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缅甸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缅甸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一切仅仅是这个宽泛主题的入门而已。即使你投生到缅甸生活20年，你也仅仅站在这一重要研究的门槛边。但是无论如何，与日俱增的兴趣仍然会使你义无反顾地朝研究一步步迈进。 科林·梅特卡夫·安立奎(Colin Metcalfe Enriquez) 《缅甸的魅力》(A Burmese Enchantment)① 在非缅甸学者中，有关缅甸的研究和分析一直都不是一个热门议题。与许多其他对象国的已有研究成果相比，关于缅甸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即使在像经济学和政治学这样学科覆盖面更宽的主流研究成果中，缅甸也很少受到关注。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间，主要在美国、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缅甸研究已经慢慢确立起其牢固的研究地位，但是学者们需谨慎研究。自1988年政治动荡以来，缅甸吸引了新一代学者研究缅甸，他们不只来自上述国家，而且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各国。2007年9月缅甸发生的“袈裟革命”惨剧可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缅甸研究”是一个合成词，通常是世界各地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用来描述来自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例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及艺术史等，从事有关缅甸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是地理区域上的缅甸或者目前被称为Burma/Manmar的国家。②这一类研究常常以缅语为基础，或者以缅甸主要少数民族语言为基础，例如孟族、克伦族或掸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缅甸研究可被视作亚洲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更为宽泛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子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被称为“区域研究”。③ 过去的50年间，区域研究在学术界名声不佳。一些评论家，尤其是从结构化和理论化的规范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研究视作过时的甚至是不足为信的研究方法。尽管区域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结构缜密、差别细微的研究方法，但在某些领域或学科这一研究方法还是被贬低为“普适性差”或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理论过于严谨。尽管存在诸多顾虑，近年来缅甸研究还是引起了较高层次的学术兴趣。这一术语依然可以用来描述那些在不同学术背景下对缅甸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所进行的种类繁多的重要研究项目。这说明，即使是缅甸这一领域的参与者，对缅甸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一直是所知甚少的。 本文旨在通过描述当代缅甸研究的演变、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关系及其现状，简要介绍当代缅甸研究现象，并且讨论缅甸境内外学者遇到的并依然面临的各种问题。 本文虽会有所涉及缅甸境内的学术研究，但主要关注的是境外学者用英语所著的缅甸方面的研究。此外，本文也会主要关注当代学术调查的国际惯例，并简要提及有关当今缅甸现状的严肃报告文学及评论。本文虽然引用了种类繁多的出版物作为例证，但本文并不是一篇综合性的文献综述。它也并非要对领域宽泛而多层面的学术活动的发展做出权威评述，以吸引众多不同视角的关注。如要达到上述目标，此文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借用一位东南亚研究先驱的话，这篇评估只是“一个概况，很多地方被过度压缩和简化了”。④ 大部分研究缅甸的学者习惯于将缅甸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来近进行研究。譬如说，英国在19世纪征服缅甸的3个阶段，常常被认为是“从根本上打破缅甸发展模式”的标志。⑤在那之后的主要政治事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缅甸独立、1962年奈温将军的军事政变以及1988年新军人政权的出现，都被视为缅甸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一些学者向这一线性方法提出挑战，并强调缅甸各朝代更迭之间、“传统缅甸社会”与殖民时期的缅甸之间，甚至是英国征服缅甸前与现代缅甸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存在着延续性。⑥虽然，历史分期模式所持的标准实际上具有主观性以及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已被认识到，但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启发价值的，并将为接下来的讨论所采用。 1948年以前的缅甸研究 据考证，缅甸本土学术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11世纪。在古代蒲甘王朝首都发现的碑文“有历史记录的痕迹”，尽管15世纪的编年史多被视为缅甸编纂史的开端⑦，但是当代缅甸研究开始于16世纪至17世纪与欧洲接触的第一次浪潮，在早期探险者的航海日志和私人日记里所描述的缅甸社会和文化与他们之前所到过的其他地方大不相同。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商人、官员以及传教士造访缅甸，对缅甸的描述大量增加。这些描述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及思想性。⑧欧洲，尤其是英国在19世纪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之后，关于缅甸的文字记录大为增加。 1852年至1942年是英国对缅甸的主要统治时期，缅甸研究以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传教士发表的各种题材的学术作品为基础，开始繁荣起来。他们通常采用的是当代研究的分析方法，发现并描述了许多之前未涉及的缅甸考古、历史、地理、人类学和自然科学，其中，宗教和语言类主题也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许多作者在缅甸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有的还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这使他们的作品更为深入而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文职人员J.G.斯科特(J.G.Scott('Shway Yoe'))所著的《缅甸人：他的生活与理念》(The Burman:His Life and Notions)，该书一直是描述缅甸传统生活与文化的经典之作。⑨ 这一时期出版了许多其他重要著作。如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艾多奈拉姆·贾德逊(Adoniram Judson)在1852年出版的第一部缅英词典。⑩1862年至1867年期间任英国驻缅最高专员的亚瑟·菲尔(Arthur Phayre)于1883年出版了第一部用欧洲语言写作的有关缅甸连续历史的著作。(11)继这部开创性作品后，G.E.H哈威(G.E.Harvey)于1925年所撰写的《缅甸史》(History of Burma)利用了菲尔没有用到的资料，并“着重描述缅甸前殖民时期的历史、艺术及文学”。(12)1938年，J.S.弗尼瓦尔(J.S.Furnivall)的重量级作品《缅甸政治经济概况》(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ma)出版，他随即成为缅甸和英国殖民制度方面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13)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是戈登·卢斯(Gordon Luce)，他与佩貌丁(Pe Maung Tin)在1933年至1939年间一起出版了《缅甸碑铭》(Inscriptions of Burma)，成为缅甸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14) 此外，像官方公报和地名录这类大量有实用价值的研究出现了。其中，地名录构成了1911年至1935年出版的一系列作品的部分内容，这些作品详细描述了全国43个行政区域，内容涵盖历史、居民、农业、矿业、贸易、交通、教育以及管理等众多领域。一些主要关于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的短篇出现在《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的加尔各答分刊上。(15)还有一些关于缅甸的文章也能在1904年创刊的《暹罗社会期刊》上找到。然而迄今为止，发表最多学术文章的是1910年成立的缅甸研究会，该组织致力于调查研究和支持鼓励“缅甸及其邻国的艺术、科学和文学”。(16)《缅甸研究会期刊》是第一份有关缅甸研究的匿名审稿学术期刊。 外国人在游历了风景如画的缅甸这个殖民地后，写了许多回忆录和游记，这让有关缅甸的文献大量增加。这些出版物很大程度上记录的是个人亲身经历的和描述性的，但有时候也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和有益的观点。(17)一位观察员这样评论当时的出版作品： 许多书中所出现的一些漂亮的插画比这些书本身的语言更有价值，尤其是对一些地方、建筑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事物的素描和水彩画。(18) 这些作品影响着诸如欧美等国民众对缅甸普遍看法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推动缅甸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因为当时中缅印(度)战区具有相当大的战略重要性。(19)继日本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入侵缅甸后，各同盟国迫切需要关于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详尽信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受邀参与大量的地图、简报以及其他军事计划实施所需文件的准备工作。(20)当时同样急需缅甸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材料，以为盟军反攻后与当地居民建立的联系作准备。(21) 这些研究大多与军事情报、军队后勤和军事行动有关。一些机构，如“英国三军联合测绘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开展了相关工作。然而一些新的研究被交给了研究机构的学者，尤其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力图为盟国在战争中提供完善的情报支持。虽然这类研究的成果往往是保密的，但一些官方认可的出版物在战时或战后不久便能够公开。(22)此外，另一项主要的成就是凭借专门的“区域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来培养一批从事缅甸研究的语言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以便尽快满足后方军事指挥和前沿军事阵地的武装部队的需求。(23) 战后，这些地区研究项目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向更加注重学术与研究方向的扩展。就此而言，颇具影响力的是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1948年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提交的一篇报告。(24)该报告最初被视为美国战后自由民主计划的一部分，之后在愈演愈烈的西方与所谓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战略竞争中，这一研究也被赋予了正当性。此外，绝大多数的资金被引入那些有着巨大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研究项目，尤其是苏联、中国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一部分资金被直接投入到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项目下的课题研究范围广泛，但通常还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等研究领域。(25) 独立后的缅甸研究 自1948年1月缅甸摆脱英国殖民后，吴努总理领导的新兴政府立刻专注于国内安全问题和大量的经济恢复工作中。吴努政府还采取了外交中立政策，尽可能地避免卷入超级大国间愈演愈烈的冷战冲突。事实上，缅甸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与资金援助，同时也没有引起诸如中国或朝鲜等亚洲国家潜在的敌意。然而，美国却强烈地感觉到，1954年于曼谷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使缅甸成为该区域面临共产主义颠覆与叛乱威胁的一块关键性“多米诺骨牌”。即，如果缅甸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很快也会步缅甸的后尘。(26)朝鲜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之后，缅甸依然被视为是中国的“后门”，通过缅甸进行秘密的军事行动可以对抗中国。(27) 缅甸研究也得益于二战及朝鲜战争的美国退伍老兵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其中一些老兵利用“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通常称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来从事第三方研究。1961年后，随着国别训练需求的增加，美国维和部队的创建也大大促进了区域研究，尤其是当地语言研究。缅甸最初被视为美国可能援助的一个目标，1961年，美国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访问了缅甸。但是次年奈温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阻止了援助的进一步展开，虽然如此，缅甸研究还是收益于美国各大学对东南亚项目越来越多的关注，即使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迎合美国维和部队的需求。 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缅甸研究问世。20世纪50至60年代，休·廷克(Hugh Tinker)对缅甸这个新的联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约翰·卡迪(John Cady)、多萝·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和弗兰克·特拉格(Frank Trager)分别出版了关于缅甸历史的重要著作。这四本书很快都成为研究缅甸的权威性参考书。(28)尽管由缅甸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和思想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内乱不断，但是曼宁·纳什(Manning Nash)和曼佛德·斯宾诺(Melford Spiro)等人类学家依然在缅甸从事大量田野调查研究，这使得一些关于缅甸人民生活的社会文化研究作品最终得以发表。(29)战后缅甸也有很活跃的小范围学术群体存在，当地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的用英语发表，或者由外国出版社出版，包括貌貌派伊(Maung Maung Pye)、貌貌(Maung Maung)和巴乌(Ba U)的作品。(30) 这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得到了仰光-霍普金斯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支持。该中心成立于1954年，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仰光大学的合作项目，为仰光及这一区域其他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服务。国际问题研究院每年向该中心的毕业生提供大量奖学金。来自美国各种基金会的经费支持着缅甸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一个外来区域人员培训奖学金在1961-1962年资助了约翰·巴杰利(John Badgley)对缅甸知识精英的研究，富布赖特奖学金为理查德·巴特维(Richard Butwell)研究吴努总理的自传提供了赞助。(31) 然而1962年后，研究大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夺取政权后，奈温及其“革命委员会”立即着手实施“缅甸式社会主义”。除关闭议会和取缔一切政党(除了自己)外，奈温政权还严格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进行审查。缅甸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机构受到一系列严格的限制。虽说关于重新评估缅甸殖民的历史研究可以被接受，其他作品几乎都受到了审查。(32)通过减少资金和公开威胁，缅甸一些学者被迫只能研究政治上“安全”的课题，例如佛教玄学和缅甸语。而另外一些人则离开缅甸到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谋职。 由于缅甸政府对外来者的高度限制，加之缅甸国内学者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一切使得当时在缅甸进行田野研究举步维艰。诸如仰光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于1962年被迫关闭，总部位于美国的此类促进独立研究的亚洲基金会也被驱逐出境。外国学者和游客的入境签证最初只给24小时，但是后来，尽管官方在此方面的管制放宽了，也只是给7天。但令人欣慰的是，由于一位有同情心的当地官员的个人干预，这种限制状态不时会出现一些松懈，但也仅限于像考古学这样的“安全”学科。(33)正如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在1981年观察得出的结论一样，多年来“当代缅甸仍被许多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技术开发专员视为未知领域”。(34) 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外国学者还是对当代缅甸研究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包括约瑟夫·希尔斯坦(Josef Silverstein)、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和斯坦伯格(Steinberg)本人的多种著作。(35)同样值得一提的有1983年休·廷克(Hugh Tinker)关于英缅两国1944-1948年间宪法关系的两卷官方文件选集这一不朽作品的问世。(36)很多研究，包括缅甸两位前领导人的自传以及缅甸第一位掸族总统儿子的自传，也在该时期出版。(37)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将启蒙之光投射到了这个自奈温上台后就遭受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闭的国家。 与此同时，缅甸研究开始面临其他一些问题。即缅甸研究很大程度上属于区域研究，像缅甸这样在世界舞台上地位不太重要的国家，就算有官员和学者给予持续的关注，但仍然是不够的。其次，虽然资金支持受到了欢迎，但这也有利有弊。正如该领域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所描述的那样： 战争期间及战后，绝大多数的区域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当代的，基于此，区域研究极容易被批评是在为非学术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服务。(38)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项目下的课题研究超越了直接为政府或军方服务的范围，从而在其定位上成为更为真实的“学术”。然而，众多西方学者将冷战和区域研究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对区域研究的不利因素，例如，学术研究机构因美国情报机构对其进行区域研究的支持被外界所知而日益感到压力和不安。 无论如何，当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恐惧日渐消退，官方所倡导的地理意义上的研究也随之减少。还有来自学术界和较大私人基金会的挑战，他们青睐“跨境”研究项目，强调国家间的联系和跨国主题，诸如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影响，而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包括缅甸在内的特定国家研究的基金明显减少。拿美国国防部来说，它停止了对外国区域手册定期出版的支持，在缅甸的这一支持行为始于1956年。(39) 奈温统治缅甸的26年间，资金的短缺和进行原创性研究条件的不足，使得众多学者只能转向别的领域进行课题研究。缅甸研究一蹶不振。1965-1985年间，只有143篇博士论文将缅甸作为其首要关注点。(40)根据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re)在198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当时只有67位缅甸专家(即声称缅语流利的人)在美国、欧洲、俄国和日本工作。(41)无疑还存在从事缅甸研究而不具备语言专长的其他学者，但数量也甚少。在1988年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后，一位观察员觉得非常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些为数甚少的缅甸研究学者们，他们每年聚在一起都要哀叹缅甸和他们所从事的缅甸研究”。(42) 1988年之后的缅甸研究 然而1988年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活动被镇压，缅甸成为国际新闻头条后，缅甸研究的大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缅甸新军政府上台后，实施了更为开放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还有极具个人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国内反对运动的兴起，促使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给予了缅甸更多的关注。国外学者、评论员和新闻工作者再次燃起对缅甸的兴趣。美国从事缅甸研究的研究生数量大幅上升，西欧和澳大利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研究生数量也略有增长。(43)此外，海外移民、流亡者和活跃分子决心使国际社会对缅甸保持关注。 在某些方面，新军人政府的遏制政策相较奈温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令人颇感意外而又觉得讽刺的是，它却允许更多的外国研究者进入缅甸进行更为长期的研究。当然，审查制度依然无处不在，执政当局对涉及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的研究尤为敏感。(44)军政府虽然对记者仍旧持怀疑态度，但却給一些学者长期签证，并对研究者假装游客进行当地舆论调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1988年以来，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45)再者，主要由于国际社会对缅甸的关注增加，有了更多可被利用的有关缅甸发展的、可进行学术研究的有价值的信息。(46) 在缅甸国内，当局偶尔也试图塑造促进学术自由的形象。这一行为虽然导致了一些有待商榷的材料的出版，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一部分英文作品)得以出现。(47)自1995年开始，仰光的“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大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国际会议，在这一系列的会上，外国学者也提交了论文。(48)但是，缅甸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自1988年开始崩溃，以及缅甸出境限制的放松也鼓励了许多年轻的缅甸学者到他乡寻找自己的未来。这是缅甸的巨大损失，并将对缅甸的教育水平产生长期的影响。但无论怎样，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从事缅甸研究的新一代缅甸学生和学者也已出现。(49) 虽然在1955年“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提出了“缅甸研究计划”(Burma Research Project)，并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在纽约大学启动，但长期以来，缅甸境外并没有专注于缅甸研究的学术机构。(50)然而1986年形势出现了变化，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缅甸研究小组选定北伊利诺伊斯大学作为缅甸研究国际中心的大本营。此外，1996年，一个缅甸研究中心在泰国纳瑞宣大学成立。1999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举行的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讨会后，北欧缅甸研究小组成立。2005年，印度的曼尼普尔大学成立了缅甸研究中心。 美国、西欧、俄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若干大学也对作为泛东南亚研究一个分支的缅甸研究持有兴趣。(51) 北伊利诺伊斯缅甸研究中心在美国或者新加坡这类区域中心交替举行两年一次的会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通常都会在堪培拉举行关于“缅甸动态”的会议。当然，诸如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和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等缅甸研究中心也会举行不定期会议，为缅甸研究者提供了交换信息与见解的宝贵机会。部分此类会议还将参会论文编辑出版。(52) 当前缅甸境外有3本匿名评审经过同行评议的刊物。分别是北伊利诺伊斯大学缅甸研究中心每年发行1期的《缅甸研究》(The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每年发行两期的《缅甸研究公报》(SOAS Bulletin of Burma Research)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定期发行的《缅甸经济观察》(Burma Economic Watch)。(53)缅甸境内，缅甸历史委员会定期发行多语言编写的《缅甸历史研究》(Myanmar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这一期刊有时也接受外国学者的文章，但和缅甸其他出版物一样要接受缅甸政府的审查。(54) 正式学术团体之外的观察家们对缅甸研究的贡献同样值得注意。像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和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一样的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撰稿人不仅提供了关于缅甸的有价值信息和分析，尤其自1988年以来，他们还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写出了重要作品。(55)没有他们的努力，大量更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将难以产生。此外，多年以来缅甸研究得益于许多官员、援助人员、活跃分子以及志愿者的认知及看法。尽管其研究很少出现在公认的学术期刊上，其出版的作品常常未能包含在学术作品的范围内，但大部分作品对缅甸现状提供了有价值的描述。(56) 自缅甸独立以来，众多新闻工作者、旅行作家及游客到访缅甸，并记录下了他们的经历。与殖民时期的各种游历者一样，有些人用敏锐的观察记录下了关于缅甸及其边境地区发展的有用信息材料。(57)还有少数冒险家深入到通常不允许外国人接近的地方或是多年来外国人没去过的地方。(58) 作为学术探索的敏感领域，缅甸研究自1988年以来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但它仅仅是亚洲研究这一广阔领域中很小的一部分，同时，和其他区域研究项目一样，缅甸研究饱受那些更成熟的、“科学”的学科研究者的批评。可能在某些方面，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它对该研究的基金投入以及大学和其他高校接受缅甸作为合理学术研究对象存在不利影响。 缅甸研究的学科性 二战以来，关于缅甸的学术出版物可大致分为4个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人类学。这一如既往的恣意分类之间存在一些重复，但它却一直是学者们试图用来了解和阐释现代缅甸的理论分支。 不奇怪的是，1945年以来，缅甸多数的学术书籍和文章都被划入历史学的范畴，包括史前史、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或近代史。这类作品涵盖了古骠国文明的衰落和缅甸王国早期的兴盛，从缅甸17世纪巩固和扩张的“黄金时代”到英国1826年正式在缅甸开始其殖民时代。(59)鉴于欧洲人二战时期在缅甸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量涵盖1939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及回忆录的作品得以出版。(60)近年来，接受西方教育的缅甸学者发表了大量从本土视角审视其国家历史的重要英文作品。(61) 和上述历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还有一批范围更广的学术作品，研究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取得的政治发展成果等，包括政治人物传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一些文章和书籍分析了缅甸1948年到1962年短暂的民主实践，以及佛教在缅甸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62)然而这一范畴的多数作品关注的是1962年军事政变后的缅甸政治。这些研究在过去45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自我演变的过程。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最初关注的是缅甸军人和军队在缅甸政治中的作用及奈温政府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63)多年来，缅甸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文化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64)1988年以来，随着针对缅甸政治体制和军事独裁向“指导性民主”可能性转型研究的深入，比较政治受到了更多的重视。(65) 或许是由于缅甸1988年以前孤立的政治状况，闭关锁国的经济形态，严格的外交中立政策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那么重要，深入研究缅甸对外关系以及缅甸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学术成果只有寥寥几项。(66)缅甸学者的英语作品少之又少。(67)但是随着新军人政策的调整，缅甸1997年加入东盟，并重新发展和邻国的关系，这又激发了学界对缅甸研究的热情。虽然有关缅甸与中国关系的深入研究还需推进，但是双边关系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68)1997年以来，缅甸研究也被包括在东盟研究之内(虽然常常有名无实)。但总的说来，国际关系并不是重点突出缅甸研究的一个领域。 令人遗憾的是，缅甸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长时间的暴乱并未使其成为当今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只有少数海外学者尝试对缅甸的威胁认知、国防政策以及军事安全进行研究。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丁貌貌丹(Tin Maung Maung Than)，德斯蒙德·波尔(Desmond Ball)和貌昂妙(Maung Aung Myoe)出版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69)玛丽·卡拉翰(Mary Callahan)研究了军队的早期状况，主要关注的是军队在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70)卡拉翰出版了两本将缅甸军队作为军事机构来研究的著作，另外还有一系列作品探讨了缅甸在当今战略环境下的地位。(71)由于跨国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及人们对安全的定义得到了扩展，缅甸的人的安全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的关注。(72)即使如此，安全领域的研究作品总数依然很少。 尽管难以取得可靠的数据，但还是有一批著作诞生，主要研究1962年军事政变前后的缅甸经济及其影响。(73)缅甸自然资源丰富，二战前既是产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然而，缅甸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奈温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也使得缅甸经济未能得到恢复。1987年，联合国将缅甸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缅甸地位的衰落以及1989年新军人政权提出的“门户开放”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吸引了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兴趣。(74)缅甸边境发现的丰富天然气资源对这个国家以后的长期繁荣、政治稳定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发展趋势也可能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75) 另外，也有很多缅甸研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这些著作关注的是缅甸丰富多彩的社会、宗教、语言及文化。其实，这个范畴的研究很早就备受学界关注。殖民时期的官员开创并延续了该领域活跃的研究传统，像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学者还出版了很多重要著作。(76)许多学者研究了佛教在缅甸社会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77)缅甸艺术、工艺，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关注。1988年以来，对这些领域出版物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从学术著作到大开本的咖啡桌上摆设用书不等.虽然后期的一些作品是为更加迎合市场需求而设计的，但它们为人们更为广泛地理解缅甸社会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78) 特别是自1988年以来，研究的题材主要是缅甸少数民族及少数派宗教的境况。大量出版物记录了缅政府从1962年至今残暴的军事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难民和流民问题。(79)还有其他一些作品涉及缅政府常以“经济发展”为幌子，借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名义，试图将占主导地位的缅甸佛教文化强加于较为弱势的少数民族。(80)在过去的19年中，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撰写了很多该领域的作品。就专业术语的严谨性来看，这些“草根”报道虽质量参差不齐，但却蕴藏着丰富的信息。缅甸境内外大量关于缅甸少数民族和宗教社会的学术研究此时也已出现。(81) 缅甸研究和学术界 纵览多年来所有的此类出版物，可辨识出大量明显的特质。首先，尤其是自1988年以来，很多缅甸学者研究的目的是服务缅甸或解决与缅甸有关的一些学术问题，而不是把他们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实践。用彼特·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和诺比·奥卡瓦拉(Nobuo Okawara)的话来说，就是“问题导向型研究”而不是“方式导向型分析”。(82)因此，即使是着眼于十分具体的事件，当代缅甸学者也常倾向于运用跨学科的视角，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学术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方法反映了二战以来东南亚研究的明显趋势。比方说，当代缅甸历史学家早已摒弃了早期大量描述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转而汲取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作出平衡的综合性的分析。尤其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位史料编撰家将其称之为“康奈尔传统”(the Cornell tradition)。(83)其他学科也一直受此影响。例如，几乎所有有关当代缅甸的记录都包含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因素。这一交叉学科的方法某种程度上旨在较为全面地反映缅甸发展的全貌，但同时也源自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相互关联的本质。 例如，在考察缅甸政体的发展或其向新的“民主”政府逐渐演变时，政治学家同时需要关注缅甸的当代历史、政治文化、经济问题、市民社会的衰落，以及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否则其研究是行不通的。(84)同样，如果要研究缅甸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缅甸与其他国家及多边组织的接触，还有其他一系列多种多样的因素。例如，殖民的经历、遗留的经济问题、社会的结构和军事教育项目也很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不论学科间的分隔存在与否，这些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任何类型的缅甸研究都应将它们考虑进去。 这一现象说明了另一种趋势。出于对缅甸研究的兴趣，以及分析该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热情，一批旨在帮助解决缅甸棘手问题的学术作品问世。 独立后，吴努政府积极寻求外国专家的专业意见。(85)但1962年以来，军政府一直排斥这类意见和建议，无论其是否出于善意，但此举却刺激了一些研究缅甸长期存在军事独裁统治的悲剧的文章和书籍问世，其缺乏政治自由缺乏，经济社会问题紧迫，国际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新军人政府在1988年的出现，掀起了出版热潮。无论是学术类的还是其他的作品，都尝试向当局提供各种建议。(86)还有一批作品是站在他国政府的立场上，分析针对缅甸军政府的种种政策的利弊得失。(87) 然而，由于包括缅甸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一直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质疑，上述研究成果并未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青睐.正如一位学术期刊的编辑在2005年指出的：过去10年，关于区域研究是否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正统研究领域的争论愈演愈烈.当理性选择、博弈论以及定量分析方法已成为老生常谈，学者们花费大量时间来细致研究一个区域的政治已经很难在这种争论中为自己成功辩护。(88) 简而言之，区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其独有的理论或方法，即在普遍性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89)也有学者从人文科学的视角给予了批判。其他一些学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包括缅甸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把当代民族国家作为优先分析的基本单位，并将人为定义的“区域”设想为“自然的，或者至少是历史必然的，因为它包括了文化内部的很多差异性”。(90) 有的学者，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提议将那些从“标准”“行政”和“地域””角度划分的地区重新从“科学的学科”角度来规范。(91)他同时也谴责一些西方人或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所认为的，区域研究是颇受质疑的“东方”学派的直接产物，故这些人会把世界上某些地区搁置一边，将其视为研究的特例个体。在缅甸研究领域，现代研究也因有意或无意地固化殖民地时期学者的偏见和研究误差而受到批判。(92)不时还能听闻另一种批判，即西方学者强加给缅甸一个现代、自由、多元的范例，并认为民主似乎是政府的优先形式，而忽略了缅甸本土文化的独特性。(93) 针对区域研究(包括缅甸研究在内)的另一种批判是，这一研究的用处仅仅是为更“科学”学派的实践者提供了实验数据。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研究专家关注点狭隘，因此无法从事比较研究这类宽泛的适用范围更广的学科研究。因此，缅甸逐渐被纳入(即使是较低基准)涉及少数民族冲突、政治合法性、战略文化以及宗教在区域政治中的角色等更为宽泛主题之下的个案研究中。(94)另外，“尝试从融合科学和人文学科角度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95) 实际上，针对大多数区域研究和跨境研究的批判还指出这类研究没有充分利用可获得的缅甸专家的专长。例如，近年来有许多作品研究了东南亚的诸多跨境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人口贩卖等问题。这些研究都是由从事缅甸研究并颇有建树的专家或专业人士就其直接经验撰写而成的。(96)但也有其他一些作品是由一些缺乏细节知识或者对缅甸所知甚少的项目专家所撰写的。这就使得研究成果比较混杂。非缅甸研究的专家无法很好地理解缅甸多样的历史和复杂的问题。(97) 无论如何，在研究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军事主义这类广泛的概念问题方面，缅甸并未被完全忽略。例如，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在其1979年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秩序的书中以缅甸作为研究案例；2003年，关于非殖民地化的一个读物中有一章内容涉及缅甸的种族及其反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书《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也多次引证缅甸。(98)缅甸也频繁出现在诸多早期有关政治暴力的战略运用研究中。(99)卢西恩·派(Lucien Pye)在其关于军队在“欠不发达”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个研究中，撰写了一章关于缅甸的内容，摩西·里萨克(Moshe Lissak)在研究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时，以缅甸作为重要个案加以分析。(100)近来，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在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带有政治性的军队”的综合调查中详细讨论了缅甸。(101)总之，缅甸为更广泛的议题提供了有用的例证。 一直以来，在理论研究的著作中，缅甸并没有受到重视，但还是有几个例外值得读者注意。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早期的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以缅甸为例，讨论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其政治秩序是不是民主的，这一民主的秩序仍是它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102)同样地，在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于1985年进行的关于亚洲政治文化维度的研究中，缅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约翰·凯恩(John Kane)的《道德资本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ral Capital)一书中，有一章关于昂山素季的内容；最近，斯蒂芬·麦卡锡(Stephen McCarthy)在其以专政政治理论为主题的书中以缅甸作为典型案例。(103)缅甸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由于它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缅甸为一些希望解释宽泛概念的理论家提供了有用的例证，在这样的概念解释中也会包括例外的案例。 更确切地说，一些对区域研究进行批判的学术理论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每一位对诸如缅甸这样的国家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自身大量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经验方面的理论概念。以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的开创性论文为例，他的研究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区域研究，也是包含标准学术学科的内容。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也补充道，如果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有详尽的个例分析，那么该研究本身对于范畴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104)事实上，即使这些研究没有揭示出普遍有效的规律，或是有助于概念的生成，但对学术研究仍有较高的价值和效用。 正如霍尔(Hall)在1947年提出的，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直接存在一种虽不对称但相互联系的关系，因为学科研究鼓励各学术领域间的合作而非竞争。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区域研究或许可以给予其他学科很多养分，“帮助它们与‘真实世界’更好地接触”。(105)同样，各种理论流派也能为结构欠缺的区域研究提供额外的活力。然而，即使这些目标被达成，许多官方机构和学术界还是认为缅甸发展本身并不重要，而且也不能为其他地区的事件提供有用的视角。这些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源于对缅甸认知的缺乏，这一问题本身是由在该国进行研究与获取实证数据困难而引起的。 当代的问题 缅甸自1962年军事政变后一直是个封闭的国家，多年来学者们经历了与此状况相关的所有问题。1988年后情况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一直十分困难。(106) 如上所述，新军人政府放松了签证限制，并且如今还允许外国人在缅甸延期居住。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还放宽了缅甸公民与外国人接触方面的限制。然而，在缅甸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一直被严重限制。政府密切监管着民众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教师、公务员甚至是公众都被要求举报任何“不忠诚”和“颠覆性”的行为。批判政府可导致长期的牢狱之灾。因此，很多缅甸人常常很害怕和外来者太过坦率地谈论公共事件，更不用说谈论像军队的政治角色或者是国家安全这一类敏感话题。(107)使用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通讯工具是受限的。(108)甚至未经授权使用传真机或者卫星电话都会招来长期的监禁。 正如所有这一类型的社会一样，不管是对国内民众还是对外部的世界，缅甸都试图呈现一个特定的形象。因此，政府发布的声明需要仔细详细的解释，并且官方发布的数据往往很难让人信服。此外，缅甸还有保密的而让人费解的官方文化，加剧了官僚主义和普遍的腐败现象。(109)虽然有少数文职官员和军队官员愿意接受外国学者的访谈，但是言论也要符合官方的要求。有时，政府和军事档案会对指定的研究者开放，但是即使研究者懂缅甸语也很难得到这一特许，更不用说大多数外国学者是不懂缅语的。(110)事实上，就算是本土学者也难以获取那些在外国学者看来无害的信息。 军政府本身的不透明使这一境况得到了恶化。尽管偶尔有消息人士声称的“内幕消息”，但对于该制度的内部运作，外界甚至是许多官方人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知之甚少的。虽然政府的声明和国有新闻媒体(包括自1980年以来的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但是对重大决策是如何达成的，还有哪些因素与特定政策的出台相关却所知甚少。这种不透明性也扩展到政府高层，许多重要事件似乎都是由个人决定的，如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然而，对于军队领导层的个人意见和看法却是鲜为外界所知的。(111) 因此，现阶段缅甸研究面临的问题是有效数据严重缺乏，关于目前缅甸发展情况几乎没有得到证实的文件资料以及相对较少的可靠消息来源。尤其自1988年以来，缅甸观察者们已经多次指出他们对众多问题缺乏相关知识。 比方说，官员、学者和记者至少提出了13种原因来解释为何缅甸首都在2005年末从仰光迁至内比都。然而，没有一个解释被认为是权威的，因为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缅政府建立一个造价高昂的新首都，并命令众多公职人员收拾他们的办公室，调往内比都。(112)再举一例，尽管事实上钦纽中将被普遍认为是缅甸当时的第三号人物，并且国防情报机关指挥部被某些人认为是缅甸事实上的政府，但缅甸学界并没有完全明白导致钦纽中将在2004年10月离奇下野以及只手遮天的国防情报机关指挥部垮台的众多复杂原因。 确实，缅甸研究的某些方面变得像冷战期间的苏俄政体研究一样，研究人员试图从莫斯科五一阅兵期间克里姆林宫阳台上官方肖像的移动以及官员的排位这些难以捉摸的细节标志中辨识出苏维埃领导层的内部运作。(113)情报机关、学者以及记者曾经把这个模式套用到中国，试图从北京每年公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出现在官方报纸上的政党人物的照片来确定哪位共产党官员政治上处于上升状态，以及谁的影响力渐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样的研究上，但由于缅甸高级军事领导层间的权力变更经常被报道，观察者们难以确切得知他们是否能够正确解读这些信号。 由于缅甸新闻为政府所控制，可靠消息匮乏，所获信息充斥着谣言和小道消息，因此，缅甸外交人员、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人员的日常事务是将仰光和其他居民区流传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整理。(114)缅甸境外，庞大的缅甸人团体和在此方面有兴趣的社会活动组织开始热衷于运用网络来传递最新的新闻以及交换观点。自1988年以来，大量外国资金支持下的海外通讯社发展起来。(115)鉴于它们关注特定的议题，一些网站可以成为信息的有效来源。然而，一些来自网上或是来自外国新闻媒体，甚至是来自所谓的“通常可靠来源”的关于缅甸的叙述，都不能被证实，并且往往是值得推敲的，有时甚至是高度虚构的。 尽管可利用的资源日益增多，但外国政府官员可能与独立的研究人员一样对缅甸的发展一无所知。许多为大国所控的、被大肆吹嘘的收集情报的“技术手段”，仍然不太可能揭露出缅甸领导人的所思所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缅甸边陲地区的发展有时候却能得到更好的阐述。邻国的研究者可以自由采访难民、逃兵、移民以及商人。他们也借机接近叛乱分子以及定期在缅甸境内活动的援助人员。一些外国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甚至非法偷渡到缅甸实地观察缅甸境况。(116)这些基于采访和个人经历所写的报告被一些学者视为政治偏见而遭到批判。确实，有一些报告或多或少受此影响。然而，其他一些报告仍旧对特定的发展趋势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和独特的见地。一些报告使缅甸人民所面临的挑战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并激发了官方和公众对这个国家更大的兴趣。(117) 由于上述原因及存在的其他问题，自1988年以来出现了大量需要谨慎对待的涉及缅甸的材料。由于缺乏确凿可靠的事实以及对缅甸新闻真实性的质疑，许多此类报道是有待查证的。在一些例子中，研究者的观点由于带有政治偏见或证据不足而遭到否决。但是，有一些有待查证的著作却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追捧，他们无视国情的复杂，宁愿相信现在的军事政权是最糟糕的。结果，若干虚构的事情和错误的想法就在公众意识里扎根了。一些谬论出现在学术著作中，获得了本不该有的信誉，然后，这些观点又被其他出版物重复引用，开始了恶性循环。拿安全领域的几个例子来说，一些言论一直认为，缅甸不断被声称拥有生化武器，并将追求核武器权力。后一种言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猜想，即缅甸在2007年4月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与缅甸在当年5月宣布仍将计划收购俄罗斯核反应堆有直接关系。根据相同的论断，缅甸选择的运载工具将是朝鲜弹道导弹，一些活动分子声称，该导弹已经运至缅甸。(118)关于中国在缅甸建立一系列军事基地，缅甸已成为中国附庸国的报道大量出现。(119)这类言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除非研究人员被允许更进一步地接近缅甸，或者缅甸政府将其安全政策更加公开，否则真实情况还难以定论。 缅甸研究的内部分歧 变化较大的外部氛围加剧了上文提及的所有问题，自1988年以来，这种氛围就一直围绕着大部分与缅甸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让人联想起冷战白热化时期，意识形态上和学术上的紧张局面妨碍了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缅甸研究已经变得政治化和高度两极化了。军政府更改国名17年后，甚至连选用“Burma”还是“Myanmar”来称呼这个国家也被一些观察者视为一个党派政治立场的体现。 目前，公众讨论往往由缅侨、外国活动家、专家学者和当权政府的支持者所左右，其中许多人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倾向具体的施政纲领。目前，在缅甸境内外，一些人为了表达一种特定的观点而刻意隐瞒或者歪曲事实。例如，个人和团体对军政府的批判总是站在极其苛刻的角度。基于此，在他们看来，如果选择其他分析角度或解决方法，那么在论证主题时就还需斟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研究，都需要对对方观点进行批驳，指出不实和误解部分，甚至批判其双重标准。(120) 毋庸置疑，政府也受到了这些舆论和研究的影响。像英国、美国这类民主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热议的话题往往很关注，例如继续监禁昂山素季，虐待政治犯，强迫劳动和对先前的民主积极分子和少数族裔人士的人权侵犯。这些都使得一些公众人物尤其强调缅甸政权的黑暗和腐败，而忽略或者至少是淡化了那些对反对派运动或武装叛乱分子不利的事实。(121)事实上，一些政治家利用缅甸问题来压制批评和提高自己捍卫人权的声誉，因为很多缅甸问题事实并不充分，缅甸又是个孤立的国家，而且军政府本身就极其容易受到利己性的批评。 同样地，也有诸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已准备忽视缅甸长期以来的人权问题，以扩展其战略及经济利益。(122)其他国家，包括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对中国等国家的做法反应不一。例如，新加坡和泰国对缅甸问题的态度在现实利益和人权问题上是混杂的，而自1988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待军政府的政策波动很大。(123)军政府对发生在2007年9月的示威活动的粗暴回应引发了外国政府以及多边机构的极大关注，但是，它也突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缅甸局势上的不同立场。 这些政策上的分歧突出了另一种现象，即缅甸观察员间在不同层次的评论方面存在的差距。例如，外交官和学者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更加详细，学术界更倾向于广泛的战略和哲学分析，某些情况下，似乎与真实生活中残酷的现实相差甚远。(124)从另一个层面看来，与缅甸日常生活更为接近的救援人员、异见人士、活动家和其他观察员往往把重点放在直接影响其公民的更紧迫的问题上。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来弥合缅甸研究中“精英研究”和“民间研究”的差距。(125)这将有助于官方和学术分析立足于现实，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具体问题。 但在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国际上进行缅甸研究界各执己见。首要问题是围绕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采取的最佳政策方针。从广义上讲，一部分人希望对军政府施加制裁，以迫使其接受1990年投票的结果(由反对党成功当选)并重返军营。另一部分意见认为，参与到军政府的“建设性活动”更有价值，采取民主的双边政策，并希望通过经济增长和增加民间团体的发展空间使得当前存在的问题得到最终的改善。(126)迄今为止，在鼓励政府放弃其核心信念，并就主要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方面，双方均未取得成效。 针对一部分缅甸学者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不管这些关系有没有被正确地理解，他们已经被缅甸境内外活动家贴上了诸如“天真烂漫”、“亲政卫士”，甚至其他更糟糕的有失文明及令人误解的标签，这类说词甚至蔓延到学术用语中。(127)一个海外反对组织在网上列出了一份被认为是“革命的敌人”的长长的名单，这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份黑名单与当局所发布的“叛国者”及“国外叛军”手册之间的异同。(128)两份名单都包括了一些著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名字。一些受人尊敬的缅甸学者就这一话题表达了个人的观点而被公然辱骂，至少有一位因其被认为政治立场错误而受到生命威胁。 对于那些曾经遭受军政府无情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缅甸人来说，让他们忘记过去一切，在感情上不含个人偏见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需要受到缅甸和他国的尊重。 在缅甸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观点也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差异，也可能是对国际学术界公认惯例的一种误解。这些都增加了缅甸研究团体内部的不安。譬如，大部分缅甸人欢迎外国学者关注他们的国家，一些人则持否定意见。自奈温政府上台以来，缅甸政府对这种“外来文化影响”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129)然而，即使那些谋求军政府倒台的流亡人士和记者也对“在学术讲台上大谈特谈缅甸”的一些“鹰钩鼻外国人”一再痛斥。(130)这些流亡人员并不都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觉得只有“本土”缅甸人(甚至只有缅族)才能真正了解缅甸的复杂情况，或有权利表达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同样地，这些流亡人士也指责一些外国学者所撰写的关于缅甸的文章，把缅甸看作是“研究生院学习的理论模型”。(131)他们也严厉批判了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缅甸学者。这些学者的文章一直追求一种平衡和准确，但被认为是站在精英阶层的角度，而且加剧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流亡海外的记者也感到了同样的压力。(132)一份缅甸杂志指出，“对苦难深重的人民没有同情心的评论员不能称之为‘缅甸专家’”。(133)甚至有个别外国专家认为，从伦理道德因素来看，描述缅甸人民的忧虑和苦难是所有从事缅甸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134)虽然在目前敏感的政治氛围下存在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这一方法却与西方长期确立的客观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传统相违背。 另外，很多因素都对当代缅甸研究造成了影响，例如，军政府的独裁本质，当局强硬政策引发的情感波动，对国家发展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军人领导权采取最优处置方案的观点存在两极化的情况。 奈温执掌缅甸政权期间，一些外国学者有意识地对自己公开发表的评论进行自我审查，唯恐冒犯缅甸当局。(135)这未必是由于这些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怀有恻隐之心，主要还是为了确保自身能够进入这个隐遁的国家进行研究，即使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这一现象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也可以见到，政府因为一些评论家画了一幅不受军政府喜欢的作品对其采取了禁令。还有一些外国人因为同情缅甸边境的那些“叛乱者”也遭到军政府的打压。(136)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处境尤为艰难，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大多还在缅甸，更容易遭受政府的打击报复。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发表了不应时的观点，被海外的缅甸专家在网上公开谴责。 一些学者似乎并不排斥其过于具有争议的观点所带来的骂名。另一些人对这种压力却反应激烈，他们在猛烈抨击“民主圣战”的同时，积极寻求另一种研究缅甸的正统学说。(137)还有一些学者面对持续不断又毫无根据的批判时耐心地试图解释其观点。(138)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却似乎在避免发表对争议话题的评论，如布什政府对缅甸的不妥协、昂山素季的领导风格、在野党的政策、或少数民族叛乱组织的活动。(139)他们用词谨慎，言论严谨，唯恐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一场学术争论。他们甚至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历史性和符合主旋律的且没有争议的话题来研究。面对这样的境况，他们单纯地选择聚焦于争议较少的历史性及主旋律性的问题。(140) 那些积极参与到缅甸政策辩论中的学者们，或公开支持一个政治组织反对另一组织的学者们，要随时准备好会有反对的声音和攻击。当然，对于缅甸研究中各种问题的不同阐述都应该得到鼓励和促进。然而，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缅甸历史给出的解释常常并不受欢迎，报道令人不快的事实并由此提出选择性的政策措施，这些都一直受到责难，并时常受到批评。而这些批判和苛责并不是基于务实的研究和学术水平的差异，而是看研究是否符合其“政治道德标准”。 自1988年以来，缅甸一直是亚太地区内被热议的国家。由于缅甸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缅甸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在经过数10年的沉寂后，缅甸研究的学术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涉及范围上都进步明显。甚至在2007年9月的事件将缅甸推到世界的风口浪尖之前，这种学术的热情和兴趣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不仅仅学者们的缅甸研究更深入，在过去的19年，选择专门从事缅甸研究的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已显著增长。可以预见，他们将以研究人员、作家和教师的角色为将来的缅甸研究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众多私人机构以及对缅甸有兴趣的个人充实了国际上观察缅甸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搜集和整理相关研究材料，对非正式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缅甸研究在未来将会大有空间，并且非常活跃。 然而尚有许多工作要做。缅甸社会及文化的诸多方面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涉猎。例如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这类常被涉及的研究领域，仍有进一步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广阔天地。与这一区域周边其他国家相比，缅甸依然是一个世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以上的简单调查揭示出研究中存在许多空白。这些研究不仅阐明了迄今缅甸研究中尚未触及的领域，而且有利于推动将其纳入议题更为宽泛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会更容易。 总而言之，除非缅甸军政府倒台或现政府改变其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这两种情况目前都不会出现)，否则在缅甸的田野调查工作仍将存在困难。缅甸境外的研究情况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缅甸研究的地位和价值需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且也迫切需要大学和基金会的赞助。另外，尽管现在的政治气候急剧变化，对于当代缅甸发展问题空前活跃的研究和学术讨论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希望所有的缅甸观察者们，无论是学者还是非学术界人士，在研究共同感兴趣的缅甸议题时，能以学院式的、文明的方式进行，能在一个相互包容——实际上是鼓励——知识水平差异的氛围下进行。如未能如此，那么对于缅甸这个长期被忽视和误解的国家来说，研究者们要对其进行原创性的分析和全方位的观察将会异常艰难。 (原载安德鲁·赛尔斯：《现代亚洲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1—440页。) ①科林·梅特卡夫·安立奎(Colin Metcalfe Enriquez)：《缅甸的魅力》(A Burmese Enchantment)，加尔各答：塔克斯宾克公司，1916年，第6页。 ②1989年，缅甸新军人政府将国名改为Myanmar。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地方的名字也更改得更接近缅语的发音。如，Rangoon变成Yangon。为了避免混淆，本文采用旧称。然引文与文献一致。 ③区域研究有时被认为成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形式，某些学科列在人文艺术而非社会科之下。然这一分类基本上是武断的，当代亚洲(及其他地区)的研究所包含的远不止“亚洲人民日常生活的意义及活动”，而是“结合了社会学及人类文化学方面的内容”。 ④D.G.E.霍尔(D.G.E.Hall)，《1955年第一版序言》(Preface to the First[1955])，《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0年，第20页。 ⑤V.B.利伯曼(V.B.Lieberman)：《缅甸历史新解》(Reinterpreting Burmese History)，《社会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29卷，第1期(1987年1月)，第162—194页。在1824-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英国吞并了沿海地区的若开及德林达依，1852年武力夺取下缅甸并于1885年在曼德拉的又一次的军事活动中推翻了缅甸国王。 ⑥参见迈克尔·昂敦(Michael Aung-Thwin)：《早期东南亚及缅甸历史之绊》(Spirals in Early Southeast Asian and Burmese History)，《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21卷，第4期(1991年春)，第575—602页。 ⑦丁翁(Tin Ohn)：《缅语当代史，1724-1942》(Modern Historical Writing in Burmese，1724-1942)，见D.G.E.霍尔(D.G.E.Hall)主编，《东南亚历史学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85—93页。 ⑧参见迈克尔·西梅斯(Michael Symes)：《1795年印度总督大使访问阿瓦王国记事》(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Kingdom of Ava sent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the year 1795)，伦敦：部尔马公司，1800年。及圣杰尔马诺神父(Father[Vincentius]Sangermano)：《对缅甸王国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Burmese Empire,Compiled chiefly from Burmese documents)缅语汇编，第5版，伦敦苏锡尔古普塔(Susil Gupta)，1966年。圣杰尔马诺神父的著作最初于1833年在罗马发行。同样重要的还有亨利·尤尔(Henry Yule)于1856年所做的报告：《1885年阿尔瓦法庭代表团故事》(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55)和《亚瑟·菲尔的日记》(Journal of Arthur Phayre)一起出版发行，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⑨J.G.斯科特(J.G.Scott，'Shway Yoe'):《缅甸人：他的生活与理念》(The Burman:His Life and Notion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82年。另见H.G.特拉格(H.G.Trager)：《外国人眼中的缅甸：传教士对19世纪缅甸人的看法》(Burma Through Alien Eyes:Missionary Views of the Burme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孟买：亚洲出版社，1966年。 ⑩R.C.史蒂文森(R.C.Stevenson)、F.H.埃弗莱斯(F.H.Eveleth)：《贾德森英缅字典》(Judson's Burmese-English Dictionary)修订增补版，仰光：浸礼会出版公司，1986年。 (11)亚瑟·菲尔(Arthur P.Phayre)：《缅甸本土、勃固、东吁、德林达依及若开历史，从与英属印度战争初期到战争结束》(History of Burma,including Burma Proper,Pegu,Taungu，Tenasserim and Arakan，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ar with British India)，第三版，(纽约：奥古斯都-凯利，1969年)。 (12)G.E.哈维(G.E.Harvey)：《缅甸历史：英国征服的开端——从征服初期到1824年3月10日》(History of Burma: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0 March 1824,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Conquest)，第2版，伦敦：弗兰克考斯公司(Frank Cass and Co.)，1967年，另见，阿丽莎·菲利普斯(Alyssa Phillips)：《缅甸历史的浪漫与悲情：读G.E.哈维〈缅甸历史〉有感》(Romance and Tragedy in Burmese History:A Reading of G.E Harvey 's The History of Burma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缅甸研究公报》第3卷第1期(2005年春季号)。 (13)J.S.弗尼瓦尔(J.S.Furnivall)：《缅甸政治经济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ma)，仰光：缅甸书友会，1938年。另见，J.S.弗尼瓦尔(J.S.Furnivall)：《利维坦的形成：英国统治缅甸的开端》(The Fashioning of Leviathan:The Beginnings of British Rule in Burma)，《缅甸研究会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第29卷第1期(1939年4月)，第3—137页。 (14)G.H.卢斯(G.H.Luce)、佩貌丁(Pe Maung Tin)：《缅甸碑铭》(Inscriptions of Burma),第2卷，牛津：牛津出版社，1933-1939年。另见G.H.卢斯：《古缅甸：早期蒲甘》(Old Burma:Early Pagan),纽约：纽约大学，1969-1970年，及G.H.卢斯：《缅甸前蒲甘时期：语言及文化》(Phases of Pre-Pagan Burma:Languages and History),第2卷，牛津：牛津出版社，1985年。 (15)孟加拉亚洲学会于1784年成立，1829年皇家亚洲学会在伦敦成立后成为其加尔各答分会。 (16)1977年关闭之前，该学会出版文献59卷，包含136种期刊和1300多篇文章。P.M.赫伯特(P.M.Herbert)：《缅甸》(Burma)，牛津：克莱奥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 (17)参见G.W.伯顿(G.W.Bird)：《缅甸游记》(Wanderings in Burma)，伦敦：辛普金，马歇尔，汉密尔顿，肯特公司(Simpkin,Marshall,Hamilton,Kent and Co.),1897年；V.C.S.O.康纳(V.C.S.O'Connor)：《丝绸东方：缅甸生活游记记录》(The Silken East:A record of life and travel in Burma)，伦敦：哈奇逊(Hutchinson)，1904年；以及莫里斯·克里斯(Maurice Collis)：《缅甸审讯》(Trials in Burma)，伦敦：法贝尔出版社，1938年；另见S.L.凯克(S.L.Keck)：《风景如画的缅甸：英国人游记1890-1914》(Picturesque Burma:British Travel Writing 1890-1914),《东南亚研究》第35卷，第3期(2004年10月)，第387—414页。 (18)A.J.阿洛特(A.J.Allott)：《缅甸》(Burma)，见阿拉斯泰尔·丁沃尔(Alastair Dingwall)主编：《旅行者东南亚文学指南》(Traveler 's Literary Companion to South-east Asia)，布莱顿，1994年，第17页。 (19)缅甸中将蒙巴顿伯爵(Vice Admiral the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1943-1945的东南亚：盟军统帅对最高参谋部的报告》(South-East Asia 1943-1945:Report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by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再版，新德里，英语书店，1960年。同样有用的还有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缅甸：最长的战争，1941-1945》(Burma:The Longest War; 1941-1945)，伦敦：邓特萨斯，1984年：以及朱利安·汤普森(Julian Thompson)：《帝国战争博物馆丛书缅甸战争卷，1942-1945：远东胜利的重要贡献》(The Imperial War Museum Book of the War in Burma.1942-1945:A Vital Contribution to Victory in the Far East)，伦敦：塞吉维克和杰克逊(sidgwick and Jackson)，2002年。 (20)W.B.G.鲍尔钦(W.B.G.Balchin)：《二战时期的英国地理学家：一项报告》(United Kingdom Geograph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A Report)，《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第153卷，第2期(1987年7月)，第159—180页：K.H.斯通(K.H.Stone)：《地理的战时服务》(Geography's Wartime Service)，《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69卷，第1期(1979年3月)，第89—96页。 (21)参见《日治时期的缅甸》(Burm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第2卷，西姆拉：缅甸政治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Government of Burma,Simla),1943-1944年。 (22)参见H.G.狄恒(H.G.Deignan)：《缅甸——通向中国的门户》(Burma—Gateway to China)，《史密森学会战争背景研究》(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r Background Studies)第17期，华盛顿：史密森学会，1943年；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缅甸的个性》(The Burmese Personality)油印版，纽约：跨文化交流学会，1943年；还有J.L.克里斯汀(J.L.Christian)：《当代缅甸：政治经济发展调查》(Modern Burma:A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42年，《缅甸与日本侵略者》(Burma and the Japanese Invader)再版发行，孟买：萨克公司(Thacker and Co).，1945年。 (23)1940和1941年，美军授权的实用手册，教授一些“战略语言”语法及词汇。W-S.科尼恩(W.S.Cornyn)为美国陆军编写了《缅甸口语》(Spoken Burmese)，之后由纽约霍尔特出版社在1945年出版。虽然英国人可以使用战前为殖民官员编写的缅语教材，但其还是为军队出版了新参考书，诸如《缅语简短词汇》(Short Glossary of Burmese)，战争办公室，地里区总参谋部，未注明出版商，1945年。 (24)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区域研究：以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启示为例》(Area Stud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世界区域研究计划委员会，1948年。 (25)路易斯·莫顿(Louis Morton)：《国家安全和区域研究：知识界对冷战的回应》(National Security and Area Studies:The Intellectual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高等教育杂志》第34卷，第3期(1963年3月)，第142—147页。 (26)《1952年美国东南亚目标政策陈述》(1952 Policy Statement by US on Goals in Southeast Asia)，关键文献，《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第2期，多伦多：Bantam Books，1971年，第28页。东南亚条约组织的8个成员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27)R.H.泰勒(R.H.Taylor)：《国民党介入缅甸的国内外影响》(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MT Intervention in Burma)，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1973年。 (28)休·廷克(Hugh Tinker)：《缅甸联邦：独立第一年研究》(The Union of Burma:A Study of The First Years of Independ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约翰·卡迪(John Cady)：《缅甸卷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8年；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伦敦：克雷瑟特出版社(Cresset)，1962年，以及弗兰克·特拉格(F.N.Trager)：《缅甸：从王国到共和国的历史政治分析》(Burma:From Kingdom to Republic: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伦敦：保罗·摩尔(Pall Mall)，1966年。 (29)曼宁·纳什(Manning Nash)：《通往现代化的黄金大道：当代缅甸的乡村生活》(The Golden Road to Modernity: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Burm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以及曼佛德·斯宾诺(M.E.Spiro)：《缅甸超自然主义》(Burmese Supernaturalism)，费城：人类问题研究学院，1967年。 (30)貌貌派伊(Maung Maung Pye)：《炼狱里的缅甸》(Burma in the Crucible)，仰光：卡塔亚出版社(Khittaya)，1951年；貌貌博士(Dr Maung Maung)：《世界民族之林里的缅甸》(Burm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阿姆斯特丹，丹巴顿，1957年；以及巴沃(Ba U)：《我的缅甸：一位总统的自传》，(My Burma:The Autobiography of a President),纽约：泰普林格(Taplinger)，1959年。 (31)参见约翰·巴杰利(John Badgley)：《知识分子和国家前景：以缅甸为例》(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 Vision:The Burmese Case)，《亚洲概览》第9卷第8期(1969年8月)，第598—613页：以及理查德·巴特为(Richard Butwell)，《缅甸吴努》(U Nu of Burm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类似的还有约翰·巴杰利(John Badgley)：《缅甸人之间的政治：决策领导人研究》(Politics Among Burmans:A Study of Intermediary Leaders)，阿森斯：俄亥俄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70年。 (32)参见尼.尼.麦因特(Ni Ni Myint)：《缅甸反帝国主义斗争》(Burma's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1885-1895)，仰光：大学出版社，1983年。与此相关的还有貌廷安(Maung Htin Aung)：《缅甸史》(A History of Burm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 (33)这一时期出现的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是帕梅拉·古特曼(Pamela Gutman)：《古若开：5至11世纪的文化史》(Ancient Araka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the 5[th] and 11[th] centurie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未公开发表博士论文，1977年。 (34)D.I.斯坦伯格(D.I.Steinberg)：《缅甸发展之路：军人统治下的成长与意识形态》(Burma's Road Toward Development:Growth and Ideology Under Military Rule)，博尔德韦斯特维尔(Westview)，1981年，第1页。 (35)参见约瑟夫·希尔斯坦(Josef Silverstein)：《缅甸：军人统治和停滞时期的政治》(Burma: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约瑟夫·希尔斯坦(Josef Silverstein)：《缅甸政治：国家统一的困境》(Burmese Politics:The Dilemma of National Unity)，新布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以及R.H.泰勒(R.H.Taylor)：《缅甸马克思主义及阻力，1942-1945：吴登佩敏的‘战时旅行者’》(Marxism and Resistance in Burma，1942-1945:Thein Pe Myint's 'Wartime Traveller')，阿森斯：俄亥俄大学出版社，1984年。 (36)休·廷克(Hugh Tinker)主编：《缅甸：争取独立的斗争，1944-1948》(Burma: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944-1948)，2卷，伦敦：英国文书局，1983年。 (37)巴莫(Ba Maw)，：《缅甸突围：革命回忆录，1939-1946》(Breakthrough in Burma:Memoirs of Revolution,1939-1946)，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努(Nu)：《吴努：星期六的孩子》(UNu:Saturdays So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5年；以及朝藏尧未(Chao Tzang Yawnghwe)：《缅甸掸邦：一位掸族流犯的回忆录》(The Shan of Burma:Memoirs of a Shan Exile)，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1987年。 (38)本杰明J.施瓦兹(Benjamin J.Schwartz)：《主席报告：区域研究是一门重要学科》(Presidential Address: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亚洲研究》第40卷第1期(1980年11月)，第15页。 (39)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于1956年出版了弗兰克·特雷格(Frank Trage)的一项主要研究。修订版和新版于1968年和1971年出版。最新发展是F.M.邦吉(F.M.Bunge)主编：《缅甸：一个国家的研究》(Burma:a country study)，华盛顿：美利坚大学，1983年。该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再版，但这一项目由于资金不足而中止。 (40)1898-1985年间，有285部论文将缅甸视为其首要关注点，其中美国96部，苏联67部，英国40部，德国26部，最后印度和法国分别是14部和12部。F.J.舒尔曼(F.J.Shulman)：《缅甸：国际博士论文研究注解书目指南，1898-1985》(Burma:An Annotated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International Doctoral issertation Research,1898-1985)，兰哈姆：美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 (41)R.A.摩斯(R.A.Morse)和H.L.洛尔克(H.L.Loerke)主编：《缅甸：研读指南》(Burma:A Study Guide)，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出版社，1988年。 (42)R.H.泰勒(R.H.Taylor)：《评约瑟夫·西尔弗斯坦编〈缅甸独立40年：六项评价〉》(Review of Josef Silverstein(ed.)，Independent Burma at Forty Years:Six Assessments)，《亚洲研究》第49卷第3期(1990年8月)，第708页。 (43)据2006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对D.I.斯坦伯格(D.1.Steinberg)教授的采访，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国家超过25名学生的博士论文(英文)关注与缅甸相关的事件。 (44)然而，缅甸政府允许一位昂山素季传记的作者在缅甸进行研究，希望她能写出一本支持军政府的书。见芭芭拉·维克托(Barbara Victor)：《一位伟大的女性：昂山素季，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缅甸的囚犯》(The Lady:Aung San Suu Kyi,Nobel Laureate and Burma's Prisoner)，波士顿：费伯出版社，1998年。更近的一部传记是贾斯丁·温特尔(Justin Wintle)：《完美人质：昂山素季的一生》(Perfect Hostage:A Life of Aung San Suu Kyi)，伦敦：哈奇逊，2007年.昂山素季自己的作品及思想也分别结集出版，尤其是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主编：《无所畏惧的自由集》(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伦敦：尤金，1991年；以及与艾伦·克莱蒙特(Alan Clement)合著：《希望之声》(The Voice of Hope)，纽约：七个故事出版社，1997年。 (45)参见阿德斯·茂·颂牧(Ardeth Maung Thawnghmung)：《柚木窗帘背后：缅甸农村的独裁主义、农业政策以及政治合法性》(Behind The Teak Curtain:Authoritarianism,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Rural Burma/Myanumar)，伦敦：开根—保罗出版公司，2004年。 (46)审查制度甚至涉及至文学作品和卡通领域。参见安娜·阿洛特(Anna Allott)：《重描，剔除：缅甸讲述者和审查员》(Inked Over,Ripped Out:Burmese Storytellers and the Censors)，纽约：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re),1993年。 (47)参见《1947年宪法及民族》(The 1947 Constitution and The Nationalities)，2卷，仰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和阿瓦出版社，1999年。 (48)参见《当前视角下的传统：缅甸及东南亚研究会议议程，仰光，1995年11月15—17日》(Traditions in Current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Myanmar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5-17 November1995)，仰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1996年。 (49)参见马特尔·昂塞(Matrii Aung Thwin)：《一个叛逃者叙述的族谱：殖民地缅甸的法律、民族和文化》(Genealogy of a Rebellion Narrative:Law,Ethnology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Burma)，《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34卷(2003年)，第393—419页。 (50)主要来自于兰德公司以及一些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使缅甸研究计划又持续了20年。 (51)这些研究中心的有用目录可在J.D.里雅各(J.D.Legge)：《东南亚历史作品》(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见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主编：《剑桥东南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卷，第16页。 (52)参见特雷弗·威尔逊(Trevor Wilson)主编：《缅甸民族和解任重道远》(Myanmar's Long Roadto National Reconciliation)，堪培拉：亚太出版社，2006年。 (53)《缅甸经济观察》，参见http://www.econ.mq.edu.au/burma_economic_watch。 (54)参见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澳大利亚与殖民地缅甸的接触，1886-1947》(Australian Contacts with Colonial Myanmar1886-1947)，《缅甸历史研究》(Myanmar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第6期(2000年12月)，第44—45页。 (55)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极恶非道：缅甸的民主斗争》(Outrage: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89年；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缅甸共产党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urma(CPB))，伊萨卡：康奈尔大学，1990年；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反抗中的缅甸：1948年以来的鸦片及叛乱》(Burma in Revolt: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清迈：斯科沃，1999年；以及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缅甸：叛乱及叛乱政治》(Burma: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Insurgency)，伦敦：泽德(Zed，)1999年。 (56)尽管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有各自的议程安排，但诸如克伦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以及全球见证等组织都发行了关于缅甸近况的有用作品，尤其是关于这个国家少数民族控制地区近况的作品。 (57)该选集可能包含诺曼·路易斯(Norman Lewis)：《金色的地球：缅甸游记》(Golden Earth:Travels in Burma)，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1952年；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穿裤子的人们：帝国阴影下的缅甸记事》(The Trouser People:A Story of Burma—In the Shadow of the Empire)，华盛顿：康特珀特，2002年；以及艾玛·拉金(Emma Larkin)：《秘史：在缅甸茶馆遇到乔治-奥威尔》(Secret Histories: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a Burmese Teashop)，伦敦：约翰.穆勒，2004年。 (58)参见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翡翠大地：从印度穿越缅北进入中国的旅程》(Land of Jade:A Journey from India through Northern Burma to China)，曼谷：白兰花(White Orchid)，1996年；谢尔比·塔克(Shelby Tucker)：《叛乱者之间：穿越缅甸》(Among Insurgents:Walking Through Burma)，伦敦：拉德克利夫出版社，2000年；以及伊迪斯·米兰特(Edith Mirante)：《沿鼠洞而下：缅甸边境的秘密探险》(Down The Rat Hole:Adventures Underground on Burmas Frontiers)，曼谷：白兰花(White Orchid)，2005年。 (59)该范畴值得一提的作品有VB.利伯曼(V.B.Lieberman)：《缅甸的行政周期：无政府及征服，1580-1760》(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Anarchy and Conquest,1580-176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迈克尔·昂泰(Michael Aung Thwin)：《蒲甘：当代缅甸的起源》(Pagan:The Origins of Modern Burm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以及M.W.查尼(M.W.Charney)：《高效学习：缅甸末代王朝的佛教文人及军权，1752-1885》(Powerful Learning:Buddhist Literati and the Throne in Burma's Last Dynasty 1752-1885)，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2006年。 (60)显而易见的例子有威廉姆·斯利姆(William Slim)：《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伦敦：卡塞尔(Cassell)，1956年；以及G.M.弗雷泽G M.Fraser：《这里的地区安全：缅甸战争回忆录》(Quartered Safe Out Here:A Recollection of the War in Burma)，伦敦：哈维尔(Harvill)，1992。 (61)代表作有丹敏吴(Thant Myint-U)：《当代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迈克尔·昂敦(Michael Aung Thwin)：《孟族迷雾：低地缅甸的传说》(The Mists of Ramanna:The Legend That Was Lower Burm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另见尼.尼.麦特(Ni Ni Myint)：《1945年以来的缅甸历史编纂》(Myanmar Historiography Since 1945)，见阿布·塔里布.阿曼德(Abu Talib Ahmad)和陈绿漪(Tan Liok Ee)主编：《东南亚历史新领域》(New Terrains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3—140页。 (62)参见E.萨卡杨茨(E.Sarkisyanz)：《缅甸革命的佛教背景》(Buddhist Backgrounds of the Burmese Revolution)，海牙：霍夫出版社，1965年；以及D.E.史密斯(D.E.Smith)：《缅甸的宗教和政治》(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 (63)该时期实用的调查可参见RH.泰勒(R.H.Taylor)：《一个未开发的国度：当代缅甸政治研究》(An Undeveloped State:The Study of Modern Burma)，见J.G.泰勒(J.G.Taylor)和安德鲁·特顿(Andrew Turton)主编：《“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东南亚》(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Southeast Asia)，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8年，第33—47页。 (64)参见卢西恩·派伊(Lucien Pye)：《政治、人物及国家建设：缅甸的自我探索》(Politics,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Search for Identi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以及貌貌基(Maung Maung Gyi)：《缅甸人的政治观：独裁主义的社会政治根源》(Burmese Political Values:The Socio-Political Roots of Authoritarianism)，纽约，普瑞爵出版社，1983年。 (65)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用来阐述这一趋势的3本著作是《缅甸：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Burma:A Socialist Nation of Southeast Asia)，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87年；《缅甸：缅联邦国家》(Burma:The State of Myanmar)，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缅甸动荡：缅甸斗争的合法性》(Turmoil in Burma:Contested Legitimacies in Myanmar)，诺沃克；东桥出版社，2006年。另见廷貌貌谭(Tin Maung Maung Than)：《缅甸的国家统治：工业化中的政治经济学》(State Dominance in Myanma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ization)，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7年。 (66)W.C.约翰斯顿(W.C.Johnstone)：《缅甸的外交政策：中立主义研究》(Burma's Foreign Policy:A Study in Neutralism)，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梁迟杉(Chi-shad Liang)：《缅甸的对外关系：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中立主义》(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普瑞爵出版社，1990年；以及尤根·汉克(Jurgen Haacke)：《缅甸的外交政策：国内影响和国际内涵》(Myanmar's Foreign Policy:Domestic influences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2006年。 (67)见泰汉(Than Han)《共同愿景：缅甸区域展望》(Common Vision:Burmas Regional Outlook)，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出版社，外交政策研究所，1988年。 (68)参见茂安迈(Maung Aung Myoe)：《非友非敌：仰光视角下1988年以来的泰缅关系》(Neither Friend Nor Foe:Myanmar'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Since 1988:A View From Yangon)，新加坡：南羊理工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2002年；瑞纳德艾·格瑞特(Renaud Egreteau)：《向统帅示爱：印度的新对缅政策》(Wooing the Generals:India's New Burma Policy)，新德里：人文科学中心，2003年；多纳得·斯汀(Donald Seekins)：《1940年以来的缅甸和日本：从“共同繁荣”到“安静对话”》(Burma and Japan Since 1940:From 'Co-Prosperity' to 'Quiet Dialogue'),哥本哈根：北欧亚洲研究所，2007年。 (69)参见穆特安·阿拉咖帕(Muthiah Alagappa)主编：《亚洲安全实践：实质性和观念性影响》(Asian Security Practice: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丁貌貌丹(Tin Maung Maung Than)撰写的章节；以及穆特安·阿拉咖帕(Muthiah Alagappa)主编：《亚洲军事专业主义：概念上和经验上的观察》(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in Asia: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檀香山：美国东西中心，2001年。与此相关的还有德斯蒙德·波尔(Desmond Ball)：《缅甸的军事秘密：从二战到内战再到网络战的信号情报》(Burmas Military Secrets:Signals Intelligence(SIGINT)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Civil War and Cyber Warfare)，曼谷：白莲花出版社，1998年。 (70)M.P.卡拉汉(M.P.Callahan)：《树敌：缅甸的战争及国家建设》(Making Enemies: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 (71)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武装部队的转型：1988年以来的缅甸军事力量》(Transforming the Tatmadaw:The Burmese Armed Forces Since 1988)，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1996年；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的军事力量：没有荣耀的力量》(Burmas Armed Forces:Power Without Glory)，诺沃克：东桥出版社，2002年；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的北韩策略：区域安全挑战？》(Burma's North Korean Gambit:A Challenge to Regional Security?)，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2004年。 (72)丁貌貌丹(Tin Maung Maung Than)：《勾画缅甸人类安全挑战轮廓》(Mapping the Contours of Human Security Challenges in Myanmar)，见N.甘尼申(N.Ganesan)和凯亚·因·汉莱(Kyaw Yin Hlaing)主编：《缅甸：国家、社会和种族》(Myanmar:State，Society and Ethnicity)，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2007年，第172—218页。 (73)早期的一部作品是J.R.安德鲁斯(J.R.Andrus)：《缅甸经济生活》(Burmese Economic Lif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关于缅甸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参见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缅甸三角洲：在亚洲稻谷前沿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变，1852-1941年》(The Burma Delt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1852-1941)，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4。 (74)参见麦雅·泰安(Mya Than)、J.L.H.谭(J.L.H.Tan)主编：《缅甸困境和选择：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的挑战》(Myanmar Dilemmas and Options: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1990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1990年；妙貌(Mya Maung)：《缅甸的贫困之路》(The Burma Road to Poverty)，纽约：普瑞爵出版社，1991年：以及妙登(Myat Thein)：《缅甸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yanmar)，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2004年。 (75)丁貌貌丹(Tin Maung Maung Than)：《缅甸的能源部门：依赖于天然气》(Myanmar's Energy Sector:Banking on Natural Gas)，见《南洋问题研究2005》(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5)，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2005年，第257—289页：玛丽·拉尔(Marie Lall)，《管道外交时期的印缅关系》(Indo-Myanmar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Pipeline Diplomacy)，见《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第28卷，第3期(2006年12月)第424—446页。 (76)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缅甸高地的政体：克钦社会结构研究》(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伦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4年。 (77)参见朱莉安·斯科伯(Juliane Schober)：《缅甸的佛崇拜：从社会团体的孤立实践到文化霸权》(Venerating the Buddha's Remains in Burma:From Solitary Practice to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Communities')，见《缅甸研究》(Journal of Burma Studies)第6卷(2001)，第111—140页；以及朱莉安·斯科伯(Juliane Schober)：《佛教的公正统治和缅甸民族文化：国家队缅甸内的中国佛牙的赞助》(Buddhist Just Rule and Burmese National Culture:State Patronage of the Chinese Tooth Relic in Myanmar)，《世界宗教》(History of Religions)，第36卷，第3期(1997年2月)，第218—243页。 (78)包括西尔维娅·弗雷泽·鲁(Sylvia Fraser-Lu)：《缅甸的手腕：过去和现在》(Burmese Crafts:Past and Present)，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另见唐纳德.M·斯坦纳(Donald M.Stadtner)：《缅甸的艺术：新研究》(The Art of Burma:New Studies)，孟买：玛格(Marg)，1999年。 (79)阿什利·苏斯(Ashley South)：《缅甸：危机转移的变化本质》(Burma:The Changing Nature of Displacement Crises)，牛津：难民研究中心，2007年；以及H.J.朗(H.J.Lang)：《恐惧和庇护：泰国的缅甸难民》(Fear and Sanctuary:Bur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 (80)M.P.卡拉汉(M.P Callahan)：《缅甸少数民族城邦的政治权威：转移、占有和共存》(Political Authority in Burma's Ethnic Minority States:Devolution,occupation and coexistence)，华盛顿：东西中心，2007年。另一观点可参考《按规发展：贫瘠的政治和克伦帮的控制》(Development by Decree:The politics of poverty and control in Karen State)，美索镇：克伦人权组织，2007年。“Burman”指代的是缅甸占有优势地位的语言族群。 (81)参见阿什利·苏斯(Ashley South)：《孟族的民族特性和缅甸内战：金谢尔德雷克》(Mon Nationalism and Civil War in Burma:The Golden Sheldrake)，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3年：阿什利·苏斯(Ashley South)：《克伦民族群体：多样化带来的困局》(Karen Nationalist Communities:The "Problem" of Diversity)，见《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第29卷，第1期，2007年，第55—76页；柯蒂斯·兰伯瑞(Curtis Lambrecht)、格雷戈·费里(Greg Fealy)、弗吉尼亚·胡克(Virginia Hooker)主编：《东南亚回教徒之声：当代参考资料》(Vo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A Contemporary Sourcebook)，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6年。该领域两份近期的贡献是迈可·格雷佛斯(Mikael Gravers)主编：《缅民族多样性探索》(Exploring Ethnic Diversity in Burma)，哥本哈根：北欧亚洲研究所，2007年；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冲突的国度：缅甸少数民族冲突的动机》(State of Strife: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nflict in Burma)，华盛顿：东西中心，2007年。 (82)彼特·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诺比·奥卡瓦拉(Nobuo Okawara)：《日本、亚太安全以及折衷主义案例分析》(Japan,Asia-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见《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26卷，第3期(2001年-2002年冬)，第183页。 (83)里雅各(Legge)：《东南亚史》(The Writing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第一卷，第20页。这一主题在J.D.里雅各(J.D.Legge)：《东南亚史和社会科学》(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以及C.D.考恩(C.D.Cowan)、O.W.沃尔特斯(O.W.Wolters)：《东南亚历史和历史编撰：谨赠与霍尔》(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Essays Presented to D.G.E.Hall，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388—404页中都有详尽阐述。 (84)基梅岗(Kyi May Kaung)：《缅甸研究的理论、范例及模式》(Theories,Paradigms,or Models in Burma Studies)，《亚洲研究》(Asian Survey)，第35卷，第11期(1995年11月)，第1030—1041页。 (85)参见L J.瓦林斯基(L.J.Walinsky)：《缅甸的经济发展，1951-1960年》(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纽约：二十世纪基金组织，1962年。 (86)参见克里斯托弗·伦恩(Christopher Len)、约翰·阿尔文(Johan Alvin)：《缅甸弊病：寻求对症下药》(Burma/Myanmar's Ailments:Searching for the Right Remedy)，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丝路报，2007年。 (87)该报告来自国际危机组织，例如，涵盖了当今缅甸诸多方面并为缅甸相关政策服务.参见《缅甸：人道主义援助政治》(Myanmar: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 Aid)，《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ICG Asia Report)，第32期，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2002年；以及《缅甸：制裁、承诺或另一前进之路》(Myanmar:Sanctions,Engagement or Another Way Forward)，《国际危机组织报告》(ICG Asia Report)，第78期，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2004年。 (88)‘编者按’(Editors' Introduction)，《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卷，第1期(2005年1月)，第1—2页。 (89)P.J.卡赞斯坦(P.J.Katzenstein)：《地区及区域研究在美国》(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政治科学及政治》(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附录，第34卷，第4期(2001年12月)，第789页。 (90)V.L.拉斐尔(V.L.Rafael)：《美国区域研究文化》(The Cultur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社会文本》(Social Text)第41期，1994年冬季号，第91页；因对这一国家指名道姓而被指控的是R.H.泰勒(R.H.Taylor)：《缅甸》(The State in Burma)，伦敦：赫斯特公司，1987年。 (91)E.W.赛义德(E.W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92)曼纽尔·萨卡斯杨兹(Manuel Sarkisyanz)：《孔雀、宝塔和霍尔教授：对坚持使用历史编纂学分析英国在缅殖民的评论》(Peacocks，Pagodas and Professor Hall:A Critique of the Persisting Use of Historiography as an Apology for British Empire-Building in Burma)，阿森斯：俄亥俄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72年。另见迈克尔·昂·泰(Michael Aung-Thwin)：《早期缅甸历史编纂学中的神话与历史：范例、原始文献与偏》(Myth and History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arly Burma:Paradigms,Primary Sources，and Prejudices)：阿森斯：俄亥俄大学，1998年；以及迈克·亚达斯(Michael Adas)：《帝国修辞与现代史学：殖民前后缅甸的底层社会》(Imperial Rhetoric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The Case of Lower Burma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quest)，《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72年第3卷，第175—192页。 (93)迈克尔·昂·泰(Michael Aung-Thwin)：《缅甸教会普遍主义、民主圣战组织以及东方学者形象：新福音传道》(Parochial Universalism,Democracy Jihad and the Orientalist Image of Burma:The New Evangelism)，《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74卷，第4期(2001-2002年冬)，第483—505页。另见R.H.泰勒(R.H.Taylor):《缅甸模糊的突破》(Burma's Ambiguous Breakthrough)，《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1卷，第4期(1990年秋)，第62—72页。 (94)参见大卫·布朗(David Brown)：《东南亚国家和族群政治》(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主编：《东南亚政治合法性：追求道德权威》(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The Quest for Moral Authority)，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肯·布斯(Ken Booth)、罗素·特鲁德(Russell Trood)主编：《亚太地区的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麦克米伦，洪德米尔，(Macmillan，Houndmills)，1999年。 (95)P.J.卡赞斯坦(P.J.Katzenstein)：《地区及区域研究在美国》(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政治科学及政治》(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附录，第34卷，第4期(2001年12月)，第789页。 (96)参见马丁·杰斯马(Martin Jelsma)、汤姆·克莱默(Tom Kramer)及皮特·维斯特(Pietje Verves)主编：《三角地区的困境：缅甸的鸦片和冲突》(Trouble in the Triangle:Opium and Conflict in Burma)，清迈：斯科沃(Silkworm)，2005年。 (97)艾伦·杜邦(Alan Dupont)：《岌岌可危的东南亚：安全的跨境挑战》(East Asia Imperiled: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o Securit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此书对与缅相关事件进行了妥善叙述。其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东南亚好战的回教徒：恐怖活动的考验》(Militant Islam in Southeast Asia:Crucible of Terror)，博尔德：林瑞那(Lynne Rienner,Boulder)，2003年。 (98)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预见的叛逆：对欧洲殖民秩序的世纪反抗运动》(Prophets of Rebellion:Millenarian Protest Movements against the European Colonial Order)，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种族及反抗，1942-1945年》(Race and Resistance in Burma,1942-1945)，见J.D.勒苏尔(J.D.Le Sueur)主编：《殖民化解体专题文集》(The Decolonisation Reader)，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3年；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中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起源及其传播的看法》修订版(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伦敦：费斯(Verso)，1996年。 (99)参见莱姆.J.约克(Lim Joo-Jock)、S.瓦尼(S.Vani)主编《东南亚的武装分裂主义》(Armed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一书中由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和乔·维特(Jon Wiant)所负责的章节，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 (100)L.W.派伊(L.W.Pye)：《缅甸政治军队》(Th Army in Burmese Politics),见J.J.约翰逊(J.J.Johnson)主编：《军队在欠发达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以及摩西·里萨克(Moshe Lissak)：《军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泰国和缅甸的文武关系》(Military Roles in Modernization: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ailand and Burma)，比弗利山庄：萨基(Sage，Beverly Hills)，1976年。 (101)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缅甸历史遗留的军人政治：缅甸的经历》(Army Politics as a Historical Legacy:the experience of Burma)，见吉斯·库宁(Kees Koonings)、德科·科瑞特(Dirk Kruijt)主编：《政治军队；民主时期的军人及国家建设》(Political Armies:The Militar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Age of Democracy)，伦敦：泽得(Zed)，2002年。 (102)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103)L.W派伊(L.W.Pye)：《亚洲力量及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约翰·凯恩(John Kane)：《道德资本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ral Capital)，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斯蒂芬·麦卡锡(Stephen McCarthy)：《新加坡和缅甸暴政的政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和披着仁慈外衣的专制》(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yranny in Singapore and Burma:Aristotle and the rhetoric of benevolent despotism)，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 (104)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政治科学与东南亚地区研究》(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Area Studie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26卷，第4期(1974年7月)，第560—575页。 (105)V.L.拉斐尔(V.L.Rafael)：《美国区域研究文化》(The Cultur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社会文本》(Social Text)第41期，1994年冬季号，第95页。 (106)布鲁斯·瓦菲德(Bruce Swaffield)：《极度压制新闻工作者的缅甸》(Burma among most oppressive for journalists)，《鹅毛笔》(The Quill)第94卷，第3期(2006年4月)，第41页。由于军事政变，2004军事情报工作垮台，这或许给缅甸带来一段时间自由的氛围，但自那以后军人政府出台了大量附加的控制措施。美国政府问责局向对外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国际组织：援助项目在缅受约束》(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ssistance Programs Constrained in Burma)，华盛顿特区：美国众议院，2007年4月。 (107)莫妮卡·斯基德尔摩(Monique Skidmore)：《卡拉ok法西斯主义：缅甸与恐惧政治》(Karaoke Fascism:Bur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8)参见《2005年缅甸的互联网过滤：一个国家的研究》(Internet Filtering in Burma in 2005:A Country Study)，见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burma。 (109)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说，缅甸一直位居世界最腐败国家的行列。《缅甸腐败再创新低》(Burma hits new low in corruption)，BBC新闻，2007年9月。 (110)玛丽·卡拉汉(Mary Callahan)：《缅甸研究日：抑或是，近乎绝迹生物的浮生一日：一位外国研究者在缅甸》(Burmese Research Days:Or; A Day in the Life of a Nearly Extinct Life-Form:A Foreign Researcher in Burma)，《东南亚项目公报》(Southeast Asia Program Bulletin)，康奈尔大学，1994年春，第2—4页。 (111)参见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变化世界中的缅甸：透过深色眼镜》(Burma in a Changing World:Through a Glass Darkly)，《澳大利亚季刊：当代分析》(AQ: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nalysis)，第75卷，第4期(2003年7—8月)第15—21页；以及《缅甸：军事政权的世界观》(Myanmar:The Military Regimes View of the World),《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ICG Asia Report)第28期，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2001年。与此相关的还有R.H.泰勒(R.H.Taylor)：《缅甸：政治领导，安全观念与政策》(Burma:Political Leadership,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见默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蔡·安三木达珈(Chai-Anan Samudavanija)主编：《领导观念及国家安全》(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1989年。 (112)貌昂谬(Maung Aung Myoe)：《通向内比都的路：缅政府迁都决议的意义》(The Road to Naypyitaw:Making Sense of the Myanmar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Move its Capital)，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2006年；以及克莱夫·帕克(Clive Parker)：《缅甸秘密首都内部》(Inside Myanmar's Secret Capital，《亚洲时报》(Asia Times)，2006年10月28日。 (113)古斯塔夫·霍特曼(Gustaaf Houtman)：《缅甸危机政治的精神文化：昂山素季与全国民主联盟》(Mental Culture in Burmese Crisis Politics:Aung San Suu Kyi and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院，1999年，第26—27页。 (114)虽然缅甸的中坚分子以及城市里的西方工商业界可以向外来研究者提供大范围的有效信息，但从生活在乡下或游走在国家边界的80%的缅甸人哪里可以获得不同的视角。 (115)3家最著名的外籍通讯社分别是伊洛瓦底(总部设于清迈)，密希玛(总部设于新德里)，以及缅甸民主之声(总部设于奥斯陆)。也存在诸如掸族先驱新闻社等一些小的组织。 (116)对该问题的其中一种看法，可参见桑顿(Thornton)：《躁动不安的灵魂：泰缅边境的谋逆者、避难者、医生以及不合时宜的人》(Restless Souls:Rebels,Refugees,Medics and Misfits on the Thai-Burma Border)，曼谷：亚洲书店，2006年。 (117)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包含《了无希望：掸邦的暴力拆迁与非法杀戮》(Dispossessed:Forced Relocation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in Shan State)，清迈：掸邦人权基金会，1998年；《狼狈为奸：掸邦的缅军与贩毒》(Hand in Glove:The Burma Army and the Drug Trade in Shan State)，清迈：掸族先驱新闻社，2006年；《被毒害的花：缅甸德昂族妇女日益深重的毒瘾影响》(Poisoned Flowers:The impacts of spiralling drug addiction on Palaung women in Burma)，美索镇：德昂妇女联盟，2006年；《恐怖的国度：缅甸局政府统治下克伦邦妇女遭受不间断的强奸、谋杀、拷打以及强迫劳动》(State of Terror:The ongoing rape,murder,torture and forced labour suffered by women liying under the Burmese military regime in Karen State),夜沙良：克伦妇女组织，2007年；《黑暗之谷：哈谷旺山谷的采金业及军事化管理》(Valley of Darkness:Gold Mining and Militarization in Burma's Hugawng Valley)，清迈：克钦发展交流组织，2007年：以及《从财富到泪水：缅甸勃固地区的采矿、筑坝、采伐(Turning Treasure Into Tears:Mining,Dams,and Deforestation in Shwegyin Township，Pegu Division，Burma)，清迈：国际地球权益组织，2007年。 (118)详尽探讨这一主题的是，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与核扩散：政策及理念》(Burma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Policies and Perceptions)，《区域展望》(Regional Outlook)第12期，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格里菲斯大学研究所，2007年。 (119)参见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中国与军事基地神话》(Burma,China and the Myth of Military Bases)，《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2007年第3卷，第3期，第279—307页。 (120)参见欧洲委员会独立报告《支持缅甸民族和解进程：挑战及回应》(Supporting Burma/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rocess:Challenges and Responses)所引发的争议，2005年1月，见http://www.ibiblio.org/obl/docs3/Independant_Report-Burma_Day.htm。 (121)在一份主要报告中，人权观察不同寻常地关注了缅甸军队及少数民族军队的童子军。《我的枪与我一样高：缅甸的童子军》(M Gun Was As Tall As Me:Child Soldiers in Burma)，纽约：人权观察，2002年，第110—157页。 (122)参见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缅甸的秘密军事伙伴》(Burma's Secret Military Partners)，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2000年。 (123)D.I.斯坦伯格(D.I.Steinberg)：《美国及其同盟：缅甸政策难题》(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The Problem of Burma/Myanmar Policy)，《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第29卷，第2期(2007年)，第219—237页。 (124)《缅甸：人道主义援助的新威胁》(Myanmar:New Threats to Humanitarian Aid)，《亚洲简报》(Asia Briefing)第58期，布鲁塞尔：国际危机组织，2006年，该文的发表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参见叶尼(Yeni)、爱德华·布莱尔(Edward Blair)编：《OSI总统声称，国际危机组织的扭曲与误导》(ICG Briefing Distorts and Misleads，Says OSI President)，伊洛瓦底，2007年1月23日；以及阿耶·内尔(Aryeh Neier)：《国际危机组织对OSI在亚洲简报58号文件批判的回应，缅甸：人道主义援助的新威胁》(Crisis Group Response to OSI Critique of Asia Briefing No.58,Myanmar:New Threats to Humanitarian Aid),2007年1月17日。 (125)D.S.马蒂逊(D.S.Mathieson)：《为缅甸现实而竞争》(Competing for Reality in Burma),《全球知识》(Global Knowledge)，第2期(2006年11月)，第57—61页。 (126)对制裁进行争论的另一方观点可参见约翰·巴杰利(John Badgley)主编：《与缅甸和解：缅美关系短论》(Reconciling Burma/Myanmar:Essays on US Relations with Burma)，《亚洲研究局政策分析》(NBR Analysis)第15卷，第1期(2004年3月)；以及《欧盟与缅甸：针对性制裁案例》(The European Union and Burma:The Case for Targeted Sanctions)，英国缅甸运动，伦敦，2004年。 (127)莫妮卡·斯基德尔摩(Monique Skidmore)：《深入缅甸的学术、主张及政治：对海伦·詹姆斯的回应》(Scholarship,Advocacy.and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in Burma(Myanmar)：A Response to Helen James),《澳大利亚人类学期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7年第18卷第1期，第95—96页。 (128)叶尼(Yeni)：《欲卖黑名单》(A Blacklist Goes on Sale)，伊洛瓦底，2006年6月14日；以及《缅甸耐旺(Naing-Ngan)内部的部下叛逆阴谋和海外叛国军》，仰光：缅甸新闻部，1989年。 (129)参见钦纽在第11届缅甸传统文化艺术表演比赛上的讲话，《缅甸新光报》，2003年1l月4日，见http://www.myan.mar.gov.mm/NLM-2003/enlm/Nov04_h2.html。 (130)康巴赞·温(Kanbawza Win)：《站在美方立场的一些澄清》(Some Clarification on the Need for US)，《考瓦新闻》(Kao Wao News)，2003年5月14—29日，第44号，来自http://www.ibiblio.org/obl/docs/KW44.htm；另见康巴赞.温(Kanbawza Win)：《国际危机组织的危机》(Crisi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迷兹玛新闻(Mizzima News)，2002年12月。 (131)《我们是人类》(W Are Human Beings)，伊洛瓦底，2006年11月6日。 (132)丽莎·布鲁特(Lisa Brooten)：《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暴力及新闻业：缅甸案例研究》(Political Violence and Journalism in a Multiethnic State:A Case Study of Burma),《交流咨询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nquiry)，第30卷，第4期(2006年10月)，第354—373页。 (133)叶尼(Yeni)：《“专家”谁应该发言》("Experts" Who Should Now East Their Words)，伊洛瓦底，2007年9月20日。 (134)莫妮卡·斯基德尔摩(Monique Skidmore)：《深入缅甸的学术、主张及政治》(Scholarship,Advocacy,and the Politics of Engagement in Burma(Myanmar))，见维多利亚·桑福德(Victoria Sanford)、阿赛尔·安吉·阿贾尼(Asale Angel-Ajani)主编：《忙碌的观察者：人类学、主张及行动主义》(Engaged Observer:Anthropology,Advocacy,and Activism)，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59页。 (135)R.A.摩斯(R.A.Morse)和H.L.洛尔克(H.L.Loerke)主编：《缅甸：研读指南》(Burma:A Study Guide)，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出版社，1988年，《引言》(Introduction)。 (136)值得一提的著作是克里斯蒂娜·芬克(Christina Fink)：《沉默生活：军人统治下的缅甸》(Living Silence:Burma under Military Rule)，伦敦：泽德图书(Zed Books),2001年。另见安德鲁·塞尔斯(Andrew Selth):《贝蒂尔·林特纳与缅甸研究状况》(Bertil Lintner and the State of Burma Studies)，《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第15卷，第2期(1991年11月)，第265—271页。 (137)昂敦(Aung-Thwin)：《狭隘的普遍性、民主圣战组织东方学者对缅甸的想象：新福音主义》(Parochial Universalism，Democracy Jihad and the Orientalist Image of Burma:The New Evangelism)，第483—505页。 (138)参见D.I.斯坦伯格(D.I.Steinberg)：《减小缅甸的不良影响》(Minimising the Miasma in Myanmar)，《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2007年1月18日，详见http://www.fpif.org/fpiftext/3916。 (139)康亚·因·朗(Kyaw Yin Hlaing)：《缅甸昂山素季女士传记回顾》(Aung San Suu Kyi of Myanmar:A Review of the Lady's Biographies)《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第29卷，第2期(2007年)，第359—376页。 (140)与此相关的是D.S.马蒂逊(D.S.Mathieson)：《浮华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伊洛瓦底，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