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士人论文,江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全国。但长期的分裂使南北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诸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此间崛起的江南世族和豪强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实力，成为统一政权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的极其棘手的新问题。对此，隋统治者采取什么措施吸纳江南士人呢？江南士人在东晋南朝，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权，突然间进入统一社会，而沦为“亡国之余”，他们在隋政权中将面临怎样的升降浮沉的命运呢？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期有补于人们对隋代政治中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认识。
一
众所周知，隋朝是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北周政权的，这便决定其统治集团的核心依然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军政集团。这一集团中无论鲜卑武川镇将帅，还是关陇汉族豪强，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他们重事功、主进取，对政权有着强烈的垄断性。他们在攻灭北齐后，对山东地区推行高压政策，抑制山东士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关中与关东两大北方集团的政治对抗，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点前辈史家已多有论述。隋灭陈后，依然“尚关中旧意”①，完全不顾江南地区的社会变化，引起了开皇十年至十一年江南地区的全境反叛。隋之灭陈，江南世族和豪强并没有对抗，相反倒是有不少支持的记载，为什么在统一后不到二年的时间里发生大规模叛乱呢？关于这一问题，近年高敏先生已有专文讨论②。这里仅据《北史·苏绰传附苏威传》中的记载，略作说明：
寻令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于是旧陈率士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寻诏内史令杨素讨平之。
从这一段记述可知，江南之叛完全是隋统治者不切实际的高压政策而促成的。其一，“牧人者尽改变之”，在江南全面并省州、郡、县，罢除陈之故吏，上自地区总管，下至州、县长官，皆以北来之人出任；同时还在法律、选举诸方面取消江南世族的特权。其二，“依内州责户籍”，把隋朝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推行的“大索貌阅”之类的户籍整理措施，以“急政”的方式在江南展开，从而剥夺以广泛隐占人口进行田庄经营的世族豪强的经济利益。其三，“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在思想文化上以北方的“五教”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习尚，且施以“烦鄙之辞”这样粗暴的方式，严重伤害了江南士人的感情。上述种种，都触及到江南社会的根本问题。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从关陇本位出发，根本不考虑江南地方世族豪强的利益，必然引起不满和反抗。隋在开皇十一年镇压了江南之乱后，仍然没有改变以武力控制江南的政策，各级官吏也有恃无恐，唯以酷杀为务。这使江南地方势力一直心怀怨恨，不断发生反叛，岭南少数民族酋帅的反抗有时规模还很大。可以说，在文帝时期的高压政策下，江南社会一直没有真正地稳定下来。
隋文帝推行的这种控制江南的政策，表现出隋初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的敌视。我们知道，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沦为民族纷争的战争，大批士族人物南迁，使江南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文学艺术等领域远远超过北方，直到南北朝后期，北方人还承认“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③。其实当时江南的文化发展已不限于士族阶层，伴随着江南腹地的经济开发，六朝时期的不少地方官员都兴学传教。如梁代平原刘孝标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④，说明处于崇山峻岭中浙西一带文化教育的普及。《隋书·地理志》上记载：
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东阳，……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风气所尚也。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
大量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在社会各阶层和各地区都得到程度不同的传播和普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江南的文化学术形成了与北方迥然不同的风格。《隋书·儒林传序》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途同致也。”对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隋统治者本应面对现实，采取符合实际的相应对策，对作为文化学术载体和江南社会代表的士人，选其贤俊，委以重任，适当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以抚慰江南地方势力，从而稳定江南的局势。但事实上却正相反，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始终采取鄙视与压制的态度。早在隋统一江南之前，李谔便曾上书痛斥江南文化之弊失：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⑤。
这完全是以正统自居，把江南文化视为异端邪说和整饬的对象，无视文化发展的时代与地域的特点和差异。这种观念在隋的军事征服胜利后，进一步强化起来，并付之以政治手段全面推行，“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即是具体表现。对江南士人则予以鄙视，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⑥这些看法如果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评析南北文化及士人的优劣短长倒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们却是从压制江南士人的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表现出鲜明的关陇本位色彩。正因为如此，在隋统一江南十余年后，内史舍人窦威等撰《丹阳郡风俗》时，仍“以吴人为东夷”⑦。历史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还以陈腐的夷夏之别来看待南北差异，如果不是极端狭隘的关陇本位作崇，绝不至于如此无知。
在这种敌视江南文化的观念支配下，隋统治者不仅对江南地区采取高压政策，而且对入隋的江南士人也采取了排斥与歧视的态度。
下面我们将对隋文帝时期江南士人的悲惨遭遇进行具体的考述。请看实例：
许善心，祖、父皆仕于梁、陈。陈末通使入隋，被隋文帝扣留，陈亡，拜通直散骑常侍，后转秘书丞，文帝曾说：“我平陈国，唯获此人。”但实际上他只是参预修礼作乐、上表颂德而已，并无任何政治实绩。
姚察，吴兴武康人，陈时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吏部尚书。入隋后文帝曾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⑧，授以秘书丞，敕修梁、陈二代史，政治上也一无建树。
上述二人属江南士人中德望较高的人物，隋文帝从招揽人心角度考虑，在礼数上还给予一定的尊重。其他大量的江南士人处境则更糟，既得不到对等的名份，更无理想的职位，有的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沈君道，吴兴人，陈时任吏部侍郎，陈灭，居于长安，“家甚贫窭”，与其子“并以佣书为事”。
陆知命，吴郡富春人，父为陈散骑常侍，本人任陈太学傅士、南狱正，为“三吴之望”。及陈灭，归家，后助杨广说服江南反叛首领，以功拜仪同三司，但数年不得调迁。曾上书劝高祖建都洛阳，又上《太平颂》，并请求出使高丽，“宣示皇风”。这些拍马迎合之举都是在立功无门的情况下而做出的，可谓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了江南士人升迁之难。
虞世基，会稽余姚人，父为陈太子中庶子；本人博学多才，有“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和“当今潘、陆”的美誉。陈灭归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
裴蕴，祖为梁卫将军，父为陈都官尚书。蕴仕陈历直閤将军、兴宁令，以父在北，通于隋，请为内应。陈平，隋文帝以其夙有归顺之心，超授仪同，左仆射高颎进谏曰：“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文帝加上仪同，高颎又谏。表现了关陇人物对江南士人的压制。
上述诸人多出自江南望族，在陈时享有相当高的职位，但入隋后都很不得志，他们每一点政治上的追求，都遭到关陇集团的阻遏。从有关记载看，一些与江南反叛有牵连的江南士人还有沦为官、私奴隶的。《隋书·杨素传》：“家僮数千，……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隋书·耿询传》：询，丹阳人，陈后主时随东衡州刺史王勇至岭南，曾被反叛的俚族推为首领。王世积讨平后，因其有技巧，以之为家奴，后因精于天文算术，造浑天仪，文帝又配之为官奴。当时江南士人参加反叛的不少，故被杀与没籍为奴者一定很多，绝不会仅限于这几例。江南士人沦落至此，与他们在南朝那种“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从政方式相比，简直有霄壤之别。在关陇集团的压制下，江南士人正常的入仕道路被阻隔，因而发生了分化，一些人以扭曲的方式向隋文帝身边靠拢，以接近国家权力中心，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他们看准了文帝喜好符瑞的毛病，以方术天象求仕，从而出现了不少专进吉祥的术士。从有关记载看，隋文帝时最著名的天象占卜之士除王劭外，大都是江南士人。
袁充，陈郡阳夏人，寓居丹杨，祖、父俱为梁侍中。其年仅十七便仕于陈，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陈灭入隋，因好道术、通占侯，任太史令。文帝欲废太子杨勇，袁充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又曾上奏，隋兴已来，日影渐长，“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文帝大悦，颁告天下。
庾季才，八世祖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居南郡江陵。他通《周易》，好占玄象。开皇初，隋文帝曾与高颎、苏威夜议迁都，季才旦而上奏：“臣仰观玄象，俯察图纪，龟兆允袭，必有迁都……”。文帝信之，令其撰《垂象志》、《地形志》等。其子庾质也以此显名。
韦鼎，祖为梁开府仪同三司，父为黄门侍郎。其善相术，曾为陈使入周，杨坚认为“非常人”。陈灭，文帝急召之，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
萧吉，梁武帝兄长沙王懿之孙，精阴阳算术。隋初郁郁不得志，后“见上好征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
当时“并以星历”显名的江南士人还有高智宝、耿询等，不再详述。还有一些江南士人以别的技艺求仕，如何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波斯献金绵锦袍，文帝命其为之，何稠所制超过所献者，文帝任其为太府丞。后修文献皇后陵，善于迎合文帝意旨，渐见亲昵，文帝死前嘱杨广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另有许智藏，许澄皆“以医术显”，智藏官至员外散骑侍郎。上述诸人皆以实用技艺入仕，不至于引起关陇人物的反对。如若在制礼作乐等有关文化根本的问题上，与关陇人物相左，便无法成功了。如万宝常，梁末入北齐，“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隋初郑译等奉诏制乐，宝常多有建议，“然言多不用”。文帝曾命其修乐，“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时苏威之子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万宝常以作乐求仕难成，贫困交加，妻又窃其资物而逃，竟至饿死，将死，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万宝常的悲惨遭遇说明江南士人在朝廷上与关陇人物发生冲突，稍微触犯他们的利益，便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打击。他们只有俯首帖耳，甘于从属的地位，才能分得一杯残羹。至于那些“以玄象自命，并要求时幸，干进务从”⑨者，虽获得了一定利益，但时刻察言观色，希风进旨，在政治斗争中扮演了卑劣的角色，并非以正途入仕，因而为大部分士人所不耻。正如魏征在《隋书·袁充传》中评论这类人所说：“江南望族，乾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
此外，还有一类江南士人的行迹颇值得注意。由于隋文帝压制南人，他们在朝廷上难以立足，一些人开始潜入社会下层，以寻找生存途径。如沈君道之子沈光，因其父兄之惨状，“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所谓“轻侠”、“恶少年”，都是对正统主流社会有一定破坏力的社会阶层，多为乡里豪强人物的子弟，易动难安。沈光在主流社会受到歧视，转而与他们交结，求得支持，以后又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立功于炀帝朝的。还有王頍等人也是走的这条道路。当然，这并不是江南士人的主流，但作为在关陇集团压迫下的一种动向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既然在朝廷里江南士人根本无法与关陇集团抗衡，难以立足，而以玄象方术求仕进取又非入仕之正途，为广大士人所不屑，于是江南士人便转向投靠藩王势力，以求得庇护，进而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隋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勇、次子广、三子俊、四子秀、五子谅。文帝以北周王室虚弱，中央无屏，易于替代，因而大封诸子为王，除立杨勇为太子外，又立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蜀王、杨谅为汉王。诸王都先后坐镇地方，辖控军政。这样，太子的东宫和诸王府实际上成为朝廷之外的权力中心。诸王也竞相招揽文人学士，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力量。这便给江南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的途径，一些人还成为各王府的核心力量。下面我们逐一考察各王府中江南士人的活动。
太子杨勇东宫中江南士人不少⑩。如太子左庶子刘行本，父仕于梁，“历职清显”，后叛入周；其本人在梁为武陵国常侍，为人比较正直，颇得文帝信任。从记载上看，他入关较早，与关陇势力交结也较深，与陈灭后入关者有所区别。明克让，父为梁侍中，其人少好儒雅，善谈论，博涉经史，年仅十四仕为梁湘东王法曹参军。梁元帝亡，入周，隋初任太子内舍人、率更令，“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其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刘臻，父为梁浔州太守，年十八举秀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迁中书舍人，梁灭入周，隋时被太子勇征为学士，“甚亵狎之”，其人“无吏干，又性恍惚，聪悦经史，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明克让、刘臻虽在梁灭时已入关，但与刘行本父子主动叛归不同，他们比较多地保持了江南名士的作派，太子杨勇对他们也很信任。杨勇后期喜好文学，生活日渐放纵，刘行本斥责刘臻、明克让等人“调护”无方，可见杨勇的生活变化与江南士人及文化的渗透有关。
秦王俊府中也招有江南士人。潘徽，吴郡人，为秦王杨俊招为学士，曾与俊朝京师，途中受命作赋，行一驿而成《述恩赋》，杨俊“览而善之”；后又作万字文、修字书《韵纂》等。其所作《述恩赋》，在表达秦王俊对朝廷的感恩之情时，可能潜含着他对秦王俊知遇之恩的感激，故其“览而善之”。这其实反映了那些投靠各王府的江南士人的普遍心态，他们莫不把有知遇之情的藩王看成自己未来仕途的希望。有的还直接与藩王结成了集团，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达成一致。这在汉王杨谅府中发展得最为典型。
汉王杨谅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颇得宠爱，文帝后期出任并州总管，统辖52州。他既居天下精兵处，看到朝中权力之争日益残酷，太子、蜀王相继被废，故萌发反叛之心。这便促成了他与江南士人王頍、萧摩诃的联合。杨谅与江南士人素有交结，他早年的侍读张冲，便是吴郡人，陈时仕至左中郎将。他出镇晋阳后，与王頍等更是投机。王頍是梁大将王僧辩之子，周灭梁元帝，随诸兄入关，常叹生不逢时，以将相自许。文帝时任国子博士，后犯事解职，配防岭南。数载，授汉王府谘议参军，受到礼遇。他深知杨谅潜有异志，“遂阴劝谅缮治兵甲。及高祖崩，谅遂举兵反，多之计也”。其数进奇策，谅不能用，终为杨素击溃，王頍自杀，死前谓其子说：“吾之计谋，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表露出他以拥汉王谅而夺取中枢大权的至死不渝的愿望。萧摩诃，南兰陵人，可能是齐、梁宗室的族人，早年为陈之大将，官至南徐州刺史，隋灭陈时被浮，入隋后不得志，开皇十八年其子萧世略被江南豪强挟持而反，关陇人物曾建议诛萧摩诃，故其忐忑不安，“每郁郁思乱”(11)，终于与王頍共同支持汉王谅进行分裂隋帝国的活动。
其实，在招揽江南士人方面，最用力的是晋王杨广，他身边云集的江南人物也最多，而且他早已确定了进则夺取中央最高统治权，退则割据江南的方略，只是他后来较顺利地以阴谋手段取得了皇位继承权，才没有演成规模巨大的祸乱。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由上述可知，隋文帝时期从关陇本位出发，对江南军事征服后，仍采取高压政策，对其士人予以抑制和歧视，基本上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他忽视了江南数百年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江南士人已成为统一国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遭到关陇集团的排斥后，通过种种方式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宣泄郁郁不得志的愤恨。上述几类江南士人，无论是以玄象自命求仕的，还是潜入下层，交结“游侠”、“恶少年”者，甚或那些附丽于诸王府中的学士，撇开他们的人品高下、行迹清浊不谈，他们对隋统治的作用都是大致相同的，都有意无意地在破坏着封建政治的稳定与国家的统一。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如此，而是他们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求得仕进和承认。这样看来，隋文帝过分压制江南士人的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二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死，炀帝继位。从此，江南士人的人生道路与政治命运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用人政策上，炀帝突破了关陇本位的局限，废除了魏、周勋爵荫及后代的旧制，一再下诏选拔新锐官僚，从年龄、地域、阶层等方面改变官僚队伍的构成。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关陇集团受损最大，而江南士人得益最多，不仅入仕道路较前畅通，而且一些人成为炀帝朝的核心成员。
隋炀帝为什么会改变文帝的一贯政策呢？这应当从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去找原因。众所周知，隋炀帝是以阴谋手段取得皇位继承权和最高统治权的。在开皇二十年废立太子问题上，关陇集团分为两大派，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一是以左仆射高颎为代表的关陇元勋集团坚决拥护杨勇，反对杨广；另一派是杨广拉拢的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隋文帝与独孤后最终倒向杨广，致使高颎被罢，右卫大将军五原公元旻、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被杀。后又通过清除蜀王秀、汉王谅势力，杀戮了不少元老勋旧。炀帝上台后，继续消灭昔日政敌关陇勋贵。大业三年，以诽谤的罪名，杀光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
、太常卿高颎。尚书左仆射苏威以罪免职。这是隋史上的重大事件，最有声望的一批关陇元勋尽遭斩处。苏威以后曾一度被启用，但大业十二年也终难免一死。《隋书·牛弘传》说：炀帝时，“隋室旧臣，始终信重，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反映了炀帝对关陇勋贵的压制政策。对另一支通过打击高颎集团而崛起的以杨素为代表的关陇势力，炀帝也加以限制和打击。杨素在大业元年荣任隋朝唯一的尚书令，朝中文武多出自其门下，家族势力也得以极度发展，已成为关陇集团新的总代表，对皇权似乎已构成了威胁。炀帝于是“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此后在镇压杨玄感之乱中，对杨素家族及其相关的关陇势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炀帝在夺位和巩固自身集权统治中，对关陇集团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同时提携在北方社会基础薄弱、易于控制的江南士人。由此可见，关陇集团的内部斗争给江南士人集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此外，隋炀帝重用江南士人，与其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早年的功业都是在江南获取的。开皇九年灭陈之役，文帝任其为行军元帅，开皇十年江南复叛，又受命任扬州总管，统辖江南各地的军政，取得了不小的声望，从而奠定了他后来发迹的政治基础。他的王后萧氏是后梁明帝的女儿，这加深了他与江南的联系，从而易于同江南士人接触。在扬州总管任上，他大力培植私人力量，招揽贤俊，形成了朝廷之外的最有实力的藩王权力中心。他的心腹史祥曾吹捧他“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夫如雨”。其中有数以百计的江南士人汇集在他的王府里。《隋书·柳
传》上说：“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其中不少人是入关后得不到仕进机会的，如颍川庾自直，陈亡入关，不得调迁，杨广闻之，引为学士；琅邪王氏后人王胄、王眘兄弟、虞绰等都是如此。这一大批江南士人围绕在杨广身边，必然影响着他的思想，他们希望通过他来改变现行的关陇本位政策。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与江南士人接触的增加，杨广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日益广泛、深入，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受江南文化熏陶的统一帝国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他改变了传统的视江南为化外蛮荒之地的陈见，对江南文化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并大胆地从中汲取养分。江南文化成就最大的是文学艺术，杨广好文雅，与他交结的也多是文学之士。如柳在文帝时因无吏干去职，杨广招为谘议参军，以师友处之，每有文词之作，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虞绰，素有“虞郎之文，无以尚也”的赞誉，杨广引为学士，令其与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虞绰笔削之处，炀帝未尝不称善；王胄也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所有篇什，多令其继和；庾自直善属文，尤善五言诗，炀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批评，凡自直所指，必改之，有时修改再三，待其称善，才拿出示人。从中可以看出，炀帝重视文学，亲自创作，其表现手法及内容，都深受江南士人的影响。这与隋初李谔上文帝书中痛斥江南文学为邪道的观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在学术思想上，隋炀帝对江南文化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史称：“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12)。江南士人由此显名的不少。如诸葛颍，通《周易》、《庄子》、《老子》诸典籍，颇得其要，杨广引为参军，即位后，迁著作郎，甚为亲幸；褚辉，吴郡人，以《三礼》学著称于江南，参与内史省诸儒讨论，博闻善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礼疏》百卷；顾彪，余杭人，通《尚书》、《春秋》，炀帝征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余杭人鲁世达，炀帝征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这都说明江南的学术文化已进入隋王朝正统的学术殿堂。
对江南文化的尊重，说明隋炀帝已摆脱了极端保守的关陇本位的观念，从而能够比较平等地对待江南士人。在他取得统治权后，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开始大力提携江南士人，一些人还参决军国大政，成为炀帝朝的核心成员。这一现象在炀帝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日益明显。
下面我们检阅一下炀帝重用的江南士人的状况。
虞世基，炀帝即位后，“顾遇弥隆”，任吏部侍郎，“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等参掌朝政，每遇重大军政要务，炀帝总是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其“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莫与为比”。他长期把持官吏铨选，在“选曹七贵”中，“虽七人同在坐，虞世基独专之”(13)，权倾一朝。在江南士人中，他地位高、权力大，可谓魁首。
裴蕴，大业初，炀帝征为太常卿，善揣知帝意，言事多合旨，迁民部侍郎；大业五年因检籍之功，渐见亲委，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
袁充，继续以玄象干政，其时军国多务，充伺帝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帝，被超迁秘书令，炀帝待其愈见亲昵；炀帝每欲征讨，袁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赞成帝意，在位者皆忌患之。
其它受炀帝信重的江南士人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从当时江南士人集团的总体情况看，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江南士人在统一帝国中参掌中枢大权，这时刚刚起步，他们在北方社会基础较为薄弱，主要依靠炀帝的提携，因而对皇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这反映在个人政治品格上，普遍地表现出趋炎附势、献媚求宠，与关陇政治人物比较敢于直言谏诤形成明显的反差。如虞世基，在政治上还算比较清醒，对炀帝征讨高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等问题，内心颇为忧虑，但知炀帝不可谏止，以高颎诸人之祸，“恐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甚至“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之知也”。裴蕴专揣帝意，曾奏天下乐户，增益乐人至三万人，供炀帝享乐；为御史大夫，“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在其它重大问题上，如炀帝巡游、东征等，无不顺旨怂恿。虞世基职掌吏部、中书大权，裴蕴操生杀大柄，其品性如此，对炀帝朝政风日坏，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第二，江南士人集团崛起后，在政治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区域集团，特别是关陇势力进行打击。如薛道衡在北方人物中文名甚高，素与高颎等人友善，裴蕴知其不为炀帝所喜，诬奏其“悖逆”，促成杀祸；苏威为关陇人物的代表，功高名重，对炀帝征伐高丽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失误提出异议，犯了忌讳，裴蕴遣人罗织罪名，将其处死；杨玄感起兵后，裴蕴又承旨以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其中不少关陇名门尽遭杀戮。第三，江南士人集团作为一个以区域为纽带组成的政治势力，与近代意义的政党不同，它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其个体成员间为争宠夺权，不断进行着内部倾轧。如诸葛颍得炀帝亲幸，出入卧室之内，遂乘机多所谮毁，时人谓之“治葛”。虞绰因诸葛颍得宠，常轻侮之，诸葛颍则对炀帝进谗言：“虞绰粗人也”，使之不得重用，王胄也为其所忌，屡被谮毁。
炀帝时期除了大批的江南文学之士参决机要外，还有一些江南人物参掌军事大权，以军功显名的，从其人数之众与影响之大来看，都为江南士人集团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麦铁杖，始兴人，陈时由盗而入军旅，陈灭入隋，投杨素麾下，曾为其入江南刺探情报，但平叛后，叙录战功，不及铁杖，后虽授仪同三司，因不识书，放还乡里。炀帝时，历任莱州刺史、汝南太守、右屯卫大将军，炀帝待之愈密，其“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炀帝征高丽，请为前锋，终至战死。
沈光，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征伐辽左，其应召，同类（关中恶少年）数万人，皆出其下。因其骁勇，被炀帝拜为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令其常在左右，亲顾渐密；后又命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炀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来护儿，江都人，炀帝即位，任为右骁卫大将军、甚亲重之；转右翊卫大将军，征高丽，自莱州指挥水师出击。后又任左翊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委愈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陈稜，庐陵襄安人，父曾助隋平叛。陈稜虽以父功，但未见重用。炀帝时授骠骑将军、武贲中郎将、左光禄大夫，助炀帝东征高丽，又多次击败农民起义军，超拜右御卫将军，保护江都行宫的安全。
此外，当时著名的江南军事人物还有周罗睺、周法尚等，他们在文帝时已有所建树，周罗睺死得较早；周法尚在炀帝时拜左武卫将军，参预平定西南夷、吐谷浑，东征高丽和镇压山东农民起义，后在东征中遇疾而亡。
上述诸人为江南人物中以武功显名者，其中绝大部分由炀帝而得到重用。以往军中要职都为关陇集团所把持。隋炀帝好大喜功，北御突厥、西征吐谷浑、东伐高丽，战事屡起，从而给江南人物提供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这样，他们对炀帝大规模征伐活动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怂恿，并想以此建功立业。他们确是炀帝战争事业的追随者。麦铁杖征高丽时对医者吴景贤说：“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瓜蒂鼻，治黄不差，则卧死儿女手中乎？”这一部分江南人物深得炀帝提携，大都“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麦铁杖征高丽前便对其子说：“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果然战死沙场。在炀帝征伐高丽过程中，这部分江南武士表现得十分积极，如来护儿在炀帝休战构和后仍思战不已，说：“吾宁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沈光在出征前对送行者说：“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周法尚在第二次出征高丽遇疾而亡：死前说：“吾再临沧海，未能利涉，时不与我，将辞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这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他们急于求战立功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作用下，炀帝与江南士人结成一体。从当时情况看，大致在第二次征伐高丽和杨玄感之乱后，炀帝对江南士人在政治、军事上的信任与依赖显得更为突出，其统治的江南化色彩日益浓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重用江南士人，必然引起北方权贵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造成南北官僚集团的对立和斗争。以下略作考述。
首先，关于杨玄感之乱。有的学者将这场变乱也归入南北官僚集团斗争范畴，似不够准确。杨玄感之乱显示的北方权贵反对江南士人的特征并不很明显。事实上，一些江南士人也把杨玄感视为自身政治命运的一个依托，杨玄感也以爱重文学招揽江南士人。如虞绰在炀帝集团中受排挤，杨玄感“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王胄在隋炀帝集团中郁郁不得志，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二人皆被炀帝流亡、诛杀。潘徽，“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及玄感败，被贬斥而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炀帝身边的江南核心人物的子弟一度投靠杨玄感，史载：玄感起兵后，韩擒虎子世、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14)。此外，杨玄感起兵后，江南豪强也纷纷起兵响应。如余杭人刘元进“举兵应之”，“旬日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晋陵、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这些事实都表明杨玄感之乱所反映的南北朝臣对抗这一性质还比较模糊，而以关陇集团内部斗争视之比较准确些。
至于典型意义上的隋朝时期南北官僚集团的斗争当属宇文化及刺杀炀帝和屠戮江南士人事件。616年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后，长期滞留江淮，不敢北归。此间，炀帝统治集团基本上江南化，不仅江南士人数量多、权位重，而且北方人物裴矩等也倾向江南集团，炀帝甚至在江南人物的劝说下，打算定都江南，并开始在丹阳营建宫室。炀帝的禁卫军多来自北方，屡有逃亡，于是听从裴矩的建议，让兵士于此成家，试图使其逐渐江南化。这种政策激化了南北官僚的冲突，酿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史称“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宇文化及、智及兄弟和司马德戡等于618年三月发动军事政变，刺杀了炀帝，同时“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皆害之”。所谓“不同己者”，主要是当政的江南人物。如来护儿及其子来楷、来弘、来整，裴蕴及其子裴，虞世基及其子虞熙、虞柔、虞晦，另外许善心、袁充等皆遇害。这样，入隋的江南士人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政变中江南士人的态度和表现看，也可以说明这一事件的性质。裴蕴在政变前得江阳长张惠绍的情报，于是“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外在逆党宇文化及等，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荣处分，扣门援帝”。这表明江南士人集团已准备发动江淮民兵和地方军队与关陇势力进行殊死较量，后来只是因对形势判断有误而未实现。政变发生后，江南士人皆表现出忠贞凛然之气，一些早年参加杨玄感之乱的如裴蕴、虞世基、来护儿等人之子，无不甘愿受死。如许善心，政变后不向宇文化及屈服，许仁弘相劝，善心怒之，宇文化及逼他顺从，并以保全生命相许，仍不予理会，遂以“大负气”致死。虞世基子虞柔政变前得族人虞密报，并可渡江逃难，但他以绝不“弃父背君”相拒，及难作，兄弟竞请先死，行刑人于是先杀之。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士人把与炀帝同死视为忠君，说明炀帝末年其统治确实江南化了，正因为如此，江南士人才不惜为之献身。
从记载上看，政变发生后，还有不少江南人物为炀帝复仇，图谋发动对宇文化及的军事攻击。如麦铁杖之子、武贲郎将麦孟才，“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他与武牙将钱杰相谓曰：“吾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杀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于是谋划袭击宇文化及。沈光也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于是与麦孟才等合谋。沈光时任由炀帝“官奴”组成的侍卫给使的头领，有众数百人，在宇文化及营，麦孟才等领江淮之众数千人作为外援，后谋泄中计，沈光被乱箭射死，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麦孟才等也因民兵战斗力较弱而溃败致死。这样，江南集团的军事对抗终以失败告终。不久，宇文化及等拥兵北上，陈稜留守江都，“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隋炀帝平生对江南士人的提携，得到了最后的回报，围绕他而展开的隋代南北官僚之争也告一段落。
综合全文，我们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较全面考述，并对相关的隋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阐释。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加深了对六朝以来江南地区社会变革的认识，以往人们只注意到六朝时期江南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从社会史、政区演变的角度研究得很少。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经过六朝以来数百年的持续发展，江南地区的世族、豪强等已成为新的统一国家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崛起之后，不仅在地方要求享有行政权，而且他们的代表人物还大量的进入中央政权，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这便改变了传统的统治阶级区域性斗争中关中与关东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增加了江南士人集团。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北方两大集团逐渐合二为一，江南集团则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大一统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南北朝臣之争。这一格局虽在北宋中期才逐渐形成，但究其起始，明显的标志出现在隋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斗胆地说，隋代江南士人的崛起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变局。
伴随着这一变化，封建专制君主对江南及其士人的政策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自秦汉以来，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统治者对江南地方势力的发展采取高压政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吴时期江南曾有一定的发展，晋武帝司马炎曾调整过传统的江南政策，“其牧守已下皆因吴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并“筹其人士”、“进其贤才”(15)。但由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尚不充分，进入洛阳的士人很少，倍受歧视，没有形成较大的势力与影响。隋文帝在近300年的南北大分裂后，无视江南社会的巨大变化，重祭传统的以南方为蛮荒化外之境的陈旧观念与高压政策，导致了江南士人的反抗，危害了统一国家的稳定。隋炀帝改变了这一政策，大力提携江南士人，对江南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尊崇与宽容，契合了中国政治地理变迁的趋势，宣告了在极端狭隘的关中本位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江南统治政策的终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历史性转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颜氏家训·风操篇》。
②《隋初江南地区反叛的原因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③《北齐书·杜弼传》。
④《梁书·刘峻传》。
⑤《隋书·李谔传》。以下凡引《隋书》本传者不注。
⑥《隋书·柳庄传》。
⑦《全隋文》卷五引《大业拾遗记》。
⑧《陈书·姚察传》。
⑨《隋书·袁充传》。
⑩《隋书·刘行本传》。
(11)《隋书·汉王谅传》。
(12)《隋书·褚辉传》。
(13)《资治通鉴》卷一八○。
(14)《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15)《晋书·武帝纪》、《晋书·华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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