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儒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儒学论文,社会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儒学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早在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就成了热点，二战后这个问题再度成为儒学讨论的热点。特别是在日本产生了所谓经济奇迹和“四小龙”崛起之后，有的学派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似乎日本和“四小龙”战后经济飞跃发展应完全或主要归功于儒学。这种思潮既强化了儒学存在的根由，也给儒学的生存增添了麻烦。这个问题沸沸扬扬闹了30多年，直到去年，东南亚发生了暴风雨式的金融危机，它不仅旋即席卷了整个东亚，而且，目前已经影响及整个世界。于是人们立即划出了一个问号，儒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有何过失？这个问题既涉及到正确评估儒学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又涉及到科学地认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值得人们严肃地探索。
一、背景文化的时代作用
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就是儒学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背景文化。
然而，背景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同时存在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在当代，从文化存在来说，当代文化永远居于主要位置，背景文化则居于次要地位。
那么作为背景文化的儒学，是怎样在当代东亚人的现代创价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这种作用的性质是什么？一般说来，在背景文化中，只有那些与新的经济时代不相抵触，能促进现代创价活动前进或顺利发展的东西，才能进入新的经济时代，而不被剔除。以儒学来说，在它的思维方式、知识论、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中，都不乏普适的、积极的、良性的成份或因素。这些因素因获得性遗传而普遍存在于现代文化主体精神、生活习惯中。现代文化主体在迎接和投身现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些因素，创造出新的经济时代指导创价活动的准则，从而构成当代文化的核心。然而，儒学这些积极因素附缀于当代文化已经不是原来的形态和性质，它已被当代文化赋予了届时性，具有了当代文化的个性，只有这时它才能在当代人的现代创价活动中发挥作用。和一切外域文化一样，任何背景文化要发挥时代作用，都必须与当代文化有机融合，才有可能。否则它表现的创价活动则是滞后的、落伍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背景文化的作用再多、再大也是第二位的，新的经济时代唱主角的只能是当代文化。如果人们硬将背景文化推到第一位，喧宾夺主，那就只能给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帮倒忙。
二、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与儒学
战后盟军对日本的民主改革，有日本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当代文化，为其开辟新的经济时代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战争不仅使日本发了24亿多美元的战争财，而且使其工业突飞猛进，到1951年它的工业产值增加了50%，超过了战前水平。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眉飞色舞地说：“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质在日本订货……商品输出有了飞跃增加，这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第一个大飞跃期，它的重化工的固定资产，年均增长20.1%。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第二个大飞跃时期，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5%、工业以13.6%的速度稳步上升。而60至7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1.3%的速度增长，而美国为4.2%，英国为2.7%，法国为5.6%，意大利是5.7%，原联邦德国为4.7%。到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之际，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这就是东西方称道一时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伴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发展，崛起了所谓亚洲“四小龙”。“四小龙”旋即成为太平洋高技术圈的第二层次。
怎样认识日本经济50至7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呢？不但东西方人之间有分歧，就是东方人之间也是有分歧的。1982年美国人弗兰克·吉布尼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在其第一章《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者》中，最后的第二个小标题是以《儒家的资本主义》命名的。他写道：“儒家学说本来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它宣讲兄弟情谊和正义等朴素的格言，尊礼守法和奉行各种伦常关系是它立论的基础。比起相信先验的上帝和神灵，它更强调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儒家学说的五种基本关系中，没有个人崇拜的地位，不论是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或朋友之间，对孔子的信仰是与对社会的信仰分不开的。衡量事物的尺度是相互关系，而不是个人。”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在日本的企业界中。”所以，他进一步说：“应该从总体上来考察我们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的日本企业社会，因为它是一部从苦难中诞生的成功杰作，它调整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调整了随之出现的民主主义），使之适应各种压力、需求和当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的挑战。”自此之后，“儒家资本主义”一词，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东西方。特别是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文化的东亚，传之日甚一日，流之日玄一日。最后以复兴儒家学说为己任的新儒家，更是在言与不言之间，把所谓日本的“经济奇迹”和“四小龙”的发展、成长归功于儒学。进而他们重新打出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企图用儒学化现代。
日本与“四小龙”的现代经济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是儒家或儒家资本主义吗？吉布尼的这种提法是似是而非的，表面看似乎有道理，实质上它却极其严重地歪曲了日本与“四小龙”的现代经济的性质。日本与“四小龙”社会经济的高速成长，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它是以高新技术为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中国古代的儒学不能产生这种资本主义，而且就是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任何文化学说也不能产生这种资本主义。只有50年代初，美国揭开序幕的现代科技革命，产生的无数高新技术所形成的当代文化，才能产生这种现代资本主义。
何以见得日本与“四小龙”是以高新技术为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下它们高成长的经济内涵就非常清楚。现代经济的基础是电子信息产业，日本与“四小龙”的社会经济正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支柱建立起来的。美国40年代末发明二极管与三级管，1958年又发明集成电路，从而揭开了现代科技革命的序幕。日本立即从美国引进这种新兴科技，1961年以后，在九州建立了40多家半导体厂，15个集成电路厂，形成了与太平洋东岸“硅谷”遥相对应的“硅岛”。日本政府组织了20多所大学科研所和企业研制开发三维集成电路，日立、富士通、夏普、松下、三菱与日本电器等公司组成大型电子开发集团，开发“生物芯片”。日本采取非常规设计，研制大兆位芯片，在芯片中加入光电传感器，开发出新型的集成电路。从此日本在高新技术的许多部门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电子信息产品连年翻番。1960年到1980年，黑白电视机生产额增加了6倍，彩电产量增加了53倍，计算机产量增加了550多倍。日本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60年代伊始，日本与美国发生了尖锐的贸易摩擦，且愈演愈烈。因为日本大规模的电子产品不仅占领了周边市场，而且大批量倾销于美国市场。于是美国取消了日本的最惠国待遇，只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优惠。灵活的日本商人立即将工厂迁到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建立组装厂。1959年香港开始建立半导体装配厂，日本提供元部件。60年代香港人自己建立电子工厂的同时，美国资本家为了利用香港的廉价劳动力，也到此建立电子工厂。西方其他国家也闻风而动，仅1980年到1981年，外资在港设立的电子工厂就达57家。从此电子产业成了香港的第二大产业，成了它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台湾早在1958年就成立了第一家电子公司——“台湾通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次年设“远东电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到1977年末，台湾拥有1058家电子工业企业。1977年计算机产量比1972年增加了30多倍。韩国从1963年起就大力投资高新科技开发，当年投资95万美元，1970年投资405万美元，1980年投资3.2亿美元，1987年投入23.54亿美元，80年代前七年，它的高科技开发投资增加了7.4倍。正是因为高科技快速发展，使其国民经济迅速转移到高新技术轨道上来。新加坡1965年后大规模地从日本、美国引进电子技术，到1969年它已建立了71家电子企业。70年代初，美、英、荷、意、西德、日本一涌而入，两三年间，便在新加坡建立了181家电子工厂，新加坡很快成了亚洲第三大电子出口国。总之，日本、“四小龙”经过60年代到70年代，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这个经济时代是以高科技为生产力的经济时代，与此相应形成了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当代文化。可见把日本的现代资本主义叫做“儒家资本主义”实在是不伦不类。把“四小龙”的飞跃发展完全或主要归功于儒学，实在是贪天之功。
这是否是说儒家文化在日本、“四小龙”经济时代的转换中毫无作用呢？当然不是。那么儒学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日本人最清楚，也说得最明白。1975年，森岛道雄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讲学时曾说道：“儒家学说不鼓励个人主义，它在性质上是理智的和合乎理性的，它摒弃其它宗教所共有的神秘主义和妖术咒语。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非常迅速地消化西方技术和科学的能力，至少应部分地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育。”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接受西方科技只能“部分地归功于儒家学说”，是比较公允的说法。同理，“四小龙”的崛起也只能部分归功于儒学。然而，这里尚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儒学并非全部都是理智的、合乎理性的，也并非毫无神秘主义色彩，特别是两汉儒学更是这样。其二，儒学在现代经济中的部分作用，是儒学中的“理智”和“合理性”因素与当代文化的核心——现代化融为一体发挥的，并非独立于现代化之外产生什么作用。
现实也正是这样评估儒家学说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些人尤其是新儒家，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或主要归功于儒学，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二战后到70年代，世界上形成了太平洋高技术圈和欧共体高技术圈，这两个科技圈产生了几十个发达和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属于儒家文化圈，以儒学为背景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学的发源地——中国在此时期，并没有成为发达或次发达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儒学对以高科技为生产力的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没有起什么决定性或主要的作用。要是它起决定性或主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应首先成为发达或次发达国家。
而且，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日本的“经济奇迹”并不奇特。人们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每当一个地区科学技术有突破性发展的时候，生产力就会飙升上新台阶，立即就使生产率成百倍、千倍提高。这种事实经常发生在生产力落后、国民经济基数小的国家或地区。当年日本、“四小龙”生产远落后于美欧，国民经济的基数也不大，他们一旦引进了美国的现代科技，使生产力转移到高新技术上来，经济立即迅猛腾飞，连年成倍增长。如果这也算作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是世界有名的后进国和穷国，可是在改革开放后，它大规模地发展高科技，全力推动生产力由传统生产技术的轨道转移到高技术轨道上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毫不逊色于日本，“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1%，并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运行，而且正当东南亚刮起金融危机风暴，使得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几致飘摇的时候，中国尚保持货币不贬值，国民生产总值仍能增长8%，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不更是“奇迹”么！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儒学
1997年夏秋之交，对于儒家文化圈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1997年7月上旬，泰国中央银行宣布16家财务公司资不抵债予以关闭，中旬又将关闭公司扩大到58家。同年11月3日，日本三洋证券公司因负债31亿美元，资不抵债宣布破产；11月17日，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倒闭；11月24日，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宣布破产倒闭；同月26日德阳银行倒闭。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与山一证券公司破产退出金融市场，标志着东亚金融危机进入高潮。此后，韩国金融市场危机四起，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纷纷倒闭。起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此时已席卷儒家文化圈（中国除外），旋即波及全世界，引起了东西方国家的普遍担忧。
金融危机爆发地区的共同征状是：本国或地区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市场迅速萎缩，资产价格下降，资金严重短缺，私人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外资大批撤走，经济发展减速，外贸逆差扩大，失业人口激增，人民收入减少，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大批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国家不能及时偿付外债又举新债，股价狂跌……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不能正常运行，人们正常的生活条理被打乱。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所直接辐射的地区就是这样。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震撼了学术界，尤其是给以儒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撼。研究儒学的有些学派，长期以来把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儒学直接联到一起，总认为儒学可以化现代，认为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新四小龙与老四小龙的经济飞跃都是儒学直接作用的结果。因此，当儒家文化圈突然爆发了金融危机，立即打破了人们对儒学的美好想象，引起了人们进行同理反求，既然东亚经济大发展是儒学推动的，那么这里金融危机的酿制及其发生，也与儒学不无关系。
究竟儒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金融危机的性质。
那么，东南亚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余波未尽，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明显的震感。因此它仍然是许多国家、地区的热门话题。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评说着这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正是因其如此，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尚未盖棺论定。但是，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下述几点是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其一，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及其所管理的“量子基金”，利用泰国汇率存在的问题，对泰国货币——泰铢大肆投机，兴风作浪，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或直接原因。
其二，该地区经济宏观管理法规与制度不完善，应变能力差，调控能力弱；汇率制度与金融政策缺乏弹性和自卫性，因之金融管理与运行中有不少漏洞和隐患。
其三，没有修好“金融围墙”，过早或过快地实行金融自由化，不封闭资本，放松银根，流进该地区的资金来去自如，极不稳定。
其四，该地区国民经济负债率太高，外债达33%，不恰当的汇率，使“热钱”大量涌入，许多金融机构过分依赖金融“热钱”过日子。
其五，房地产过热造成金融业缺乏流动性。泰国的主要银行投资房地产是其资金的30%，而一般金融机构则将其资金的50%投向房地产。当房地产退热时，许多房屋积压，降价处理，房地产商负债累累，资不抵债，形成大量呆账、坏账，使信贷难以维继，产生了信贷危机。
其六，泰国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多投资股票等高风险行业，多数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防范措施。
最后，人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高新技术既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宝，又可能成为摧毁现代经济的魔爪。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力地显示了这一点。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今天信息网络早已复盖了全球，一切人，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不分文化程度或资历，只要知道或懂得进入信息网络的规则，就可以上网参与活动。国际金融的运行也越来越依赖信息网络，1996年通过信息网络流入现代投资市场的只有250亿美元，而1997年则达2500多亿美元。而且这种流通是电子货币取代了有形货币。这种虚拟资本与货币资本迅速脱离实物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因脱离实物资本而摆脱了地域、规模、有形无形的诸种限制，成为个人获取暴利的“游资”。进入信息网络的游资与网络所联系的信息社会结合而成无形社会。无形（隐形）社会掌握巨额游资，通过资本运作，跨越国界，在全球利用某地区金融制度的弊端或不合理的一面，牟取暴利，并造成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有无形社会运用游资打破有形社会种种限制、权威、信念……的进攻。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金融国际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产物。从其发生的原因中，我们很难看到儒学的踪影。如果人们硬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搜寻儒学的“过失”，那么，我们只能说，东南亚许多国家或地区尚处于前现代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阶段，这里的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及精神世界都有包括儒学在内的多元背景文化的影响，它或多或少消解了这些经济主体驾驭现代金融的能力。然而，这是多么牵强。所以，在我们看来，着眼于东南亚经济主体对现代金融文化掌握程度、驾驭能力，将更合于现代理智。就象对日本与“四小龙”的崛起，我们无须过多地往儒学脸上贴金一样，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也大可不必向儒学头上吐唾。这场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产物，与儒学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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