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基于城乡和性别的视角_远程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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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为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个人的货币性收入，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1]。因此，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 Education)不仅成为国家从宏观层面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考量指标，也成了个人从微观层面选择不同教育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对我国教育收益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少研究通过分析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来探讨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然而，已有研究中对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的研究却非常少。本研究前期的文献调研仅发现3篇对我国远程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郑勤华等基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学习者调查数据，估计出远程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为9.3%[2]。李锋亮等基于2007年9月和2008年4月分别在南京、哈尔滨电大实施的“在校生私人教育支出”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出电大远程教育本科的收益率为6.9%[3]。倪清燃等利用2010年5月和7月“宁波电大开放教育本科学生收入和工龄资料”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远程高等教育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为8.2%[4]。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均没有涉及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异。然而，实际上远程高等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在于提高农村地区学习者的知识、能力、机会与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因此，本研究准备从城乡比较的视角，估算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并深入分析城乡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分析远程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可以弥补目前国际与国内关于远程教育收益率研究的不足，对于进一步拓展远程教育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持续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进而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将建立起新型的户籍制度。很多省市也在陆续试点改革，消除城乡户籍背后的福利差距，让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考察远程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异，对当前国家制定和实施宏观层面的户籍改革方案以及城乡居民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研究基于一份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从城乡比较的视角，估算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并深入分析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以考察远程教育不同群体收入提升效应的差异。鉴于国际与国内已有大量的研究探究了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因此本文也对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估算，并与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进行比较。也即，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对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进行分析：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二、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性，因此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当前，几乎所有对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城乡差异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教育收益率[5][6][7][8][9][10]。比如李实、李文彬等基于CHIP项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1988年的数据，计算出该年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8%和2.5%[11]；李春玲基于CHIP项目2002年的数据，得出该年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为11.4%，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为4.3%[12]，二者相距甚远。

      导致城乡教育收益率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就业方式、行业和单位所有制差异、城乡生产方式差异、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等[13]。基于以往研究对城乡教育收益率的比较结果，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也即假设1：无论是远程高等教育还是传统面授高等教育，城镇的教育收益率均要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

      本研究还将分析远程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对传统面授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教育收益率的现象[14]。李锋亮等对远程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研究中也得出了女性高于男性的结论[15]。然而国内对于远程教育收益率的相关研究使用的样本都是在校生样本，而且采用的是方便抽样，所以需要用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数据进一步分析远程教育的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基于以往研究对分性别教育收益率的估算结果，本研究给出第二个假设，也即假设2：女性的远程高等教育收益率要显著高于男性的远程高等教育收益率。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根据受益主体的不同，教育收益率可以分为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两种，本研究关注的是私人教育收益率。估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内部收益率和明瑟收益率。内部收益率通过使长期成本和收益的贴现值等于零并解出其内在贴现率r得到。明瑟收益率是将个人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等信息置入一个半对数形式的明瑟收入方程中，通过回归分析估计出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内部收益率的计算对数据要求较高，且个人的教育成本数据不易获得，因此明瑟收益率在实际应用中更为广泛。

      本研究探讨的教育收益率即是通过明瑟收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明瑟收益率。标准明瑟方程的形式如下：

      

      式中Y表示劳动者的个人收入，S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X表示劳动者的工作年限，a为截距，ε是残差项。对上式两边求偏导，可得：

      

      b就是每增加一年教育，个体收入增长的变化率，即明瑟收益率。通过个体的收入、教育、工作经历等数据，对标准明瑟收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就可以得出b的值，也即教育的明瑟收益率。

      对于某个特定教育层次的明瑟收益率，一般是将该教育层次的样本及其紧接的教育层次的样本，共同放入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就可以得到该教育层次的明瑟收益率。比如，要计算高中的明瑟收益率，就需要将最高教育层次分别是高中和初中的样本放入回归方程；如果要计算硕士层次的明瑟收益率，就需要将最高教育层次分别是硕士和本科的样本放入回归方程。因为，本研究希望计算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而目前我国远程高等教育只包括大专和本科，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群体只能限定为最高学历为高中、大专或本科的个体。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使用将教育层次的样本及其紧接的教育层次的样本共同放入回归方程的方法，这就能精确计算出特定层次的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因为参照组都是高中学历的样本，而高中都是传统面授，不存在面授与远程的区别；而且使用这一方法也不需要区别哪些样本是只受过远程高等教育，哪些样本是既接受过面授高等教育又接受过远程高等教育，因为本研究是按照学历层次分不同的教育形式分别进行回归。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采取省、区/县、村/居的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覆盖全国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25个省、市、自治区，获得全国代表性样本33610个，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良好的代表性。

      2010年CFPS数据中包含了样本的性别、年龄、户籍、年收入、工作现状、目前获得的最高学历、各阶段教育的受教育年限等信息。本研究选用的样本最高学历为高中、大专或本科，目前有工作且有年收入信息的成人样本，剔除户口状况、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得到有效样本2659个。有效样本中，最高学历为高中且在职的样本为1307个，最高学历为传统面授本科且在职的样本为326个，最高学历为远程本科且在职的样本为240个，最高学历为传统面授大专且在职的样本为365个，最高学历为远程大专且在职的样本为421个。

      本研究中的年收入包括去年一年归入个人名下的各项收入，含工资性收入，从各种渠道获得补贴、津贴、补助、酬金，以个人名义租赁获得的租金、补偿金、存款利息、股票/基金/债券分红，接受的各种赠予折合人民币、借贷性收入等。研究中的受教育年限所采用的是问卷中各阶段受教育年限之和。工作年限的计算是依据样本的“年龄-受教育年限-6”，这一方法也是已有大量研究所采用的[16]。本研究将样本的户籍状态作为划分城镇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的依据，调查时(2010年)的户籍状态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代表城镇劳动者，而户籍状态为农业户口的样本代表农村劳动者。

      四、实证结果及其讨论

      (一)教育收益率的城乡比较

      表1分别列出了城镇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不同教育类型和不同学历层次的标准明瑟收入方程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到，对于城镇劳动者而言，远程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高等教育可以对城镇劳动者的收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然而，农村劳动者样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只有远程大专教育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农村劳动者每多接受一年的远程大专教育，其收入可以显著提高6.6%。而远程本科、普通大专和普通本科的回归结果中，受教育年限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远程本科教育、普通大专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对农业户口样本收入没有显著的正效应。

      

      以往几乎针对中国的所有实证研究均发现，城镇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比如，李实、李文彬估算出1998年城乡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8%和2.0%[17]；侯风云估算出2002年城乡教育收益率分别为9.289%和3.655%[18][19]；姚先国、张海峰估计的城乡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和4%[20]。表1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发现。然而和以往研究对农村教育收益率估计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除了远程大专外，高等教育对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影响不显著，更为鲜明地反映了城乡高等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巨大差异。

      为什么高等教育对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正效应不显著？城乡高等教育收益率为何差异如此巨大？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以及城乡户籍差异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不论何种户籍身份，教育回报率都应该是相同的。但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的情况下，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用工很多都有户籍限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户籍限制而不能进入城镇的劳动力市场，这将导致高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收入。因而，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并不高，甚至不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刘兆博的研究发现完全证实了上述论断，他在标准明瑟方程中引入户籍虚拟变量，实证结果显示拥有城镇户口的农民要比农村户口的农民收入高1.37个百分点[21]。

      令人欣慰的是，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远程大专这一列中教育的系数显著为正，数值为0.066。这说明农村劳动者每多接受一年的远程大专教育，其收入显著提升6.6%。而且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同一教育层次，远程教育的系数均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系数，这和城镇劳动者的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城镇劳动者而言，无论是大专还是本科，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明显高于远程教育的收益率，而且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远程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这从侧面支持了远程教育具有跨越时空的优势。也就是说，从提高学习者的收入角度来看，远程教育较之传统面授教育，前者对于农村学习者更有效。这可能有多方面的解释。其一，远程教育更加灵活，能让农村学习者更容易跨越学习的门槛、达成学习的目标。其二，远程教育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使得农村学习者接受的远程教育的质量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质量。其三，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对农村劳动者更有针对性，能让农村学习者学到和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无论如何，实证结果发现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而且通过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这种城乡差异是显著的，这说明实证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对于农村教育者而言，远程教育对个体收入的促进效应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入提高效应。这或许说明为了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远程教育可能比传统面授教育更有用武之地。

      (二)高等教育收益率的性别比较

      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除了远程大专能够显著提升学习者的收入，其余层次与类型的教育均不能显著提升学习者的收入，因此，对于农村劳动者就不再适宜进行进一步的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分析。接下来，本研究将着重对城镇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

      表2列出了城镇劳动者分性别、分学历层次的明瑟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表2数据显示，城镇女性和男性的远程大专教育收益率分别为14.2%和10.4%，前者高于后者3.8个百分点；城镇女性和男性的远程本科教育收益率分别为18.7%和13.2%，前者高于后者5.5个百分点；城镇女性和男性的传统面授大专教育收益率分别为16.3%和13.8%，前者高于后者2.5个百分点；城镇女性和男性的传统面授本科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4.3%和17.7%，前者高于后者6.6个百分点。通过进一步加入性别和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的方法来考察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实证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p＜0.1%，说明性别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无论是大专还是本科，无论是远程教育还是传统面授教育，城镇女性的高等教育收益率均显著高于城镇男性的高等教育收益率。这样，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目前国内外关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的实证结果普遍支持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22]。土耳其学者鞠丽斯(Güri，s，S.)等估计了土耳其2001年的明瑟教育收益率，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23]。2011年，他们又用土耳其统计局家庭劳动力调查2003年至2006年的全国性数据分别考察了教育和工作经历对男性和女性的回报率，他们的结论仍是女性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24]。关于对中国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研究，大部分研究结果也都显示我国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25][26][27]。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和上述已有研究结果完全一致，而且本研究还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远程高等教育。已有研究对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给出了多种解释。综合看来有以下多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女性和男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受教育的边际价值更高[28]。第二，尽管整个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但女性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般能够去国家规制力量较强的单位工作，在这些单位工作女性受到的歧视程度会降低29][30][31]。第三，由于存在性别歧视，男性的工资显著高于女性的工资，因此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男性而言要低，由于明瑟教育收益率只考虑教育的机会成本，因而会出现女性明瑟收益率高于男性明瑟收益率的现象[32]。

      也就是说，之所以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更高，是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而教育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提升更为明显。本研究发现远程教育对于女性这一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收入提升更大，这就很好地支持了远程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论断[33]。

      五、结论与建议

      鉴于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远程教育的收益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足，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的数据，从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视角，分析了远程高等教育的明瑟收益率，并在分析过程中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比较，得到了一系列有政策意义的实证发现。

      首先，无论是传统面授还是远程高等教育，城镇的教育收益率均显著高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这说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村的学习者只有跨越这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后，其教育收益才能够得到体现。这种现象的存在必将极大挫伤农村学习者的积极性。这也能解释为何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农村学习者的规模远远低于城镇学习者的规模。

      其次，和传统面授教育一样，远程高等教育可以对城镇劳动者的收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远程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低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而让人感到悲观的是，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传统面授大专、传统面授本科以及远程本科对个体收入的提高都是不显著的。令人欣慰的是，远程大专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其明瑟收益率为6.6%。

      再次，本研究得到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发现，对于农村劳动者而言，远程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益率。这就意味着从提高农村学习者的收入角度来看，远程教育比传统面授教育更有用武之地。

      最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的规律同样适用于远程高等教育。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也就是对于农村劳动者、女性劳动者这两个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而言，远程高等教育对他们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有效。这是因为远程高等教育更加灵活，能够更好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因此，通过远程教育，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教育机会，也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为了进一步加强远程教育的这种优势，远程教育应该进一步关注扩大对更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覆盖，并且为他们量身定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等，为提升整个国家社会公平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对于农村教育者而言，远程教育对个体收入的促进效应高于传统面授教育的收入提高效应。这或许说明为了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远程教育可能比传统面授教育更有用武之地。本文认为这是因为远程教育更灵活，能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以及教学内容和农村劳动者所需要的技能更为匹配。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地方政府不断在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相信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会逐步缓解；因此，远程高等教育在促进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方面，效应会进一步提高，这就能极大地促进城乡之间的公平。

      综上所述，远程教育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上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收入，甚至提升的效果还会高于传统面授教育。当然前提是这部分群体能够获得接受远程教育的机会。因此本研究给出强烈而且明确的政策建议，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远程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在财政支持上给予足够的倾斜，让社会上更多的弱势群体(比如女性、农村居民、贫困人群等)能够有机会获得接受远程教育的机会；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以有利于他们的远程在线学习，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远程教育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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