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变”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转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未来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人们对于实现“两个转变”所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经济意义上，而没有看到这一转变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历史性的推动意义。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从苏东剧变的原因说起
前一阶段，理论界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进行了集中探讨，争论相当激烈。苏东剧变的具体原因固然很多，但经济上的原因仍然是根本原因，关键在于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以来的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当然，我们也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说法，认为经济发展慢了，是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世界上现存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剧变前的苏联东欧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比剧变前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要多得多，但他们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足以说明，经济基础是重要的根本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直接的因素，影响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因素是非常广泛，也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化的看法无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正确认识。
苏东剧变，说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但是，这并不是说苏联模式在其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无是处，甚至像有人说的那样，“斯大林时期就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我们认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许多同志习惯于以今日之非去推理昨日之错，这种逆向推理的方法是很不科学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37年4月，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德、英、法三个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苏联从1921年结束国内战争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1957年这36年中，工业生产增长11.7倍，大大高于同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年—1955年苏联的GNP的年均增长率为4.4%～6.3%，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它的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军事力量强大，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一切尽管我们说原因是多样的，但事实说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在本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适应当时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的一种能够促进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模式，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尽管这种模式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选择这种模式的苏联，在军事上，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经济上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在文化上作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和理想社会实现的新样板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战后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效法的榜样；在国际关系上，它帮助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帮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苏联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大都采用了苏联模式，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苏联模式在其产生的年代里是适合当时这些国家国情的一种较好的发展模式。
但是，无庸讳言，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一模式逐步暴露出其本身的局限性，它的潜力开始耗尽，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开始显得不足，经济增长率下降，效率降低，技术进步放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这种恶化的趋势日益加速，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请见下表：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那么，苏联模式为什么在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失灵，并且越来越不灵，以致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呢？
二、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变革
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在发展战略方面，以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任务，以重工业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发展动力方面，以不断提高积累率，加大生产要素投入，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生产的不断增长；在发展目标方面，以产值的不断增加为目标，很大程度上追求自给自足，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这样的经济体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一切生产指标由国家制定，原材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其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任务，投资完全是政府行为；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经济形式，否认市场的作用。与这样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管理市场与企业。这样一种经济生产方式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年代，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的，不论是1917年的俄国，还是战后在东欧各国和亚洲的中国和朝鲜、越南以及拉美的古巴，经济基础都很薄弱，财力、物力有限，为了顺利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新生政权在经济上的控制权，为了迅速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证新生政权的权威，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反抗，都必须把经济权力集中到国家手里；同时，在国家非常贫穷，经济力量很弱的情况下，要保证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够集中起来办大事，尽快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尽快保证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成效，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计划，将计划赋予法律效力，使得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同样，为了迅速增强国防能力，增加军事实力，就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同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与军事有关的科研事业的迅速实施。这一切都决定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确立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是无可厚非的。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是卓有成效的，使得这些昔日的落后国家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这一体制还保证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防能力迅速增强，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权，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猪湾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时必须注意到的重要之点。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的这种特定环境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计划经济在词语上不谋而合；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实行计划经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3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使得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之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从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范畴。所谓粗放型经济发展，是与集约型经济发展相对应的经济概念。粗放与集约这两个概念是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首次提出来的，前者又可以译为外延、广泛，后者又可译为内涵、密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级差地租时，曾论述过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开始时，农业主要靠扩大生产规模，实行粗放经营，这一点在畜牧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按照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力也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便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要素。这时，农场主开始在同一土地上使用更多的资本，实行集约化经营。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60页）集约经营，在农业上就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金或劳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它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产品总量即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不同，以提高单产的方法提高产品总量。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发展工业生产，就要求建立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增加科学技术的含量来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通过基本建设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因此，粗放与集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说，往往是先有粗放经营，在受到资源约束，经济效益下降以后，再转入以科技投入为主的集约经营。
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采取粗放式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很大成效，是因为这一经济增长方式与这些国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生产增长方式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大都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人民受教育水平很低，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相对落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工具也很简陋，农业生产中手工劳动大量存在，工业生产中机械化大生产还不普及；而当时的劳动对象，即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则大量存在，环境污染还很少见。除了这三要素之外，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管理水平等都还比较落后，所以，只能采取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求得在短期内巩固国家的独立，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是当时较好的结果，并不等于说，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就可以固定不变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错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普遍这样认为，而且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也都是这么认定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与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计划化完全等同起来，从而走入了认识上的误区。正是这一认识上误区，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把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固定化、定型化，认为这是不可改革的基本规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都在计划的框框里打转，不能跳出计划经济这一固定模式，使得这样的改革收效甚微。其结果，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迭。
说到底，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而作出新的调整。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方式必然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因为生产力是永远革命的，它要不断地向前发展，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随之作出相应的改变。没有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全十美的，它都有其适应的范围和条件，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它就不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对它进行改革。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必须发生根本转变，即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高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正常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并没有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从而在资本主义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和发展呢？
三、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说：“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可见，马克思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还没有发挥出充分的作用。所以，马克思还是把科学技术排除在生产力三要素之外，并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而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考察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肯定性论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概而言之，这一论断表述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在19世纪，一项重要的技术产品的开发，从解决理论问题到试制成功的周期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周期不断缩短。二次大战之后平均只用9年，激光技术从开发到应用仅用了1年时间。第二，科学技术成就促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地增长。在20世纪初，世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有22%是依靠采用科学技术而取得的。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上升到60—80%。第三，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创造了丰硕的经济效益。如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60%左右来自科技进步。有的发达国家更高，达到70%以上。高科技的发展还将使这种比例持续上升。不言而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应该看到它的社会意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每一个进步都将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变化，从而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出现新的形势。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最明显的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革上。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都标志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巨大进步，从而成为划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从手推磨到蒸汽机，更是被马克思作为划分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标志，表明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革命性、爆炸性的后果。而五十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却没有引起社会主义者的足够重视，以至于错失良机，没有赶上时代发展的极好机会。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可以说，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式经营的死胡同中走了出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学技术含量，使得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经济环境大为改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长。而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从追求产值的固定思维中走出来，迷恋高投入所带来的高速度，对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重视不够，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也没有勇气改革过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实际上，粗放式经营方式所固有的弊端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自然资源大部分被开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经济发展的比较效益下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难以再继续下去，这些都表明粗放式经济发展的方式的潜力将被耗尽，应该迅速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得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由于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神圣化”，使得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没有勇气去打破这一僵局，即使有所尝试，也很快被作为异端而被镇压下去，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千载良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呢？
四、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营到集约化的经营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之必需。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它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而一种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就会形成自己的固有隋性，它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为它辩护，要想改变它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任何经济体制发挥作用都是有条件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再具备，就必须对之进行改革。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粗放型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的转变，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单位只追求产值的增长，即仅注重产品数量的扩张，而一般很少注意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高，也不讲究产品的宣传与包装，使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产品当中包含的价值难以实现，产品积压严重，占用大量资金，使得资金流动不畅，资金利税率低。
二、只追求产值的高速度，而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产值的增长，并不等于产品价值的实现和经济质量的提高。由于只注重产品的数量增长，而不太注重产品所包涵的价值的实现，使很多产品长期躺在仓库里，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而还能够作为产值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产值增长了，但是，并没有实现多少经济效益，使得经济剩余日益减少，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难。
三、由于只注重产值的增长，而不问产值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必然导致企业为了产值的增加而无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使得资源利用率低，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资源被浪费，使得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四、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决策权都掌握在国家手里，企业没有投资决策权，不可能把资金投向收益高的项目和业务，使得整个社会的资金利用率低，很难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和利用，导致国家整体经济效益不理想。
五、计划经济体制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种体制下的科研单位和企业互相分离，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技进步动力不足。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上有了这种需求，就能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技进步。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只关心产值的增长，无需关注产品的科技含量，对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利用漠不关心。而科研单位只知道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对于它的推广和利用也不关心，其结果只能是一方面科学研究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有了科研成果也难以推广和利用，不能应用于产品的生产。这就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困难重重。这是五十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条块分割的经济现状，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得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无所节制。一旦到了能源枯竭、资金短缺、经济运转不灵的时候，经济发展乃至于社会稳定都会出现严重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怪圈”，创造出辉煌的未来呢？
五、实现“两个转变”，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本质上在于它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必然要走科技强国的道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动力作用。社会主义只有和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够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在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大弊端就在于阻碍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和利用，所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换，关键在于改革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深刻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85年，邓小平再次指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集中科技力量，运用国家财政的支持，组织攻关大会战，从而在少数重点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与国防有关的领域，较快地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试制成功及其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明显的例子。但是，当我国工业体系基本形成，企业的存量资产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因而技术进步应主要通过增加存量的内涵来体现时，当不应把技术进步囿于少数重点领域，而需要使之普及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渗入种类繁多的产品中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就日益明显了。特别是我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供求矛盾又更多由普遍的“量”的短缺转变为以需求多样化、多变性为特征的“质”的短缺时，再靠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靠片面追求高产量、高产值、高速度，就更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群众的多样性需求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普遍地实现技术进步，使科技成果较快地产业化，在提高经济效益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单靠国家计划自上而下推动不行，必须使广大企业具有一种实现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只能从市场竞争中产生。当然，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我们是搞现代市场经济，即有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使其关心自己的经济效益，使企业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实体，企业才能够自觉地寻求科技支持，不断提高本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或者一些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经济成效、风险太大的科技项目及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仍然必须由国家出面组织。这样把政府与企业两方面结合起来，全社会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应用科学技术，必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即把经济发展的动力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强，就能够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发展壮大，必然会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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