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资本论文,团队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创业被认为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实践结果表明，创业型企业的失败率非常之高（迈克尔·伯格，1996）。创业型企业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出现了不少的流派和观点，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创立企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延伸(Chandler and Jansen，1992)，企业家是企业创建阶段的中心签约人，于是企业家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企业家角度研究创业企业成长的经典模型有Sandberg和Hofer(1987)所提出的“企业家—战略—行业结构（Entrepreneur-Strategy-Industry Structure，简称为E-S-IS”模型，该模型认为创业企业的绩效主要是由企业家、战略和行业结构所决定的；Chrisman、Bauerschmidt和Hofer(1998)则在“E-S-I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企业家—行业结构—业务战略—资源—组织系统（Entrepreneur-Industry Structure-Business Strategy-Resource-Organization System，简称为E-IS-BS-R-OS”模型）。不过大多数的文献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单个创业者(Watson et al.,1995)，关注的是单个创业者的特性(McClell and Dowid,1961)，强调的是创业者的认知水平对创业过程的作用(Forbes,1999)。但大量研究表明，很多企业的创始人是一个创业团队(Katz & Gartner,1988)，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创业企业，并且这种现象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比较普遍了(Obermayer，1980)。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中国，团队创业也非常普遍。张玉利和杨俊(2003)对我国企业家的调查中发现，合伙创业的比率高达60.5%，这表明我国的创业者也是倾向于采取团队创业方式的。企业家团队创业不仅非常普遍，而且这种组织方式对企业的开创及后续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Cooper & Bruno,1997)，由创业团队所创建的新创企业的平均成功率要高于个人创建的企业(Lechler,2001)。Casson(2000)指出，有时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是源于一个团队而不是单个个体，此时团队就是企业家，团队整体应成为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对象，因为如果没有团队所有人的协同努力，则项目不可能完成。承认这样的创业团队的存在对于完善创业型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团队创业的普遍性以及团队企业家精神在创新成长过程的重要性，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将以个体企业家为研究对象转向以团队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如Timmons(1999)将创业团队作为影响创业型企业成长的3个关键性要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机会把握和资源获取）。近年来基于团队的企业家精神来探讨创业企业的成长路径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Cooney,2005)，涉及到的主题包括：管理团队结构的合理性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创业经验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创业者特征、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多样性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等等。不过有关企业家团队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比如传记性特点与行为之间的简单推测，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许多学者对企业家团队特质的理解还存在差异。企业家团队毕竟不能等同于单个企业家，因为这时企业不再由拥有所有控制权的单个人所领导，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Glick、Miller和Huber(1993)、Hambrick(1994)等指出，创业团队的质量和构成是一个组织绩效好坏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种质量其实就是Penrose(1959)所说的“企业家的服务质量”，它能给企业带来租金，本文将其称为“企业家团队资本(Entrepreneur Team Capital,ETC)”。有关企业家团队服务质量或团队资本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测量问题、企业家团队资本与新创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是奠定、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团队资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本文拟从理论上探讨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特性及其测量体系，并基于中国的IPO公司的数据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以期建立一个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创业型企业成长模型。
二、理论框架
（一）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本质特性
企业家团队是一种自组织形式，是以社会关系为纽带而自发形成的群体，其组织成员的构成是一个相互接纳的过程，每个人都自愿加入其中。构成企业家团队的基本要素有3个：一是共同的目标；二是合作的意愿；三是信息的交流。Kamm等(1993)指出，许多创业企业家在谈到谁会是好的创业伙伴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就像婚姻和化学作用——人们通常会被那些有着相似信念及兴趣、拥有特别能力、令人推崇的特质、令人喜欢的人所吸引(Aronson,1984)。并且企业家团队不同于一般的团队，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它能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战略选择、执行和组织运作。特别是对于一个创业型企业而言，环境是充满变数的，创建新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家团队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经营能力，即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锐观察，挖掘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获取资源，并构建组织能力以利用环境中的机会。根据Lee和Tsang(2001)、Penrose(1959)的研究，企业家团队要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与企业家动机、个性相关的因素；与企业家团队成员背景相关的因素；与交流和决策能力有关的因素。这几个因素主要是反映了创业团队的抱负水平，以及他们的决策能力。
本文将企业家团队的功能发挥过程、服务的质量(Penrose，1959)界定为企业家团队资本。企业家团队资本是团队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化，它具有以下特征：(1)企业家团队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本，这种关系的参与者没有任何一方对其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它天然地属于团队本身。如果企业家团队成员出现更替，尤其是突变，则将对新创企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会由于管理性资源的交替而产生所谓彭罗斯效应(Penrose,1959)，并且很可能由于企业家认知的变化造成企业组织的功能性紊乱。(2)企业家团队资本具有不可转让的特性，难以进入市场交易，即使在企业购并的情况下，这类资本也很难测算并转移，因为它有可能在被购并后损失殆尽。(3)企业家团队资本类似于组织中的惯例，具有历史累积性，它是各个团队成员专有性人力资本（包括知识、经验、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的积累，一旦企业家团队资本已经形成，则它就不易被模仿，可享有长时期的独占收益。
要深入理解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性质还必须解决一个测量问题，如何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量化，使相关概念和机制更具可操作性，最终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主要工作。因此，本文认为优化企业家团队资本的评测体系将是完善创业企业成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目前有关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测量还没有完整的研究范式和检验标准，但总体而言，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团队中各个成员的“可加性”，即将各个成员的能力、素质“叠加”后，其整体素质是比较满意的；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团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确保就整体而言，其服务质量水平是较高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基于现有研究文献，本文认为企业家团队资本测量维度主要包含了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企业家抱负是一种对开创新事业的承诺程度，实践创业构想的企图心(Mitchell et al.,2000)。Katz和Gartner(1988)在他们的模型中把强动机性当作创业企业家的重要特征；Greenberger和Sexton(1988)将企业家的愿景视为新创企业精神的引导因素；Learned(1992)也指出在创新过程中，动机性和倾向性是衡量创业的关键变量。这些研究都一致地认同了企业家抱负是企业家团队的重要特征表现，具体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机会的寻找(Krueger & Brazeal,1994)，即确定新方向、寻找新情境的动力，以及尝试新事物的倾向；(2)承诺的执着(Ghemawat,1991; Hisrich,1990)，即集中投资、全力以赴的决心及承担新创事业的风险和责任；(3)机会的追求，即宁可尝试失败也不愿错失机会的信念。决定企业家团队抱负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包括(Winter，2000)：(1)成功门槛(threshold success)，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个最低的成就水平；(2)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要求；(3)竞争对手的挑战及其更先进的能力；(4)自身经验的积累；(5)学习成本；(6)延伸目标(stretch goals)；(7)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部门的要求。很明显，不同的创业团队，其抱负水平也是存在差异的。
第二是企业家团队的决策能力。Casson(1982)曾将企业家界定为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所谓企业家判断性决策，就是指在不确定条件下，只依据所掌握的公开信息，按照既定的决策规则和程序所作的决策。根据舒尔茨(1990)的观点，企业家的这种决策能力是企业家本人的心理素质与教育培训的综合结果，是先天素质与后天学习、实践的珠联璧合，它涉及到教育、经历（比如干中学）、天赋、专业知识等等。企业家这种判断决策只能在具体环境中体现出来，它能够改善在不确定环境中所必须迅速做出的决策的质量。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不排除个别决策是由企业家独自做出的，但实际上更多的影响到企业成长方向的决策几乎都是以团队的组织形式共同商议的结果，所以企业家团队的决策能力是团队资本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是企业家团队的异质性。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团队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强，什么样的团队组合才有可能提高合作的效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创业企业家团队而言，虽然有学者指出，具有相似信念及兴趣等特性的成员组合是有助于提高团队效能的(Aronson,1984)，但高度的同质性可能导致团队成员产生很高的相互排斥性，产生冲突。创业企业家团队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包括团队成员认识性差异与经验性差异(Finkelstein & Hambrick,1996)，可能会由于决策视角的不同而增强创新性，因为团队成员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和分析一个复杂的问题，多样化的团队能够比同质性较强的团队获得更广泛的信息资源、技能组合和社会认知力(Salas,etc.,1992)；另外，企业家团队成员背景的异质性也有助于团队成员间进行顺畅的交互作用，如交流、协作(Hambrick,1994)。所以团队成员之间的异质性也是企业家团队资本的一个重要测量维度。
（二）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功效
企业家同时发挥着多种功能，既要从市场变化中挖掘可盈利的潜在机会，承担相应的风险，还必须安排治理模式以利用机会，并充当着资源整合、管理、协调等多种职能角色。企业家团队的质量和构成，即企业家团队资本是一个组织绩效好坏的重要决定因素(Glick,etc.,1993; Hambrick,1994)，是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动力源，它的存量和增量将直接地影响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
首先，企业家团队抱负将对新创企业的成长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中间人(Penrose,1959)，企业家必须不断地从市场变化中挖掘可盈利的潜在机会，承担相应的风险，那种敢于承担经营风险、追求成长的特性和意志往往成为影响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进化理论认为，在市场动态机制的要求下，抱负水平可能引起较大程度的变革，重新点燃学习的火花(Winter,2000)。抱负水平影响了新能力的产生、停止、再生等整个过程，抱负水平也将决定组织对学习的投资程度，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的能力积累(Winter,2000)。Bird(1988)曾指出，公司创立时创业者的动机决定了初创公司的模式和发展方向，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发展和成功；Miller(1988)的早期研究也表明，个人对成功的欲望与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结构构建是相互影响的。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的研究也表明，由于抱负水平的差别，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影响创业的过程和结果。Winter(2000)则立足于组织行为理论，从理论上论证了企业家、高层管理者的高抱负水平有助于提高绩效的观点。可见，企业家团队各成员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和对成功的欲望，能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有助于新创企业成长。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许多成功的案例也同样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企业家的高抱负水平将对组织变革、企业成长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欧阳桃花，2003）。所以，可以认为企业家团队各成员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和对成功的欲望，能促进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
其次，决策作为企业家团队的重要职能之一，它也将对新创企业的成长产生直接的贡献。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既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又要根据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协调各种关系，及时做出各种决定。企业家是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中间人，是信息的集中者，最能够对外界环境做出及时的反应，企业家决策速度越快，越能够促使企业对环境的变化做出更有弹性的反应，进而取得速度优势及降低经营风险的优势。Yu(2000)的研究表明，创业型企业采取那种“游击队”战略，即抓住高利润机会并在大型企业能做出反应之前快速地进入市场，将很容易地在市场竞争中更有效地获取竞争优势。Lam(1996)对成功的创业型企业进行研究也发现，企业家果断的决策能力将有助于改进企业的竞争力。但毫无疑问，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企业家团队才能准确地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并发现相关价格，进而减少由于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可能掌握某些经营决策能力，但企业家的决策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同的企业家面对不同的搜集与加工信息的费用，同时还由于经营决策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企业家团队的这种决策能力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不可转移的，所以这种团队资本能够持续地为企业创造经济租金。
再次，企业家团队的异质性将有助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Hambrick(1994)认为，团队异质性有利于拓宽领导者的视野，识别出更多的机会，从而提升团队解决问题的整体能力。另外，Jackson(1992)的实证研究曾发现，异质性团队更适合处理非结构化、创造性等问题，而同质性团队则擅长处理程序性的例行问题。所以团队的异质性越高，其创新导向也就越明显(Wiersema & Bantel,1992; Bantel & Jackson,1989)，而这是创业型企业得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Bantel和Jackson(1989)所做的实证调查也发现，企业家团队成员在教育和专业背景方面越具有多样性，则越会产生好的战略定位、减少投资损失，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
创业型企业成长还将受到组织能力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Man，2001)。钱德勒(1999)认为，组织能力是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等多个活动中的技能，这些物质设备和技能是企业成长的内生性动力源。在一个缺乏组织能力的环境下，企业家团队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是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的，是难以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的，所以本文认为企业家团队资本与创业型企业的组织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即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功效将受到企业组织能力的调解。另外，创业型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比如产权结构、行业结构、所处区域、政府管制等宏观变量也将影响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前期有关创业型企业成长模型拓展为：企业家团队资本(ETC)—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经济环境(Environment)—创业企业成长(Growth)关系模型（简称为：ETC-OC-E-G）。本文将以我国402家IPO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团队资本、组织能力的单因素、综合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3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1.创业型企业的界定
本文从两个维度来界定创业型企业。其一是时间维度，即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界定创业型企业的标准。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年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及死亡10个阶段(Adizes,1988)。依此标准划分，本文所指的创业型企业是那些处于青年期和青年期之前的企业。在这一时期，企业家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发挥其职能，使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逐步走上正轨。但这一时期将持续多久，理论上尚没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在考虑到行业、资源和战略因素后，一般情况下可以将此期限界定为3～4年，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延长到8～12年(Chrisman et al.,1998)；Brush(1998)则认为在6年或6年之内更为恰当。目前大多文献将新兴企业定义为成立时间小于等于8年的企业(Boeker,1989; McCann,1991)，一些实证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一标准(Li & Atuahene-Gima，2001)。其二是制度变革维度。新创企业是与已设立企业(Established Firm)相对而言的，后者的制度已完善地建立起来了，而判断创业型企业是否发生过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首次公开发行(IPO)。当新创企业一旦上市，它就必须规范经营制度、改善治理结构并接受公众监督，其经营管理方式也将较创业时发生较大改变。本文同时结合企业寿命和制度完善程度，将IPO之前的、成立时间小于8年的企业视为创业型企业。
2.研究对象的界定
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团队包括所有创业者，因为他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不仅投入了物质资本，也投入了专有性人力资本，他们成了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但同时也包括一些在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进入企业高层的管理者及董事会成员，因为这些成员影响到企业的决策方向，承担了决策风险。按照Gartner、Shaver、Gatewood和Katz(1994)的观点，即创业企业家团队应该包括对战略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的个人，也就是说应该把董事会成员，尤其是占有一定股权的创业者包括在内。于是本文将上市企业IPO前一年年报所披露的该企业董事或职位在副总经理以上的高管都作为研究对象。
3.样本筛选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所提供的上市公司名录，通过“金融界”网站(http://share.jrj.com.cn/)提供的招股说明书中的时间、经营范围以及招股说明书所揭示的企业成立时间来进行样本筛选。创业企业的成立时间的判断标准界定为以下几种情况：由单个企业整体改制上市的，以原企业的成立时间为准；由多个企业重组兼并后上市的，以新设立企业的成立时间为准，但如果是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或者在1994年7月1日《公司法》颁布执行以后重组成立的，且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则追溯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成立时间为样本的成立时间。为了确保成立时间的准确，本文还通过借助Wind数据库、样本公司的网站及其相关的书面资料、Google和Baidu搜索引擎，核对了成立时间。样本的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1)企业IPO时间在1997～2001年之间，以使上市公司上市年限大于等于5年，从而确保公司行为相对稳定和样本之间数据的可比性。(2)删去IPO时成立已超过8年的上市企业。(3)不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掘业”、“社会服务业”行业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业”、“综合类”、“传播与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业”行业的部分企业，因为在考察这些企业的具体经营范围时本文发现，它们趋近于垄断企业，而垄断企业的利润则可能主要来自于政府的保护和歧视性定价，并非企业本身的效率（陆挺，2005）。最终，本文选择了402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表1）。
表1 样本筛选情况
IPO年 IPO企 垄断非垄断且IPO时样本企业数④
份 业数 企业寿命超过8年的=①-②-③
① 数② 企业数③
1997年 180 20 54 106
1998年 103 10 27
66
1999年
89
8 11
70
2000年 135 20
2 113
2001年
58
7
4
47
合计565 65 98 402
（二）变量测量
1.企业家团队资本
(1)企业家抱负
企业家抱负是一种开拓精神，体现了企业家团队在经营过程中承担风险、作出战略承诺的意愿。本文用平均年龄(age_a)、平均在位时间(tenu_a)、团队持股比例(share_t)3个指标反映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
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一般认为，年轻的企业家更愿意尝试史无前例的、创新的冒险行为，而企业家团队平均年龄越大，则越倾向于回避冒险，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Child,1974; Hart and Mellons,1970)。本文通过下式来测量企业家团队的平均年龄：
其中，
为团队成员i的年龄，n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总数。
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在位时间。企业家在加入团队后存在一个相互适应的过渡期，但通过不断的交流与沟通，他们的团队凝聚力趋于增强，他们也将越有动机去发现机会，并在制定长远战略决策方面达成共识(Michel & Hambrick,1992; Smith,etc.,1994; 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但如果在位时间过长，团队成员可能会按部就班地工作，在战略和政策上更趋保守，也更倾向厌恶风险和抵制变革(Katz,1982)。就创业型企业而言，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在位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本文假定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团队在位时间越长则抱负水平越高。本文通过下式来衡量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平均在位时间：
其中，
为团队成员i在IPO时点所任该职位的在位时间，n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总数。
企业家团队持股比例。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对企业持股数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创新动力和工作积极性。敢于在创业企业中投入物质资本进行专有性投资，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李新春、苏琦、董文卓，2006；等等）。故本文以团队持股量衡量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公式如下：
其中，
为团队成员i的持股比例，n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总数。
(2)决策能力
本文以平均教育水平(edu_a)和社会关联度(capi_s)来度量创业企业家的团队决策能力。
企业家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Wiersema和Bantel(1992)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通常能反映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技巧。一个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与社会认知正相关，而高社会认知有助于企业家团队成员在复杂的多元化经营环境中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快速确定适合企业自身的行为模式。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其战略灵活应变能力也越强(Shane & Venkataraman,2000; Bantel,1993)。本文在测量团队教育水平时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Barro & Lee,2000)，即设定小学毕业教育年限为6年，初中毕业为9年，高中、中专毕业为12年，大专毕业为15年，大学毕业为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为19，博士研究生毕业为22（姚先国、谢嗣胜，2006）。计算公示如下：
其中，
为团队成员i的教育年限，n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总数。
企业家团队的社会关联度。与决策能力相关联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团队成员的信息拥有量及信息的质量(Makadok,2003)，这与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有着直接关系，创业企业家的社会关联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他们获取信息与资源的能力(Tang,1998; Yeung and Tung,1996)。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设计了3个指标来测量企业家团队社会关联度。
第一个指标是纵向联系(capi_s1)，判断标准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是否在上级机关或政府部门任过职，任过职的记为1，反之则为0，随后进行累加，但如果出现多人曾在同一部门任职的，则只记一次。本文的假设是，企业家团队成员曾在上级机关或政府部门任职的，意味着有很强的纵向联系，曾任职部门越多，这种联系就越有优势，越有能力收集决策信息。
第二个指标是横向联系(capi_s2)，判断标准为企业家团队成员是否在其他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只要出现过这种情况则记为1，否则记为0，然后累加，同样如果出现多人曾在其他同一企业任职的，只记一次。使用这一指标的假设是，团队成员若有上述经历，表明该横向联系占优，跨企业工作过的人数越多，这种优势越明显，越有能力收集决策信息。
第三个指标是社会联系(capi_s3)，判断标准为企业家团队成员在创业型企业IPO时是否在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其他企业、高校、银行等兼职的，或者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如果有这种现象则记为1，没有则为0，再进行累加，如出现相同部门兼职则只记一次。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企业家团队成员的社会交往越广泛，则在社会联系上越占优势，也就越有能力收集决策信息。
本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发现，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社会联系3个指标的因子负载分别为0.662、0.813、0.779，累计方差解释率达0.658，信度值（Cronbach α值）达0.700，表明这3个指标有较高的信效度。本文采取以下公式计算企业家团队的社会关联度：
capi_s=(capi_s1+capi_s2+capi_s3)/3
(3)团队异质性
企业家团队异质性衡量了团队成员的互补性和结构的合理性。本文在借鉴Hambrick、Cho和Chen(1996)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4个指标测量创业企业家团队异质性程度：年龄异质性(age_d)、专业背景异质性(earea_d)、在位时间异质性(tenu_d)、股权异质性(share_d)。
企业家团队年龄异质性。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家团队成员组合在一起的话，将会拥有更广泛的认知资源，包含了更大领域内的见解及更多的外在联系(Jackson,1992)，这些差异会驱使他们拥有更大的创造力(O'Bannon & Gupta,1992)。另外，年龄异质性对团队的稳定性有很强的促进作用(Jackson,1992; Wiersema & Bird,1993)。本文通过下式测量企业家团队年龄的异质性：
企业家团队专业异质性。企业创立之初，企业家团队需要具备各种专业背景的成员，研究表明，团队成员背景的异质性意味着其认知基础存在差异性，这会影响其信息的收集和对问题的理解(Hambrick & Mason,1984)。特别是在不确定和复杂环境中，当企业面临多样需求时，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差异化功能性背景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下式测量企业家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
其中，
表示第i个类别成员在团队中所占的比例，F为专业背景种类的合集。通过团队成员获得的专业职称来判定，共划分为以下3大类：与企业生产、技术相关的；与经济管理、财务会计有关的；与人事政工、法律等有关的。earea_d越接近1，表示团队专业背景异质性越高；越接近0，则表明团队专业背景异质性越低。
企业家团队在位时间异质性。尽管在位时间同质的企业家团队会带来良好沟通和情感维系，但他们可能会缺乏健康、丰富多样的观点(Priem,Lyon & Dess,1999; Priem,1990)。而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由于企业积累的管理资源毕竟有限，就需要依赖企业家团队以经验为基础的多样化观点，尤其是在不确定环境下。本文通过下式测量企业家团队在位时间的异质性：
企业家团队股权异质性。企业家团队功能的发挥，不仅取决于能力，还在于动机。如果股权被平均地分配到每个成员手中，就极易出现搭便车现象，而团队成员内部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安排则有助于发挥出良好的监督和激励功能(Mehran，1995)。本文通过下式测量企业家团队股权的异质性：
上述企业家团队资本各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
2.组织能力的测量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组织能力的理解存在差异（贺小刚，李新春和方海鹰，2006），测量指标也固然不相同，如Berghe(2001)将组织能力视为核心能力，认为测量时应从技术角度来考虑，包括技术的难易程度、新产品功能的拓展程度、技术的缄默程度等指标；Schroeder等(2002)认为组织能力的测量应同时考虑到流程与设备、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King等(2003)则针对不同行业给出了不同的测量组织知识的指标，主要涉及人力资本和不可模仿的技术、营销等知识。钱德勒(1999)认为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生产、销售和管理等活动环节。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兼顾数据的可获性，拟采用以下指标来测量创业企业的组织能力：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ratio_ed)；技术人员比例(ratio_te)；营业费用比例(ratio_ex)；销售人员比例(ratio_sa)。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将上述4个指标组合为一个指标，即组织能力(OC)，结果表明，组织能力的累计解释方差变化在连续5年内均达到75%以上。
表2 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均值 标准差1 2
3 45
6
78
1.平均年龄 45.53 4.212 1
2.平均在位时间 4.973 1.543 -0.0591
3.团队持股比例 0.185 1.515 -0.067 0.079 1
4.平均教育水平 15.74 1.187 -0.052 -0.02
-0.0311
5.社会关联度
3.004 1.791 -0.156*** -0.150*** 0.019
0.157*** 1
6.年龄异质性
0.162 0.051 -0.241*** -0.132*** 0.144***0.076 0.165*** 1
7.专业异质性
0.459 0.154
0.026 -0.038
-0.004 -0.192*** -0.038 0.044 1
8.在位时间异质性
0.461 0.184
0.081 -0.307*** -0.03 -0.071 0.068 0.067 0.046 1
9.股权异质性
0.051 0.077
-0.07 -0.133*** 0.163***
-0.074 0.091* 0.209*** 0.021
0.127**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率。
3.创业型企业成长性指标的测量
在测量创业型企业成长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成长变量的时滞效应的长度。不少学者在对创业型企业成长问题进行研究时没有考虑到时滞效应，少数学者曾使用过滞后一至两年的数据(Tallman & Li,1996；Sambharya,1995)。考虑到企业家团队对经营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一般会延迟几个年度，本文收集了IPO当年及此后连续4年，即共计5年的创业企业成长的数据。
第二个问题是成长指标的选择。这是一个仍旧存在争议的问题。Ardishvili和Delmar等(1998)曾对成长性评价指标进行了归纳，包括资产、雇员、市场份额、物质产出、利润和营业收入等。从实际应用来看，得到最为广泛运用的是营业收入和雇员人数指标。Davidsson和Wiklund等(2001)认为，营业收入指标操作相对容易，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不受行业资本密集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影响，因此是评价不同类型企业成长的较为适宜的指标，其缺点是容易受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从评价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来看，雇员人数的增长是一个更加直接的指标(Greiner,1972；Churchill & Lewis,1983)，但这一指标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机器和人工的替代关系等的影响。本文使用多个指标对企业成长进行测量。这主要是考虑到不同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的选择导致了成长的外在表现不同，例如有些公司在销售增长方面表现很好，而另外一些公司更关注经营效率的提升。为了确保更加全面地测量出创业成长的这种差异性，就有必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这种处理方法也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Frederic et al.,2003)。并且本文还将通过主成分分析技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将多个指标所揭示的信息综合为几个指标，进而加以分析。另外，考虑到对于规模不同的企业，如果采取一种绝对值进行测量的话可能导致评价结果的失真，于是本文采取相对指标进行测量。具体来说，主要采用以下相对指标测量创业企业的成长性：经营毛利率(ROS)、主营成本比例(COS)、主营收入增长率(GOS)、单位员工主营业务收入(SEMP)、单位员工占用资产(AEMP)，计算方法见表3。
注：成长性指标的数据取自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index.shtml之“财务指标”，员工数据则从年报中手工收集。
需指出的是，为消除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上述所有指标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都进行了中位数调整，即用公司当年的原始绩效值减去该年所有样本企业该指标的中位数。在主成分分析后，本文选定了3个主成分(COF、MPC、EOO)，结果表明，成长性指标的累计解释方差变化在连续5年内均达到90%以上。最后，用特征值作为权重计算5个主成分得分的加权平均，得出每个公司每年成长指数，记为IOG。
4.控制变量
企业的背景特征，如所有权结构、规模、经营业务的范围等也都是影响到企业成长的关键潜在因素，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产权结构(prop)。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民营控股的企业（220家，占54.6%），另外国有控股的创业型企业有182家（占45.4%)，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引入所有制性质虚拟变量。(2)行业 (indu)。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本研究样本企业涉及12大类、30余小类，分布较为分散，于是将相对比较集中的机械设备仪表、金属非金属、石油化学塑胶塑料、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制品等行业归为制造业，共计279家（占69.3%），其他非制造业归为一类，共计123家（占30.7%），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即将制造业企业设为1，其他行业企业则为0。(3)地理区域(regi)。本文根据企业所处的经济区域分为6类，其中长三角地区（包括浙江、江苏、上海）73家(18.2%)、珠三角地区（广东省）22家(5.5%)、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100家(24.9%)、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78家(19.5%)、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44家(11.0%)，其他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福建、海南）85家(20.9%)。考虑到不同区域的资源获取、经济体制等差异性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本文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引入5个区域虚拟变量。(4)企业规模(size)。本文主要用企业的资产额来测量创业型企业的规模，样本数据显示，IPO时企业资产均值为8.882亿元，最小为1.163亿元，最高为374.337亿元。(5)企业寿命(life)。本文以创业企业创立之后的寿命的绝对值来测量，样本数据显示，企业寿命样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5.86年，且大多集中在5～7年。
四、检验结果与讨论
（一）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单变量检验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家团队资本各指标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实证模型可用公式描述如下：
本文参照Boeker(1989)的做法，用年均总资产的对数值来表示企业规模，加入产权、行业、地区等虚拟变量，对公司成长指数IOG作回归，实证检验结果见表4。从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5个模型的F值都很显著(p＜0.01)，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很好。但就方程效率指标而言，前两年，即T和(T+1)年的解释力较强，以后则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方面可能与企业家团队资本功能的时滞效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随着新创企业的成长，企业的组织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企业家团队的作用则相对减弱。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1)衡量企业家团队抱负水平中的两个指标，即企业家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在位时间的贡献都非常显著。企业家团队平均年龄对企业成长有负效应，即年龄越大的企业家团队越有可能阻碍创业企业的成长；企业家团队成员的在位时间与成长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非常显著，这就说明对于创业型企业而言，企业家团队作为公司核心决策者，他们的相对稳定性对公司经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家团队成员长期担任某一职位而没有变化，则很容易形成一种惰性、厌恶风险、抵制变革(Katz，1982)，进而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企业家团队的持股量对创业企业成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这与委托代理理论的主导观点不太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与纯粹意义上代理人相比具有不同的动机，前者具有创建自己帝国的强烈动机(Penrose，1959)，即使在IPO后打造企业仍旧是他们的战略目标，而后者在两权分离以后其目标与创业投资者的目标则存在显著的背离。(2)企业家团队决策能力的两个指标都有正效应，其中团队成员的受教育水平的贡献非常显著，不过团队成员的社会关联度指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与处于转型期的企业家在收集信息过程中所发生的大量的交易成本有关（贺小刚、李新春，2005）。(3)异质性变量的4个测量指标中，仅有股权异质性指标对企业成长有正向作用，这就说明企业家团队成员的股权分配应相对集中而不是平均分散。但企业家团队的年龄异质性、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在位时间的差异性并没有对创业企业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年龄的异质性和在位时间的异质性在除模型4（正向但不显著）之外的另外4个模型中都是负面的但不显著的影响；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则在5个模型中虽都有负面影响但同样不显著。这一结论与那些以成熟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论是不一致的(Dahlin,Weingart,Hinds,2005)。这是一个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为确保上述结论的科学性，本文还做了一个稳健性检验，其一是将企业成长的3个主成分，即盈利能力(COF)、经营效率(MPC)和市场潜力(EOO)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检验；其二是分别对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区域、行业、规模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大致与上述结论一致，但有以下几点值得加以注意：企业家团队的年龄负面地影响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这种消极作用尤其是对创业型企业的盈利水平更为明显；企业家团队的平均在位时间仍旧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指数存在倒U型关系，但这种拟合效果最好的是体现在盈利水平指标上；企业家团队的受教育水平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创业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更为明显；股权异质性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指数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创业型企业的盈利水平更为明显；虽然专业异质性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指数没有显著的关系，但它对经营效率这一指标则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在位时间异质性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指数没有显著的关系，但它对市场潜力这一指标则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因素的检验
1.企业家团队的抱负水平、决策能力与异质程度的检验
为了检验企业家团队资本的3个维度，即团队抱负水平、团队决策能力和团队异质性对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本文对9个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指标进行了主元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年龄、平均在位时间、团队持股、平均教育水平、团队社会关联度、年龄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在位时间异质性、股权异质性的负载系数分别为：-0.583、0.621、0.642、0.761、0.761、0.671、0.246、0.508、0.721，这就说明这些指标的符号与假设符号是相吻合的。采取与上述分析类似的方法，本文将这3个变量与产权、行业、地理区域、区域规模和寿命等控制变量，一并加入模型进行统计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检验结果表明，5个模型中的F值在0.01水平上都显著，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与上述单变量检验的结果相似，在5个模型中，Model1、Model2的解释力最强。就企业家团队资本的3个变量，即抱负水平、决策能力、异质性水平的检验结果来看，本文发现，团队成员的抱负水平、决策能力与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决定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这同资源与能力理论、进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相一致的；虽然企业家团队的异质程度对创业型企业成长有正向影响，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本文理论上假定异质性有助于改进绩效是不相一致的，同时与主张同质性的学者的观点也不一致(Aronson，1984)。对于创业型企业简单地假定异质性与成长之间是一种直线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是一个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企业家团队资本(ETC)指标构建与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通过构造一个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性指标，即ETC(Entrepreneur Team Capital)指标以客观地检测ETC与创业型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常用的均值分析法来定义企业家团队资本ETC指标。在第一大主元中，9个指标“平均年龄”、“平均在位时间”、“团队持股”、“团队社会关联度”、“年龄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在位时间异质性”、“股权异质性”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337、0.512、0.254、0.074、0.498、0.655、0.074、0.436、0.565。9个指标的符号均与本文的理论预测相吻合。其中反映决策能力的“教育水平”与反映异质性的“专业异质性”的载荷较小，其余7个指标的载荷均在0.254以上，因此本文认为它们是反映企业家团队资本的重要指标。采取与上述分析类似的方法，本文检验了企业家团队资本ETC指标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表6），ETC指标在所有回归方程中皆为正且统计上非常显著，方程拟合优度与前述回归方程相似，表明其功效是非常稳健的。
（三）组织能力的调解作用检验
上文已经检验了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单变量、综合变量对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考虑到组织能力的调解作用。现以解释力较强的T期、(T+1)期和(T+2)期的企业成长指数来考察组织能力的调节作用。此时考虑4个模型：ModelⅠ仅加入控制变量对企业成长作回归，随后ModelⅡ、ModelⅢ分别在ModelⅠ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家团队资本ETC指标和组织能力，最后用ModelⅣ考虑两者的交互作用。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家团队资本和组织能力都显著地促进了创业企业的成长，但组织能力的贡献相对高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贡献；(2)组织能力对企业家团队资本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一个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背景下，高质量的企业家团队将更有可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功能。所以企业家团队资本与组织能力在创业型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互补作用。这些充分地表明，即使在创业型企业，仍旧不可忽视组织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作用。
另外，从所有检验的结果来看，创业企业成长模型“ETC-OC-E-G”中的一些环境变量，如企业体制、行业、地理区域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业型企业成长产生一定的作用，尤其是产权体制、创业企业所处的经济区域环境等作用非常显著。
五、结束语
有关创业型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本文以企业家团队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个基于企业家团队资本成长模型，并通过收集我国IPO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得到了以下兼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结论：
第一，本文从理论上探索了一系列重要的企业家团队资本的测量指标，并通过单变量检验发现：(1)企业家团队平均年龄的消极作用非常显著，企业家团队的平均在位时间则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创业企业家团队持股越多则并没有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2)企业家团队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了创业型企业的成长，但企业家团队社会关联程度所产生的效应却并不显著；(3)团队成员内部持股量的异质性促进了创业型企业的成长，而在位时间异质性和专业背景异质性只影响到个别业绩指标，企业家团队的年龄异质性则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第二，从企业家团队资本3个维度来看，企业家团队抱负水平和决策能力对创业型企业成长有着重大影响，提高企业家团队的能力和抱负水平是促进创业型企业成长的关键所在。但企业家团队异质程度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即团队成员的差异性理应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目前还不太清楚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团队成员之间的组合到底应具有何种特性才有助于创业企业成长。
第三，本文运用主成份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反映企业家团队资本的综合指标——ETC指标，它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指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为利益相关者判断创业型企业的成长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企业家团队资本是否充分发挥出作用还取决于组织能力。
第四，组织能力是解释企业成长差异性的另一个因素，它在企业家团队资本和创业型企业成长中起关键的调节作用，即组织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助于企业家团队资本的功能发挥，且这种作用非常稳健。
最后应指出的是，由于创业团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形式，本文仅仅是一个探索性研究，如何深入地探讨、揭示创业团队的性质及其功能表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以持大股的创始人为中心的企业家团队的治理机制与创业型企业成长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什么样的企业家团队的组合才有助于创业企业的成长，或者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家团队的有效组合机制到底是什么，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考虑到任期初始阶段的企业家团队成员之间融合度很低、很难高效运作，随着合作时间的推移，成员之间才逐渐地分享新的见解、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并发挥出各自专长，但任期太久则不利于信息获取和新的重要思想的形成，且过于依赖惯例，变得缺乏适应性与创新性(Katz，1982)，所以在单变量检验中，本文试图检验团队成员的平均任期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是否存在到“U”型关系，于是引入在位时间的平方这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