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党理论转型的趋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理论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4)03-0084-08
政党的理论是其凝聚自己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旗帜，对政党的发展有导向作用 ，对政党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欧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 会民主党、工党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实践者，其理论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型。 笔者试分析西欧社会党理论转型的几个主要趋势。
一、政治立场的转变：从阶级政治到中间政治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出 现，并且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 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的标准。但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社会党的这种取向逐步发生了变 化，阶级的概念和政治倾向性被“超阶级”、“超越左与右”等新的概念和立场所取代 ，阶级政治向中间政治转变。
西欧社会党的诞生一般都与社会主义有关，其突出特点就是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无产 阶级)立场，并以此来标称自己是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左翼政 党。直到1951年，重新组建的社会党国际在其一大上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 务》的纲领中，还表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该纲领认为：资本主义剥夺了大多数 公民的生产资料和权利，造成社会不安定、贫富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社会主 义的目标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从而创建公平、美好、自由、和平的社会制度[1 ](pp1-9)。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开始 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 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 的阶级界限，削弱了阶级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各国社会党也都程度不 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 的地位)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 应形势之间寻求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即是在 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纲领强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 个人民的政党。”[2](p149)社民党认为他们并没有丢掉传统的工人阶级，他们只是主 张党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工人阶级，而应该扩大其代表范围。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 具有双重属性，可以说是左翼的右翼、右翼的左翼。换言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谱上 ，相对于共产党，它是右翼；而在欧洲各国政治的光谱上，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它又 属于左翼的范围。[3]
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苏东剧变不仅使现实社会主义 遭受严重挫折，而且也极大地冲击了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资产阶级眼中，共产主义的 失败也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加上社会党传统福利政策日 益明显的局限性，使社会党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里陷入困境，整个欧洲都在疏远 社会党，使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党纷纷下台。向来以“左”自诩的社会党在过去对工人 阶级、劳动者曾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而形势的变化使“左”的标榜越来越转成为发展的 羁绊。社会党如果继续囿于党派之争，只关注一两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不加大对多 数选民关心的问题的关注，就不可能取得或保住执政地位。由此社会党不得不实行一定 的转向，高举超越左与右的旗帜，以进一步扩大社会党的基础。1990年法国社会党再次 执政时，其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很明显地表现出既要维护传统的阶级基础，又 要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愿望。声明指出：“社会党是扎根于劳动阶层的党。近代社会连续 不断的、深刻的变化并未消除不同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对立。所以，社会党在为争取 全社会进步的斗争中特别关注领薪者的利益，并注意提高其活动能力。”[1](p300)20 世纪末以来，西欧社会党极力提倡所谓“第三条道路”，希望根据全球化经济、政治等 社会生活领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超越老左派与老右派以阶级为基础的划分标准，建立 左右之间界限模糊的新联盟，构筑超越“左”与“右”的新激进政治框架。虽然“第三 条道路”还未形成成熟的政治哲学和政策框架，只是一种政治理念，但它折射出西方传 统左翼政党——社会党的调整和发展趋势。
二、执政模式转换：从对立斗争到竞争合作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阶级的立场决定了政党之间更多的是寻找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 关注彼此对立的问题。这使得社会党处于在野地位时往往采取与执政党不配合甚至是对 立的态度。这种对立与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又往往导致社会 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被动，可以说是一种零和博弈。而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成熟， 无论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需要通过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寻求发展，需要通过与其它政党 的合作实现非零和博弈，谋求自身在斗争中更好的发展。在野党只有逐渐转变为建设性 的反对党才能获得更大发展，执政党也只有通过更好地与其它政党进行合作才能巩固执 政地位。社会党正是实现了这种转变才逐渐重新焕发了蓬勃生机，不断问鼎政权。这种 转换主要体现在政党生存方式的变化、执政方式的改变以及执政理念的更新三个方面。
第一，生存方式由冲突走向对话。在政党政治的早期，社会党在野时对执政党往往采 取不合作的态度，双方的对立和冲突比较剧烈，执政党的一些政策法规有时无法获得通 过，给政府运作造成诸多困难，政府危机时而出现，就是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政党间的 冲突有时也相当激烈。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导致了双方都采 取拒不合作的态度，结果谁都不能组织政府，反而为法西斯政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 一直是社会党历史上一个惨痛的教训。
二战以后，尽管政党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斗争依然在继续，但相互间妥协和对 话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获得执政权往往不是击败对立政党的结果，而是联合了其它政党 的结果。这使得各政党开始在彼此之间寻求妥协与对话，以实现非零和博弈。在法国， 社会党虽在国民议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议席，但不拥有绝对多数，作为左翼第二大党的 法共拥有36个议席，这对于社会党执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党第一书记奥朗德与 罗贝尔·于在1997年12月的两党会晤中，赞扬双方正在创造“多元化团结”这种“独特 的政府多数派存在方式”[4]。意大利的左民党也逐渐改变了旧式反对派的反对方式， 放弃了一味的不合作态度，遵循议会民主的游戏规则，承认对立政治势力即中右联盟的 合法性。在1994年大选之后，左民党领导人奥凯托立即发表声明，承认左翼的失败，并 指出，右翼既然获得了胜利，现在就应当由它去治理国家。这一方面表明，左翼民主党 承认并接受了中右联盟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表明，左翼民主党将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 这样，左民党实现了由破坏性政党或者不合作政党向合作型对话政党的转变。
第二，执政方式由独享走向联合。二十世纪后半期在政党执政方面发生的一个重要变 化就是两党或多党联合执政的现象增多。政党存在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掌握政权，在不 能单独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本党意志 的有效方式。因此，社会党变得更加务实，在一党不能获得议会多数的情况下，多采取 联合其他政党的方式以赢得议会多数，获得组阁的权利，从而实现上台执政。社会党正 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政权的重新掌握。比如在德国，社民党曾分别与基民盟、基社 盟以及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并在1998年与绿党组成了左派政府，再次实现了对政权的 掌握。法国社会党在1997年联合法国共产党、绿党等左翼组织取得选举的胜利，组成由 若斯潘任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重新执掌政权。
第三，执政理念由泾渭分明到相互包容。一般而言，不同的政党的执政理念是泾渭分 明的，有些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而且各政党主要是借此来相互区分的。早期社会党执政 的根本理念主要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 化。就执政理念来讲，社会党开始瞄准全体选民，扩充自己的价值理念。所以，社会党 在执政理念上已由过去与其他政党执政理念的泾渭分明转向相互包容，不断吸收对方有 价值的东西来充实自己，以赢得选民，获得执政权。英国工党的代表性理念就是“社会 主义”和“公有制”。但是，工党只是在提出“国有化”、“社会化”的概念并进行了 一系列的理念更新后，才于1945年独立执政。之后，保守党和工党在一系列的基本政策 方面，如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外交防务等问题上相互妥协和靠拢，形成所 谓的共识政治局面。[5](pp195-197)有人认为布莱尔和撒切尔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甚至戏称工党执行的是“布莱切尔主义”。
三、制度改造方式的转变：从政权改造到政策调整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欧社会党革命性的、基本制度层面的主张逐步淡出，改良性的 、政策层面的主张越来越成为主流。也就是说，批判和改造的着眼点已逐步从制度层面 转到了政策层面。特别是到20世纪末，民主社会主义遇到了新的发展难题，使社会党更 加注重利用政策的调整来缓和社会矛盾，寻求新的发展。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经济上，社会党的主张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制度的改造到经济政策的调整的转型。经济 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社会党国际一开始把坚持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改造的重 点，这一主张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社会党也没有放弃。在1951年重建时的《法兰克福声明 》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 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 共同工作的社会。”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却发生了变化，开始不再强调公有制。英国工 党在1988年通过的纲领中重新解释了公有制，认为“社会所有制主要不是看在经济中采 取某种明确形式，而是取决于每个人掌握自身生活的权利，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中有发 言权和公正地分享由于参与社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而应得到的好处。”[1](p275)布莱 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在1995年其对党章的这一重要内容又进行重要修改，取消了有关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条款，仅强调建立一种“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活力的经济”[6](p2) 。
1989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八大，在阐述其基本原则时放弃了坚持公有制的立场，认 为“无论私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其本身都既不能保证经济效率，又不能保证社会公正” ，“对经济实行社会控制的目标，要因时因地制宜，通过范围广泛的各种经济手段才能 实现”[1](p24)。在社会党国际的倡导下，各国的社会党基本上都放弃了对公有制的坚 持，注意力更多地转到对“各种经济手段”的控制上。按照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阐释， “各种经济手段”包括：民主的、参与性与非集中化的生产政策，对投资的公共监督， 保护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工人在公司与工作场所层次上的参与和共同决策，由工人和 农民实行自我管理的合作社，对跨国公司活动实行国际监督与控制等等[1](pp24-25)。 可以看出，这些手段都是政策层面、操作层面的内容，回避了现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 的问题。
政治上，社会党经历了从政权改造到政策改良的转换。社会党在竞争政权和成为执政 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比较注意国家政权层面的改造工程，确立了一种塑造新国家、新 政府的形象。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上台执政后制定的魏玛宪法，是社民党改造资本主 义国家的典型范例。瑞典社民党在二十世纪初期也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对资本主义国家 的改造历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们主要在为实现普选权而斗争，从二十年代起 ，他们开始了所谓“人民之家”的建设，其目标是把政治民主扩大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 主，可以说重心都在政权的改造上。
执政后，这些政党的政治重心开始发生变化。社民党的著名领袖、德国总理勃兰特197 3年指出，消灭现存制度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同样，瑞典、奥地利等国的社民党在有过 掌权的经历后，都普遍地把现存国家称为“社会法治国家”、“民主的福利国家”等等 ，认为这样的国家尽管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至少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7](p37)。所以，社民党到二十世纪后期的基本主张是利用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形 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意大利左民党虽然仍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 胜利，但它已不再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强调对西方现行制度 的改造“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以民主的、强有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进行；认 为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已不再是从一种特定的制度向另一种特定的制度过渡” ，而是一个对现行制度和社会的“长期的民主化改革”的问题。它宣称“民主就是社会 主义道路”，左民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实现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民主化”[8]。从 这里可以看出，左民党不再看重改造制度，而是更加注重从政策层面实现对国家的改造 。
四、理论重心的转移：从强调“主义”到突出“发展”
二十世纪以“主义”的勃兴揭开序幕，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义”都空 前地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形态。随着两种基本制度的确立，制度的构建已经退居于次要的 地位，制度的维持成为关注的中心。而制度的维持与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区别。制度 构建需要的是“主义”的宣扬、信念的确立、以及弄清楚制度本身的价值，而制度的维 持需要的则主要是制度本身的效果、效益，或者说它对社会发展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社会党也因此而实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
首先，淡化“主义”的对峙而突出经济。西欧社会党多是由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演变 而来的，起初他们多标榜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党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的一个来源。特别是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也意味着“主义”的对立在一定程度 上的结束，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使社会党意识到自己可以彻底 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主义”的尖锐对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加务实 和多元化。各国社会党转而把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为施政的重点，注重通过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实惠来显示其政绩，争取选民。
法国社会党80年代初上台执政以前，纲领主张比较激进，强调“阶级阵线”、“与资 本主义决裂”，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对私有垄断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 义”。但在依此纲领执政陷入困境后，转而采取务实方针，停止国有化进程，逐步放弃 了“法国式的激进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混合经济”，并把“推进以自由和责任为基 础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了纲领目标、目标实现手段及相关方针的 重大调整，巩固了执政地位。英国工党也放弃了社会主义，强调社区、机会和责任等核 心价值。布莱尔声称：“21世纪不会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相互拼杀的世纪。”[9](p6 8)1997年工党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取消了公有制条款，淡化所有制问题，强调经济 变革。主张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一个“公正的”、“开 放的民主的社会”[9](p66)。
其次，化解教义与“主义”的对立而寻求新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欧社会 党对宗教和教会基本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欧洲信教群众约占总人口的90%，宗教和教 会在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以及群众中有着很强的制约力和影响力。所以，以执政或参政为 第一目标的各国社会党在实践中均采取了迎合宗教和教会组织的政策，来弥合与宗教界 的矛盾，寻求宗教界的帮助与合作，争取信教群众的拥戴和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 论家埃希勒从道德和人道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填平了教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许多 鸿沟”[10]。1953年社会党国际在荷兰本特维尔德召开特别会议，专门研究了社会主义 和宗教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并通过《社会党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明确指 出：“社会主义的政策是来自宗教或非宗教的道德的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尤其承认 ：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伦理源泉。”[11](p9)这样 ，在社会党纲领中宗教教义与社会主义都成为其理论来源之一。社会党与宗教界关系的 缓和为社会党争取到了宗教界的支持，使更多的信教群众加入了社会党，不仅壮大了党 的队伍，而且使社会党从基督教等宗教教义中汲取了思想资源，丰富了其纲领内容，有 利于社会党的思想改造，增强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促进了政党的发展。
第三，平息民族的纷争而寻求国家的发展。当革命和战争的时代结束以后，民族主义 出现了新的走向。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都特别关注民族问题，努力平息民族纷争，寻求民 族之间的结合点，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以求得国家的整体发展。社会党也是如此。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一直是困扰英国工党的重要问题。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北爱尔兰 两大教派之间矛盾冲突加剧，激进民族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工党致力于推进北爱和平进 程，布莱尔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采取了比以前历届政府更加灵活的态度。布莱尔一再 呼吁北爱冲突各方政治领导人从大局出发，抛弃陈见，共同推进陷入僵局的北爱和平进 程。通过各方努力，北爱尔兰各派最终在1998年达成历史性的“复活节和平协议”，使 北爱和平摆脱僵局，为其经济发展营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工党政府能够致力于国家 的整体发展。
五、价值理念的鼎新：从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到对新理念的吸纳
社会党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 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思想遗产，而且是社会党重塑社会团结，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 地位的力量源泉。一些新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党挖掘吸纳的资源。
第一，对生态理念的吸纳。传统社会党并不排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认为很难把 这种关注纳入到自己的政纲之中。而随着绿色运动的全球化，生态问题成为各政党不得 不关注的问题。在德国，绿党把“恢复生态平衡”、“建立社会公正”作为党的基本原 则，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得人心的口号和主张，为德国政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绿党提倡生态平衡，开展绿色革命，使绿色运动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成为 各个国家及其执政党不可回避的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西 欧各国社会党能否赢得选民上台执政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讲，无论是从 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还是从争得选票的角度来考虑，都需要认真地对待环境 和发展问题。欧洲几个大的社会党80年代的纲领的发展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如德国社会 民主党在1989年通过的“柏林纲领”中就提出经济活动要对生态环境和社会负责任，并 提出一系列改造生态环境的措施，主张把保护生活的自然基础作为国家的目标并写进基 本大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了“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尤其是2 002年德国社民党与绿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红绿联盟”。这些 都说明生态运动的深化和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使得社会民主党逐步采纳了绿党的一些 主张。
第二，对女权主义的重视。女权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权主义运动致力于提 高妇女的女性意识，使妇女认识到自己作为性别群体的特殊利益，并为之而斗争。女权 主义最为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改变了公众的意识。随着女权主义日益深入到政治领域，社 会党不得不考虑女性的需要和要求，促进妇女较多的参与政治。妇女已经广泛参与政治 生活，进入议会、内阁、政党和工会等机构。尤其在社会党力量强大的北欧国家中，妇 女参政比较特别高。到70年代，妇女占议员总数的28-45%以及政府部长的三分之一，四 个北欧国家的妇女投票率为别为：瑞典高达90%，挪威和芬兰约80%，丹麦为60-70%[12] (p534)。
第三，对和平运动的推动。随着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的不断深化，和平运动已经从对 单纯军事安全的关注开始转向对全球安全环境和整体世界事务的关注，逐渐发展成为一 项世界性的运动。这使社会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关注世界的和平问题，加强与第 三世界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5年发表的《纽伦堡宣言》中声称：“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分歧推行东方政策，寻求同东欧各民族和苏联人 民的和解与合作”，并“将用一切方式尽全部努力，在建立和平秩序的过程中让过去的 敌人成为对手，对手成为伙伴”[8](p170)。社会党认为，核时代的和平与安全不能用 更多、更有效的军事手段获得，而只有坚持不懈地通过政治行动才能达到。社会党通过 进一步参与和平运动来争取群众，争取更多的选票。在1983年10月的和平运动高潮中， 瑞典、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社会党领导人都曾在群众集会上 讲话，支持群众的行动。
第四，对人权运动的关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之 一。尽管对人权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各国执政党以及有影响的政党，几乎没有不关注 人权问题的，都在自己的价值理念或是方针政策中大大加重了人权议题的分量。社会党 也高举人权的旗帜。早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兰克福声明》中，就 对人权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到世纪末，人权更是成为社会党关注的中心问题。1989年6 月，社会党国际通过了《人道主义的行动：社会党国际人权纲领》认为，人权是识别社 会党人必不可少的特征。该纲领不仅阐明了社会党的人权主张，而且对人权在国际社会 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各国政府应制定明确的全国性人权保护条款、应为人 权的目的提供发展援助、应批准已经达成的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在提供人权技术援助 方面的作用应当扩大等等。[1](pp47-59)
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其所 产生的新的价值理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向，为越来越多的政党所关注，更为西欧社 会党所广泛吸纳。它说明，政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要扩展其所代表的力量的范围，必 须吸收新的价值观才能赢得参与这些运动的公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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