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幽灵——对所谓马克思生存论的一种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幽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各种新的思潮不断涌现，其中马克思的“生存论”研究颇为引人注目。围绕着能否将马克思哲学与生存论相联系的问题，哲学界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这一思想，但“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问题，从马克思哲学中解读出来的并且也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邹诗鹏，2001年)；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启动并引导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另一派则认为，以生存论来解读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使对问题的讨论偏离历史的真相，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强行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粉饰成当代西方最为流行的哲学。借用解释学的说法，这是脱离文本语境的非法的、‘过度的诠释’行为”。(孙伯鍨、刘怀玉)那么，马克思生存论的提出到底是一种创新还是一种创新外衣下的非法诠释？
一、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困境
“生存论”一词在国内哲学界的最初应用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译介。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上的。其前期最著名的批判是所谓“存在论”的区分：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才是“存在者”的最后根据，哲学所要探询的就是真正的“存在”。而作为存在者的人即“此在”，正是“存在”之意义的探询者，存在与此在的相互归属才澄明“在”，“在”才得以敞开为一个世界，因而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此在的基本建构，而“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海德格尔，1999年，第49页)于是对此在的解析就取决于对其生存结构的领悟，对其生存意义的把握。
“此在”的基本生存论结构即“在世(be-in-world)”。生存的过程，即是烦、畏、死的此在以种种不同的可能性介入到世界中去之过程，这使得此在总是要向着将来展开出去，展开为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在此过程中，一切存在者都关涉出来，得以对我们显现其所是。也就是说，在此在的在世结构中，人才成为人，物才作为什么对我们具有意义。海德格尔力图以这种“面向事物本身”(在世之结构)的解释学手法，消解传统哲学此岸与彼岸及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显现作为意义之基础的生活世界的源在性。这种生存论的思维方式极具穿透力，其所达到的识见是传统哲学所不可比拟的。海德格尔注重对此在本身非理性因素的生存论分析，对共在不多的论述亦是从个体此在引出的，显示出一种对社会关系理解上的陌生化。这种对先验个体的诉诸实际上是一种向内转的“极端的主观主义”，“是将理性主义哲学所压抑与忽视的前反思的、前判断的非理性神秘体验改造成先验的意识基础，实质上，仍然是古典先验意识哲学的残余”。(孙伯鍨、刘怀玉)
海德格尔区分了存在的两种相反的状态：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他将社会视为一个极度异化和沉沦的领域，但是由于无法通过对现实的客观研究认识到异化的真正根源，他所谓的人本真的存在意义只能是默默地悲壮地面死而生，此中西方形上思维传统的影响是明显的。由于海德格尔缺乏对社会历史实践基础的分析，所以他提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海德格尔自己亦有清醒的认识：“我全不知道任何直接改变现今世界状况的道路，即使说这种改变根本就是人可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海德格尔，1996年，第1310页)而以本真与非本真作为对人的基本考察方式，类似于早期马克思以人性的异化与复归作为历史的阐释原则，不可避免带有抽象人性论的色彩。另一方面，虽然海德格尔指明了“存在”既澄明又遮蔽的特征，将其视为一种行为力量，而不是存在者，但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懂“在”的真正运作机制，找不出这种力量的发出者，又无法将之归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所以他始终没能解释清楚，不得不将其称为命运、天命，将之思辨化，以致“在”本身成了不可说之神秘。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的运思中，赋予曾是传统形而上学主题的思想与语言以全新的含义，将之视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海德格尔的思不是指纯理性的概念、逻辑，而是指时间性、历史性的对“在”之澄明。但是，不论是什么内涵，不管是逻辑之思还是体悟之思，思只是思，对思的过分强调意味着行为的无力。在海德格尔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德国思辨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唯心哲学那种重思轻行、以思为行、以思代行的遗脉。在语言观上，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将语言逻辑化、思辨化的做法极为不满，称之为“语言的堕落”。海德格尔认为，从其本质上看，语言既不是人的表达，也不是人的活动，语言本身在说着，“语言说”。这一没有主语的“说”，即是“在”自身的显现，是万物生成并井然有序的根据。谛听而传达“存在”的人的语言亦是一种完全诗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原始的命名力量。所谓“原始”非指远古，而是指自然的、未经理性所刻意逻辑化的。这种语言所命名的才是事物之本是。此处“原始”乃相对于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的科学理性而言，指的是最自然不过的非反思的人之生活世界。在此可见传统浪漫主义思潮对海德格尔的影响，而这一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基于对社会的失望而追求个人的主观体验与个体世界的审美化。这种对思想与语言本身的过多诉求，同样表明了海德格尔没有恰切地把握问题的根本所在。马克思针对这种语言现象早就有过精辟的分析：“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一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个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第515页)
海德格尔将“存在”思辨化和面对现实的无力，表明他没有找到人类生活真正的事实本身，其所确立的原则仍是立足于事实本身之外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幽灵仍在控制着他。要想真正摆脱形而上学，就必须实现问题域与解答方式的根本转换。如果所谓马克思生存论的建构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来的，那就表明这是一种虚假的创新，并无出路可言。
二、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
马克思哲学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曾给予其深刻影响的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重点清算的对象。正是这一反思彻底划清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
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基于社会现实的不平等表达了一种人类的理想诉求，但他却不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性、抽象的类，呼唤人类的爱与感情。正由于此，人本哲学只能停留在对爱的呼吁而找不到改造现实的途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因而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必须突破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同上，第237页)。历史发展的科学即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对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原则应予以正确解读，否则将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是每一个人的现实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追问与莫名体验；所要求的是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以为人的解放创造现实的条件，而不是一种毫无办法的理论呼吁；它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讲求境界提升的人生哲学与注重爱意渲染的人本哲学。换言之，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不可能是停留在抽象的爱的呼吁而仅仅表达一种无力的理论希望，也不可能是通过所谓生活意义的澄明而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终极关怀式的信仰体系，而是面向现实的批判态度与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
三、所谓马克思的生存论：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误置
判断所谓马克思生存论究竟是创新还是误释，关键在于看这种思潮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还是沿袭海德格尔的致思路向。生存论倡导者的理论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样本。
生存论者的所谓“生存论”缘何而提出呢？“在摒弃了对于所谓死亡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依然是一项难题。而且，在一个无神论的语言与思想氛围内，这项难题的难度空前地加剧了。”(邹诗鹏，2004年)生存论者所要解决的原来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在宗教中，我们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最后的归宿，而在“上帝已死”的今天，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对此，生存论者感到了迷茫。在此，我们惊奇地发现生存论者的问题逻辑与海德格尔竟如此一致。海德格尔在批判形而上学时指出，其内在机制是“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Being)。在这种哲学形态中，人生存的意义是由最高本体如理念、上帝等确证的，但由于以往哲学误将“在者”等同于“存在”本身，因而依靠神来追问意义已丧失了合理性，因而我们必须在一个无神的语境下重提“生存论建构本身的意义”——生存论者依旧拘泥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域中。
其实，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无法用经验加以确证的。当然，只要人类存在，这一追问自会永恒存在，但是这种令人尊敬的努力不属于马克思。在存在着苦难、压迫与不平等的情况下，马克思所关心的是现实社会的改造：“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这一革命化对人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越于对人生意义的抽象玄思。
生存论者对生存的意义作了进一步解释：“在生存论中，具有存在资质而出场的语言源出于人的个体性的生存(此在)，此在是存在之存在性的证明，它彰显着语言既能敞开自身又能隐蔽自身的真理性本质，但语言的存在性取决于语言的生存意义的彰显。语言具有存在性，但语言也指向于那些需要穿过语言而敞开的精神与文化意义，既包括物象化的周围世界，也包含内化了的精神世界，既包含着一种整体性，也包含着个体性，既包含感性的丰富性，也包含理性的乃至于超验的统一性。”(邹诗鹏，2004年)这完全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内涵与行话!乍一看上去颇为高深莫测，暗含玄机，仔细读之却又似是而非，难以把捉。正像马克思的批判所表明的，这里存在着一种语言崇拜症，它的根源可追溯到传统形而上学，而直接遗传自海德格尔。
所谓马克思的生存论者自己给出了生存论性质的真实界定：“生存论是人本的，并且是全人类的……生存论的个体性与体验的异质性，涵摄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存论的日常性与历史性，蕴涵着人类文化共同的生活结构与融通的可能性：生存论的人性整全性，意味着人类文化在伦理结构上的相通。”(同上)照此说来，人类生活与文化就在生存论上找到了解释的依据，个人由于生存的体验才能理解他人，生存意义的追求使所有的人成为一个类。在生存论上，个体与类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人性的整全、个体到类的跨越——这些似曾熟悉的概念使我们想起了费尔巴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重新整合。海德格尔哲学讲求个体的生存体验，而费尔巴哈哲学则讲求抽象的类，这两者的结合就是生存体验的泛化，生存体验的类统一性。它与人本哲学的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把“爱”换成了“生存意义”。这实际上是把抽象的生存体验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它似乎也讲人的多样性，但仅仅是生存体验的异质性，而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人们现有的生活条件在这种考察方式下都隐而不见了。也就是说，它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如费尔巴哈一般停留于抽象的“人”。
对抽象的生存体验的偏好不可能达成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曾这样批判费尔巴哈：“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1页)对于生存论者，我们同样可以说，除了生存意义与生存体验，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体验以外，他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当社会现实迫切需要变革的时候，生存论者却要求“面向主体自我及其内心世界，面向人自身的文化世界”，以呈现“生存论的现代体验方式”(邹诗鹏，2004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这是以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复活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思维倾向。生存体验归根到底是一种主观意识，以之为出发点，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结局。他们虽然都声称终结了黑格尔哲学，但始终都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因为他们都从意识出发，因而不得不以思辨且无力的道德哲学告终。
生存论者也讲“实践”、“现实”：“生存论强调的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生存论的本质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邹诗鹏，2004年)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尽管费尔巴哈也谈到“社会”、“实践”、“自然界”和“人”，但这都是空话，没有任何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容。生存论者的实践更多的是一种口号，因为对于现实他们没有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其所讲的实践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劳动或变革，而是关于实践的抽象语词，玩弄的是实践的“概念”。
生存论者将马克思哲学与存在主义一起视为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开启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把作为终极信念与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直接还原成了人生存的历史性的理想与境界”，因而本身就是“人生存的形而上学”(同上)。在这里形而上学一词颇为费解：马克思明明终结了传统哲学，怎么本身又成为一种“人生存的形而上学”？对此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包含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形上关怀。正因为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都探询人的生存意义，具有共同的问题域，所以才存在还原的可能性。但这却正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误读。马克思哲学确实具有浓厚的价值关怀维度，如果生存论者仅仅指此，倒也无误，但是生存论者却将其理解为对生活意义的澄明，对个人存在的体验。在这种对个体境界的把握中，价值关怀的现实维度——对现实的批判与变革渐渐隐失了。马克思哲学成为一种在实践招牌下的体验哲学，而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马克思哲学本身却不见了，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质不见了。
生存论者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中直接蕴涵着一种尚未引起我们特别重视的生存论结构，即：“感性的个人、社会化的个人以及自然的人的三位一体的内在的生命活动结构”(邹诗鹏，2001年)。实际上，个体的这三重维度根本谈不上“尚未引起我们特别重视”，因为这一直是我们在对个体分析时所熟悉的。在此，生存论者实际上提出了一条与马克思哲学迥然不同的致思路向。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人的生存不是不能关注和考察，关键是把人的生存放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来加以考察，还是把这种现实的生活世界放在人的生存中来加以考察。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思考路向。”(文兵)前一路向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分析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以求使之合理化，而后一路向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将客观现实化约为个体的先验结构，在此，海德格尔的幽灵再次浮现，只不过将海德格尔的先行于自身的在世的生存结构换成了所谓的三位一体而已。由于生存论者追寻的是人的存在意义问题，自然与社会的整体作为意义体验的世界便成为了生存结构的一部分。这样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一种意义澄明的先验结构中得以实现。世界既然具有意义的主观体验性，“世界的客观性质及辩证规律问题便被排除在外了”。(同上)就现实的人的自由与发展而言，仅仅笼统地提及自然与社会并不解决问题，而是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将人的生存抽象、夸大为主观意义的体验，隐含着现实关怀的缺失和对社会变革的无力，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态度。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原则被夸大为生活意义的澄明，而其科学原则所蕴涵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却仅被用来装饰门面。包括生存论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可以大谈人生意义，却不关心现实问题，“面向现实”成了一种幌子。刘奔先生曾撰文指出：哲学家需要关心现实经济学问题，其实，需要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何止于此。实践精神不能仅停留在呼吁与实践概念上，否则，哲学只能成为空泛的人性玄谈，面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正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进行所谓“存在意义的追寻”的只能是思辨者，现实的苦难却不能仅靠生存体验来解决。真正地面向现实，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在当代中国所具有的意义远大于生存的澄明。以模糊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为代价，用西方哲学的流行术语进行盲目比附，追赶潮流、六经注我，这是一种浮躁和恣意的心态，这种心态下的研究并没有站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真实基地上。
生存论者认为自己构筑的是马克思的生存论，实质上他们构筑的仍是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只不过在形式上表现为这两者的混合。所谓马克思的生存论将两种根本异质的体系强行扭在一起，名为创新，实则不伦不类。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诠释是一种非法的诠释，这样诠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下面以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作为本文的结语：“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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