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原草地畜牧业危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畜牧业论文,草地论文,高原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目前称之为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之现状，我们不能不冷静地审视这里的环境及其潜在的危机。在这里原本存在着的高原草地畜牧业属于自然经济类型，照既往历史的通常情形，这样的经济型态本不应该有严重的环境问题。然而，现今的高原草地畜牧业，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向更高经济型态发展的难度很大，故而形成滞后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了的毗邻地区和全国、全球的社会演进及其变动对此区域施加了影响，从而导致了它自身以不同于其他地区曾经历过的那种古老样式自觉不自觉地仿照，模仿，形成了特殊条件下的独特的环境危机。
高原草地的环境危机
草地本身的退化。据青海省草原工作站1980年至1993年的观察统计，海晏等相邻区域9县的草地退化261.182万公顷，占该区域草地总面积的29.98%。又据1996年对青南的调查证实，当年14个县的草地共退化562万公顷，其中黑土性退化为213公顷，每公顷产草400.5公斤，只及未退化草地的12.33%，植被平均覆盖率仅为45.72%。据专家估测，近年来全省草地退化在加速，年平均面积可能达到可利用总面积的4‰，有些地方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如共和县1996年测得草地退化面积由1980年的255100公顷增至427100.16公顷，16年间退化面积增加60%，年均退化率达4%。
草地的退化同其生态系统的退化互为表里。据《青海日报》1998年3月11日的报道：“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33.1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6%。年输入河道的泥沙9020.46万吨。沙漠和沙漠化面积达1.88亿亩，沙化面积每年以200万亩的速度推进。更为严重的是，青海作为江河源头，输出的水量逐年减少。近9年黄河上游年平均流量比前36年的平均值减少150m[3]／秒。这就加据了黄河下游的‘水荒’和断流”。又据3月2日的报道：黄河年断流天数1997年已超过了180天。1998年1月19日青海日报社记者古岳为杰桑·索南达杰牺牲四周年而采写的长篇报道《生命长江源》中提及：“近400年间，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已减少了60%以上，上游许多地方原本茂密的森林已荡然无存。早在十几年前，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再这样下去，长江流域将重蹈黄河流域覆辙。但是，情势却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大的改善，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已危及原本尚未遭到破坏的江源大地”。《青海日报》北京3月18日电文称：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青海省代表团近日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对黄河长江源头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进行立法的议案认为，“近年来，江河源头草场退化沙化严重，水源涵养能力降低、径流量减少，致使黄河下游断流现象逐年严重”。“黄河水量一半多来自青海。由于上游源头生态失衡，水土流失严重，已造成黄河水流量减少，地区生产力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等严重后果。”《西宁晚报》1998年4月8日载新华社晚报专电称：“自1959年始，青海湖水位年平均下降10厘米，目前已下降了近3米。”“据统计，1956年湖区的沙漠面积为452.9平方公里，如今已增加到700多平方公里。1977年保护区内基本没有沙丘，现在却出现了高1米左右、面积达600亩的流动沙丘。”而且，著名的青海湖鸟岛，也已因水位大幅度下降，变成半岛。凡亲临高原腹地无人区者都会感到，古代曾被蒙古语称作“绿色山梁”的“可可西里山”，已是沙坡砾野；凡涉足大渡河上游的玛柯河林区、澜沧江上游林谷者，无不叹惜昨日的苍翠已是黄褐斑斑；凡亲睹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的游客，无不对这风暴肆虐的荒野而感慨；那些历经苍桑的老者，每每谈及过去的绿色向今后的灰色变迁时，都怀有深沉的忧患。昔日的“野马滩”、“黄羊川”、“野牛沟”，已经看不到野马、黄羊和野牛，早年的熊山鹿林，已无熊鹿的踪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著名的“西宁红狐”、“高原雪豹”、“康巴虎豹”，早已名存实亡。
高原草地的退化，以及其生态系统的退化，导致了畜种的严重退化。现在已极少宰到千斤以上的牦牛，很少宰到百斤以上的藏羊（只在个别乡还有小批量存在），而在建国初期，这样体重的牛羊是较普遍的。成年个体胴体重在1500斤的牦牛，150斤的藏羊，已成神话般的耳闻。目前满口牦牛平均屠宰胴体重已降至400斤左右，满口藏羊平均屠宰胴体重已降到40斤左右。著名的藏獒和闻名遐迩的青海
已不知去向。
退化的原因
如此严重的退化，始自何时呢？唐古拉山地区、黑河至阿里公路以北广大草地所发现的成批旧石器遗物距今约1-5万年，其内多处也有中晚期石器，这些遗迹、遗物表明，至少在万年以前，这方高原就有规模不小的人群生存繁衍。具有约四千年历史的中国象形文字体系的纪录，以及保守说法具有一千三百年历史、文献遗存仅次于汉文的藏文记载，都难得见到关于高原环境退化的较早片段。相反，有关记载始自近代才越来越多，人们感触颇深的也限于民国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原因何在？认真的思索也只是在80年代以后才被人重视。有关专家学者、各级畜牧业管理机构，以及草原建设工作者对原因的分析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鼠害加虫害，控制却不力。试验测定，每只高原鼠日食草量64克，一年吃草16.7公斤。以环湖地区为例，鼠害面积1552.09万亩，全年共损失牧草29.89万公斤。凡黑土性退化草地，有大量鼹鼠从草根地下毁坏草甸，严重地段犹如犁翻一般。蝗虫和草原毛虫成灾也时有发生。在干旱草地蝗虫的密度特别大，危害严重。蝗虫为害年度，每亩草地有50-100余只，最高时达200只以上，优良牧草损失率达50%-80%，严重地段牧草几乎全部被吃光。在小溪河流沿岸，草原黑毛虫为害日盛，老牧人不明此虫作害为何在近十多年才令人吃惊。毛虫之害年度可以看到草场被大面积吃光，吃净一片滩草后，毛虫聚成一团似牛犊，顺水飘往下游草肥处上岸，又是一片净光。原集体经济有群体作业优势，发生鼠虫害时，尚能在有限面积内实现短期控制。牲畜作价归户，进而草地承包到户之后，这种控制力明显降低，多数地区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二）过度放牧，长期超载。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桂琛介绍，造成青海湖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湖区草原过度牧放，导致草原沙化，植被覆盖率下降。据不完全统计，湖区现有各类牲畜300多万头（只），而湖区的理论载畜量仅为194万头（只）。建国以来，牲畜存栏数得到稳定增长，据《青海省情》记载，1983年未，全省大畜存栏数为593.99万头，比1949年增长138.3%，平均每年增长2.59%；羊为1,499.65万只，比1949年增长190.2%，平均每年增长3.18%。因此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草地载畜量过重的问题，从而加速了草地退化。
（三）滥垦乱挖，加上乱伐严重。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中，在这方高原的相对温暖区域发起了大面积的垦荒试种，正如人们熟悉的唐格木农场、哇玉香卡农场、香日德农场等大型垦荒基地贯通青海湖以西南北荒漠区，而形成水利灌溉体系又相对较迟，且不稳定，于是，剥去皮的川、滩、谷、坡赤露在光天之下，任高原劲风吹刮，尘土流沙逐年向环湖和东南漫延。如今的贵南牧场，牧业已是花边，草场被大面积开垦作旱作油料生产，沙化向四周扩展，荒漠区流沙也已直逼其境，出现连年干旱，生存危机照然于前。高原农垦即便有灌溉之利，也难免切肤之患。如陈桂琛所说，青海“湖区农业综合开发不尽合理，补给河水源被大量截流，地表水被过度开发，加之湖区气候干旱，致使湖水耗水量大于补给量”。湖滩暴露面积扩大，意味着环境恶化向深度演进。又据《青海日报》1998年1月19日的报道：“1981年至1993年的十余年间，每年拥入青藏高原腹地的金农都在15万人以上。这次大规模的淘金热带给青藏高原的便是累累伤痕，到处千疮百孔，使其原本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破坏。几乎所有大小河流的谷底都被挖了个底朝天。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深深的大坑如挖掉了眼珠的眼窝，茫然向天。植被消失了，山河遭到几乎是永远无法恢复的破坏”。“每年5月，高原上采挖虫草的人铺天盖地。一些虫草主产区，那些人从一座山的这面到那面山脚下站成一长溜，密密地采挖过去又采挖回来，……要不了多少年，冬虫夏草这高原奇珍便也有绝灭的危险。还有那被采挖的遍体鳞伤的草原越来越难以承载畜群了”。“有人根据科学测算断言，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牧草根系的形成周期十分漫长，如果用一把黄金的投入去培养一把草根至少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那么，这些年里，我们为眼前一时的利益造成的损失将永远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了”。
（四）伴随开发建设的毁坏。无论是连成线的公路、铁路、管线、采金船掘弃的河谷，还是布成点的厂矿、电站、农场，建设成就固然可庆。如果把这笔得失帐放到特定区域，例如放在草原上从长远和根本利益上去掂量，得之何几，失之多少，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我们的态度也非笼统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适度而合理的取用，如何实现相应的保护和涵养。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较显见的、直接的和表层的原因，对初具环境意识的人们来说，也较容易取得共识。
笔者之思考
被纷繁历史隐藏的和更深层的原因何在？如不对此形成共识，何以转机的谋划也只能是短视的，且不具有群众基础。依笔者所见，应对如下原因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从观念与习俗演化角度的观察
距今百年前，仍在果络地区施行的部落法的战律部分常有对“怯者以狐尾”或“着以女妆”的规定，即处罚怯战溃逃者时，把带尾巴的狐皮围在其头上，或令其着妇女的服饰装束，用以污辱和贬斥如此行为的人。果洛是一个保持游物部落古俗较多的地方，或许其他地区居民改变此俗要稍早一些。但由此表明，在距今百年左右的高原部落还将头顶狐皮视作一种对怯懦者的处罚，并与污秽之物不过肩的古俗同时保持着。探究此俗的改变要朔源于观念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宗喀巴对藏传佛教实行改革，严格戒律、规范教义的影响在明未清初仅限于社会上层，这一传承到五世达赖，其凭借蒙古武装对抗藏巴王及其扶持的宗教派别取胜后，逐步形成格鲁派在诸派中独树其尊的局面，统揽政教大权并摆脱派系纠葛的格鲁派将佛法向更深广领域传播，其影响已非限于社会上层、寺庙和僧侣范围，而是在其统率下，各派力量朝向民众，全力、持续向民间渗透，佛法的“忍”字精神始被民众所崇尚，雄强尚武精神成了唾弃对气，逃避争战的怯懦之举被看作应该和值得褒奖的事，于是头顶狐臊不仅不为辱，而且成了美，狐皮作帽，沙狐作领渐成妆俗。民风既成，作为鼠类天敌的狐类便被大量捕杀，高原生态链的这一环节开始遭到极度破坏。
到了60年代初，鼠虫之害显露，随后因有政府引导，以及当时集体条件下便于较大范围实施的优势，用人工投毒施药方式成片治理，此法效果得到公认。但是，毒死的鼠虫被其天敌食用，致使狐类、鼬类、準类、猫鹰类、燕类和其它一些鸟兽也遭到空前浩劫。殊不知这些鸟兽的繁殖能力远远不及鼠虫，而当时人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鼠虫的抗药性、施药技术和时机、毒品种类的更新换代等方面，使人工灭杀的广度、力度和投入一再加大，灭鼠虫也成季节性生产内容，习惯成自然。这种意在灭杀鼠虫的人为介入，实际效果却使人们走入了一个与多快好省相背的恶性循环。草地畜牧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从毒品的采购、运送到实地作业都非单家独户所能办到。加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后，宗教由地下状态猛然公开化，一度形成狂热局面，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社区，其影响之大，把20多年积成的习惯冲荡无几。同时，群众已不必被强制从事灭杀鼠虫，数年之后鼠虫之害已成失控状态，为害猖獗。经历如此周折之后，细心的牧人观察体验到一个反证，即过去认为山高、路险、草薄、利用价值不大的区域，没有实施人工灭鼠灭虫，如今虽可看到鼠虫，却构不成危害，原因何在？他们以宗教的理论为武器，得出这样的判断：世间万物因缘合成，自有命数，人不可强求，强求则必定自招祸害。进而坚定了对鼠虫之害只作些宗教式祈祷的信念，任其为害。虽说也有自发灭鼠灭虫的例子，却不能形成气候。
草地牧业形成虽早，但它毕竟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型态。原始的自然崇拜体系到近代虽在总体上退居民间，同时其显赫成份却被经过引申阐释和包装，为我所用式地纳入佛法圣殿，并成为藏传佛教之某些特点，特别是在民众心目中，那些神山按系谱排列，圣河沟通百川，灵岩傲视一方，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庞大的神灵阵线。还有遥相呼应的地方守护神、精灵出没的山口、幽谷和泉眼，散布在各方角落，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令今人惊叹。人们生活在神圣和崇高的神界怀抱，延续着那种难以明状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不敢妄为乱动是不难理解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意识，生态环境便以那些神灵的阵线和神圣的据点为依托，观客上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50年代民主改革以来，始向这方高原输入社会革命和近代文明，我们在冲跨神灵的阵线时，还不具有环境意识，不曾知晓何为“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转身向贫穷开战时，所冲击的不只是自然崇拜、迷信和落后，也不无盲目和蛮干，损及生态环境。
自然经济与自然崇拜在历史上并存有某种内在联系，虽说这种崇拜与迷信连在一起，但它又是一定时期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中融有许多人们所需要的社会功能。那些以特殊地貌为托体的地方守护神被人格化以后，又常常与部落的祖先传说、先逝的著名首领相通。有些著名守护神又是若干大部落共奉的高一层护佑者，是跨部落的区域性社会联系的一种特殊观念形态。于每年农历五、六月间举行的赛马会、歌舞会，就是以歌舞竟技方式对守护神的祭祀，这在今天看来的确实是迷信的。但是，此时封闭的宗法部落彼此打开大门，观客上达到了文化的交流，技艺的交流，谷种的交换。还因数天特许，男女野合成为合法，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种的交流，对六畜繁殖、五谷丰登、人丁兴旺、部落强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在过去被看作是神明护佑的功劳。这种古俗实际上是血缘部落向地缘部落转化，地缘部落又在一定意义上构成血缘联系的枢纽性方式，借此实现了社会的必要交流。自5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方式被禁绝将近30年，此间文化、技艺等内容的交流有了一些替代方式，商品交换的中介被货币彻底取代，但是，象畜种交换等实际上变成空缺。近十多年来这类集会中比较著名的得以恢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强化了歌舞竟技的娱人功能，也促进了商品交换，但有些功能则消失了。在旧社会，高原的部落之间进行跨越邻近部落和地缘，远距离地抢掠财富、牧畜和人口的勾当，它有扰乱社会安定、破坏生产的负面效应，但也有远距离实现畜种和人种交换的正面效应，建国之后，这种行为当然在禁绝之列。早年的高原牧人，特别重视家畜向同种野生牲畜借种，如在牲畜发情季节来临前，将家养牦牛群赶往野牦牛出没地区，将藏羊赶往野盘羊群聚之山，以望牧方式保护，使野生种群那种经过严酷自然选择保持着的优势由家养畜群借得。近几十年来；由于野生动物遭到空前捕杀，如野牦牛和盘羊已近绝灭，还有行政区划的局限，这种更新催发畜种的习俗已被人们遗忘了。
（二）从热兵器扩散角度的观察
据保存下来的原高原部落法规资料显示，自清末以来近代热兵器开始输入高原。形成年代稍早的法规中不仅有刀、矛等冷兵器，且有火药、火枪等热兵器。形成年代稍晚的法规中、则以老式步枪为主。凡涉及奖赏、处罚、赔偿的诉讼中，几乎都有用枪支折算的内容，可见拥有热兵器的数量已经不少。草地牧业需要武器打击野兽、保护畜群，宰杀淡季还需要少量狩猎来补济生活，还有部落之间的磨擦，导致各部落需要自我武装。从另一方面看，民国期间各地军阀或对草地部落联合利用，拉一打一，联一抑一；或实行控制瓦解，利用矛盾，制造磨擦。在此过程中，输入武器，买卖军火，便成了常事，这是热兵器在高原扩散的第一个阶段。建国后开始对草地社会实行民主改革，到了50年代中后期，由于反动阶级抵制、顽抗、阻碍改革，发生了叛乱，我们便采取了武装支持推进改革的政策，一方面是私有武器的彻底收缴，一方面是军警、公职人员和民兵（主要是基层非脱产干部）人人武装，就连医生巡诊，教师招生都持有武器。这种现象延续到70年代后期，是热兵器大规模扩散的又一时期。武器扩散的第一阶段，捕杀对象主要是狼、豺、熊、雪豹、狐狸等危害牲畜和皮毛价值较高的兽类，第二阶段几乎是见什么都捕杀，对抑制鼠虫之害的鸟类捕杀极为严重，甚至把捕杀天葬场的鹰类和在神山圣地的动物视为革命的表现。尤为愦憾的是平叛过程中对野驴、黄羊、盘羊、羚羊、野牦牛等的成群剿杀；三年困难时期，禁止宰杀牲畜，广大牧民的大量肉食全凭民兵狩猎队捕杀野生动物来解决。当时几乎乡乡队队都组建有大规模的打猎队，短短数年时间，使草地生物种群遭到灭绝性的捕杀，对生态严重失衡种下祸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开放搞活政策以后，起初是猎枪和运动步枪向民间扩散，续之是私人制造枪支，谋取暴利，接着就是成群结队的非法偷猎。这是热兵器扩散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高原生态已经发生危机，使所剩不多的野生生物种群走向毁灭的时期。
（三）从行政体制与草场使用方式角度的观察
吐蕃王朝覆灭，萨迦法王的势力崛起之时，元朝拓疆大军将原吐蕃疆域的大部纳入中国版图，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约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青海西部和西南部、西藏北部这样一个范围，呈现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甘、川、藏地方政府力不从心，因而形成部落割据和以部落首领为核心的上官阶层统治的局面，成了一个行政疏漏区。清中后期，清政府籍平息大、小金川藏人犯上和青海蒙古罗蒙丹津部叛逆，为拔除乱根，在高原边缘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改土官为流官，连带改“纳贡”制为“纳税”制，后来又回潮，民国期间有明显改进，但根本面貌如旧。在跨度近千年的时间里，早期的草地使用是以部落为单位的，且随部落实力的长伏而不稳定。到了近代，这在川、甘（青海省于1927年建省）一隅的部落里只有部落首领家族有私地，平民中的一部分富户在冬季牧场自封有母仔畜专用草场，有些部落留有战马专用草场，余者为部落公用；藏北一隅的部落名义上属官府、官员家族、宗教团体，但所有方只管收税收租，很少干预部落内部事务，草地为土官占有、大户占有、余者为税户公用，将无纳税能力的部分牧户排挤在外。这方高原的行政疏漏，部落体制的存延和顽固性，除了气候寒冷干旱，地理阻隔而交通不便，人口分散游动而不易集中，国家政局不稳致使政令实难归一等原因之外，与高原草地畜牧业特殊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高原草地由于气候地理条件限制，单位面积产草量很少，这种环境中极为粗放的畜牧业需要有分季轮牧的较大空间，其疆域同草场的休养恢复、人畜的回旋余地相适应。其中包含着草地单位产草量、面积、载畜量、牲畜头只数和养活人口量等内在的数量关系。维护部落疆域实质上是维护生存的一部分。首先，人口和牲畜的发展不断为占有草场提出新的要求，占有更大地域的扩张意识是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自然结果。各部落之间夺地掠财“打冤家”是代代相传的生活内容。因争夺生产资料而导致部落迁徒，或因部落迁徒导致争地战争，这是一对至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其次，高原环境的自然灾害频发，强大的暴风雪迫使人们进行避风雪与寻水草的大迁徒，转移常常是依靠部落的群体力量向其他部落借用或争夺牧场。再则，游动于高原山间平原和沟谷的部落在地理和经济上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为了满足对本部落不能生产的产品需求，尤其是对于掌握大量财富的统治阶级来说，他们需要更高的生活享受和维护统治地位的装备，便促成组织长途商旅前往较远的大小物资集散地进行专门的规模性交换。由于自然险阻和部落之间的掠夺，必须依仗部落的群体力量组成军事化商队。第四，家族之间或部落之间的财产纠纷，离开部落的内部秩序和对外抗争的群体力量，便没有保障。第五，地方守护神是一杆旗帜，也可以是或代为战神、福运之神和生命之根。凡部落成员谁能不集合于它的下面？通过以上粗浅分析，不难感受到高原草地畜牧业与部落体制之间的适存关系。
建国以后，我们通过造改旧制建立了行政区划，按洲（地）、县（宗）、乡（公社）、牧委会（生产大队）、社（生产队）五级划分，草地也依此划分成块，推动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使游牧生活的机动性明显下降。在集体经济条件下，乡属牧委会和社两极（曾经是生产大队和小队）范围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实行牲畜作价归户，草场承包到户以后，草地划分小块到了极度。在理论意义上，或在相对温暖湿润的地区，这种划分具有提高牧户管护草场、建设草场、合理利用草场等功用，但实际生活中并非令人乐观。一是传统方式的草地使用，宜牧草场的休养间隔平均在半年以上，集体经济时尚能保持2-4个月，而承包之后，草场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休养间隔，有些地方虽仍有夏季牧场，但在此高山簿草地区的停留只有40天左右时间。在以户为单位划定的草地上，牲畜的吃踏参半，造成草地超载和极度放牧，进而沙化不能避免。二是草地划定包死之后，抵御和逃避灾害的能力丧失，不要说下雪，既便是下刀子，也只能待在那里，传统的结伙转移和集体经济时期县乡范围的无私让地已成为不可能。草场承包后，子辈成年另立门户，分过两三次家的，因草场再次划小，已无法放牧，一场小灾就可导致一批赤贫户。三是草地极度分割成小块后，为防越界引起纠纷，赶来限去，畜群不能游闲自在地吃草，牧人紧张，牲畜恐慌，吃得难肥，却易赶瘦。传统那种跨越千里（按如今地域是跨洲跨县的），多种方式交流畜种和集体经济时乡际之间的交流不可能了，只能近缘繁殖，牲畜从个体体质到种群除了退化还能是什么？四是因越界用草，草场纠纷成倍翻番，不仅是县际、乡际的争斗，连父子兄弟之间也争斗不停，由此派生的治安案件也在明显上升。部落式的或集体经济式的群体意识消解，牲畜盗失大幅度上升。单家独户对远距离而来的偷盗团伙无力对抗，暗偷传向明抢，邻居之间走失的牲畜也常常是有去无回，这些矛盾又在诱发恶性案件。凡此连稳定都保不住，发展就更顾不上了。
（四）从自然与畜种特性角度的观察
青海高原腹地自然环境的特点是：海拔极高，纬度偏北、气候寒冷，降水偏少，土壤贫脊，植物生长期短，单位产量低，极易破坏，很难恢复。同属高原，它不同于云贵和藏南，同属草地牧业，它不同于新疆和内蒙。因此，在草地的保护、使用等方面有很强的特殊性，一切人为影响都不能不高度重视其易毁坏、难恢复的生态特点。高原腹地的主要生产畜种是牦牛和藏羊，这两个畜种除尼泊尔山地、不丹、锡金、巴基斯坦北部有分布外，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是最能适应这方水土的土种。黄牛与牦牛杂交种的犏牛自古有之，确有不少优势，其适应于高原的盆地和沟谷小气候，但在繁殖、海拔、纬度、寒冷、干旱等方面的适应性却远不及牦牛。兰哈羊与藏羊杂交的半细毛羊虽有一些优势，但以适应高原地理气候方面却不能与藏羊相比。绵羊改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其适应区域也是有限的。在畜种保持和优化上，重视引进，忽视保持；重视杂交，忽视本种优化；看重小块地区，看轻大块区域是一种不自觉的倾向性，仅取得一时的少低的、效益，而不利于整体长期发展。就目前畜牧科技水平和在高原的运用水平来说，对传统的畜种在保持不退化基础上的优化不能不予重视。
确定对策之思路
通过以上对造成高原草地畜牧业危机的各种直接显见原因和深层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找到转机之法，限于篇幅，在此仅提出一个粗线条的议案，供有关方面作更深研究。
本着实事求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仍托实际工作，加速观念的整体更新；清理既往决策的某些偏颇，理出正确思路；着眼综合治理，争取大项目和突破；突出依法治理，建立合理机制。这一概括可作为促成高原草地畜牧业危机向良性转机的总体战略方针。
关于观念的整体更新。纵观历史，放眼全球，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其一，在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期，人类面对似乎强大莫测的自然，滋生了自我渺小的体验，以及对自然的依附感、受控感和敬畏感，于是跪倒在自然力量面前，祈求其恩赐和护佑，表现为自然崇拜。其二，在大工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时期，人类依靠科技粗犷地利用自然资源，唯求索取和短期内掠夺性暴发，甚至不惜践踏、破坏自然和谐，进而曾表现出贪婪的侵占与狂妄的暴力主义倾向。其三，由现代信息、环境技术和生物技术开创的未来产业时代。随着已往大工业使浅近易取资源日渐贫稀，环境危害明朗化，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界对人类暴行承受力的有限性，注意到资源的节省、涵养和环境本身的持续化利用，并且地区或国家之间环境共有，资源互补，珍惜物种，虑及后代，共同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在形成。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观念上起码摆平了，人对之既非崇拜，也非践踏，而是珍惜保护，合理利用。眼下的青藏高原呈现出自然经济与大工业经济并存，现代高科技成份也已经出现的局面。历史演化的动态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发达地区、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现实的生存发展问题综合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构成了问题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应该看到，我们具有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具有了有可能在不太长时间促成社会观念发现巨大变化的历史参照，具有了《生命长江源》、《荒漠哀羚》（《中国绿色时报》元月刊出）等为标志的对环境自我认识的认同水平，具有了全球全国重视环境问题的大背景和其他地区治理环境的经验，促成从决策层到执行层，从领导者到广大群众，从实际工作到理论研究，整体性地实现观念的一次大转变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大转变应该包括对高原生态脆弱性和畜种特殊性的认识，这些特殊性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求利、竞争、资源配置特点，以及在这一区域全体居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实现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观点；包括环境一盘棋，这一区域内工矿业、小块农业、新的开发项目同周边草地相依存、共荣辱的思想观点；包括人口与环境相和谐，畜群与草地相和谐的思想观点；包括利用环境文化特点，发展独特旅游、渡假、探险、采风、体育运动等景域产业化的思想观点；包括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第三级、只有一个江河源、只有一个高原草甸性畜牧业基地的思想观点，突出其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无比地位。
关于理出正确的发展思路。基于高原草地畜牧业面临的种种制约因素和特殊性，应当强化多种制约造成的劣势有可能转化成特色优势的谋略思想，寻找特色优势之路。我们相信，青藏高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净土，是个性很强的生态区域，是绝无仅有的极地人类空间。那么，着眼全人类、全国、全高原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建设生态性高原草地畜牧业，建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绿色乳肉食品和特色畜产品生产基地，并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便有可能打开世界市场，成为未来世界无以伦比的优势产业。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应该彻底停止人工投毒施药方式的灭鼠灭虫，以及防止一切有毒副作用物质在这一区域的规模性使用，本着以自然的方式治理自然的模式控制生态环境。建立生态平衡监控基地，特别要先监测、控制、治理生态薄弱环节的生产和环境。通过人工繁养、半人工繁养、放回自然等方式重新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体系。城镇建设、资源开发性工业区的建设，应减少分散布点，减少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盲目干预。建设养畜、建立抗灾基地、草地承包等都应拿出分区方针和目标任务，以不损及生态为前提，强化分类指导。并且以这一目标为统摄，安排区内资源开发的顺序、规模和布局。
关于确定大项目与突破。大的环境保护项目的实施有促成质变的突破性意义，抓住一个大项目，可能带动一片、连动一串。应考虑江河源防护圈和黄河上游流域治理、长江上游流域治理几个骨架项目，拟设青海湖西三塔拉至茶卡南北防护带，青藏铁路、公路和其他干线公路沿线防护带，各干流、干渠流域治理等较大项目。切实重视风能、太阳能、天然气能源的开发利用等能源项目开发，缓解对植被的进一步破坏，以策应防护林草带项目的建设和巩固。以更大的开放和优惠政策争取和吸引资金，调动省内外、国内外各方力量，积极参与青藏高原建设和保护。
关于制定政策。建立以生态性高原草地畜牧业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意味着体制上的进一步改革，关键是确保草原环境保护和某些产业、行业的协调，如环保、农林、畜牧、水利、气象，乃至决策、立法、司法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协调运作，尽可能使行政管理体制适应区域特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特点。加强执法力度，在加强《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执法立度的同时，重视地方立法。青海省有六个州和五个县的民族自治地方，能够制定地方立法，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和引导地方经济发展，尤其对可能形成特色优势经济的草地牧业，要在促使上下认识统一的基础上，鼓励倡导民族地方先行立法尝试，总结其得失后再提升为全省性法律规范。在制定某些经济方针、政策时，应将环保措施同时设计、同步实施，不致留下后患。同时，把一批原宗教圣地改为自然和古文化双重保护区，使之向景域产业化方向转化：还有，草地畜牧业经济的集约化、规模化方式的选择等等，都需要换一个视角来对待。建立合理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技术体系，引导高原边缘地带和交通沿线地区适度从事季节性畜牧业生产，利用东部农业区圈养牧业，祁连山一带，高原腹地沟谷盆地与高海拔地区草地牧业牲畜出栏（具体有冬羔、春羔的授胎接育等）的时差错位，相互调剂，均衡生产；设立土种家畜和野生同种交配区，在扩大野生种群的基础上推广人工采精授精技术，建成适应性良种保持基地等等。这还涉及地缘协同问题，可考虑以川、甘、青、藏联防为范式，同地缘邻省区联合实施环境保护，统一规划，共同治理。
关于借鉴和从实际出发。鉴于高原自然环境特性和畜种特性的限定，借鉴其他地方的生产建设经验和管理方式决不可生搬硬套。建设养畜有理论和实践的参照，但是，建设内容、方式和规模应视地理气候条件而有一定差别不，可过分追求统一、规范和指标化，而应加强科学认定和分类指导。如人工种草，环湖区应重视适度均衡，限在大群牲畜能保证半月左右大雪即可，青南小盆地和沟谷小气候区可推行定居点，在圈窝内种草，而在海拔过高、降水过少的大片地区，就环境保护而言这一做法得不偿失，不宜推广。据观察，网围栏对海拔约在3000米至3800米之间的区域有封地育草和计划用草的作用，超此范围一般没有明显的实际意义，得不到起码的投资回报，对其功效不可估计过高。围土墙封地或种草方式（过去称草库伦、引自内蒙）应予坚决禁止，从生态保护上看是效益不明显的短期行为。提高高原草地牧业的科技含量是一个总导向，在运作上应与建设养畜同理，首先应保住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在大块地区最对路的项目，但是，此项工作目前多数地区基本中断。而少数地区又是多项、多头实施，常常力不存心，冲淡了基本项目的落实，且丢掉了大局。试验区要有严密的论证和监测，不能草率定点，马虎试验，结果含糊，导致盲目推广和瞎指挥。严肃对待推广成果，取信于民，形成群众基础在如今显得十分重要。实践证明，农村的农田承包政策套用到高原草地牧业，其中有些环节需要重新认识。在农田中作业的是人，人有地界意识，且是动的人对静的土地直接实施。高原草地的承包，牲畜没有地界意识，全靠牧人驱使就范，使得中间环节增加，对象不同，实现生产的方式有别。这里的草原又不同于高草区，地贫草簿，负载畜群需要较大区域，才能满足一定量牲畜的用草量、草地的休养生息和对天灾的躲避（适合建设有效抗灾基地的地方也有限）。因受可利用草地面积所限，又不可能依牲畜头只数安排相应的承包面积，这便构成尖锐的矛盾。除了畜群结构、出栏要求、人工种草等方面技术要求外，高原特定条件下的草畜矛盾、草地生态与草地使用的矛盾实际上对管理体制提出了特殊要求，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而已。近几年来出现的养畜大户，他们有较强经营能力，通过有偿使用无畜或少畜户草地，同时雇用部分劳动力，扩大了畜群的回旋余地，也使计划用草成为可能，似为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另则，还出现了到秋后三五家人轮流合牧，腾出人手，除保留少量精选母畜外全部批量出栏，又用一部分换回的钱购买粗草料，到冬季
轮流隔日出牧，隔日圈养，春夏过渡之际就近收购瘦弱牲畜，到夏季再度形成数量规模，从而实现了三个减轻和三个提高，即减轻了草地压力、减轻了冬春牧养难度，减轻了枯草寒冷多灾季节的死亡损失，提高了基础畜种的质量，提高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朝互助合作、季节性畜群结构调整、和产销一体化方向发展。还有一种苗头，原集体经济时某些地方设立的农饲队，这些年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半圈养畜牧业，而且与有些海拔高，劳力、技术、管理不太适应的牧户结成互补关系，入冬后农方向牧方提供粗饲料，以度冬寒雪灾。接育冬羔后，牧方向农方提供部分瘦弱牲畜和当年仔畜，由于农方有饮料和圈养条件，其牲畜批量出栏比天然牧放畜群早两个月，从而实现了互惠高效，显示着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在新的利益连带方式上构成。这些现象也预示，草地牧业需要群体合作，这是青藏高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进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