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领导集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反腐败的理论创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它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提倡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根本出发点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之所以要坚持这一根本宗旨，完全是由党的性质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凡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行为，是与共产党的性质格格不入的。相反，廉洁奉公、大公无私才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在。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离不开群众的”。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也始终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转强，就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成为人民的公仆。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③]很明显，这里所说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廉洁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建设廉洁政治的理论依据和根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人民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忠实地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956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④]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专门做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其中一些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腐败现象）。这20种表现集中到一点，就是脱离群众，抛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由此可见，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是站在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政治高度和理论高度来认识反腐败问题的。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决定政党的命运。没有哪一个失去民心，失去群众拥护的政党不垮台的，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共产党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政权，取得政权以后如果脱离群众，腐败下去，也可能会失去政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实施民主监督和从严治党是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如何才能抑制共产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息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这个历史周期率，形成反腐倡廉，保持内在健康活力的机制？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时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⑤]
建国之初，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意识到“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⑥]而且他们提出了实施民主监督的一些设想：第一，加强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主张“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权力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⑦]第二，加强党内监督。认为“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⑧]。第三，加强群众监督。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⑨]第四，实行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自身出了毛病，除了加强党内监督外，“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⑩]建国后，我党还制定了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上这种广泛性的群众监督确实比古今中外任何抑制和反对腐败的办法都应具有力量。这些理论设想从今天来看都是很重要、很正确的。可惜在当时并未能在实践上抓好法制建设，从机制上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把加强党的建设当作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反腐防变的基本途径。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一方面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是廉洁政党的特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从严治党，提出了新形势下党建的基本要求。如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个人崇拜，适应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需要，严格党员标准，造就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执政党应当管理好党的干部等等。上述内容表明，这一时期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廉政建设与党的建设合为一体的特色。这些理论从现在来看，观点都十分正确，尽管某些内容与方法不一定适合当前的实际，然而从整体思路看，均体现了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三、提倡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并把它作为加强党员修养、预防腐败的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措施
共产党在本质上是属于廉洁的党并不等于在现实中不发生腐败。所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批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告诫全党同志汲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领导层的生活腐化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干部中可能会产生两种情绪，即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和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警告共产党人在执政后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认为进城后“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①]1949年3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北京之前，曾感慨地说：“我们是进城‘赶考’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决不能当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①②]建国以后，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我党的提倡，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和制度，集中起来有五个方面：第一，提倡谦虚谨慎，反对搞特殊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多次重申七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六条规定，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的一员严格要求。建国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样有功的高级干部，应当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①③]第二，提倡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建国以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①④]针对执政党容易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主要途径，并通过干部深入基层的具体制度和措施来贯彻这一思想。第三，提倡精兵简政，精简节约。这样做既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又是一项重要的廉政建设措施，因为精兵简政，缩小机构，一方面节省了人力，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机构臃肿的毛病，提高工作效率，还能节省经费，减少行政开支，促进廉洁之风。第四，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毛泽东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条件差要讲艰苦奋斗，就是条件好也应坚持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严以律己，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60年代初期，尽管我们党由于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60年代初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原因。第五，提倡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我国是个穷国，生产力水平低，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①⑤]。不仅在经济上意义重大，而且政治上对于克服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也有重大意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条古训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上述内容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腐败体现了以政治思想建设为核心的特色。这一时期非常强调政治思想革命化。认为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形成以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就能预防腐败的发生。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所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等，就是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抓好干部的考核与选拔是预防腐败的重要组织措施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培养和造就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素质较好的优秀干部，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干部的考核和选拔。邓小平同志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①⑥]毛泽东更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否继续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子孙后代能否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社会主义中国是否会和平演变的政治高度，把干部的考核和选拔，当作“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来认识[①⑦]。他们认为，只有严把干部的考核关和选拔关，选拔政治上合格、清正廉明的干部，不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才能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
在如何考核和选拔干部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注重用人的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①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先后多次提出干部的标准，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补充。1951年针对党内出现的居功自傲、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的现象，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以配合整党工作。此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按照党员的八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坚决清洗了一批腐败分子，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进入领导岗位。1953年，为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贯彻，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战斗力，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确定干部的标准和政策。1956年八大通过新的党章，不仅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标准，也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主张通过发挥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来加强对干部的管理。1962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再次重申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八项要求”反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腐败行为。此后，毛泽东更是出于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注重通过制定严格的干部标准，考察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实践证明，这一思路行之有效。因为干部素质的好坏，不但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有效地贯彻执行，而且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确定干部的标准，严格干部的考核和选择，就把住了用人的关口，对防止腐败确实能起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作用。这一经验对于我们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极具借鉴意义。
五、以阶级斗争为反腐败的动力，以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方式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面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毛泽东非常痛恨，出于担心党变修国变色的考虑，加上对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在确定反腐败基本思路方面，既有成功，又有失误。毛泽东在腐败性质的分析上，认为党内的腐败分子是“喝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血的资产阶级分子”[①⑨]。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的小蒋介石。”[②⑩]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是他们的同盟军。”[②①]因而把党内的腐败现象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把反腐败斗争定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认为腐败现象尽管表现各异但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腐败，即在政治路线上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在实践上表现为思想右倾、搞修正主义。二是经济上的腐败，即以权谋私、贪污浪费，搞投机倒把。三是作风上腐败，表现为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对上级吹吹拍拍，对下级横眉冷对甚至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四是思想上的腐败，即忘记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贪图享乐，铺张浪费，怕过艰苦生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毛泽东在分析腐败现象时认为，中国客观上存在许多促成腐败的根源，概括起来有：第一，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僚主义作风，必然要渗透到党内来，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第二，思想根源。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好走极端，容易狂热，容易产生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容易影响无产阶级思想并不坚定的人。第三，政治根源。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一定要腐蚀人，要用“糖衣炮弹”打人，用他们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去腐蚀那些经不起金钱和物质利益诱惑的党员干部。第四，体制根源。由于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造成了某些腐败现象，如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权力下放导致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第五，国际根源。国际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必然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使之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一方面警钟长鸣，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出现腐败现象，注意防范和反击资产阶级的侵蚀；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党内出现腐败，主张坚决彻底揭露，强调反腐败一定要“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②②]主张开展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失去隐蔽的地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腐败思想和行为的人们有所畏惧。因此他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以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对我国腐败现象的分析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不仅从两大阶级对立的角度来确定反腐败的动力，而且主张发动阶级斗争，依靠群众运动去彻底清除腐败分子。由于对反腐防变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以致毛泽东由对党内可能产生腐败的先导性预见发展为强烈的“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忧患，进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既要看到将反腐败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确实十分必要。不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就可能把反腐败这一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当作一般问题去认识和对待，不仅忽视反腐败的重大意义，也不能从根本上找到反腐败的依据和动力。同时又要看到，毛泽东对反腐败的认识，是在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看得过于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难免发生不少的失误。如对腐败性质的分析，把腐败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如将反腐败斗争性质等同于阶级斗争等等。
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它既是一种理论、科学，又是一种运动、实践。它即是理论化的实践又是富有实践色彩的理论。由于它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局限，其中有些还属于探索性失误，因此今天，我们在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借鉴。
注释：
① ② ⑩ ①① ①⑧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1004、810页，第4卷第1438～1439页，第2卷第527页。
③ ①⑤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8、795页。
④ ⑧ ①④ ①⑥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7、254、214、328页。
⑤ ①③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152页。
⑥见《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726页。
⑦ ⑨见刘少奇：《要防止领导人员的特殊化》。
①②见《党史文汇》1991年第7期第12页。
①⑦见《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①⑨见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
②⑩ ②①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②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