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诗人朱威戴的诗剧创作：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剧论文,埃及论文,诗人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拉伯文学史上过去没有戏剧，直至19世纪30年代，接触了英、法文学的学子们才将其引进阿拉伯世界，使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注：舒克利·伊亚德：《一管之见——文学的文化阐释》，埃及图书总局1978年版，32页。）最初的戏剧主要是对西方戏剧的翻译介绍，其对话常使用土语。（注：雷夫阿特·萨拉姆：《阿拉伯诗剧》，埃及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28页。）在埃及，最先创作诗剧的是近代诗王艾哈迈德·绍基。他将埃及和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些故事编写成诗剧，将诗歌和戏剧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了起来。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有很多成功之处，而且，他的诗歌语言被公认是一流的。但是，评论界一致认为，他所创作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因为戏剧与小说和诗歌不同，主要靠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示事件的矛盾冲突。而他的戏剧情节却常常通过主人公大段的自白和介绍来推进，另外，他有时混淆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悲剧和喜剧也无明显区别，给人凌乱的感觉。（注：穆罕默德·古奈米：《奥扎里派和苏菲派的情感生活》，埃及振兴出版社1976年版，117页。）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也有过类似的努力，后来几十年间有更多的人想在这个领域一试，但是基本上没有超过绍基。直到20世纪40年代，巴克西尔（注：阿里·艾哈迈德·巴克西尔：《从个人体验看诗歌创作》，埃及图书出版社1985年版，7页。）在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后，模仿莎翁创作了以埃及女王爱赫娜终·娜法尔锑锑为名的戏剧，才将诗剧的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戏剧被公认为是名符其实的，主题突出，情节连贯，剧情发展合乎情理。但是，巴克西尔采用的诗歌语言遭到人们普遍的反对。他没能很好体现阿拉伯诗美的原则。剧中人物的对话单调平淡。所有人物语言几乎都采用一个极为简单的“循环律”，（注：循环律：阿拉伯16种古诗韵律之一。）而且还不够规范。这使诗歌界怀疑，首先怀疑他本人对阿拉伯传统格律诗艺术的驾驭能力，其次怀疑戏剧能否用古老而完善的阿拉伯诗歌语言来表达。
之后，埃及作家中在诗剧方面作出贡献的有马哈茂德·古奈姆、阿齐兹·阿巴扎、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萨拉哈·阿卜杜·苏布尔、易卜拉欣·艾布·逊纳等。他们的作品或以情节见长，或以诗美感人，各有千秋。这些诗人在60年代曾经形成了一个诗剧创作的高潮，将阿拉伯诗剧的发展提高到相当的水平。例如谢尔卡维的《红色雄鹰萨拉丁》、《真主的报复》，阿卜杜·苏布尔的《哈拉哲的悲剧》、《国王死后》，易卜拉欣·艾布·逊纳的《阿拉伯人的哈姆扎》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诗剧的创作先于诗歌进入发展的低谷，进入7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问世。
1981年，法鲁克·朱威戴的诗剧作品开始发表，给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惊喜，认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注：穆罕默德·安纳尼博士：《诗歌与戏剧研究》，埃及格里布出版社1985年版，46页。）
迄今为止，法鲁克一共创作了三部诗剧：《情人宰相》、《血溅克尔白》和《伊斯梅尔国王》。如果说他在诗歌创作中曾经有过一个从个性化表达向民族文化价值靠近，与民族情感融合的过程的话，那么，诗剧创作则从一开始就直接切入民族文化的主题，明确的文化归属成为他诗剧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
一、民族危亡的警示：《情人宰相》
《情人宰相》发表了1981年，写的是阿拉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于阿拉伯人占领下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身为宰相的伊本·宰敦和前朝哈里发穆斯泰克菲的女儿婉拉黛是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婉拉黛如花似玉，爱她的还有军政要员、堕落为法兰克人内奸的拉比奥。面对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内战连绵，外部法兰克人磨刀霍霍伺机入侵的局面，刚刚升为宰相的伊本·宰敦踌躇满志，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各番联合起来，重新建立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曾经亲眼目睹父亲的帝国一朝倾覆的婉拉黛却看破红尘，认为人心已散，再聚也难。伊本·宰敦不顾婉拉黛的劝阻，游说各番国无功而返，却遭到情敌加政敌拉比奥的陷害，以谋反之罪身陷囹圄，从此与婉拉黛天各一方。拉比奥来到婉拉黛处求婚，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以杀死伊本·宰敦相威胁，婉拉黛不得不应允。伊本·宰敦听到婉拉黛嫁给拉比奥的消息痛苦不堪。数年后，二人在狱中相见，伊本·宰敦被牢狱生活折磨得未老先衰，婉拉黛也因生活的折磨面目皆非，一对情侣终于重新聚首。此时，牢狱之外拉比奥篡夺了大权，国家陷入重重危机。洋洋得意的拉比奥为最终消灭思想的火种，为彻底毁灭伊本·宰敦和婉拉黛这对情侣来到狱中，当着婉拉黛的面杀死了伊本·宰敦。此时，法兰克人的军队占领了科尔多瓦，国家灭亡，新月陨落，阿拉伯人永远告别了占领了八百年的安达卢西亚。
伊本·宰敦与婉拉黛的爱情故事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家喻户晓，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将这个爱情故事放置到一个国家兴亡的大背景之中，使之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伊本·宰敦的爱从女人延伸到土地、到国家、到信仰，使他从一个纯情的诗人变成了深切地感受着民族危机，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者。这里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诗人本体在剧中的存在。当宰敦被封为宰相之时，婉拉黛曾劝他放弃仕途，继续当他的诗人，和她一起过平民的生活，但伊本·宰敦拒绝了：
伊本·宰敦：当大地变成废墟
当生命丧失意义
当正义已经失落
我绝不用言语制做梦幻
宝剑才是我的唯一
作者让诗剧的主人公在诗与剑的选择中毅然选择了剑，在爱情与事业的选择中，毅然选择了事业。通过主人公不畏艰辛，奔走游说于列国的举动，作者赞扬他为国家勇于献身、不怕困难的精神，同时，也指明了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深重灾难之源。在朱威戴看来，造成国家危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制统治下的人民丧失了言论的自由，完全屈从于统治者的摆布：
国王(2)：我的百姓已不会说话
沉默无语……他们睡觉……我也歇息
一个人民不说话那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多么令人舒心
全城内外灯火高悬
我将一切的一切洞悉
此地黑夜如同白昼
人们从不吭气
……
我的百姓就像是我口袋里的钟表
我说快便快，我说慢便慢
我说是冬天就绝不是夏季
……
二、统治者不顾国家兴旺、人民死活，沉湎于醉生梦死的生活：
国王(1)：我从不管事业不事业
什么复辟倒退……
什么自由万岁……
先生们啊，我只想倒下
怀里搂着
吉卜赛的女子
三、阿拉伯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争当领袖，互不服气，面对强敌却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御外侮：
国王(1)：我尽力去联合他们
可他们拒绝我当头……我就是头
我的军队有能力保卫安达卢西亚的每一寸土地
……
我有权当领袖
我有权领导伊斯兰运动
……
我要让宝剑使这变成现实。
朱威戴为强化悲剧的效果，让伊本·宰敦的救国努力付之东流，让他失去爱人，还吃尽牢狱之苦，让他不仅陷入对婉拉黛苦苦的思恋，而且，高远的政治抱负终于没能得以实现。最残酷的是让他和朝思暮想的情人生离死别，而且临死前还亲眼见到新月的陨落、国家的灭亡。这还不够，剧中的另一对情侣，伊本·宰敦的仆人吉亚德和婉拉黛的仆人扎赫拉同他们一样相爱，但是命运完全不同。他们建立了家庭，还生养了一男一女一对孩子，形成伊本·宰敦和婉拉黛爱情悲剧的反衬。这一切对伊本·宰敦真是太残酷了。诗人朱威戴想要通过这样的悲剧，强调社会腐败黑暗的程度、危机的深度和斗争的难度。
整个故事来自历史却与历史的真实完全不同，除了伊本·宰敦和婉拉黛的爱情，其它的情节都是杜撰的。诗人的寓意十分明显，安达卢西亚从一个兴盛的伊斯兰国家走向灭亡，难道不是现代阿拉伯人应该永远记取的前车之鉴吗？而每一个现代人是否意识到了阿拉伯世界生存的危机，是否决心担当起民族振兴的大任呢？他自己认为有这个责任：
伊本·宰敦：我将走遍所有的国土
我要对埃米尔们说：耻辱啊，天大的耻辱
如果科尔多瓦的宣礼塔一朝倾覆
主绝不会原谅我们……科尔多瓦的错误
诗人朱威戴借此深刻地揭示了当前整个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问题：一些当权者置国家与民族的大义于不顾，贪婪地追求一己私利，却堂而皇之地以“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进步力量”来标榜自己。但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团结，是联合对敌，否则安达卢西亚新月陨落的悲剧将在整个阿拉伯大地重演。
二、社会进步的呼唤：《血溅克尔白》
《血溅克尔白》发表行1987年，即第一部诗剧发表六年以后。这六年是外部世界迅速变化的六年，也是诗人成果累累的六年。第一部诗剧里诗人写到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陷落，而这一部好像是一种延续，要更深入地剖析阿拉伯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观念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从哲学的深度探讨千年来社会悲剧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人本原因。
故事借用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哈伽吉·本·尤素夫·赛格菲。伍麦叶朝（公元661-750年）初期，反对伍麦叶家庭的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在伊拉克各地掀起反叛，哈里发派哈伽吉前往平叛。哈伽吉实行了“拔剑出鞘”的政策，（注：尤素夫·胡莱夫博士：《库法的诗歌环境》，埃及阿拉伯作家出版社1968年版，79页。）致使伊拉克反民从此归顺。哈伽吉也因此留下了“铁血总督”的骂名。历史上的哈伽吉没有践踏过克尔白，诗人只是借用这个名字，整个事件也同样是虚构的。
克尔白天房聚集着朝觐的人群，教长萨拉姆宣讲着教义，这时，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说是有人要血洗克尔白。萨拉姆回忆起了二十年前的一天，哈伽吉来到了克尔白，一个叫苏阿德的姑娘在新婚之夜被掠去，她新婚的丈夫惨遭杀害，姑娘悲愤交加，后来变成了疯子。果然是哈伽吉来了，在手下人的一片吆喝声中，他来到广场，走上讲坛。百姓对这个刽子手深恶痛绝，准备纷纷离去。但是，哈伽吉发出了“我要杀人”的叫嚣，人们只能听命。入夜，一个疯子出现在街头，历数哈伽吉统治的种种罪恶，被“警察”抓了起来，这个疯子就是苏阿德。二十年前，哈伽吉为得到年轻貌美的苏阿德，杀死了她新婚的丈夫阿德南，但是终于没能得到她。虽然阿德南已死，哈伽吉仍然对之耿耿于怀。忽然闻听阿德南死而复生，而且苏阿德还为他怀有一子，就命令手下人严加搜索，一旦发现阿德南立即逮捕法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苏阿德被送上“法庭”，她被指控隐匿罪犯阿德南。“法官”还为此提供了几名自称见过阿德南的证人。苏阿德义正辞严地质问阿德南犯了什么罪，主控官陈述了阿德南以精神的毒雾迷惑百姓，使整个民族中毒匪浅的罪行。于是，苏阿德因藏匿罪犯，被判绞刑。宗教长老萨拉姆到监狱探视临刑前的苏阿德，和她一起回忆二十年前她结婚的热闹场面，然后沉痛地告诉她，那个阿德南其实就是今天的哈伽吉，他早已良心泯灭，无可救药了。“阿德南”出现在街头，激昂的群众簇拥着他，高呼着他的名字和拥护他的口号。阿德南不时对人们高声地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欢呼的回应。“阿德南”又出现在苏阿德的牢房，向她倾诉二十年的别情，苏阿德激动万分，与他难舍难分。可就在这时，“阿德南”却变成了哈伽吉，劝她归顺自己，重新回到他身边。苏阿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不愿为活命而丧失原则。哈伽吉下了最后的决心。广场上人头攒动，绞刑架矗立在正中，哈伽吉不可一世地再次发出杀人的叫嚣。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声音：“我是阿德南”，“我是阿德南”……。苏阿德也在绞架上发出最后的呼喊：“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平等！”
这部戏剧充满了象征的意味。克尔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实体的象征。阿德南是社会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平等幸福生活的梦想的象征，苏阿德是人民革命力量的象征，哈伽吉是专制统治的象征。哈伽吉是一个千年以前的人物，被法鲁克放置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环境里。剧中有议会，其中有左、中、右派政党，还有法庭、军警，群众示威游行使用完全现代的口号。作者通过萨拉姆之口指出，阿德南和哈伽吉原本是一个人（后来此剧上演时也是由一个演员扮演的）。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时候他是阿德南，一个可爱的人，不仅女人爱他，人民也拥护他；而当他执政以后，摇身一变成为哈伽吉，成为暴戾与强权的代表，不仅逼疯了自己的女人，普通百姓也常常成为他的刀下之鬼。
还有苏阿德所怀的孩子也颇具象征意味。那孩子在新婚之夜受孕，一怀就是二十年。诗人的用意十分明显，不死的阿德南，他所代表的是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梦想，是一个早晚要呱呱坠地的孩子。这种象征的手法，不仅使故事跨越了时空，也使人们的思维跨越了时空，从对一般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入到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故事的第一条主线是苏阿德的爱情悲剧，从对阿德南的爱到对哈伽吉的恨，使她经历了情感上的巨大变化。那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受致使她疯狂。但是她的爱憎何其鲜明，二十年，她苦苦寻找阿德南的下落；二十年，她拼命护住腹中怀着的孩子。被逮捕以后，她昏迷中以为和阿德南重逢，幸福的感觉顿时弥漫了整个身心，但是，当她发现站在面前的是哈伽吉时，她怒不可遏，将一腔愤怒倾泄而出，致使哈伽吉最终下定决心要杀死她。故事的第二条主线是哈伽吉追捕阿德南，阿德南早已被他杀死了，可当听说他又死而复生的时候，气急败坏地下令大搜查，没有找到阿德南，却听说苏阿德怀了他的孩子，哈伽吉竟然连这个疯女人也不放过，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绞死。两条主线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阿拉伯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是是社会悲剧的重复。人们奋斗、追求，一个新的政权通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以后诞生了，然而，眨眼之间便蜕变成旧时的模式。第二是专制统治的残酷。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不仅丧失了应有的权利，而且随时面临杀身之祸，正常的人闭上了嘴巴，只有疯子才敢说话，如果你反抗，那结果便是死。通过这两条主线，朱威戴指出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必须变革求新以图民族振兴，走出历史轮回以合时代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对外交往的前车之鉴：《伊斯梅尔国王》
1993年，法鲁克发表了第三部诗剧《伊斯梅尔国王》。在探讨了阿拉伯伊斯兰的整体问题之后，诗人把视线集中到埃及——诗人自己的国家。面对国家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建立自由经济贸易区，加快实行私有化、市场化的发展形势，他重新提起了埃及近代史上一位志在强国，却最终导致埃及陷入长达百年殖民统治的历史人物——伊斯梅尔国王。
伊斯梅尔国王（1863-1879在位）是埃及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任期间，埃及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枢纽；开罗建立起了豪华的宫殿、剧院、公园、广场，变成现代都市；全国开水渠8,400英里，增加灌溉面积75万费丹（注：费丹：埃及土地面积单位，1费丹等于42公亩。）；建设铁路910英里，贯通了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立桥梁430 座；学校4000余所……，功劳可谓大埃。但是同样是他，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后宫嫔妃成群，私人行宫遍布各地。为了加快建设，他不惜用古代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办法，强迫百姓服劳役。缺衣少食的百姓在高温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仅苏伊士运河工程一项就死人达2万之多。为了彻底摆脱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使埃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无视英法妄图吞并埃及的狼子野心，向英法大举借债，最终使埃及深陷债务危机无以自拔，被迫卖掉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所有股份，以及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直至主权，最终使埃及听凭英法摆布。（注：参见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134-166页。）50年代纳赛尔总统执政时期，埃及人一提起近代史上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就像中国人提起鸦片战争和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一样，立即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尊屹立于北部亚历山大市的伊斯梅尔铜像如没有意大利紧急购买，也早已化为铜水。80年代，历史学家们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评价了纳赛尔总统、萨达特总统之后，对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承者也逐一给予评价。评价的过程中以对伊斯海尔国王的评价争议最大，有褒有贬，但总体上贬多于褒。
诗人朱威戴试图通过这一诗剧揭示伊斯梅尔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最后导致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悲剧性结局，一是想表明自己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给历史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二是要提醒人们历史的经验至关重要，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给埃及带来百年厄运的前车之鉴：
故事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开始上。庆典上正在演出以根据埃及传说创作的著名歌剧《阿漪达》，歌剧结束，国王一行携美女和洋顾问从剧院回到宫中。庆祝活动继续，各界人士纷纷上前恭贺，大臣、宫人等待犒赏。国王发现在道贺的人群里少了大妃艾孜哈尔和宗教领袖阿富汗尼。
运河工地上，工人们发着牢骚：放着家乡的庄稼无人料理，离开家中的老小无人照看，到这沙漠里来干什么？烈日炎炎，饥渴难耐，动辄还要遭皮鞭抽打，拳脚加身，难道就为给外国人挖一条水上通道吗？
被冷落了很久的王妃艾孜哈尔向身为总理大臣的哥哥索迪克抱怨国王喜新厌旧，无情无意。正当此时，怒气冲冲的国王来兴师问罪，质问她为什么不参加盛大的庆典，二人发生激烈的争执，不欢而散。
王宫里，几个大臣因从洋人贷款中得到的佣金不等正打得难解难分，见国王来了，连忙转移话题。见到国王脸色不悦，大臣们忙引见新的女色——歌女艾尔玛泽。好色的国王大喜，与艾尔玛泽一见如故。正在缠绵密之际，王后、法国公主奥杰尼到。国王慌乱地整理衣服，送走艾尔玛泽，迎接奥杰尼。王宫里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的气氛。
西方各国企业家、银行家纷纷前来投资。但事实上，他们都是以投资的名义来分羹的，伊斯梅尔国王却毫无戒备之心。盲目相信对方出于友好，便大笔一挥，来者不拒。不知不觉之间，埃及已经债务缠身，银行业、保险业、工业、农业甚至政府部门、军队、警察也被西方列强所控制。宗教领袖阿富汗尼虽曾一再劝阻，指出债务过重将危及朝廷安全，但国王置若罔闻。
由于沉重的债务，百姓税负陡增，市面物价飞涨，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伊斯梅尔国王害怕百姓造反，将妃子艾孜哈尔的哥哥、自己几十年的老友、首相索迪克推出作替罪羊。索迪克被击毙，大妃艾孜哈尔逃离王宫。王后奥杰尼看到国家动乱，决定回法国，临行索要了大笔财产。
洋人讨债围困了王宫，伊斯梅尔召来大臣和洋顾问商量对策，大臣们献出卖国之策。此时，土耳其奥斯曼哈里发发出废黜令，伊斯梅尔政权垮台。大臣和顾问登高拍卖，将埃及的一切，包括古迹、文物、宗教圣地、乃至王冠、朝服全部卖光，只给伊斯梅尔留下了一条遮羞的裤子。深受剥削和压迫的服役民工在艾孜哈尔的带领下起来造反。全剧在一片抗议声中结束。
《伊斯梅尔国王》和前两部诗剧相比，似乎少了诗人式的抒发和哲学家式的思辨，多了务实的精神，比较贴近现实了。但是法鲁克不喜欢拘泥于现实，他毕竟是诗人，更喜欢超越现实，寻找某种具象中的抽象，寻找某种跨时空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他以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拍卖一场戏，那个在埃及宫廷供职的洋顾问手摇着铃铛，大声吆喝：
迪尔赛斯：现在开始拍卖……
大金字塔…谁卖？
谁买历史和古老的荣耀？
谁买闻名遐迩的胡福
那个现实与梦想的归宿？
（接着，他卖狮身人面像，卖尼罗河：）
迪尔赛斯：这就是伟大的尼罗
谁买这痴情人的梦想
谁买这清晨的甘露啊
还有千年的时光？
谁买回忆，谁买爱的往昔
谁买美好的昨日花香？
尼罗这个巨人
曾奔腾在时间的颈项
这时，一个犹太投资者说：“我买，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假如我能把尼罗引到雅法（注：雅法：巴基斯坦—城市名。）去，或者引到特拉维夫”。答复是：“随你的便吧”。
拍卖继续进行，穆卡塔姆山、歌厅、剧院……，卖完了不动产，开始卖人，从埃及人的始祖伊西斯开始，一直卖到安瓦尔·萨达特，从大侠本·伯尔斯，一直到文学之柱塔哈·侯赛因，诗人历数了古今数十个埃及名人，将他们一一列在拍卖单上。这样的拍卖的确让每一个埃及人心惊肉跳。而那些索账的外国老板的名字，更赫然然地使用了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等。
法鲁克可谓用心良苦，力图通过剧中的人物揭示如下一些道理：一，统治者既要励精图治，也必须洁身自好，不顾百姓死活地为自己建功立业，拿人民的血汗钱任意挥霍，必将激起人民的反抗。二，对外国投资应保持警惕，不应以丧失主权作代价，连国家财政，甚至军队警察也由外国人掌管，因为那样无异于引狼入室。三，向外国借贷应该量力而行，该借则借，不该借则不能借，不可毫无节制。四，国家的建设项目必须出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固然伟大，但当时却完全是为殖民主义利益而修建的。而整个戏剧要表达的核心问题是埃及人在对外交往中的历史教训。从古老的法老时代到近代，富于感性的埃及人曾经付出了自己的爱，得到的却是悲惨的结局。
结语
在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创新运动之后，阿拉伯诗剧比诗歌更早进入发展的低谷，自70年代起，能称得上“诗剧”的创作寥寥无几，只有谢尔卡维和苏布尔的一、两部剧，作为文学大潮高涨时期创作的回声，回荡在阿拉伯诗坛。（注：拉玛丹·哈萨尼：《诗剧创作中的阿拉伯史料》（开罗大学博士论文手稿），55页。）。所以，当朱威戴在诗剧领域初试锋芒的时候，批评界无不欢欣鼓舞。在诗剧领域初试锋芒的朱威戴，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相对于现当代较有成就的阿拉伯其他诗人，比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等人在剧情的铺陈、冲突的营造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比萨拉哈·阿卜杜·苏布尔在诗歌语言上略显不足。比如《情人宰相》，许多批评家认为剧情太过单薄，情节安排不尽合理，场次、幕次太多妨碍了剧情的深入等等。为此，朱威戴于1984年又将其重新修改补充发表。但是，他的诗剧一部比一部好，一部比一部深刻，诗歌语言的运用也越来越纯熟。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谢尔卡维那一代人的戏剧走向，把民族文化的理念深入到整个创作之中，代表了新一代文化人对民族振兴道路的重新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