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取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7）05-0048-06
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缘于民族的文化困境而发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层忧患；而作为一种行为性存在，它是民族观念或文化焦虑情绪的集中表达，可有三个层次上的意指：其一，它发生于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危机和困境下；其二，它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作为民族或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其三，它期以民族文化的重建而达于民族国家的实现。正因其更多地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调，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否定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而具有“深刻的保守性格”。① 一些西方学者更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后进社会在面对先进社会或西方理性文化时的一种回应，以弥补自卑的心理和落后感。因而肯定它是落后社会知识分子的产物和倒退的力量，不能形成通向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道路；② 这种“文化”上的“守成主义”，是“最保守和反自由的民族主义形式”。[1]
结合近代中国具体的历史，上述言说的轻率显然毋庸置疑。它忽视了民族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非西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并非“西方中心”论式可整体性地诠释，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生成背景、内在结构和义蕴变奏，亦不能简约论之，而要求有具体情景下的“深描”。诚如杜赞奇之“复线的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y，一译“分叉的历史”观）所提示，③ 在解释历史与文化时，应注意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和话语本身的复杂结构。职是之故，近代中国特定历史场景中发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尽管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条分缕析之后，会发现其在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又有调和先进文化的良苦用心，其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背后，具有鲜明的现代取向。
一、生于忧患之下的“艰难”因应
近代以来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源于拿破仑入侵时的德意志。16世纪以来，本就四分五裂的德意志，面对法兰西文化的强势进入，“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及至民族精神”。[2]（P.140）于是有赫尔德、费希特等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站了出来，从本土民族文化中发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源泉，以重建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意义，抗拒法国文化的入侵，在文化的层面上为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指明方向。[2]（P.123）因此作为时代产物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使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统一起来”，以便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2]（P.145）赫尔德因此成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2]（P.123）
不容否认，中国是被动地纳入现代化进程而渐渐进入世界视野的。外族强势力量入侵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最大背景，这与当年德意志的情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挑战中国民族文化的是来自西方——异质而又先进的文明。《辛丑条约》后，随着列强侵华策略转变——由炮舰政策转向文化的手段，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面临着与当年德意志同样的民族与文化灭亡的双重危机。外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学校，发行报纸杂志，谋求“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以控制“中国的发展”。④ 针对列强这种“灭国新法”，梁启超、邓实等曾警醒国人外强文化灭国的实质：“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息，不战已埋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新法也。”[3]“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坠九渊，永永沉沦”。[4] 在梁启超等国粹派看来，国家形式的消亡也许并不是真正民族的灭亡，但如果民族文化澌灭了，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立命的根基。这也就是说，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危机也许是更本质更深刻的危机。基于这种认识的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以本土文化抗拒列强文化的入侵，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和时代的合理性，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代民族意识的自觉表达，甚至被赋予了神圣的光辉。
换个视角来看，落后国家对先进文化的吸纳消化是缩短与先进国家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不难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会有一大批知识精英醉心西化，自觉而迅速地完成了文化立场的转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亦有渐渐疏离继而抛弃本民族文化精神而陷入了民族虚无之阱者。平心而论，将崇尚西方文化观念和思维建立在缩短中西差距的基础上，其正当性倒无可指责。然而历史经验所揭示的问题是，外来文化在传输到中国后怎样融入本土为我所用？对民族与文化的前途将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它真的就能够导向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事实上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亦非完美更非全能，加上在西化问题上的形式主义与全能主义思维方式更无益于现代国家的塑造和发展，反倒引起民族文化危机和价值真空，导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崩塌。同时，由于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而产生的合力效应，使得文化危机的严重性格外突出。出于对文化危机更甚于国家危机（此谓政治危机）的自觉，一部分知识分子似乎没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唯以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作为对抗的武器来回应汹涌而至的西化潮，以捍卫作为中国民族之身份认同的特质得以保存，这种“艰难”的因应中隐含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属性。
近代以来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更反衬了中国的落后，对政治危局和中西文化纠结的体认，引起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强烈的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纠缠，所产生的内心煎熬，以及摆脱的渴望，造成内在观念的必然紧张。一方面，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的目标理性，规定了救国的逻辑道路应该是承认西方的先进性而主动地加以迎受，这意味着要求他们必须改变原来所忠诚的文化信仰。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缺陷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排拒和对本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却使他们又难以从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上转变立场。于是，他们乃试图找寻一条认为是两全其美的新途径，既能舒缓内心的矛盾与焦虑，又能消解东西文化对峙的紧张，还有在实践上的可行性，这成了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梁漱溟就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而显示了相当程度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和普适性。⑤
由此可见，20世纪初，文化民族主义也是作为中国全盘西化论的对立一极而出现的，它提倡一种与激进主义相异的调适路线，这种调适带有温和的性质，要求在中国传统背景下重建中国的文化系统，催生民族自身的新文化。但历史教训则从经验层面坚定了西化者的信念，导致产生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价值的逻辑可能和情绪化倾向，实际上这种文化偏激已给历史和民族留下了深深的遗憾。⑥ 章太炎的描述一语中的：“近代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5]（P.276）此西化之风流至“五四”时，更有偏至者，提出废汉文汉字而采西文西字之说，认为传统的汉字文化是进步中国的桎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愚顽的话，那么这种全盘西化的过度强调则又是另一类非理性的浮躁。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思考，批判地吸纳西方文化，调和中西，就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更是一种与浮躁、冲动相对的难能可贵的回归。
二、现代诉求下的文化调适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脉是中国“文化”与“民族”的有机整合，要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首先应从其演进的历史理路上来考察。有学者将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分为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三个阶段。[6]（P.263）戊戌时期，康、梁基于民族国家危机，提出“保国、保种、保教”，文化与民族的内涵相当充分。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勃然兴起，成为一股思潮影响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在政治上确立了民族国家，但民族与文化的危机依然使当时国人怀疑依政治解决危机的可能而转向从民族的文化精神来寻求挽救。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醉心欧化者主张放弃中国的本位，全盘输入西方文化，引起了中国文化主义者的极其反感和愤怒。随着欧战结束，建立在资本之上的西方文明弊端集中暴露，使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更感觉到西方文化的堕衰和中国文化的深远博大，它不仅是挽救中国危机的根本，而且具有世界性普遍价值意义，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发展至其巅峰。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虽产生于欧洲，但不能认为只是局限于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对它的理解应在具体的历史中来进行。它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明确方向性的时间观念：单向的在时间轴线上的向前与不可逆回；其次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社会状态：独立的、富强的、进步的新型民族国家。另外，不能以独断的模式来运思，应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对待改造社会状态的道路和方法，也就是“现代化”的问题。⑦ 通观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系谱，从国粹派到新儒家，在守望着共通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共有更实质、更深层的现代民族国家诉求。不论是章太炎等国粹主义者，还是新儒家的诸位先生，没有谁愿意回到十足传统的“古代”中去固守“孤立的传统”，谁都怀有对现代强国的崇高向往和期待。在这种语言意义下，文化民族主义坚持文化价值及提倡民族精神，就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进而为实践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它久来遭受非议的价值和立场一并转化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所蕴含的现代目标。现代性这个看起来似乎与传统文化立场异质的目标，已经转变成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关怀。
但应该警醒的是，如前所述，西方一批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给非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贴上了保守、狭隘、顽固、排外的标签，声言非西方文化本身不能通向社会——政治现代化。事实并非如此，文化民族主义对传统和民族的东西有着实际的条件设定，并非是要无条件地保存一切传统和民族的东西，它只是要通过回到民族的创造性的生命原则，重建统一民族的不同方面——传统和现代，农业和工业，科学和宗教，其结果“只是一个用本土语言讲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化”。[7]（P.172）所以，包括国粹派，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他们并非全盘固守固有文化一成不变，而是从自身文化体系中，开掘能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为现代中国找一个“立国的精神根基和民族的内在生命力”。[7]（P.172）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并非囿于自身本质的体系而抱残守缺，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意识来审视本土的文化，以一种具有包容他者气质的非本质主义精神来对待传统，激发和培养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因此，他们能采文化多元主义，吸纳先进的文化因素，将“欧化与国粹并行不悖”作为自己的宗旨。[8]（P.13）
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梁漱溟思想中的现代取向，更能使我们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吊诡（paradox）性格有深刻的理解。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护中国相传之礼教，伦理风俗，习惯，而反对西洋工业资本社会之思想，政治”[9]（P.140）成为思想史上对梁漱溟的典范言说。其实连梁氏自己对此亦不以为然。按梁氏的申辩：他要求中国应“有方针计划的建国”，[10]（P.62）“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只是“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引申发挥，而剀切于其当前事实，不断袭取外国制度”。[11]（P.70）故他自觉并不是进步运动的障碍：“我不觉得我是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12]（P.738）他看重现实的要求，注重现代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说“有些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技术生产改进，原是看得很重的”。[13]（P.101-102）梁氏声称自己并非“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此“问题”可从他“切志中国问题的解决”[14]（P.9）宣示中获得准确的意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梁氏认为“认识老中国”，是为了要“建设新中国”：[11]（P.6）从一个旧的国家基础上进入到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国人“在建设新中国的要求上明朗有力”。[10]（P.61）这其中已有一个破与立的辩证设计，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要求“新”，而且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上都要求中国具有“新”的现代特质。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与西化派在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意义理解上的距离。梁氏理想中的现代国家并非全依西方范式来建构，他认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不是纯粹的西方模式或全盘西化，而是既具本土特色又融入了西方先进文化的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梁漱溟已经从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发现了顿挫。因而他首先主张在中国应坚持以人为本、伦理本位，再从西方引进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这正是当时中国所缺乏而又为改造中国文化所必需的。通过这样的调和、互补，梁漱溟认为中国“可以避免西方的缺陷而实现现代化”。[15]（P.211）
从上述对梁漱溟的思想分析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他的乡村建设、民族自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实在很难感受到他反现代性的气息。相反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中已内洽了现代性质的目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艾恺所认为的梁漱溟的文化观与陈独秀的持论更为一致之论。[15]（P.81）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的经验过程，令我们不能不感叹梁氏当年的洞见。今天有学者这样对梁氏的评价也许是较为中肯的：“梁漱溟的民族主义不仅不是反现代化的，而且是现代主义的。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确说了很多。但这都是手段，他虚构出传统文化，无非是要阐明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人们之所以将梁漱溟及其民族主义视为反现代化的，无非是他主张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要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7]（P.177）如此看来，中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性和反动性特质的观点大可商榷。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中国现代性思想最为重要特征之一”。[12] 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乃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出于现代化的自觉和民族国家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种选择。依今天后见之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于近代以来本已遭受苦难和不幸的中国，确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陷阱。因为西方范式本身也存在着种种缺陷，而且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系列的负面影响，甚至灾难。⑧ 20世纪初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即是出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本身的考量。
这也是今天认识和评价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对传统文化的忠诚，与缺乏对批判武器的批判，往往被当作批判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口实。实际上，这恰恰忽视了对文化民族主义所坚持的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暴露了自身的肤浅。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传统资源的照搬，不如说是对传统的现代重建。这样的传统已被赋予现代的品质，具有现代内涵，因而是扬弃后的传统。欧战惨绝人寰的悲剧性结果使中国文化人更有理由对西方文明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西方文化界也对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价值原则产生了怀疑，开始思考他们自身文化存在的问题。梁启超等人战后的西行考察及其回来著文阐述西方文明的没落，反身再求中国文化的新功用，进一步探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以之来改造中国和助益世界，表明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能在新的背景下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尽管在阐发见解和主张时，带有明显的隆中抑西倾向，但这并非是机械的回归和独断的肯定，而是表达他们的以传统文化作为现代中国价值基础的社会理想和希望。
现代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为对功利价值的信仰，过于注重物质而忽视精神的内涵，从而引起精神和文化的危机，导致道德缺失和社会失范。西方在其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中并未能克服这一困难，因此有了欧战的悲伤。而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却有充足的时间去觉悟这种不足，有经验可资借鉴，更有充足的道德资源可进行精神安顿。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传统精神，就是要在现代化转型期，使中国能避免西方有过的失误，能有一价值和精神的基础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柢。
三、多元主义的合理选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更侧重于政治的类型倾向，这暴露了学界的一种心态，那就是更为关心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政治问题的解决，重点放在民族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弱变化。尽管这些对于民族的建国、救国而言，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过于从政治角度解读，易于引发割裂或漠视中国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数千年来建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的政治诉求之间的现代性关联，以致不自觉地陷入了所谓“五四迷思”同样的困惑，也从另一面反衬出民族文化关怀、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性。
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认识则更多地侧重于这样一些方面：重视宣传祖国的历史文化，培育国人爱国心，弘扬民族精神，提倡自尊自信自强等等，但也因此忽视了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坚持固有文化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问题。所以，在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这个主题时，更应该重视的是他们的现代取向及现代化的目标诉求，应该追索表象的内在意义。但在这一过程中也要警惕，文化民族主义有华夏中心主义的逻辑倾向和思想亲和，自大性、狭隘性和文化的虚骄是其较难克服的消极因素，民族自恋的文化情结会滋生出非理性的民族情感而走向极端，种种皆说明，文化民族主义自身的批判是极必要的和明智的。实际上，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显出了它的弊端，如中西文化比较中中国文化无上优越论，儒家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人类的唯一希望等等宣示。但这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整个面相和主流，将文化民族主义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历史语境中来理解，我们会对这些弊病持一种历史主义的宽容，而对其现代性的取向投以更多的肯定，更会认同并致意于文化民族主义敢于“突围”全盘西化的勇气。
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程。单纯肯定或否定中、西文化的取舍，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国所需的是多元主义的文化态度，在处理本位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时，所应有的是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立场。中国的文化有数千年的底蕴，无论何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要想在这块土壤上长久驻足并产生影响，必须坚持本民族地位的前提，经过吸收和改造的过程而融入其中才行。文化的发展靠的不是暴烈的手段，而是孕育，孕育是一个理性的融生化育的过程，这样的产物，才是发育完整而最有生命力的。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说的一段话有如空谷足音：“……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两种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16]（P.352）寅恪先生之语实际上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对待中西文化的一种理性的多元态度。其对真理的接近已为近百年历史所验证，在今天仍有意义。
注释：
①如许纪霖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深厚的传统内涵时，认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坚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倾向保守立场，排拒外来先进文化，固守着本土的文化阵地。许纪霖.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C].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②汉斯·科恩提出了这一观点，英国厄内斯特·盖尔勒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在其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中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后进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创造，是进步和现代化的障碍。安东尼·史密斯亦持此看法。厄内斯特·盖尔勒.民族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局，2002.
③杜赞奇认为历史“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译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④列强认为，为了扩充这种精神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利益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陶菊隐.美国侵华史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⑤在此还得一提的是，极端的文化危机感和痛苦感也滋生出另一种狭隘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实践：拒斥先进文化，坚持中国数千年来的价值原则不可变更，自骄坐大，认为本民族的精神、禀赋优于其他一切民族。这是一种狭隘、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的对象。所幸在20世纪中后期，这种文化心理愈益少见，人们自觉用批判的眼光理性地审视中西文化间的种种互动，确认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
⑥西化主义者之所以坚持全盘的西化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国落后而导致挨打的历史经验，其二，西方文明的先进有力量。因而在强烈的民族情绪驱动下，他们要用认为是绝对优越的西方文化来挽救濒于灭亡的中国，认为非西化无以救中国，从而“唯泰西方是效”。严复将进化论学说引输中国后，优胜劣汰、竞争生存逐渐成为普适的原则，西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转化的目标，单线的一元进化理论的泛化，为知识分子追求西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武器。
⑦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可以参阅柯凯军与汪晖的访谈对话。柯凯军，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A].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子[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⑧鉴于20世纪初的世界性战争给西方带来的灾难，一战结束后，西方有一批思想家认为所谓西方“先进”文明已经破产，而拯救的希望却在中国，因而纷纷东来，寻求以深沉厚重的中国文化实现对西方世界的挽救。
标签：梁漱溟论文; 现代性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现代化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