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梦与原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梦论文,原型论文,笔下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8)08-0194-03
赛珍珠是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并且以中国题材作品成名。其作品不仅受到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西方读者的青睐，而且在中国读者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几乎所有书写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在其论著中提到影响了西方中国观的《大地》。伊罗生认为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制造”了中国，“它的许多版本和重印本累积起来总和最后超过了200万册。1937年它被改编成电影……大约有2300万美国人和4200万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在随后的几年中观看了此片”[1]；史景迁认为赛珍珠的小说登上了西方关于中国或由中国所激发的作品的创作高潮的顶峰，“赛珍珠的中国农民，他们那坚忍的尊严、不懈的耐力、内在的现实精神和他们与无情的自然不断的斗争，深深地打动了美国人民的心灵”[2]。然而尽管对其作品研究广泛而深入，却很少有人从“话语”理论的角度对其作品的中国魅力进行深层分析，从而找出其作品的真正特色所在。对此文章将立足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从美国文化传统中的“边疆”梦想和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农业中国”原型这两个角度探讨赛珍珠如何创造富有魅力的“中国话语”，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国的中国观。
一、“边疆梦”的形成与“农业中国”原型
通俗意义上的“美国梦”往往代表着抛弃过去的沉疴而重新开始的机遇，有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各种梦想。对于早期来美的移民来说，离开拥挤的、等级森严的、没有任何改变现状可能性的欧洲，来到新大陆首先意味着拥有一块在欧洲被剥夺的土地，这是欧洲大量失地的自耕农或农奴们的梦想。在获得土地，拥有了维持人权的物质基础之后，在旧大陆不可能拥有的政治、宗教理想才可能滋长。因此可以说美国梦的物质根源就是“土地梦”，这是美国由东海岸不断向西拓进的动力所在，由此形成了美国文化特有的“边疆”概念。有着广袤土地，不断西进，但工业尚不发达的美国，深受法国“重农学派”魁奈等人的影响，在美国早期思想中形成一脉很明显的重农传统。而“重农学派”又是在耶稣会士所描写的“农业中国”话语原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美国对真实的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完全依赖欧洲学者的描述。他们感到中国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其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成熟的农业经验。富兰克林曾写过一篇《中国书简》，虚拟的寄信人是一位与中国农夫家庭生活在一起的美国水手。[3]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强调学习中国人的勤劳，中国人的生活艺术，改良庄稼和耕作技术的实际好处。[4]杰斐逊总统不仅羡慕中国的农业，而且羡慕中国在政治上和贸易上的孤立地位。他在1785年充满希望地评论道：如果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假定能有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美国将因此避免战争，全体美国公民将成为自耕农。[5]
在美国的“边疆”还有推进的可能性，而工业发展尚处于萌芽期时，杰斐逊主义的重农思想成为主流，亦即农业是唯一的劳动生产方式，只有从农业中才可能获得净产品或最终的劳动净值。自由的自耕农被看作是每一个伟大民族的中坚，是巨大财富的生产者，是崇高的独立的卫道士，而工厂工人的数量对重农思想来说是社会疾病的尺度。杰斐逊时代的美国人口9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是土地保有者，以传统方式处理地方事务，没有贫穷的两极分化，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6]
然而汉密尔顿的重商主义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不断向西拓进的“边疆”终于止于太平洋，使杰斐逊主义的农业田园梦想迅速凋零。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早在1893年就已指出美国的边疆不复存在。南方残留的种植园经济也背上沉重的道德黑锅。“边疆”作为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已成为历史。有趣的是，“边疆”概念虽然在现实中沉寂，却不断在文学艺术中再现，怀旧赋予了其巨大的审美张力。固然，重商主义与强调拓展“边疆”的重农主义存在内在矛盾，但内战后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却使美国一跃成为西方强国，海外扩张成为可能，致使沉寂多时的“边疆”梦在扩张欲望中激活。跨越太平洋，建立“新边疆”，完成哥伦布未竟的事业，成为这一时代美国的精神动力。中国是这一边疆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7]赛珍珠的父母皆为传教士，她本人也曾在华担任传教士多年，因此可以说她也是美国“新边疆”的开拓者之一，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
美国在中国开拓“新边疆”是在重商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下进行的，以“门户开放”、获取最大工商利益为其核心，并不表现为领土殖民，形式上不同于18世纪、19世纪以夺取土地为核心的“西进运动”边疆观。但赛珍珠恰好是在西方由于一战和经济危机而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写作的。《大地》出版时，许多美国人正遭遇过度追求利润的工商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人们震惊地看到多年来对土地的冷落、过度耕种以及自然灾害已经毁掉了他们的土地，造成土地荒芜，生态恶化，在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沙化的“尘暴区”(dust bowl)。整个美国弥漫着对往昔和谐农业社会的怀旧之情，而她本人所生活的中国基本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连续几年的皖北农村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因此她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复活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的“农业中国”原型，借以抚慰饱受创伤的美国读者。让人们缅怀的，自耕农所代表的边疆精神、自足的生活态度，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乐观态度，在中国农民身上体现出来。
二、《大地》中的原型再现与中国话语
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之流行首先是要打动读者。要让美国读者被一个隔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异域形象所打动，首先要消除心理隔阂，让读者对这一形象感到亲切。有人认为赛珍珠赋予中国农民以“人性”，一种美国读者可以在自身和周围人们中解读的共性。马尔科姆·考利指出，“赛珍珠的确有着不寻常的表现中国人的天赋，不是将中国人看成稀奇古怪，没有逻辑，黄皮肤的，异域的魔鬼玩偶，而是为那些我们所能理解的动机所激发的真正的人，即使他们的生活背景是奇怪而颠倒的”[8]；赛凡斯克认为，“她的小说人物被赋予了好和坏的——但总是可信的——人的特质，具有生活的真实，既不被理想化，也没有本质的邪恶……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内在本质对外界力量做出的反应”[9]。然而这里的“人性”概念很模糊。在美国读者的理解中，所谓“人性”就是与他们在文化上很贴近，他们能够理解的人的行为与思想。王龙和以前白人文学中出现的阿辛、傅满洲、陈查理等华人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生活在中国的华人主角，不是奇幻故事或廉价小说中要么绝对好要么绝对坏的角色。读者有新奇感，这种新奇感被幻化为人性的真实。
还有人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正好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新民粹运动对农民阶级的重视，以及二三十年代文学关注普通人群的潮流，例如加州的果园工人、底特律的装配线苦工、贫民窟中的黑人、年轻的爱尔兰小混混等，但是这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群体很难包括中国农民。虽然王龙因为自然灾害被迫离开土地成为工资奴隶，但他的无产阶级性只是暂时的，并且最终成了有产者，大地主。
王龙真正打动读者的是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原型”性。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想象依赖于某种超越历史的“原型”。人们可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局部改变或偏离它，但又总是不断回复到那个原型。它是文本解读的意义的源头，因为“原型”是理解他者文化的先在的知识背景，提供了思考和言说他者的思维框架。在这一框架内读者可以参与关于中国的知识话语的生产，为这一话语体系贡献自己所希望中国应该具有的东西，将自己的某些狂想，某些在自身文化中不能实现的或被压制的集体无意识的东西投射到这一话语生产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解读、评论、争辩表现出来，并通过其他人的引证、反驳、肯定而成为关于中国的整体知识的有机部分，成为培育原型的越来越深厚的土壤。而东方主义的生命力正是依赖“原型”的延续而得以维持。
《大地》中的中国恰好对应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经形成的“农业中国”的话语原型。这个原型经过耶稣会士、启蒙哲学家、法国重农学派等知识精英的“话语”不断培育而根深蒂固。将中国文明“农业化”为一套具有自我循环解释能力的概念词汇：农民们安土重迁，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土地滋养着他们的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回忆、纪念，时间消失在空间中。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凝固的文明对于不断发展的欧美知识界来说意味着两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一种是美学的，即这种寂静平和的乡土中国就像古希腊传说中的阿卡迪一样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田园牧歌，亘古不变正是其价值所在；另一种是历史的，即这种循环不前是一种停滞、原始、垂死、野蛮，与现代文明对立并对现代文明具有破坏性。这是西方知识界长期以来一直予以批判的。同一个原型究竟做出美学解读还是历史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原型再现时的社会语境。
美国读者对《大地》的喜爱说明他们首先注意到了“农业中国”这一原型所具有的田园梦想的含义。《大地》与美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产生共鸣，即美国思想中关于自身、关于移居者、拓荒者、农场主、边疆人的精神遗产等，而所有这些都和土地有关。赛珍珠对重商主义过度追求生产力的怀疑正好与美国的时代背景一致。在她看来，中国农民与土地融为一体的生存斗争是最真实的生存形式，她在自传中写到，“中国农民是承受生命的打击的群体，他们干最多的活得最少的钱。他们是最真实，最贴近土地，最贴近生与死，欢笑与泪水的人。造访农家成了我寻求真实的过程，在他们中间我发现了最接近自然真实状态的人。”[10]中国农民的生存现实被普世化，王龙对土地的坚持不懈以及随后克服一切阻碍返回家园的能力也由此给幻灭的美国带来一丝希望，并复活了大众长期被压抑的边疆田园梦想的回归。
王龙的“大地”像足了被神话的美国边疆。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冲突，甚至没有固定的阶级身份的空间；不是任何已知的中国乡村，因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压迫是极其严重的，如汉学家吕西安·比昂科所言，“贫穷、凌辱和夭亡是将近五亿人民仅有的前途”[11]。王龙的“大地”是远离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如小说中所言，“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王龙似乎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只想一个人和自己的土地在一起”[12]。王龙通过勤劳远离了社会纷扰。比之他流落南京时的那些无产阶级同伴，他的道德优越性就在于有一种冲动去从土地中获取收成。故事的边疆原型也使得小说充满了清教思想中关于劳动的道德说教，和赛珍珠的《异邦客》歌颂母亲弗吉尼亚精神对土地的热爱、对勤劳的关注是一致的。
《大地》具有边疆田园的吸引力还在于赛珍珠故意不对中国社会进行的以政治为核心的描写。没有国家干预的中国农民生活如同梦想的早期美国边疆，似乎享有一种原始的自由。实际上，从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学术话语就开始以“东方专制主义”统摄中国的政治体系，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就是中央集权，通过强征劳役、控制灌溉工程、抽取生产盈余等手段加以实施。[13]这种将中国社会看成中央集权的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是启蒙时代以后有关中国停滞、退化、黄祸等负面话语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卡尔·魏特夫（魏复光）的经典术语“现代专制主义”也不过是先前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引申。[14]但《大地》中似乎没有政府对土地和农村社会的干预，除了大堤维护不善导致洪水泛滥和偶尔在灾荒年月出现的官方收税人，甚至没有任何影响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国家存在。这种对中国农村的美国边疆式呈现传达出对原始自由的怀旧，不知不觉中落入东方主义话语的窠臼——将中国看成高贵的野蛮人，并为他们正在工业文明进程中消失而叹息。
“安土重迁”作为“农业中国”话语原型的一部分，也是导致王龙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这里有着种族主义的因素。王龙是这类农民的典型。他只迷恋他的土地，即使来到城市也是为躲避一时的自然灾害，终究会回到那一块祖辈生息的土地，这正好消除了当时美国民众对华人移民的恐慌。在他们心中，一个重要的“黄祸”恐慌就是无节制的移民，夺取他们的工作，而王龙所代表的农民不会造成这样的压力。在经济危机中大量失业的读者希望中国人都是坚守故土的自耕农王龙，而不是阴险狡猾的产业工人阿辛。美国的全球扩张所导致的移民入境并没有因为“排华法”的颁布而彻底停止，至少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还在继续入境。而王龙的坚守家园的形象暗示中国人从这一紧张关系中撤退，给了美国的恐华分子一种宽慰，卸去了长期以来压在他们心上的石头。
《大地》将小农的王龙理想化，但谴责住进城里远离土地的王龙，说明赛珍珠看到了“农业中国”原型在审美意义之外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尽管她对这一纬度的揭示被当时的阅读语境屏蔽了。赛珍珠表现“农业中国”原型所具有的停滞性和退化性时，所使用的策略是描写了王龙在通过勤劳与兼并土地而致富后，生活变得堕落，但这一过程与她在《大地》所体现出的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怀疑不一致——王龙的堕落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入侵后造成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西方化，恰恰相反，是一个越来越东方化的过程。王龙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开始沉迷于一些更具东方文化特征的活动，他的世界充满越来越多“中国化”的符号：绸衫、鸦片、饕餮、买卖奴仆、嫖妓、纳妾、与妻子的性别关系等级化等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读者的视野从具有边疆特点的开阔的麦地、稻田，进入封闭而装饰过度的中国地主的内室。
当一个普世的“美国边疆”式农夫转变为一个堕落的东方大地主时，故事的寓意也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财富神化，或者说歌颂勤劳带来社会地位提升的清教说辞，而是暗示清教徒式的勤劳。如果没有清教的道德指引与约束，最终只会带来更糟糕的道德后果，一种东方化的财富与道德的分裂，犹如在重复耶稣的训诫：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重农主义的“农业中国”话语原型在杰斐逊的理论创造中和自耕农的道德完善性联系了起来。虽然王龙在勤劳、土地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关系上很像杰斐逊主义的模式，但致富后的王龙并没有人权、民主、公共福利的概念，相反越来越贪婪、自私、专制、愚昧，并且以完全东方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的潜台词是明显的：清教伦理是自耕农社会理想体系的保证，而中国传统的财富与幸福概念是彻底背离这一高尚的人类理想的。尽管赛珍珠在《大地》以后的写作中不断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且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争夺谁更能代表中国，“表述”中国，但如果我们不把《大地》看成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而看成供西方人读的美国小说时，从王龙致富后的堕落中读者能够感觉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至少是对一些中国知识精英所谓的能代表中国的富裕阶层的生活的否定——诗情画意的中国只是表面文章，道德沦丧才是赤裸裸的现实。
王龙是在大量兼并土地后开始堕落的，这也反映出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赛珍珠对美国在北美大陆的边疆开拓结束后出现的土地垄断的潜在担忧。跃升为地主以后王龙所做的便是千方百计占有更多的土地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创业伊始的勤劳和坚忍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土地的贪得无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土地的占有只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非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土地垄断可能带来的经济、道德问题以寓言的形式被“东方化”在王龙的道德退化中，以美国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提出警醒，强化了农业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但与此同时，赛珍珠也看到了农业田园梦想的脆弱和局限性。杰斐逊主义的自耕农模式只是技术发展不足时期的理想，即使让它自由发展也总会走到尽头。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新技术的推动下，这一体系终究要崩溃，贪婪冲破道德的底线，垄断取代平均，于是对人性中的恶的怂恿开始泛滥。赛珍珠在《大地》的开头借中国农业田园的原型话语重复了美国的边疆神化，激活了读者被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压抑的边疆梦想，但在故事的结尾，她又解构了这一话语原型，套用了西方传统中对这一原型进行的历史向度的解读。
［收稿日期］2008-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