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战线论文,思想界论文,两场论文,中国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2年6、7月间，新成立不久的中共通过了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以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到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宣布改组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中共此决策获得巨大成功，最终奏响了国民大革命的前奏曲。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中国思想界也波涛涌动。胡适诸人于1922年5月创办的《努力周刊》(下称《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推动了关于“好政府主义”和“科学与玄学”的两场论争。前者代表知识界的学者有志于“谈政治”，但它为复杂的时局增添了变数；后者则是他们在“谈政治”碰壁之后，退归本行，再“谈文化”，却径将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思想文化冲突，推上了最后的高峰。以胡适诸人为代表，人们在“谈政治”与“谈文化”间的来回往返，恰反映了知识界、思想界在追求进取中的躁动与彷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上述变动，彼此是否存在何种关联。学界对于《努力》及其推动的两场纷争，都不乏研究，但这样的视角，迄今尚付阙如。
实际上，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息息相关。胡适诸人提出“好政府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其为改良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既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正是缘此形成的紧迫感，促使中共当机立断，最终形成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策。中共的严肃批判与耐心引导，既有力地维护了联合战线的大局，也团结了胡适诸人。在“科玄之争”中，中共以自己的方式，参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论争引向了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相统一的方向。至于中共从中引出了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重要思想，无疑更反映了其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尽管其中仍不脱稚嫩与失误。
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取决于研究者视角的调度。考察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1922—1924年的中国思想界，可以从一个新的历史侧面，助益人们深化对其时思想界变动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中共早期建立联合战线问题的研究。
一、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好政府主义”
中共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和7月发表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共提出这一主张固然是缘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自身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但究其最初当机立断与决心对外公开宣示而言，却是与胡适诸人创办的《努力》提出“好政府主义”直接相关。
1922年5月7日《努力》创刊。胡适原主张20年不谈政治，后来自谓有感于国事日非与思想界的混乱，才被迫发愤去谈政治，1919年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政治》，仅是他“政论的导言”，“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①又隐忍了两年多。所以，办《努力》就是要登堂入室，决心做政治的“本文”。14日，《努力》第2期发表蔡元培、胡适等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揭出“好政府主义”，倡言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同时，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废督裁兵，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是文发表后，反响甚大。报社自谓收到“无数”文章响应。北京高师等七所高校校长联名的文章，自称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赞成人”，自然扩大了其声势。同时，《晨报》、《益世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也参与其中。“好政府主义”一时竟成时论热点，耸动南北。其时，正值北方政局发生变动，直系军阀战胜奉系军阀，亟谋趁势实现其“北洋统一”的野心。《努力》的“好政府主义”，在客观上恰是适应了吴佩孚诸人的需要。其消极影响，集中表现为：
第一，鼓吹“好政府主义”，扩大了社会上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的消极情绪。
胡适诸人天真地认为，国事日非，端在“好人”不作为，若“好人”肯出来努力奋斗，情况自会改观。但是，何谓“好人”，见智见仁；更主要的是，既主张“好政府主义”，其预设的前提，便已是对吴佩孚的军阀统治心存幻想，以为只要励精图治，足以有为。胡适事后并不隐晦这一点。他说，直系大胜奉系，北方时局骤变，“那时在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我们的政治主张》也就于5月14日发表出来。“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②久经军阀战乱的国人渴望和平统一，对向有“开明军阀”虚名的吴佩孚心存幻想，希望他能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在于，蔡元培、胡适等人作为名流，主张“好政府主义”，显然是在更加系统化与理想化的层面上，将此种社会的消极情绪扩大与强化了，而这与中共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联合战线，恰恰背道而驰。
第二，贬损孙中山，让南北军阀坐收渔翁之利。
时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意在一箭双雕：既可以抬出黎元洪迫使孙中山收起护法的旗帜，取消广州总统府，又可以用旧国会制宪遏制西南军阀，借联省自治抗衡北方，从而控制中央政权，统一南方。所以，才有1922年5月28日孙传芳发表要求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台的通电。《努力》虽然并不附和法统之说，只认定旧国会仅是事实国会，黎元洪也仅是事实总统，为取便制宪而已，不宜再有其他纠纷。然而，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其言行与倡“法统重光”者实殊途同归，最终令南北军阀坐收渔翁之利。胡适诸人鼓吹联省自治是推倒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第一步，“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③这自然正中藉省治割据自雄的南方军阀的下怀；更有甚者，他们是非不分，贬损孙中山，为政治逆流推波助澜。6月3日，紧随孙传芳之后，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余人也联名通电，同样以旧国会业已恢复为由，要求孙中山放弃北伐，与徐世昌同时下野。不仅如此，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造成广东革命势力严重分裂，有识之士多斥陈之叛变，令亲痛仇快。然而，《努力》却公开站在陈炯明一边，为之辩护，再次攻击孙中山。胡适将陈的叛变说成是“一种革命”。他说，陈主张广东自治，是要造就模范的新广东，而孙中山却固执于北伐，“不惜倒行逆施”，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④而国民党斥陈“叛逆”，也无非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罢了。⑤蔡、胡诸人及《努力》的行径自然激起国民党及正义之士的普遍谴责。
由于蔡、胡诸人在学界、思想界居领军地位，更是扩大了其言行的影响。梁启超诸人自欧游归来后转向新文化运动，虽有自己的地位，但终逊于前者；加之研究系出身，为人见疑，颇显尴尬。故他们急欲与后者联手，甚至想以胡适作桥梁打通北大路线，共拥蔡、梁为领袖。1921年初，李大钊致书胡适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⑥所谓“大学一班人”成了各派竞相献媚勾引的“处女”，恰反映了蔡、胡诸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2年4月间，林宗孟曾多次分别劝说蔡、胡与他们共同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希望能由胡适起草宣言，但都因其研究系的背景而遭婉拒。后见到《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他们十分不满。梁启超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⑦蔡、胡诸人独自发表宣言，既是为了避嫌，也是要展示自信力；事实上，梁任公再也没能发表有同样影响力的宣言，说明学界与思想界的领军地位，早已转移到蔡、胡诸人。
《努力》一炮打响后，蔡、胡诸人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发起学界各种活动，愈形活跃，也显示了其能量。上述北京七校校长的联名支持与蔡元培领衔二百余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的通电，已反映了这一点。1922年6月下旬，蔡、胡又出面组织了两次欧美同学茶话会，主题都是南北统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蒋百里、张君劢、林宗孟等都被邀参加。其中第二次是以胡适与张君劢的名义共同召集的。蒋百里会后向梁启超报告说：两次会议，“默听其主张，大致皆是走第三条路也”。⑧9月22日，蔡、胡又开茶话会，主题是“今日的政治计划”，出席者包括一些原来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者，林长民与蒋百里也在其中。这说明，蔡、胡诸人不仅居主导地位，且已主动与研究系的梁启超诸人联手；而上述蒋百里所谓“默听其主张，大致皆是走第三条路也”，又说明彼此主张的趋同。
固然，蔡、胡诸人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其与梁启超诸人难脱研究系好政治投机、走权贵路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好政府主义”的语境下，二者间毕竟又存在着相通之处，也是应当看到的。1921年9月，蓝公武曾劝胡适加入其“联省自治”运动，但遭拒绝。胡适说：“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⑨但此时，胡适已成为联省自治的坚定支持者了，尽管他确非在玩政客的把戏。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指出，1920年秋国民团体始起而主张联省自治，这本与法统无关，但因人们渴望和平统一和存在调和的心理，故到1922年最高潮时的联省自治，实与其时所谓的“法统重光”，二者“合流”了。他说：时上海有“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的组织(张君劢为其中坚)，在北京则“出现了一个学者所组织的言论团体——努力周报”，“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以免军阀割据之祸，很恭维八团体的国宪草案”，其主张“很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⑩
要言之，蔡、胡诸人作为学界、思想界领军人物，由他们登高而呼，因此所谓“好政府主义”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自然不容低估。而中共显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1922年3月间，张国焘归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莫斯科大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有关精神，虽为后者“欣然接纳”，但其时中共不甚重视党内纪律，故要形成统一的决议，尚需时日。其间，作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之一的李大钊，则致函张国焘等人，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11)这便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问题：怎样理解与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精神以及它与北方“好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张国焘回忆说：“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12)此前中共并无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先例，所谓从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既是对外宣示的需要，同时也是统一内部思想的需要。
为此，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还将问题交上海全体党员来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认为，“好政府主义”的改良主张是有害的，它将阻碍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无需顾及与蔡、胡等人的友谊，要尽快公开本党主张。于是，中共于6月10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关于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由此足见，“好政府主义”思潮的崛起，恰从反面助益中共深化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解，同时也促其当机立断，做出抉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最初提出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与蔡、胡诸人提出“好政府主义”相联系的。
为推进联合战线的建立并争取“好政府主义”者，中共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第一，坚持原则，要求李大钊和北京全体党员与“好政府主义”划清思想界线。此前，中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吴佩孚采取联合态度。故李大钊、陈独秀与吴佩孚多有往来，李大钊后来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签名，赞成“好政府主义”，显有因循。现在中共既形成了对时局统一的主张，便于是年6月派张国焘前往北京与李大钊进行协调。李大钊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他说，此前曾认为“好政府主义”是可行的办法，但从现在的时局发展看，直系别有野心，它根本行不通，故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北京全体党员会议还通过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并决定要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李大钊还召集主张“好政府主义”的党外朋友开会进行沟通。当他宣布中共决定时，与会者都不胜惊讶。李大钊强调，这不是陈独秀个人的意见，而是“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13)此一情形，反映了中共坚持原则和李大钊顾全大局。与改良主义划清了思想界限，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立场突显了。
第二，对蔡、胡诸人的“好政府主义”宣传进行公开的严肃批评。6月15日，中共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除了明确提出建立反帝反军阀(包括吴佩孚的直系)的民主联合战线外，首先便是规劝蔡、胡诸人：“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奋斗’、‘努力’、‘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14)此后，中共的主要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和批评“好政府主义”的主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胡适在回应有人质疑何以不成立政党时说：当下最重要的是宣传“好政府”这个公共目标，“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大党了”。在此时与将来，我们“都应该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15)陈独秀在随后发表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针锋相对地批评胡适：“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治党，更是发昏之发昏。”(16)他还规劝胡适应放弃对联省自治的迷恋，说：“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象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17)蔡和森则是愤怒地指斥“好政府主义”是政治的怪胎：“我们在这次政潮中显然可以看出来的：一是武人政治下，任何改良主义都无实现之可能，‘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之一种——经过这几月出怪弄丑的试验，现在已完全破产了。”“象这样一个‘好人政府’，他的出现与消灭，被军阀利用与被军阀糟蹋，都不值得我们丝毫的同情。”(18)
《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时轰动一时，虽有不同的声音，也多为心平气和的质疑；但到陈炯明叛变，胡适公然为之辩护，攻击孙中山，舆论哗然，胡适诸人从此便陷入了被动与尴尬境地。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共表现出远大的政治目光与果敢的精神。五四后，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积极支持香港工人罢工，故中共与之关系密切。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他在广东的工作，包括组建党组织、宣传新文化，实际上也都得到了陈炯明的支持。但他在陈炯明兵变当天，“当即(向)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19)同时，中共中央致函广东支部，要求立即断绝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陈公博、谭植棠不听，继续在《广东群报》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结果谭被开除党籍，陈受到严重警告后也自行退党。此时，正是孙中山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中共公开宣言与之合作，且不惜严厉处分支持陈的少数党员，令他十分感动。8月14日，孙中山由广州抵上海，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向其坦陈合作愿望。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几天后，他亲自主盟，正式接纳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加入国民党。
中共的政治远见和魄力，推动国共合作从此进入了快车道。这行动本身就是对胡适诸人错误立场的坚决否定。同时，中共机关刊物全力讨伐陈炯明叛变革命，维护孙中山的权威，批判包括胡适诸人在内的错误言论，有力扭转了原先对革命不利的舆论走向。1923年5月，《向导》有读者来信指出：“年来国中的青年和觉悟的知识阶级，也觉得把旁观的态度——视孙先生是一般的政客军阀，视救国的奋斗为争地盘的把戏——开始抛弃；渐渐地回转头来，倾向于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何以见得呢?如北京高师的民意测验和北大(学)生的加入国民党，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通电于孙先生等，可算是表同情的证据了。”(20)如果我们注意到，陈独秀等人最初不赞成与国民党联合，主要原因即在于后者空有虚名，久失国人的信仰；那么现在他们极力为孙中山、国民党作辩护，说明其坚持民主联合战线已具有高度自觉性与坚定性。而缘此社会舆论得以根本扭转，自然也有利于促使胡适诸人进行自我反省。
第三，保持友谊与加强私下沟通。
虽然五四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与胡适诸人业已异趋，此次又坚持原则批判“好政府主义”，但是，他们与后者仍保持着友谊，常有思想沟通。从中共耐心引导后者改正对孙中山的错误态度，以促进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而言，以下事例，最值得关注。
其一，提请胡适诸人关注并理解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重大决策。如上所述，李大钊就曾召集主张“好政府主义”的朋友开会，传达中共对时局的主张。1923年6、7月，胡适日记载：“最近仲甫有一信，态度似很恳切，记其一段如下：‘我们发行的《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21)陈独秀信中所提到的《前锋》，是中共于7月1日刚创刊的机关刊物，第1期发表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等人文章，主题是阐述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联合战线的理论和主张。陈所谓“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年确有进步”，显然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陈在“寸铁”栏中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一文，不仅是在中共内部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重要概念，而且明确强调中共与胡适在思想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的必要。陈来信预为通报，足见他急于想让胡适了解这一切，所以又特别强调“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而胡适以为陈近来的议论确有变动，且来信态度恳切，则说明他已注意到中共的新近主张，并颇抱好感。
其二，正面通报孙中山政策的积极变化。胡适诸人支持陈炯明，贬损孙中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实际状况和政策不甚了然。为此，中共注意向他们通报孙中山政策的积极变化，以期促其改变原有立场。1922年8月，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曾致书胡适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日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州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22)李大钊不仅告诉胡适，孙中山正改变其过去单纯的军事路线，积极与中共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而且明确提出，《努力》诸同仁都应当改变过去对孙中山的错误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他。9月底，陈独秀也致书胡适，提醒他为陈炯明辩护而反对孙中山，已使自己陷入挨骂与被动的局面，实不可取。(23)稍后，又两次致书蒋梦麟、胡适，告诉他们不必听信某些报刊的恶意宣传，国共合作在推进，孙中山已决心改组国民党，广东现在的革命形势正日趋好转。他说：“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24)
中共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立场出发，对胡适诸人的严厉批评与耐心引导，产生了积极作用。胡适说，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25)其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26)这显然是认同了中共的基本主张，尽管胡适诸人仍坚持彼此有步骤上的差别，但随着王宠惠内阁夭折、黎元洪被逐和曹锟贿选上台，直系军阀真面目彻底暴露，胡适诸人这才如梦初醒，惊呼“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27)他们承认“好政府主义”失败了，宣布《努力》停刊。这一过程虽不可免，但它终究证明了中共理论预见和政治判断的正确性，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
此外，中共努力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弥合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裂痕方面。当初胡适诸人为陈炯明辩护，攻击孙中山，与国民党严重对立，事后不免进退维谷，陷于尴尬。所以，他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话题，以为转寰之地。就在《努力》停刊前不久，这个话题终于被找到了，这就是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地讨论“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从第63—74期即最后一期，《努力》共用7期篇幅来讨论，一时形成热点。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讨论双方的立论多借重了陈独秀于1923年7月11日发表于《向导》第31、32合期上的文章《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彰显了中共在弥合双方裂痕中的重要作用。
讨论缘于第62期上KC君的来稿，作者质问：黎元洪被逐，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努力》何以至今没有具体的表示?(28)时代胡适主持周报的高一涵在《答KC君》中，在回应说时局已不可为后，忽然扭转话头，引述陈独秀《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的一段话：“此时国人无论对于任何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然后表示国民党在历史上差强人意，但现在许多国民党重要分子都在做“攀龙附凤的事业”，还有谁想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呢?即便他们肯做，像吴景濂这一派人，又有哪个国民肯听?“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也老早就绝望了。”(29)讨论便由此展开。邓初民来信表示不赞成高一味抹煞国民党，他特别强调，“此外还有陈独秀先生近来也一样的重视国民党”，(30)并引述了陈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以为佐证：“国民党究竟怎样，我们用不着夸张，我们敢说，国民党两次在广东执政，为期尚短，虽无什么积极的建设，而消极的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这是我们亲见的；至于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这些事实，便是反对党也不能否认。”为此，高一涵进而发表《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答邓初民君来信》，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态度。他说，孙中山的精神与主义，自己是完全赞同的；但问题在于，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已背叛了这个精神与主义，今天的国民党只剩下一个“空店面”与“一块老招牌”，必须洗心革面，才能挽回人心。他最后表示，“我个人如果要加入国民党，却有个条件”，其中一条便是：“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仅仅与劳动阶级联络，或表同情于劳动阶级，我都不认为满意。”(31)
高一涵提出的“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不仅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实际也道出了国人心中共同的纠结：长期以来，国民党内部涣散，许多党员追名逐利，为虎作伥，久已丧失了革命精神；那么，它还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吗?他表示自己赞同孙中山的精神与主义，也可能加入国民党，但前提是它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同样也表达了国人普遍的心理诉求。所以，高一涵此番直抒胸臆的言说，超越了《努力》与《民国日报》及国民党间的恩怨，成为代表一切赞同孙中山主义与精神的国人，对国民党的正义拷问。至此，原来的尴尬与困窘固然化解了，《努力》变被动为主动，竟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方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了。果然，邹德高承认国民党存在种种弊端，他只能劝慰说，当下国民党正进行改组，这是国民的福音。(32)邓初民也劝解说，当今凡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不加入国民党，“又怎见得国民党‘不主张社会主义’呢?”(33)
讨论尚未结束，国民党要人张继、于右任已与胡适诸人初次会面，在座的还有汪精卫、马君武等。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席上诸人谈政治，张溥泉劝人不要悲观，态度颇好。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34)不难想见，彼此业已释然。次年初孙中山去世，蔡、胡都表达了深沉的哀痛与崇高的敬意，说明他们心中也早已消除了对孙中山曾有的误解。(35)
中共对于此次讨论，同样是关注的。陈独秀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中特别做出回应。他说：区分国民党的左右派，只能以是否赞成革命方法为标准，而不能以是否相信社会主义为标准，因为“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例如高一涵曾表示国民党若采用社会主义，他才肯加入。”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它固然可采用社会主义的政策，但究与社会党不同，决不能以此作为判分左右派的标准。相信社会主义者也可加入，但不是想赤化国民党，而是为了国民革命，使命有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36)陈独秀是从中共自身的理论出发阐述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他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自觉性及其理论的坚定性；而且表明，他实较高一涵诸人站得更高：中共需避免给国民党右派留下口实，以推动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同时，他此番实事求是的解说，显然也更有利于化解高一涵等人的心结，使其乐于加入国民党。
不过，《努力》谈政治虽止于壁，但它在停刊前半年，实已转身，并成功地推动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思想界另一波涛——“科玄之争”的涌起；而中共以自己的方式参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则显示了其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多姿的另一重要侧面。
二、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科玄之争”
“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人生观》的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有赖玄学。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梁启超、吴稚晖等人均参与论争。这场论争延续半年之久，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著名的一场思想论战，影响深远。
但是，从《努力》与“好政府主义”者转向看，这场论争的发生又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所谓偶然性或近因，是指胡适诸人于“好政府主义”最初受挫后，自感谈政治难以为继，遂谋回归本行即思想文化方面，以求新突破。此种心境与上述其最后谋求打破与国民党严重对立的困窘相类，但这同样需要发现和抓住新契机，公开批判张的讲演被视为是难得的机遇。早在文章发表前的3月6日，丁曾致书胡，并附有前天张与自己私下辩论的要点，他说：“我想我们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所以我把《兰因河衅之悲剧》搁起，来做一篇《科学与形而上学——张君劢的人生观之批评》。”他请胡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努力》第48期将《这一周》暂停，头版发表丁文(连载两期)，且将题目改过。《努力》公开高调批判张，是胡、丁二人事先筹划过的，说胡参与了是文的撰写并不为过。而一炮走红，果然开启了新方向，胡十分得意，故他说：“我们对于这一次挑战引起的响应，不禁发生无限的乐观。”(37)所谓“挑战”者，乃刻意为之，有备而来之谓也。
所谓必然性或远因，是指“科玄之争”实为欧战前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变动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自19世纪末以降，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日益显露，一方面是科学发达，物质昌明；另一方面却是物欲横流，贫富对立，阶级冲突日趋严重。欧战之创深痛巨，更令欧人开始普遍反省自身文明。其主要取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外，另一个便是主张反省现代性。后者将问题归结为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盲目追求以效率为中心的现代性，形成了机械的人生观，迷信“科学万能”，物质至上，造成了精神家园的丧失，终至欧战惨祸发生。所以，他们主张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强调精神生活与尊重情感、信仰、直觉和自由意志，以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缘是兴起，而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的生命哲学风行一时，则是其趋于高潮的重要表征。(38)上述欧洲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不仅影响西方世界，也影响到东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传播，固不待言；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兴起及其《欧游心影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风行海内，则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
欧战后梁启超诸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早已引起胡适诸人的不满。胡适抓住梁漱溟文中批评主张西化者的话“你已不必辩，辩也无益”，说道：“我也明知‘辩也无益’，所以我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39)后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他开篇即阐述当下反科学思潮之始作俑者，就是1920年游欧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事实上，1923年4月1日，胡适先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8期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指斥他的文化发展“三个路向”说“玄之又玄”。4月2日，丁又致书胡，继续商量驳张君劢文章事，同时称赞胡驳梁漱溟的文章写得好。可见，两文心意相通。张君劢是反省现代性思潮东传的另一有力推动者。他先随梁启超游欧，后从柏格森、倭铿问学，1921年底甫归国，即在上海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表了题为《欧洲文化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这是其时介绍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最系统和富有学理性的演讲。所以胡适也指责他为梁启超推波助澜。而张君劢在清华的讲演，更令骨鲠在喉的胡、丁二人，“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是合乎逻辑的。张君劢未曾料到自己无意中竟会触发了一场思想论战，然就其实质而言，却是事出必然。
中共对《努力》发动的“科玄之争”十分关注。1923年11月，中共通过《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其中“宣传方针”规定：“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必须“反对东方文化派”，因其思想“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要重视宣传“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40)足见，积极宣传科学的人生观与批判“东方文化派”，即介入“科玄之争”，本是中共内部形成的决议。亚东图书馆后来将论争双方的文章结集为《科学与人生观》出版，并请陈独秀与胡适分别作序。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病中的独秀不仅欣然作序，且与胡适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41)这不仅反映了陈的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作为中共总书记，高度重视论集出版，并对这场论争了然于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本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与胡适一样，早就对梁启超诸人宣传所谓“东方文化”十分不满，故从论争一开始，中共便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胡适诸人一边，也是合乎逻辑的。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创刊的《前锋》上撰文说：“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他指的就是胡适的两篇文章：《孙行者与张君劢》、《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撰文，批评《努力》宣传“好政府主义”，为陈炯明辩护，攻击孙中山，是为大过；但同时也肯定，它发起“科玄之争”，实有大功：“平心的说，它最近几月把张君劢梁漱溟的东方混乱思想打倒，究竟值得我们表同情。”(42)
同时，中共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了这场论争。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他们不满意双方学究式的争论，缺乏尖锐性，看不出真正的分歧所在，而成了无谓的科学概念之争。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导言中写道：“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可是因为辩论所涉太广，我不愿意直接加入，弄得我的文章变成论战体的，读者反不易懂。”(43)陈独秀也说：“大家的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学概论讲义》，不容易看出他们和张君劢的争点究竟是什么。张君劢那边离开争点之枝叶更加倍之多，这乃一场辩论的最大遗憾!”(44)所以，中共的几个机关刊物发表的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许多文章，单从题目上或不易看出与论争相关，实则都关系密切。二是指他们不满足于作单纯的学理之争，而是坚持唯物史观，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视野出发，不仅将问题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更高层面，而且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现实的革命目标相联系。
陈独秀诸人从唯物史观出发，反驳张君劢关于科学不足以解释人生观的观点，更显逻辑的力量。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他说：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兽强，不能不合群求存，自然就不会有财产私有之必要与可能；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生存条件改善，独立的小农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没有合群求存的必要，私有财产观念便自然要发生；而工业社会，生产工具为少数资本家私有，非将之收归公有，大家只能当苦力，公有财产观念也缘是而起。陈独秀讽刺说：张君劢若生在原始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因之，他最后总结道，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的客观因果所支配，社会科学对此都是可加以分析说明的，“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45)陈独秀的见解，朴实无华，却有很强的说服力。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编完论集后，在日记里写道：“这两篇长序，我都读过的。我最欢喜陈仲翁驳张君劢的一大段。”(46)瞿秋白则从“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关系入手，将问题进一步提升到哲学层面。他认为，人类社会虽然充满了偶然现象，但在偶然中便存必然即“公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其职责就在于求这些“公律”。所以，没有绝对的意志自由，所谓自由乃是对必然即客观公律的自觉把握与遵循。认识历史的必然性，人的行动不仅可以更“自由些”，而且也更显自觉，反之，“一切社会运动都成盲目的无意识的侥幸行动”。张君劢以人类社会有英雄豪杰，不能发见“同相”人，便认定科学不能解释人生观，“这是很错的”。因为，强调公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的心理现象及个性天才，它仅在于解释其背后的原因而已。瞿秋白说，梁启超等人以为情感与先天的义务意识都是超科学的，请问：戊戌以前的旧儒者若遇李贽、谭嗣同、梁启超诸人，定生“极厌恶的情感”，其先天的义务意识也定然要送他们去菜市口砍头；而现时的中国知识阶级却要对他们“表历史上的同情”，其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要请这班先知先觉者进中国思想史古物陈列馆里去。“这样的情感和义务意识是否是超科学的，是否是先天的?当然不是!这些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归根结底，乃端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他最后总结说：“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47)
“科玄之争”涉及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如何看待科学。在梁启超等人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下，认为欧人将西方近代文化归结为物质文明，相信科学万能，漠视人的情感世界，将人也当成了物质，成了理性的奴隶。此种反省自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他们无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都归结于人们对理性即科学的迷信，则又不免步入唯心论的误区。胡适诸人勇于捍卫科学的权威，但遗憾的是，却固执于西人的“科学万能”论与“机械的人生观”，也难免失之一偏。(48)陈独秀在《答适之》中说：“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此问题解决，科学已否破产便不成问题了。”(49)说明此时他也同样未脱此窠臼。1924年5月，他在回应梁启超的“误会”时说：“第一个误会是他说我们是‘机械的人生观’。这大概是因为他不甚注意近代唯物论有二派的缘故：一派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一派是历史的唯物论；机械的人生观属于前一派，而后一派无此说。”“人造的历史和机械的影戏不同，我们决不可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之误解。”(50)如此明确地否定“机械的人生观”，并强调历史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区别，说明其时的他当已超越了“科学万能”论；不过，他终竟未就此再作具体论列。
而瞿秋白就同一问题的论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广阔的视野。他没有纠缠于科学是否具有万能的权威，而将问题转换为：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畸形文明，科学虽是它的产儿，但它只满足于将科学运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而不肯运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51)同时，科学的发明只为少数人享用，结果是加剧了贫富对立与国际战争；然而，这不是科学本身之过，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然。所以，“哪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罢”了。(52)而实现科学发明为多数享有，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即社会主义的文明。其本质乃在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和的谐和的发展。”(53)那才是真正自由、正义与美的世界。总之，在瞿秋白看来，科学的发展正未有穷期，当下的问题是需经由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渐次完成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同时，前者的革命也正需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因为“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54)他没有拘泥于回答科学是否万能的问题，所论也未免带有浪漫与理想的色彩，但是显而易见，却助益人们将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提升到了一个更加开阔的新境界。
“科玄之争”最终关涉的核心问题，仍不外新文化运动以来争论不休的中西文化关系，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胡适诸人主“西化”，梁启超、梁漱溟等则主“东方文化”或称“中国化”。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目标的中共，对此问题的阐发，不仅成竹在胸，也最显其革命个性。
首先，陈独秀等指斥梁启超、张君劢诸人鼓吹东方文化和“反科学的人生观”，无非是主张倒退，为帝国主义与军阀封建势力张目。他们认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上异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较仍停滞于宗法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进步，故倡言所谓的“东方文化”、“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的人生观，只能阻碍中国的进步。陈独秀说，“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军阀政治实为三位一体，“因为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反科学的思想本是一家眷属”，(55)故此种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56)瞿秋白则强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后的东方文化在当下正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他说，西方列强在入侵弱国的过程中，为维持其统治，与弱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即军阀势力相勾结，不仅阻碍其政治、经济发展，而且阻碍其文化的进步，“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所以，作为宗法社会的东方文化早已分崩离析，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了，“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57)此岂非为列强张目?
其次，他们强调，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即在于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民主联合战线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统一的原则，“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瞿秋白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东方民族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此相应，所谓的东西方文化问题也正成为这一革命的有机部分。帝国主义既与中国的封建军阀势力结为一体，不反对后者，前者的侵略无法抗拒；不反对前者，“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所以，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其正确的选择便是：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统一的原则，“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58)尽管瞿秋白的上述文化论，有失简单化；但他将东方文化问题与世界革命相联系，所展现的思想进路将包括“科玄之争”在内，所谓的中西文化问题纳入共产国际和中共建立统一的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范畴，主旨十分鲜明。1923年10月陈独秀在《中国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开篇大文《青年们应该怎样做!》写道：不能“被老庄哲学或什么东方文化引到睡眠状态上去了。”青年的责任，“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59)与瞿秋白的系统论述相较，陈独秀则是直截了当，一言中的：中共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科玄之争”，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推进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
不过，中共给这场“科玄之争”打上自己鲜明的印记，还表现在最终为之写定了开放式的“结束语”。这当归功于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出版的论集《科学与人生观》所写的著名序文。陈独秀并未撰文直接参与论争，却被邀作序，且冠于全书之首，胡适的序屈居第二。个中原因，显然不单是陈的影响力和他是汪孟邹的朋友，而主要是他始终站在胡适诸人一边，支持批判张君劢等人，故为胡适所认可。陈独秀自谓，所以病且忙还乐于作序，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有的批判文章打不到张君劢诸人的要害，深感遗憾；二是希望胡适经此论争之后，“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故其序除驳斥张外，还指出丁文江“自号存疑的唯心论”将欧战发生责任归于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实际上是与张的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殊途同归了。他最后诘问胡适与丁文江：“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60)很清楚，陈的本意是要促使胡适诸人更上一层楼，告别唯心史观，皈依唯物史观。曾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时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序中秉持其一向大气磅礴、率真无忌的风格，总结战况，评点诸家，指示方向，俨然又成了“科学”派阵营真正的主帅。这本身即已生动反映出这场论争的格局，实为中共与胡适诸人联盟，共同“讨伐”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玄学”派。然而，本已结束的论争，因此序又激起一波为时虽短，影响实远的三方主帅之争，从而最终为“科玄之争”留下了更富深意的开放式的“结束语”。
胡适与陈独秀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唯物史观。胡适是在看到了陈独秀写的序后，才最后写定自己的序并加“附注”：《答陈独秀先生》。他认同陈对双方论争文章多离题千里的批评，甚至也同意他对丁文江“自号存疑的唯心论”的批评，但对于陈要他放弃心物二元论，接受物质一元的唯物史观，则表示拒绝：“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61)陈独秀因之作《答适之》，再加申论，并劝告说：“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62)胡适对陈的答书并不满意，但他未再作回应。1924年8月，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详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强调前者虽有自己的合理性，但不脱唯心论的宇宙观，说到底，它决非革命的哲学。(63)此文实为中共对胡适坚持实验主义的进一步回应。
泰东图书局与亚东图书馆分别编辑的两本论集《人生观之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虽然都于1923年12月出版，但前者稍晚几天。同时，陈独秀的序于同年11月13日，已先期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故张君劢的序，显然是在看到陈、胡二人的序后才写定的。张君劢在《人生观论战序》中，除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讥讽“胡适之所谓科学的人生观者，直可谓之不通而已”外，不得不另外面对陈独秀。张君劢“恨屋及鸦”，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乃生当今日，而犹守马氏之言若圣经贤传如陈独秀者，岂为求真哉?亦曰政治之手段耳!墨司哥之训令耳!”(64)甚至十年之后，他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中，依然对此耿耿于怀：“陈独秀序文的意思，是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老实说，这种学说之动机，不在成立一种学说，而在促进社会革命。”(65)对于张的序文，胡适不作回应；但陈独秀很快便写成《答张君劢及梁任公》，原拟在胡适即将出版的《努力月刊》上发表，后因是刊出版遥遥无期，便改在《新青年》季刊1924年5月第3期上发表。(66)在文中，陈以学界前辈的口吻，申斥张未免“发言轻率”，“说坏点，直是遁词；说好点，他的观念，他的论点，他的文义，他使用术语，都大欠明暸”。他除系统阐发唯物史观以驳斥张的观点外，对后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与中共的政治主张，也做出了义正词严的回应：“吾当正告张先生：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若张先生鼓吹玄学反对马克思学说，是否求真，是否政治手段，是否直接的受研究系之训令，间接的受北洋政府之训令，象这类逾越讨论道理之轨道以外的话，我在此处不屑多说!”(67)在其时直系军阀制造的“法统重光”与北京政变中，常现研究系的身影，故中共径斥之助纣为虐。张君劢是鼓吹制宪的要角，公开著文劝人承认曹锟宪法，(68)更受到了中共与各方的痛斥。所以，二者剑拔弩张，并不足奇。张谓陈之言说，无非是促进社会革命的政治手段，后者坦然应之；但陈之反唇相讥，又何尝没有道理。这说明，归根结底，“科玄之争”本非纯粹的学理与文化之争，要真正理解它，还需关注各方的政治品格及其与各自思想文化主张的内在联系。其中，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以促进国民革命的政治主张，显然又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张君劢曾谓，在当年论战的文章中，“最能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思想，可以说有三篇文章”：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胡适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陈独秀的另序。这不无道理。但吴、胡二文，乃属同类，故实际应说是陈、胡两篇文章。换言之，两本论集的三篇序言，正体现了三方主帅的交手，它令本当结束的“科玄之争”，转进一层，留下了这开放式的“结束语”，从而平添了愈加宏富的历史意蕴，让后人省思不已。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即在当时，它也已丰富了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主张，其集中表现，就是中共在“科玄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重要思想。
三、中共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主张的提出
在中共内部，第一个明确提出应当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主张的是陈独秀。1923年7月1日，他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短文《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他说，由于中国经济还停留在农业、手工业阶段，故其政治仍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是封建宗法的。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69)陈独秀显然是有感于胡适对张君劢、梁漱溟等人的思想批判，才联想到彼此“实有联合的必要”，足见其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问题，虽是中共既有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延伸，但其直接动因，却是缘于“科玄之争”。短文刊于“寸铁”栏目，不足三百字，实际上只是一篇随感录。所以，他虽然提出了此重要思想，但涉及的许多问题未能展开，且所见也未必周密。他将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蔡元培视作“半新旧”的人物，显然不妥。同时，他只主张与胡适等结成联合战线，自然不包括被视为“半新旧”人物的蔡元培、梁启超诸人；但他又没有具体说明，这些人物是否就是联合战线所必须加以攻击的对象。更主要的是，这与他自己在半年前发表的《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中的主张并不吻合。陈独秀在是文中曾呼吁“全社会各阶级人格在畜牲以上的各分子快快起来，加入打破反动政局的联合战线”。(70)他所呼吁的具体对象包括：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好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诸君、工商业家诸君、益友社诸君、研究系左派诸君、政学会诸君、小孙派诸君、洛派军人诸君，范围十分广泛。这自然包括了蔡元培、胡适与梁启超诸人在内，与《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显有不同。后者缺乏系统和周密的思考，是显而易见的；但尽管如此，重要问题在于，陈独秀毕竟揭出了中共必须在思想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一重大命题。
1923年11月24日，中共另一位负责人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及其多元分化与重组，作了具体考察与判断，实际上是沿着陈独秀短文的思路，对同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发挥。他说，近年来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东方文化派’。这一派的巨子，就是梁启超、梁漱溟和章行严等”。东方文化派内分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一系；梁漱溟一系；章行严一系。“科玄之争”表明，他们终于弃去了伪装，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队伍也分化成两派：以胡适、丁文江诸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派”和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二者都相信科学方法，但后者更彻底。所以，思想界形成后两派联合共同进攻前一派，乃势所必然。邓中夏还从唯物史观出发，进一步说明上述思想界变动的社会动因：“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依社会进化的必然规律，封建思想必为资产阶级思想所征服，资产阶级思想又必为无产阶级思想所征服；但因中国新式工业还远未发达，故“劳资两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携手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71)该文强调，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的进攻，是政治上劳资阶级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在思想界的必然反映，这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理论指导，全然吻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提出的“东方文化派”的概念和对其代表性人物的认定，影响甚大。但最初提出这一概念与认定的，却非邓中夏，而是中共的又一负责人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后者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在谈到东方文化代表畸形的封建政治时，就说道：“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的东西，人间地狱?”(72)这里就已明确使用了“东方文化派”一词。同年11月8日，即在邓文发表半个多月前，他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又说：托尔斯泰反对物质文明，“比中国的东方文化派的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先生之流，彻底得多。”(73)这里不仅继续使用了“东方文化派”一词，而且也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其主要代表人物。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同年11月30日，即距邓文发表后仅6天，中共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不仅强调“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而且明确提出必须“反对东方文化派”。这说明，在邓文发表前后，鼓吹东方文化的梁启超诸人，被视为代表思想界逆流的头面人物并冠以贬义的“东方文化派”，主张痛击之，在中共内部实已形成共识。然而，就在邓文发表后一周，即12月1日，陈独秀又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构想。他指出，国民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但它却是需要各阶级合作的大革命。其中，特别强调“非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是间接的革命动力：“就是一班非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74)这显然又恢复了他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中的观点，所谓半新旧的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自然也重新被视为“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纳入了联合的对象。这似乎是修正了他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中的观点。
1924年1月26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又发表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它是接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而讲。邓中夏在文中说：“自从陈独秀先生在《前锋》提出这句口号之后，似乎有许多人尚未加以注意，于是乎陈先生这句口号也仿佛象‘耳边风’轻轻地过去了。”陈独秀主张与胡适结成联合战线，以“扫荡封建宗法思想”是对的，“不过他所说联合的范围似乎太狭一点，不能使我们革命派的势力增厚和地盘加大，故我认为有扩大范围之必要，所以作为此文，聊当我向海内外各个进步的思想家的一个建议”。邓中夏主张扩大联合战线范围的重要理由，是实验主义的不彻底与思想界的旧思想正多，所以他主张要增加各种友军，包括行为派的心理学家、三民主义的政治家、社会化的文学家、平民主义的教育家，都应当与之结成联合战线；与此相应，“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的面，除了东方文化派外，也应当扩大，例如，政治学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迪；教育中之黄炎培、社会学中之陶履恭等，都应列入攻击之列。他说：“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进步的思想家联合起来呵!’”(75)邓中夏主张在思想界扩大联合战线的范围，超越了陈独秀上述短文与邓上篇文章的主张，这是十分正确的；但他同时又主张“战线不怕延长”，进一步扩大攻击的范围，这不仅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将黄炎培、郭秉文等教育家、思想家也都列入其中，显然又暴露了轻率与不成熟。
陈、邓主张显有不同，但陈的上述文章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或《前锋》上，而邓的文章则是发表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二者在党内都具有权威性，他们彼此不可能不知道对方的文章。那么，如何看待中共内部存在此种不协调的声音?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幼年阶段的中共内部尚缺乏严格的纪律与统一规范的思想行动。张国焘回忆说，建党初期“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一些人总认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想训练”。(76)所以，在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上，一开始就曾受到此种干扰。中共虽于二大前后开始逐渐强调此问题，但不可能很快就完全改变这种局面。陈望道即因为不满纪律约束，退出中共。因此，不难理解，陈、邓作为中共负责人，虽然都坚持党的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但他们的对外宣传，却不妨谈个人的理解，而无须做事先必要的沟通，以统一口径。邓中夏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开篇便说陈独秀最早提出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无人问津，“象‘耳边风’轻轻地过去了”，这显然是没有策略，不妥的；而他对扩大联合战线的友军，尤其是扩大打击对象，这样涉及中共战略与策略调整的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居然公开对外发布个人意见并随意评点学界的名人，更是不明智和有害的，都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此期中共虽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还远未成熟，故不仅中共作为一个整体，对此问题的具体表述，前后会有差异；就是中共同一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就不同问题发表的具体意见，也会出现前后不协调甚至不一致的现象。这正如上述陈独秀在论及联合战线所包容的对象方面的前后差异。应当肯定，邓中夏的这两篇文章与陈独秀的上述短文，是此期中共阐发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主张最重要的文字。从陈的《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到邓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无论其间个人或彼此的前后言论，事实上存在何样的差别，但其一脉相承的共同思想，实已构成了此期中共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核心框架或思维模式：与胡适一派结成联合战线，共同攻击以梁启超诸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此外，邓中夏两文发表的时间紧跟陈独秀发表《科学与人生观序》之后。如前所述，陈序激起了论争后的论争，为“科玄之争”写定了开放式的“结束语”，即为推动建立思想上联合战线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邓文恰与之相呼应，无疑使中共的这一思想主张，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四、结语
从“民主的联合战线”到“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建立联合战线”作为中共早期指导民主革命的策略方针，它的形成不仅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完全契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
随着五卅运动发生，尤其是国民革命的勃然兴起，革命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心，中西文化问题开始淡出时人视野，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派”一词也随之悄然隐退；与此相应，在全新的革命形势下，中共面临着更复杂的敌我友关系，其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必须与时俱进，超越既有思维，开拓新境界，乃为势所必然。
1922—1924年中共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促进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乃是制约其时中国政治与思想发展的主轴。本文探讨的也正是此期年轻的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与中国思想的互动关系。瞿秋白曾指出，以五卅运动为界，中共“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联合战线。(77)他强调的问题，是中共对于联合战线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如果说陈独秀等人在反对“好政府主义”过程中，更多强调联合战线当以国民党为核心与主体，是表现了此种“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之不足；那么，若对“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作宽泛的理解，其在参与“科玄之争”中的不足，则是表现为对“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派”的认识有失简单化，而这复与共产国际东方民族政策的消极影响直接相关。但限于篇幅，这需另文论列。
注释：
①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②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第1版。
③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胡适全集》第2卷，第483页。
④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8期，1922年6月25日，第1版。
⑤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3日，第1版。
⑥李大钊：《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1页。
⑦《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27日，5月14日，《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94、604、624页。
⑧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60页。
⑨《胡适日记》，1921年9月21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457页。
⑩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497、498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32页。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2页。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08、232、233、234页。
(1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15)见《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九)之胡适的回应，《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5版。
(16)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87、188页。
(17)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3页。
(18)蔡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7页。
(20)曾国光：《国民党领袖与教育事业》，见《记者致记者》，《向导》第27期，1923年5月30日，第203页。
(21)《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前锋》创刊于7月1日，陈独秀于5日写的信，却说“三四日内即出版”，疑所署日期有误。
(22)李大钊：《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第955页。
(23)参见《胡适全集》第29卷，第764页。
(24)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79页。
(25)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10期，1922年7月9日，第1版。
(26)胡适：《国际的中国》，《胡适全集》第2卷，第490页。
(27)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第2版。
(28)KC：《解决时纠纷的一种办法》，《努力周报》第62期，1923年7月22日，第1版。
(29)高一涵：《答KC君》，《努力周报》第63期，1923年7月29日，第2版。
(30)邓来信引自高一涵：《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答邓初民君来信》，《努力周报》第66期，1923年8月19日，第1版。
(31)高一涵：《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答邓初民君来信》，《努力周报》第66期，1923年8月19日，第1版。
(32)邹德高：《读了一涵先生〈我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以后》，《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日，第2版。
(33)邓初民：《答周明君对我提出之关于国民党的讨论》，《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第4版。
(34)《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第67、68页。
(35)在孙中山临终前，汪精卫等曾请胡适出面劝孙接受中医治疗，这说明孙中山本人也谅解了胡适。
(36)陈独秀：《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60页。
(37)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第2版。
(38)参见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9)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241页。
(40)《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06、207页。
(41)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42)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3日，第6页。
(43)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5页。
(44)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2页。
(45)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4、5页。
(46)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90页。
(47)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03、406页。
(48)参见郑师渠：《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9)陈独秀：《答适之》，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27页。
(50)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92页。另可参见郑师渠：《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思潮》，《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
(51)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1页。
(52)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3页。
(53)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77页。
(54)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3页。
(55)陈独秀：《易卜圆光与北洋势力》，《向导》第55期，1924年2月20日，第426页。
(56)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02、403页。
(57)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59、561页。
(58)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1、564页。
(59)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第1页。
(60)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7页。
(6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25、26页。
(62)陈独秀：《答适之》，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30页。
(63)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64)张君劢：《人生观论战序》，《人生观之论战》第1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第1页。
(65)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321卷第13号，1934年7月11日，第9、12页。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6页。
(67)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88、489、490页。
(68)1923年10月11日，张君劢在《申报》时论栏发表有《论宪法公报》。
(69)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第67页。
(70)陈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26、227页。
(71)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第3、4、5、6页。
(72)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57页。
(73)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71页。
(74)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6页。
(75)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176、177、179、180页。
(7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4页。
(77)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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