企业的工资稍有增加，增加部分超过农民工在城市的最低生活费用，则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就是无限的。
但是，中国是不可能永久地充当这种“世界工厂”的角色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范围内以金融衍生品为主的有价证券等“软财富”大幅度缩水，欧美国家消费群体的财富幻觉消失了，再加上社会总体失业率不断攀升，直逼30年来最高水平，欧美民众不得不紧缩日常开支，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下降，储蓄意愿直线上升。即便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世界货物贸易在未来几年萎缩15％也是相当正常的，而萎缩的部分恰恰主要是中国所从事的加工贸易行业[11]。
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已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中国的内部经济环境也不再适宜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态的继续扩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积累，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中国特殊的结售汇制度安排下，引发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总量高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使国家的货币制度的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也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同时，这种发展模式对中国自然环境的掠夺式利用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
中国已经不能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行了。
收稿日期：2010—04—15
注释：
① 本文如未特别注明，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本文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标签：加工贸易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