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
东非3国农业科研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农业科研组织、农业科研资金和农业人才培养视角
韩纪琴 李佳玉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 ：现阶段非洲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提高农业生产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农业科研组织体系、资金投入和农业科研人员3个角度，具体剖析农业科研管理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东非3国农业科研体系建设与中非农业合作的政策建议。东非3国应完善科研组织体系，提升高等院校农业科研的力量分布；强化农业科研投入，建立高效稳定的农业研发资金投入机制；在中非合作方面，加强中非教育与科研领域合作，共同开展学术交流、搭建科研平台，合力培养高水平农业人才，通过农业科技合作，助力中国农业“走出去”，服务于非洲的农业发展战略。
关键词 ：东非3国；中非合作；科研体系；人才
1 引言
现阶段非洲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包括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保障粮食安全。中非农业合作符合现阶段中非双方利益诉求，其对于改善非洲国家粮食短缺现状、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促进非洲农产品市场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中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计划”涉及工业、农业、基础设施、金融等十大领域，其中第二项便是关于“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第一项“产业促进”中关于农业产业领域的行动为“支持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同非洲一道制定并实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2000年至今,中非农业合作开始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多边、双边文件的签署将中非的农业合作从项目式逐渐发展成为规范的制度化可持续的合作发展战略[1]。
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3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大的农业发展潜力。3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在非洲占据重要地位，政府对外资企业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持开放态度，东非3国可作为今后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展开农业合作的重要窗口。但由于缺乏合理规划、技术落后、生产投入严重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其总体农业科技水平低下，农业生产潜力并未得到良好的发挥。因此，本文尝试从农业科研组织构建、农业科研资金投入、农业人才培养状况3个角度对东非3国农业科技发展情况进行剖析，以期提升中非农业科技合作效率，为非洲实现农业转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贡献中国力量。
2 东非3国农业科研体系
提高农业生产率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围绕农业发展需求，开展战略性农业科学研究，建立高效的科研创新机制与农业科研体系，是提升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3个国家在农业科研体系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农业科研投入不足、高层次人才缺乏、农业科研创新机制缺乏等。下文将从农业科研组织构建、资金投入、人才培养3个维度，具体分析东非3国农业科研体系建设状况。
1.2.3 随访 在患者手术后第1次月经来潮且干净后1～2 d，医师对其采取治疗性通液术处理，在手术后需要避孕至少3个月，3个月后需要前往门诊进行指导受孕，采取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随访。
2 .1 农业科研组织构建
农业科研组织架构的建设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研究系统，特别是在大中型国家，都是高度复杂的，由国家农业研究所支撑，辅之以其他一些政府、高等教育和非营利机构。东非3国农业科研系统涉及的主体包括政府、高等院校、非营利组织和私营企业等。联邦政府负责顶层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农业部则是政府层面负责指导、构建和规范农业产业发展的主要政府机构，承担农业科研的各级科研机构包括国家农业研究所、地方农业研究所、高等院校等。不同机构的农业科研力量分布情况可由各机构拥有的农业研究人员数量反映。2016年东非3国农业科研组织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各农业机构农业科研人员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图1 2016年东非3国农业科研组织构建情况
数据来源：Beintema等，2018[24]。图2至图4同。
表1 东非3国各农业机构农业科研人员数量
注：“—”表示数据缺失。
肯尼亚的农业研究分别由政府4个部、高等院校、国际机构和私人企业承担。Beintema等(2018)[2]的数据显示，肯尼亚的农业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政府研究机构层面，政府研究机构承担着肯尼亚农业研究的主要任务。从人员分布情况来看，69%的农业研究人员分布在政府研究机构，31%的研究人员分布在高等院校。隶属于肯尼亚政府的农业家畜研究所(KALRO)是肯尼亚国家层面的农业研发机构，2016年KALRO拥有547个全职农业科研人员，研发能力占据了整个国家农业研发能力的半壁江山。KALRO通过其遍布肯尼亚的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和技术传播工作，通过将肯尼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农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发展与规划委员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有效连接，保障肯尼亚政府提出的“V2030计划”的战略规划落实。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研究活动由国家农业研究所、各州/区域农业研究中心、高等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承担。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所(EIAR)、地方农业研究所(RARIs)是开展农业研究的主要机构。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农业研究所。根据Beintema等(2018)[3]的数据，2016年EIAR和RARIs全职农业科研人员数量分别为1 039和1 455人，高等院校全职农业科研人员数量仅为350人。而高等院校在农业基础领域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政府科研机构相比，埃塞俄比亚高等院校科研力量分布较弱，这限制了高等院校在农业技术方面创新与变革能力的发挥，因此解决科研力量分布不均匀是埃塞俄比亚当前农业科研体系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
坦桑尼亚的科研主体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家研发中心(DRD)、坦桑尼亚家畜研究所(TALIRI)、坦桑尼亚农业研究所(TARI)等政府研究机构；第二部分为索科因农业大学(SUA)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等高等院校；第三部分为坦桑尼亚的非营利组织。Beintema等(2018)[4]的数据显示，2016年坦桑尼亚共有各类农业研究机构15个，其中政府研究机构6个，高等院校6个，非营利性组织机构3个。坦桑尼亚的农业科研力量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研究机构层面，从人员分布情况来看，2016年坦桑尼亚国家农业研究所和地方农业研究所的全职农业科研人员为436人和112人，高等院校全职农业科研人员为200人。
总体上看，3个国家的农业研究力量主体分布不均衡，主要由各个国家政府部门承担。高等院校在农业研究方面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以及农业科技的创新。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东非国家开始积极关注高等院校在农业研究方面的作用，高等院校在农业科研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高等院校相比，农业企业对于市场的需求更加敏感，在资金筹措、高效管理方面更具优势，激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能够提高农业技术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效率。但目前农业企业尚未成为东非3国农业科研主体，因此还应注重发挥农业企业在农业研发领域的作用，进一步均衡科研主体力量分布。
2 .2 农业科研资金投入
中央型和混合型是常见的方式，在诊断分级过程中要求结合分级要求实施。。在本次研究中以超声量化评价指标作为基础，在量化分析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结节性质的评估，结合甲状腺诊断特异性以及敏感性等评价分析[2]。
东非3国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投入和国际机构的捐赠，政府科研投入占农业科研经费总投入的比重最高，但近年来东非3国农业研发投入总体上呈缩减趋势。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东非3国农业科研经费主要用于发放人员工资和维持机构运营，资本投资不足，未形成对农业发展的有效支持。东非3国在农业科研投入方面主要面临投资不足、高度依赖捐赠、科研经费波动大等几个主要问题。Beintema等(2018)数据显示[2-4]如下。
耿利飞 男，1984年1月出生，河北赞县人.2012年获军械工程学院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洛阳电子装备试验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电磁环境效应试验及评估、电磁仿真方面的研究.
朱涛等[32]通过室内试验分析了宽级配砾质土的压实特性，结果表明，宽级配砾质土击实时干密度和含水率关系曲线呈上凸的抛物线型，具有一个最优含水率。击实后的最大干密度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先迅速增大，后又开始逐渐减小。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其最优含水率先逐渐减小，后基本趋于稳定状态。
埃塞俄比亚农业资源丰富,小农户对农业技术需求高,但由于缺少配套的农机、水、肥等物资条件,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的采用率很低,农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乏力,发展小农经济任重道远[7]。埃塞俄比亚农业科研力量的47.2%聚焦于作物研究领域，畜牧业领域的科研力量占比为16%，林业和自然资源占比分别为5.5%和9.8%，渔业领域科研力量所占比重极低，仅为2%。埃塞俄比亚的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据埃塞俄比亚中央统计局数据，2015年，埃塞俄比亚的主要牲畜存栏量为1.81亿头，位居非洲第一，产值约占农业GDP的40%，有31%的农业人口从事畜牧业生产。而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畜牧业领域的农业科研人员占农业科研人员的比率仅为14%，不足畜牧业产值占农业GDP的比重的1/2，与畜牧业所创造的价值相比，埃塞俄比亚畜牧业领域的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另外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渔业、林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应当考虑增加具有战略竞争力产业的科研人员分布。
坦桑尼亚2016年的农业研发投入总额为6 800万美元，仅占其农业GDP的0.17%，而2000年时这一指标值为0.45%，自2000年以来，坦桑尼亚农业研发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在研发经费来源方面，坦桑尼亚农业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支持、捐赠者捐赠、商品与服务税收。政府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发放员工工资，虽然为运营成本和资本投资留出了适度的份额，但研究项目相关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外部的援助和商品税收。坦桑尼亚农业科研经费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捐赠机构的经费减少，导致坦桑尼亚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
10月18日，北京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城管委、市工商局、市食药监局、市公安局消防局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从“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网点布局”、“加大资金支持，降低经营成本”、“深入推进‘放管服’，简化注册流程”、“改革经营许可，创新监管模式”、“规范执法检查，提高服务水平”、“促进规范提升，培育品牌优势”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9条创新举措。未来北京将按照每千人10－20平方米的标准在居住项目规划中预留便利店业态空间。未来三年左右，全市连锁便利店门店数量将达到6000家以上，实现每个社区有2个连锁便利店的目标。
2 .3 东非3国农业科研人才
人才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提升农业生产率的保障。近年来，东非3国农业科研人员数量增长迅速，高等教育机构的农业科研力量发展迅速。但存在科研人员机构以及研究领域分布不合理、高层次农业研究人员缺乏、农业研究人员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部分国家农业科研人员的老龄化问题突出，伴随着一批高学历农业科技人员的退休，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研究，农业科研体系内的人力资源不足矛盾仍然难以解决，具有丰富经验和科研技能的人才严重不足。
根据Arrhenius方程将lnk对T-1作图，得到图8直线。由图8直线方程可求得溶出活化能：E=7.23 kJ·mol-1，溶出动力学方程：1-(1-x)2/3=0.208 5 exp(-7 234/RT)t。由此结果可以看出，熟料中铁的溶出活化能较低，在外扩散控制的活化能范围之内，因此溶出过程较容易，所需的溶出温度亦不高。
2 .3 .1 农业研究机构人员分布
在东非3国农业全职科研人员具体数量及其机构分布状况方面，3个国家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主要分布在本国政府机构。肯尼亚高等院校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分布比重不断攀升，埃塞俄比亚政府机构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比重在3个国家中最高，坦桑尼亚的非营利组织在农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2010—2016年东非3国农业研究机构人员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2010—2016年东非3国农业研究机构人员分布
肯尼亚的农业科研人员整体水平在3个国家中最高。2016年肯尼亚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研究人员占总人数的84.89%，此比重在2010年为78.50%，这一变化由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数量增长所致。
2 .3 .2 农业研究人员学位层次分布
在东非3国农业全职科研人员数量与学位层次分布情况方面，2016年3个国家中，肯尼亚的农业研究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最高为39.65%，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最少仅为7.82%，坦桑尼亚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占26.86%(图3)。
图3 2016年东非3国农业全职科研人员学位层次分布情况
2016年肯尼亚的农业全职科研人员数量为1 158人，比2000年的888人增长了30.41%，其中69.52%的全职科研人员就职于政府机构，30.48%的全职研究人员就职于高等院校。2000—2016年，政府的农业研究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高等院校的农业研究人员比重从22.82%增长至30.48%，而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人员比重在2016年已经趋于0；埃塞俄比亚2016年农业全职科研人员数量达到了3 025人,比2008年的1 381人增长了1倍多。其中约88.42%的研究人员就职于政府机构，11.58%的研究人员就职于高等院校，政府研究机构中，国家农业研究所(EIAR)和地方农业研究所(RARIs)的研究人员比重各占1/2左右；坦桑尼亚2016年的农业全职研究人员为785人，比2000年的549人增长了42.99%。2016年坦桑尼亚全职科研人员中有69.83%就职于政府机构(其中55%为国家农业研究机构，14.83%为地方政府部门研究机构)，25.45%和4.71%就职于高等院校和非营利组织。近年来，坦桑尼亚的农业研究机构人员分布较为稳定，整体波动幅度不大。
2016年肯尼亚农业研发投入总额为2.22亿美元，占本国农业GDP的0.5%(低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提出的1%的目标)，而在2000年这一指标值为1.32%，自2000年以来肯尼亚农业研发投入维持在均衡水平，但其占农业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肯尼亚的农业研发投入主要用于发放研究人员工资(67.1%)、维持机构运营(32.7%)，资本投资仅占6.2%。肯尼亚的农业科研经费来源渠道有政府资助、捐赠机构捐赠、世界银行贷款、商品以及服务的税收等，但经费每年的波动幅度大。2016年农业科研经费来源中政府资助占65.8%、捐赠机构和发展银行占19%、商品征税和生产者组织占1.6%、货物和服务销售收入占13.4%。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研究人员整体学历水平在3个国家中最低，52.59%的研究人员仅具有学士学位。自2000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科研人员中，学士和硕士学位人数分别从2000年的356人和316人增加到2014年的1 601人和969人，然而博士学位人数比重却从2000年的9.67%下降至2016年的7.82%，远低于同一时期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博士学位人数占比。埃塞俄比亚高等院校人才队伍中，教师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标准生搬硬套，教学纸上谈兵[5]。且在中国留学的高层次农业人员归国后教学任务繁重，无法兼顾学术研究，加之高等院校实验室等基础设备较为落后，限制了高等院校农业研究的推进。
同一时期，坦桑尼亚农业科研人员的学位层次分布较为均匀。坦桑尼亚农业研究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从2011年的21.22%增长到2016年的26.86%，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员比例从2011年的39.65%增长到2016年的50.27%，具有学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从2011年的39.13%降低至2016年的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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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农业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分布
2016年肯尼亚农业科研力量的48.7%聚焦于作物研究领域，占据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为畜牧业(18.5%)和渔业(10.4%)，林业和自然资源领域科研人员分别占农业科研人员总数的7.5%和4.4%(图4)。肯尼亚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是肯尼亚政府《2030远景与展望》的重点，其在改善生计、提高粮食安全、增加GDP和就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肯尼亚的畜牧业作为肯尼亚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整个肯尼亚农业GDP的45%[6]，畜牧业雇佣了约50%的农业劳动力，而农业科研力量在畜牧业的比重仅为18%，远低于畜牧业产值占农业GDP的比重。在加工产业方面，肯尼亚在咖啡、茶叶、鱼类肉类加工方面有良好的优势以及较大的潜力，但目前农产品加工的研究水平较低。
东非洲国家发展计划的重点是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增长、转型和减贫。农业部门提供了东非3国主要的工业投入，投资于农业研发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
讲武堂这座官办的学校，最初的目的自然是为清政府新军的编练服务。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都走向了反清的道路，学校也变成了革命的熔炉。
图4 2016年度东非3国农业全职科研人员研究领域分布状况
2016年埃塞俄比亚农业研发投入总额为1.62亿美元，仅占农业GDP的0.29%，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经费支出在2011—2016年增长了约60%(经通胀调整后)，经费主要用于发放人员工资、维持项目运营等。以EIAR 和RARIs的数据为例，2016年度研发经费支出中有39.3%用于发放人员工资，37.5%作为成本用来维持机构运营，仅有23.2%用于资本投资，农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以形成对农业发展的有效支持。埃塞俄比亚农业研发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支持、捐赠者捐赠、发展银行贷款、商品与服务税收，但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支持。2016年埃塞俄比亚农业研发经费中77.2%源于政府，21.9%来自捐赠和发展银行贷款，仅有0.9%来源于其他途径。
坦桑尼亚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生产优势，但由于缺乏合理规划、技术落后、生产投入不足等原因，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坦桑尼亚约55%的研究力量集中于作物研究领域，畜牧业领域的科研力量占比为8.36%，渔业和自然资源占比分别为8.6%和7.8%，林业领域科研力量占比为3个国家中最少，仅为2.2%。坦桑尼亚的农业研究以应用研究为主，创新型研究较少。人均研究产出少(以发表的文章和产出的新品种为衡量指标)。2012—2014年，DRD、TALIRI等政府研究机构平均年产文章158篇，人均仅0.3篇，其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占41.3%[4]。
2 .4 存在的问题
肯尼亚农业科研人员的老龄化问题严重。肯尼亚农业科研人员的退休年龄男女分别为70岁和65岁。大部分全职科研人员(FTE)年龄处于50～60岁，科研人员的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肯尼亚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达到40%，而40岁以下的青壮年科研人员占比仅为27%，伴随着一批高学历农业科技人员的退休，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研究，农业科研体系内的人力资源不足矛盾仍然难以解决，尤其是具有丰富经验和科研技能的人才严重不足[8]。另外，肯尼亚农业科研人员仍然以男性为主，占75%，女性农业科研人员仅为25%。
埃塞俄比亚高层次农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不够，埃塞俄比亚具有博士学位的农业科研人员比例在3个国家中最低。博士学位人数比重从2000年的9.67%下降至2014年的7.15%，远低于同一时期肯尼亚的博士学位人数占比(35.96%)，且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农业科技人员流失比率较高。为此国家农业研究所(EIAR)将高级研究员的工资增加了1倍。另外，捐赠机构也捐赠了100万美元聘用退休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在EIAR指导年轻的科研人员。埃塞俄比亚农业研究人员中女性比重相对较低。
坦桑尼亚农业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分布失衡表现最为突出，农业研究人员集中在种植业领域，比重超过50%。畜牧业和渔业等作为重要的农业部门，仅拥有为数不多的农业研究人员。以畜牧业为例，坦桑尼亚是南部非洲较大的畜牧业国家，近年来肉类产量增长在30%以上，但FAO数据表明2017年坦桑尼亚的肉类贸易逆差达到了700万美元，国内肉品需求未得到满足，绝大多数肉类产品需要从南非、肯尼亚以及西方国家进口。在宜牧土地开发方面，仅有55%的宜牧土地得到开发利用，以游牧和半游牧为主，缺乏现代化大型牧场，畜牧业生产力与产量都保持较低水平。加强畜牧业领域的研究力量是改善坦桑尼亚畜牧业低生产力现状的先行条件，坦桑尼亚应根据本国发展战略进一步调整农业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布局。
只有正确分析和把握刑事立法政策的本质属性，才能更好地推动该学科明确民意在其决策中的地位，进一步促进现实刑事立法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各环节的完善和提高，从而更好地发挥刑事立法政策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刑事立法政策本质上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是由国家决策并由国家机构来具体执行的。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一门学科，必须注重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的特质。所以，“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和保护社会少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公共政策内在的、自然的最终目标和不可缺的公共属性。”［8］
3 建议与对策
3 .1 完善科研组织体系 ，提升高等院校农业科研的力量分布
3个国家的农业研究力量主体分布不均衡，主要由各个国家政府部门承担，高等院校和农业企业在农业研究方面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东非3国应重视各科研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发挥政府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私营企业在农业研究方面的联动效用，重视并发挥高等院校在基础研究、农业创新人才培养、成果推广方面的优势，发挥企业在农业研发资金与管理方面的优势。
3 .2 强化农业科研投入 ，建立高效稳定的农业研发资金投入机制
东非3国农业科研总体投资不足，且农业研发资金极不稳定、高度依赖捐赠，难以有效支持农业发展。近年来，政府和捐赠机构投入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捐赠机构的经费减少，对农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东非3国政府应完善农业科研资金投入的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农业发展基金，保障农业研究具有可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来源，并积极寻求与国外的农业技术合作。中国与东非3国开展农业合作时，可以考虑为其提供低利率、偿还期长的贷款支持以加强对其农业开发的援助，应更加注重技术合作，结合受援国的资源与条件，使输出的技术本土化，形成适应当地农业地理环境的技术体系，提升农业科学技术在当地的适用性。
3 .3 加强中非教育与科研领域合作 ，合力培养高水平农业人才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东非3国急需以下3类农业人才：一是高层次农业技术人才；二是懂农业技术、善于推广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三是引导非洲国家农业政策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东非3国政府应重视并加强农业技术的转移，重视各个层次农业人才的培养。
应加强中非在教育与科研机构方面的合作，针对东非3国农业的科技需求,将农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向非洲派遣技术和管理专家，依托“中非高等院校20+20合作计划”“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与非洲高等院校展开一对一的校际合作，共同开展学术交流，搭建科研平台，提供汉语培训，加强东非3国除种植业领域之外的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农业人才培养。可发挥中国在农业职业教育方面的优势，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密切与非洲农业高等院校合作，掌握非洲示范区内的农业资源信息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情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提高其农业科技水平，助力非洲发展战略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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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东非农业政策及其对中国—东非农业合作的影响分析”( KYGB201802)， “中国—东非水稻种植技术转移路径研究——以肯尼亚为例”(2018-AF-21)。
作者简介： 韩纪琴(1965—)，女，江苏扬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E-mail：jhan@njau.edu.cn；李佳玉(1994—)，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绩效分析，E-mail：jadelee1005@163.com。
DOI ：10.13856/j.cn11-1097/s.2019.04.011
(责任编辑 张雪娇 肖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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