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明论文,事变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10月6日，曾经的“云南王”龙云在几近于押送的情形下飞离昆明，其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亦被解除，震动各方的昆明事变至此暂告落幕。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的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虽然事变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然其遗症未消，终于发作，又成为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云南举事之远因。关于昆明事变之个案，学界以往已有一定研究①，惟利用资料似仍有限，主要出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而独缺事变决策者蒋介石的资料及研究，对于历史整体面相的把握尚有缺憾。本文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等资料，着重研究蒋介石与事变的关系，期以为把握及认识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军事强人的政治纠结和策略运用更开新篇。
风起青萍——蒋龙矛盾之远因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山高路远，民族混居，中央政府的管辖权力往往不及于此。民国新创，政治动荡，军事强人应时而起，唐继尧在北京政府治下的大半时间里主宰着云南省政，也可谓民国时期的第一代“云南王”。1927年春，国民党及蒋介石挟北伐胜利进军之势在南京当政，裹入此波时势变革洪流的云南，亦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出身彝家的龙云在“二六”政变后迅速崛起，在经历了一番军事强人间纵横捭阖的武打与文斗之后，成为云南的新主人。从此，龙云始终牢牢控制着云南省政，俨然成为第二代“云南王”，对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
龙云在云南当政时，国民党也在为统一全国首先是统一内部而争斗不已，对云南这样的偏远之地暂时无力顾及，相反，蒋介石还需要龙云的支持，以牵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并在国民党内派系争夺中壮大自身实力，而龙云也需要依靠蒋的支持维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蒋、龙之间各有需要，彼此互挺，维持着大体相安之局。龙多次对蒋“表示始终拥护之意”，“表示一切服从”，并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蒋的效忠”。② 1931年春，云南发生四师长“倒龙”事件，蒋介石“甚为系念”、“思虑甚切”，特致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表示了鲜明的挺龙态度。③ 蒋曾对其左右亲近人员说：“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④ 由此观之，蒋挺龙之意非为同心，而在利用。1935年，蒋介石因指挥围堵红军长征而亲临云南，据陈布雷回忆：“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⑤ 龙云亦投桃报李，在阻截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爆发等攸关蒋介石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都站在蒋一边。因此，虽然“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这在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他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之迷梦，久已蓄谋吃掉龙云，夺取云南这块地盘，但是在抗战以前，时机未至，因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偿。”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蒋、龙先前相安无事之局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军队在沿海步步失利，政治军事重心逐渐向西南转移，地处大后方的云南，地位日形重要。龙云一方面下令滇军出滇，参加抗战，并在省内动员，支持抗战；另一方面，出于控制地方实权的本能和敏感，龙云“对中央军入滇藉词推托延后”⑦，不愿意让渡自己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的实利。蒋介石则在国民政府退守四川并因此而得以基本控制该省之后，力图进一步控制云南，奠定更稳固的后方统治基础。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龙云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而矛盾，一方面，双方似乎上下分际，彼此尊重，龙云还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统辖云南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双方实际上又互有戒心，各有想法，尤其是在处理有关云南实际利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1939年12月，龙云手下的头号大将卢汉到重庆晋见蒋介石，蒋面嘱“滇省军政事项尚有应加调整改进之点，应符中央政令而崇国际观瞻之意，嘱其返滇转达龙主席”。卢汉向龙云禀报后，龙知蒋之用意，即告卢转蒋，“滇省以往一切设施及现在机关系统，凡有碍体制者，自应力予避免，加意调整，请钧座明白分别电示，以便遵办”。随后，蒋介石在1940年1月电告卢汉，表示“举凡行政上之国税、省税制度，金融制度，公库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军事之建设整理，人事经理之监督整饬，兵役机构之完备，补充兵额之供应，军需资源之调整，军品内运之保护等等，均盼能依照现行法令办理”。蒋之意很明白，即要求龙云取消云南的各项特殊地方政策，融入中央系统，惟此为地方当权者的命根子，龙云哪能轻易允可。卢汉在复电蒋时，转达龙之意，表示“各项均属国家要政，自当分别时间、步骤，逐一遵照办理”；但又表示，“欲彻底整理，诸多困难”，如若取消消费税，改征营业税，十不抵一，“不敷之数悉予补助，则困难毫无，消费税立可取消，一切迎刃而解”。“再者，滇省目前应调整之事项，如人事、军事、财政，均有彻底调整之必要，若仅办取消消费税一项，与全局有关窒碍实大，不如趁此将滇省所有国家财政一律交还财部接管，军政费由中央负担，军政人员完全照中央规定办理，似此得一总解决，不特权责分明，即庶政亦易于上轨道。”龙云明知其要求蒋介石不可能亦无力全都答应，却将皮球踢给了蒋，果然，蒋认为“该省所有人事、军事、财政一律交还中央全盘调整，若能做到实最合理”，但“此项办法自多困难”。⑧ 此后，龙云提出的要求，有些得以解决，有些悬而不决，而蒋、龙关系却因此而恶化。
除了对云南省政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外，导致蒋、龙关系恶化的直接因素还有两个，一是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一是龙云与中共的关系。
抗战开始后，作为抗战阵营的领袖，应该说，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基本是坚定的，但是，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派，对日态度却比较暧昧低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在日本的利诱下，汪精卫携部分国民党高官在12月出走越南河内，其后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引发国民党内外轩然大波。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站是昆明，龙云事先是否知道汪的行程并与汪有所讨论，道路纷传，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因为云南处在四川之后方，又是当时中国国际交通命脉滇缅公路之所在，云南如果不稳，将直接影响四川和大后方的安危，从而不能不为蒋所关注。
还在汪精卫投敌前，蒋介石对龙云的态度就有不满，在日记中记载说：“滇龙态度可怪”，“滇龙态度为抗战以来惟一不力而且妨碍也”。汪精卫出走前，龙云的态度已有传言，所以，蒋在日记中又记载须注意龙云与汪精卫关系的“谣诼”及其“态度与心理”。汪精卫出走已成事实并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后，蒋介石随即表示，云南动态“不可忽视”，有意“召龙来渝”，“设法改变”龙之心理。根据蒋介石日后所得情报，在随汪出走的陈昌祖“皮匣中，发觉龙覆汪函，称汪为钧座，而称中央重庆方面，其间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等语。”蒋遂考虑是否对外公布龙云与汪精卫联络之证据，并在日记中经常告诫自己须“注意滇龙动向”。⑨ 直到1939年4月13日，龙云主动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为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短长，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同时表白“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何种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恪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⑩ 蒋才似乎松了一口气，认为“滇龙态度已表以对中央之忠诚”，“云南情形进步，此于内部局势之转机甚有关系也”。1942年5月，当云南局势因缅甸战事而处在紧张关头时，汪精卫离开南京赴伪满洲国访问，蒋介石认为，于此“可断龙与汪已无关系，否则在此云南急迫之时，如汪逆与龙有联络，则汪似无暇离宁，故以此一点对滇之内部无足顾虑，则不患敌犯滇也”。(11) 从此，蒋介石日记中不见对龙、汪关系的记载，似乎已消除了对龙云联汪的担忧。
另外一件令蒋介石忧心不已的事，是龙云与中共的关系。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再度联手合作，但蒋介石对中共的发展对国民党统治可能形成的影响和冲击始终抱持高度的警惕，并对一切与中共有关的重要人与事亲自过问和处理。抗战爆发后，中共确实加强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在昆明派驻代表联络龙云；通过交换密码，沟通龙云与延安的电台联系；设立《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组织学生运动，等等。(12) 所有这些活动，当然都得到龙云的首肯，想必也经由各种情报渠道为蒋所得知，因此，蒋在日记中记载，“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13)。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中邀集孔祥熙、戴季陶、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商讨十一中全会关于宣布共党罪行暨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该草案内容，系一方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龙云亦被邀参加讨论，但当蒋征询诸人意见时，戴季陶和王宠惠“均称甚美”，而“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14) 难怪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恨恨地说：“最近证明，龙云与共匪已沆瀣一气，互相为图，该猡与中央难堪至今已极”。蒋介石因此而有意解决所谓云南问题，惟因时机未至，其“对滇方针亦以忍垢含羞处之，以待其变化也”。(15)
山雨欲来——蒋介石撤换龙云之谋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之中国军队出师援缅，日军进攻滇西，云南由抗战后方而成为前线，地位日形重要，国民党中央因此而加强了控制云南工作的力度，龙云亦无法再推拒中央军入滇。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蒋介石认为“五年来统一川康滇之计划到此方得实现”(16)。1943年和1944年，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相继在昆明成立，数十万精锐部队云集云南，在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的同时，也使蒋介石有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底气，自认为“中央军队在滇已能镇压一切，彼狡猾之猡决不敢明白叛变，故仍应坚忍待时也”(17)。
自抗战中期开始，在蒋介石日记中，已经看不到蒋曾经有过的对龙云的关心和看重，而是充斥着对龙的不满和指斥，甚而是与蒋国家领袖身份不符的发泄。如指责龙“狡狭鄙陋，夜郎自大”；甚或径以轻蔑的口气称呼出身彝族的龙云为“猡”或“猡猡”，对其“不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必不呈［逞］也”。(18) 与此相对应，大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已经有了彻底解决云南问题的想法。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比较集中地谈到对云南问题的处置，当年工作要点中有“川滇旧有部队使之统一改编”，“川康滇切实统一”，“统一川滇工作”的计划安排；4月19日记载，“对龙之研究与处理方针”；8月16日记载，“川滇统一计划之研究”；18日记载，“注意统一川滇之时机与先后次序”；20日记载，“非巩固川滇以后，不能言恢复东北与一切失地，此为抗战惟一之基本政策”；31日记载，“川滇康统一政策之决定”；9月27日记载，“川滇康问题之研究”；11月22日记载，“云南问题之检讨”。(19) 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急迫心情于此表露无遗。
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的强势和压力，有些表现于外，有些蕴含于内，但无论外在与内里，久经政治风浪的龙云不会完全没有察觉。在当时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之下，龙云很难对国民党中央以“抗战”为辞而加强控制的举动示以明显的抗拒；但作为当政十余年、手握重兵的军事强人，他也不甘轻易就范。因此，他只能通过其他“政治正确”的方法增强自己的力量与名望，使蒋介石在处理云南问题时心有所忌，难以下手。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龙还加强了与中共和西南川康地方人士的联系，彼此声援。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据罗隆基回忆，龙曾指定缪云台为代表，罗代表民盟，加上中共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组成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20) 龙云的这些举动，对于增强自身实力地位的即使所得有限，却更引起蒋介石的忌恨，使蒋最终下决心以强力剥夺龙云在云南的当政地位。抗战后期，蒋介石在日记中已经明白表明了自己的意图。1942年6月记载，“云南龙云态度跋扈，殊堪深虑，当切实处理也”；1944年，又将“统一滇省军政”列入当年的大事计划中。(21) 只是龙云属下有2个军6个师及杂项部队近10万人的兵力，还需要考虑其他有关各方的政治反应，处置并非易事，颇令蒋介石“伤脑筋”。
进入1945年，蒋介石对云南问题及龙云的态度似乎已近“忍无可忍”，从而加快其最终解决的运思和部署。3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详尽地写下了对于解决云南问题步骤和方法的考虑：云南省政问题应设法解决，研究如何解决之道，甲、人选；乙、时机；丙、部署；丁、宣传；戊、心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密切注意。为此，蒋介石决定亲往昆明巡视，有所部署，而蒋在昆明期间，龙云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在20日蒋到昆明时，龙居然称病而不出迎，使蒋“甚觉奇异”。在与龙云会见时，龙非但不谦恭执礼，反而又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问题，令蒋痛感“滇龙之轻侮冷酷，实为意料所不及”。蒋在结束此次巡视时写下其感想称：“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也，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之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总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虑。据卢汉言，彼故作此态，时时予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也。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22) 或许蒋介石此次巡视昆明，是希望就近观察龙云，这也是调整蒋、龙关系的最后机会，而龙云的态度只能使蒋认为，非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不能使国民党中央和其个人在云南立威，从而下定撤换龙云的决心。7月19日，蒋介石决定，“滇龙之处置不可再缓，应速决定步骤”。21日又表示，“最近要务，第一为滇事之解决”；“对滇龙之不法行动应彻底解决”；同时提出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准备步骤：撤退滇龙应作之准备，甲、沾益之部署；乙、南路开化铁路之部署；丙、人事之准备，卢汉与李宗黄；丁、劝导之人选，子文、惺甫（周钟嶽）；戊、命令方式；己、电稿。(23) 可以认为，蒋介石此时已经作出了解决龙云的最终决定。
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和抗战尚未结束的背景，蒋介石处理云南问题，系其“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一切均是在极为秘密的准备中开始的。(24) 事先知晓蒋介石决策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主要有二人，一是负责军事解决的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一是准备在事成后接掌省政的滇籍国民党中执委李宗黄。
同样是军事强人出身的蒋介石深知，让拥有军权的龙云主动下台可谓困难重重，因此，对于解决云南问题，蒋介石自始即立足于武力。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是国民党军中的后起之秀，历经战阵，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色，也是对蒋忠心耿耿的黄埔门生。1945年7月27日，蒋特意召见杜，告诉他，为了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拟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龙可能不服从命令，要杜作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调令下达同时，即解除龙的全部武装，并限龙在三日内到重庆。杜得知蒋的决策后，认为龙云在昆明的部队不多，解决并不困难。蒋要他即刻准备，并问他离开昆明和到达重庆时有无人知道，当杜告无人知道时，蒋才放心，并再三叮嘱杜“要守秘密，要慎重”(25)。
接着，蒋介石在7月中下旬和8月上旬四次召见李宗黄。他对李明确说：“志舟（龙云）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在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很难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兄（李宗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该予他以相当的制裁。”蒋要求李“严守秘密，积极从事准备”；并告诫他，“志舟猜忌成性，他派在此间的耳目很多，伯英兄言语行动必须特别慎密，以策安全”。(26)
除了上述二人外，蒋介石还对滇籍老资格政界人士、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嶽透露了他的决策，俾使其对龙云私下有所劝说。蒋告周：“滇省为国际交通要道，关系战事甚大，故设警备、防守等司令部，以资防护，而志舟力加反对。吾对志舟，关于地方情形，事事皆可体谅，至国家要政，必须执行，政府纪纲，必须维护，不能因志舟之不愿或反对，而遽予取消。”(27) 因为云南特别是昆明驻有不少美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蒋介石还特意在事先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通报了“滇龙不法横逆经过实情，彼乃了然，令美军严密防范也”(28)。
杜聿明和李宗黄二人领命后，各自开始有关准备工作，尤其是杜聿明，身负军事解决的重任，更是作了精心的准备。现有资料显示，蒋介石此举的保密工作甚为成功，龙云似乎并未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从而有所防备。据杜聿明回忆，当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得知蒋介石解决龙云的计划后，认为最好能避免动武，以免不测之后果，如能劝龙自动辞职更好。他的看法为杜所同意，然而，两人用尽了各种方法婉劝，龙云一概置之不理。(29) 而龙云则回忆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从来没有任何人劝过我自动辞职。真如杜聿明所说，那末就会引起我的注意，加以警惕，决不会把滇军完全开到越南受降，这是不难理解的，殊欠真实。”(30) 衡诸史实，龙云的说法更合理，也更可靠，因为确实如其所言，如果他事先知晓蒋的计划，他决不会在事发时毫无反应和准备，而蒋介石之所以要求杜聿明和李宗黄对此事严格保密，也是担心一旦事泄而引发的不期然后果。
根据蒋介石日记所示，云南省政府的改组和军事问题的处置，均已列入其7月的预定工作计划，而且他担心“犹豫不决，又恐夜长梦多”(31)。但毕竟兹事体大，准备需时，而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蒋介石面临更紧迫的政治军事问题，解决云南问题的方案又有了新的变化。
滇局之变——蒋龙实力较量之高下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只是暂时延缓了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步伐，但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却又为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越南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由中国军队接收，蒋介石随即部署由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赴越接收，从而也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而留在昆明的部队却有中央军的第5军、第207师和机场守备司令部、宪兵13团等，兵力较所余不多的龙部占据了明显优势。由于赴越接收是体现中国胜利的荣耀之举，龙云和滇军将士自然乐于从命，云南又毗邻越南，得地利之便，外界亦不会对派云南军队前往越南接收作过分解读，此举恰恰体现了蒋介石的用心所在。
日本投降消息传出的当天，8月10日，蒋介石下令杜聿明立即开始准备撤换龙云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待命实行，并令其周密部署，着重控制通讯和交通，防止龙云脱逃。杜回昆明后，在各种理由掩护下，进行了相关部署，如沙盘演习，火力兵力的配备，战斗战术方法的演练，等等，并特别注重控制交通和电讯通道，切断龙云的所有对外联系。杜聿明还向驻昆明的美军作了通报，美军因此而下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32) 根据蒋介石日记所载，蒋始终在缜密策划撤换龙云的方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仍然在密切关注云南问题，考虑解决的时机。8月25日，考虑“滇龙撤换时期”；9月8日，研究“滇龙问题”；22日，考虑“云南问题解决时期”。(33) 为了缓和此举可能造成的反弹，分化云南的内部力量，蒋还更改了先前准备由李宗黄出掌省政的决定，改令卢汉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虽然杜聿明在昆明的部署不可能不露出一点风声，而且也经由一些渠道传至龙云处，但似乎并未引起龙云应有的警觉。据说，9月下旬，已有人要龙云提防蒋介石的阴谋，但龙云没有重视，他认为在战后的和平气氛中，蒋不至下手，即使有事，卢汉部队也会迅速回滇。(34) 然而，在一位美国人眼中，“这些军队开拔以后，龙云在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兵权，仅有九千正规部队和各县的杂牌民兵，留下来供他调遣”(35)。从龙云在事变时的仓促反应看，他事先明显准备不足；而从他在五华山的一度坚持看，他也似乎并不愿骤然缴械。或许龙云出身军事强人，历经政治风波，有充分的自信，并不认为危险已经如此迫近，但过后的事实却表明，他可能正是误于其过于自信的强人意识。
9月27日，蒋介石携妻子宋美龄等以“短期休养”名义出巡西昌，摆出一副外出优游姿态，实际却是策定云南问题的最后解决。28日，卢汉在河内受降，蒋则考虑云南“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甚切也”。29日，“研究对滇龙处理之步骤并写子文、惺甫各函。晚再审令稿，决于越南受降之后，乃即发表明令也。”预定工作为：滇事之解决，派机接滇龙，电卢汉指正，滇省府秘书长人选，李宗黄之指示与准备，禁止士兵入昆明城市，考虑龙云如不应电召，仍留滇或赴越南当如何。30日，“专心筹划滇事，致辞修（陈诚）、光亭（杜聿明）、子文、经儿各函，指示准备处理要领，修正令稿与计划完毕”。提醒注意“龙如潜入越南谋叛，丧失国体”时当如何处理。(36)
10月2日，蒋介石对解决云南问题部署已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陈诚以及李宗黄、蒋经国等云集西昌，领受蒋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当日被派赴河内，以“慰问视察”名义，就地安抚并监视卢汉所部。蒋介石“下午写聿明、永衡（卢汉）各函后，辞修、经儿来见，子文亦来，对龙云撤换令主暂缓，恐美国借款因之不成也。余决心已定，若不于此时撤龙，则今后共毛如回延叛乱，或东北问题不顺时，则更难撤换矣。要在乘此内政渐安时，先将西南基础奠定，而后建国平乱、对内对外皆有运用余地。至于美国借款之事，与此相较实不值一计，舍车图末非谋国之道。此事纵有危机，亦不能不冒也，况上帝早已许可乎。”(37) 至此，蒋意已决，撤换龙云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10月2日下午，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李宗黄等飞抵昆明，会同杜聿明秘密部署一切。杜聿明得令后，随即召集下属，宣布处置方案，以驻昆明的第5军为行动中坚，解除龙云部队及警察的武装，如有不从者即以武力实施，同时控制昆明所有对外交通和通讯出口。(38)
就在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新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蒋介石同时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免去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龙云职，其原属部队均归昆明防守司令部指挥。2日晚至3日晨，杜聿明按计划行动，一方面将国民政府令送交龙云，一方面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但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部发生冲突，致有死伤(39)，因杜部事先早有计划和演练，且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龙部很快即被制服，武装冲突规模不大。龙云则于事起后，从公馆仓促避入五华山省府，拒不接受解职令，杜聿明因为有蒋保证龙生命安全的指示，也不能放手进攻，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杜聿明在昆明的行动，军事上大体是成功的，基本控制了昆明局势，但却未能迅速围困龙云住所，致龙脱逃，得以在五华山省府坚持，政治上有陷蒋介石于被动的可能。(40) 因此，蒋对此事的进展相当关注。10月3日，蒋于“下午闻昆明北校场今晨滇军反抗，发生冲突，并闻其城东北有抢劫消息，聿明处事太无经验，此种猡种只畏威而不怀德，有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令乎”(41)。蒋随即致电杜聿明，详尽指示其处置方针为：（1）宜良必须有部队守护，并对其火车汽车站特别注意检查，应严防其潜往越南为最重要任务；（2）改组之日起，往越南之陆路火车交通应可暂时停止，对南路汽车亦可停止，凡可通往越南之各路要点，皆应有严密防范；（3）昆明附近各飞机场以及云南全省飞机场皆应特别警戒。除美国盟军官兵以外，凡中国人非有本委员长亲签证书，一律不准起飞；（4）滇池水上交通之船舶皆应特别注意；（5）命令宣布后应即戒严，如其本人于命令发表后廿四小时内尚无遵令如限交代之表示，或其交代后而并未离昆来渝，当有第二命令之准备，待此令到后，可令全城商民限期迁移城外，以备不测；（6）廿四小时限期以内，对其本人及其住地，只严密注意，不必有监视之形式，而且应待之以礼貌；（7）一切动作待李伯英代主席到昆明相晤妥商后再行发动可也；（8）速派人专机飞海防，密告关麟徵，其军师长特别注意。在越滇军行动注意联络，但对卢汉总司令应尊敬为要。(42)
蒋致杜电中提及的卢汉，此时已成为龙云摆脱困境的最大希望所在。龙云在事起后虽困守五华山省府，但却迟迟不愿接受解职令，关键就在他希望卢汉率领赴越南受降的滇军回师救主。卢汉与龙云有表兄弟之亲，在云南军界长期共同打拼，共存共荣，关系非同一般，龙云先前之所以对蒋撤换他的传言未予重视，也在于他自信有卢汉统领的滇军为后盾，蒋尚不至于遽然动手。及至昆明变起，龙云期待卢汉回师亦为自然，但因对外通讯联络中断，他无法直接命令卢汉，只能等待。不过，卢汉与龙云的关系虽然密切，却也有微妙之处。1931年，卢汉曾卷入四师长“倒龙”事件，兼之他统领重兵，在兵为将有的时代，龙云自然须有所提防。所以，“卢汉之于龙云，既不免‘功高震主’；龙云之对卢汉，亦不免有戒心”(43)。“龙、卢谊属至亲，同乡同学，多年袍泽，风雨同舟，龙掌滇政，卢为功臣，利害相关，始终如一。”但卢对龙任用亲属不满，“暗中斗争，还是厉害的”。卢汉对滇局变化的反应，“环境困难，固属实际，但对龙有意见，也不为无因”。(44)
昆明事变的消息传到越南后，在滇军中引起相当的震惊、不满和激愤。“有的要求卢汉下令打回去，有的要求连名发电，强求蒋收回成命，还有的说应忍辱负重，以待时机。”(45) 然而，卢汉欲有所行动并非易事。蒋介石安排卢汉率军赴越接收时，为了防止滇军异动，在滇军两个军（60军和93军）而外，还摆了中央军两个军（52军和62军），且驻地与滇军互相牵制，滇军实际上难以自由行动；越南与云南的交通虽有铁路和公路，但公路路况一般，铁路为窄轨，运量有限，大军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调动回滇；滇军装备与战斗力均不及中央军，事先又无准备，即便能够回滇，亦难轻言胜利；滇军正在越南接收，如骤然脱离接收地，势将影响接收进程及中国的国际形象；何况龙云的调令已发，对外公布，木已成舟。故卢汉权衡利弊得失，“力排众议，告诫部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为了稳住卢汉，蒋介石亦有周密布置，除了军事牵制外，他任命卢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安其心，并在10月3日派王叔铭到河内，带去给卢的亲笔函：“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枢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46) 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之下，卢汉在越南按兵不动，龙云所期待的滇军回师未成事实。
龙云解职的消息虽然已经公布，但龙拒不受命，蒋介石又有限期竣事的严令，使杜聿明颇为焦虑。3日晚，杜聿明与李宗黄等会商形势，杜力主强硬对龙，以逼其就范，但李宗黄担心事态扩大后难以收场，主张先与龙云相商。4日，李宗黄和云南省政府委员胡瑛同行去五华山见龙说项。据李宗黄回忆：“龙云面色铁青，身穿便装，从内室步出相迎，仿佛是他受了莫大的委屈，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李宗黄将蒋介石致龙云的亲笔函交龙，函称：“志舟吾兄勋鉴：寄疆辛勤，时用系怀，当兹建国开始，重在中枢，故特调兄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辅导统一，甚望兄能树立楷模，为党国与共休戚也。兹嘱伯英同志持函赴任，并请惺老代达鄙忱，务期如期来渝，早就新职，以慰公私，而全始终。何时命驾？佇候覆音，顺颂近祉。”李又替蒋解释说：“蒋主席这一次改组云南省政府，对你来说，纯粹是出于一片爱护成全的至意。蒋主席不愿你徒作一位地方领袖而已，他希望你能成为中枢的一员，参赞戎机，为建国工作多尽点力。”只是李宗黄大概也觉得此等虚言为言不由衷，遂又言及龙云关心的实事称：“你离开昆明以后，所有的一切公私事件，完全由我负责。说得更清楚一点，你的亲戚朋友和部属，就等于是我的亲戚朋友与部属，你的财产也如同我的财产一般，必定多方保全，决不使其稍有疏虞。”听到李的此番保证，在解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龙云多少有点安心，他随后表示，“既然你肯作此保证，那么我就听从你二位的劝，服从中央命令”。李宗黄趁热打铁，要龙“在明天直飞重庆，就任新职”。大概这让龙云有点下不了台，他回复以“要我明天就走，这也未免太匆促点了吧”，表示三天后可以成行。(47) 虽然蒋介石要求龙云在5日到渝的命令未能兑现，但无论如何，龙、李见面，终使事态有了转机。
就在10月4日，龙云还派云南省政府财政厅长李培天、教育厅长龚自知、昆明市长罗佩荣等访杜聿明，表示接受中央命令，行营部队由杜接收。昆明防守司令部随后发布通告称：（1）昆明市郊防务业经遵令接收完毕，在接收期间，偶有部分冲突，或发现不肖分子借机放枪，企图扰动，均已处置平息，恢复秩序；（2）自即日起，市区交通一律恢复，惟每日下午八时起至翌晨六时止，仍旧实行戒严，非持有本部车辆通行证及本部臂章者，不得通行；（3）昆明市区秩序仍饬云南省警务处督同警察局负责维持，其余由本部派队警戒，凡我商民人等均应各自安居照常营业；（4）本部自即日起，临时督饬军警维持市安，清查散兵游勇，分赴城郊各处巡查，无论军民人等均可协力检举，不得窝藏移置，致干惩处。(48)
昆明事态的进展，亦使关注龙云动向的蒋介石松了口气。他在4日记道：“未得昆明确报，所属不知道通信之重要与时间之注意，因之消息迟滞，不胜沉闷。直至晡时，乃接昨夜所发各电，获悉大体平定，龙已遵命就范，但尚无如期来渝之表示也。”(49) 不过，蒋介石知晓龙云一日不离昆，云南局势就一日不得平稳，故他最关心的是龙云何时离昆。他在4日致电杜聿明，仍以其软硬兼施之计对龙，电称：“如卫（立煌）副总司令在昆明，可请其陪同龙院长飞渝，只要其遵命如期到渝就职，则一切皆无问题，卫副总司令并可代作保证。否则延期不行，则中央当以违抗命令，别有企图视之，不能不另行处理。事果至此，中亦爱莫能助矣。”次日，蒋又电杜转龙云：“致兄手书谅达。请兄速遵中央明令，即将省政交李代主席，军事概交杜总司令接管，如期飞渝，宣誓就职，以正视听，万勿滞迟行期，致误前途。中为公为私，皆不能不负责成全，务希勿稍迟延，致失中央国人之望也。”(50) 蒋介石对解决龙云步步紧逼，不敢大意，必欲其就范而后已，实际也反映了蒋此时的担忧和真实心态。
10月5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衔蒋命飞到昆明劝驾，蒋在致何电中告：“如兄到昆，则希即约志舟兄同机来渝，以正视听，免除中央同志误会。为志舟计，万不可稍事迁延，其行营职务应即遵命移交杜总司令接管，是为至要。”(51) 宋子文和何应钦到昆明，对外表示政军两方高层对龙云的尊崇，给足了龙云面子，在外无什么援兵、内有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大势已去的龙云最终表示遵命解职，前往重庆。6日，龙云由宋子文和何应钦陪同，离开昆明飞抵重庆。他在对外发表的公开谈话中对其几日来的作为解释道：“云自来认定国家必须统一，于主持滇政十余年中，始终拥护中央国策，服从领袖。在抗战期间，发动云南人力、物力贡献国家，以期早收抗战胜利之功。日本投降以后，整军建国工作尤为繁重，奉蒋主席令调，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而行营省府各机关亦奉令调整。云拟交代清楚即行来渝，适承宋院长、何总司令昨日飞昆邀约，故提前于今午飞渝，今后更当一本初衷，秉承中枢及元首之领导，努力建国。至滇省部队，月前已奉委员长命令开入越境，城中仅有少数卫队，因是日晚第五军突然入城，情况不明，以致小有冲突，嗣后接命调职及改组命令，情况已明，当即停止，城郊秩序已陆续恢复。”(52) 当天昆明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次日，李宗黄以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接任省府代主席。在西昌策划一切的蒋介石，在得知龙云的动向后于5日回到重庆。他在6日的日记中写道：“龙云五时到渝，滇事当可如计安定，此为统一之基础，感谢上帝佑我中华。”(53)
余论——昆明事变映射之央地关系与强人政治
1945年10月15日，龙云在重庆宣誓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监誓时特意对其表示推重，称：“龙院长在过去八年中，在云南维护后方重要基地，拥护抗战，拥护中央，煞费苦心，其功不可磨灭。今到中央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责任更加重大，希望龙院长努力完成未来使命。”龙云也只能就势下台阶，在答词中称：“龙云向在地方担任工作，此次奉调军事参议院院长，始来中央。顷承主席及监督委员训示各点，自当敬谨接受，努力遵行。还望主席各位僚友，随时予以督促指导，以免陨越，是所至幸。”(54) 不过，这样虚情假意的官样文章并不能掩饰龙云在重庆落寞无奈的事实。龙云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名义上位高权重，实则为无所事事的闲差，而且失去了云南的实职，他对此当然是怨恨在心。龙云曾对来看他的蒋介石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无以为答，只能虚应故事，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55)
为了缓和龙的怨气，并对外有所交代，蒋介石在10月13日约杜聿明和关麟徵谈话，决定将两人的职务对调，因为“龙虽自多罪恶，而中央人员不能不有纪纲也”(56)。蒋在谈话时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实际上是调升你到东北去当保安司令长官。”(57) 16日，杜聿明以“对于昆明防守部队，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为由，被予以免职处分(58)，调关麟徵出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次日，杜聿明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昆明事变而引起的波澜，至此暂告平息。
龙云去职，标志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统一云南省政之功，这也是蒋介石在与龙云的争锋中个人的胜利。蒋介石对此颇为自得，在日记中写道：“云南龙云问题已如期解决，此乃全国统一与西南国防及建设前途最重要之基本大事。自此共毛、俄史、东北与西北问题虽变乱叵测，但建国已有南方纯一之基地，而且俄国未有如日本往昔之海军可以干扰或封锁我基地。八年抗战至此，方得建立此革命基地，不矣［亦］难乎，惟心神乃得自慰矣。”(59) 国民党方面也多认为此举“消灭西南割据危机”，“对于大局裨益匪浅”；“西南方面大致可无后顾之忧”；“此当为委座最近苦心策划之一件大事，其决然下此英断，全为国家之利益”。(60)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社评中认为：“综观这次事件的经过，中央的处置可谓宽大公正，而龙氏的深明大义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钦崇……我们认为中央的调开龙主席，与龙主席的听命调任，都是适合时宜的举动。这表示中央的威信已经能及于全国任何地方，这也表示即令是旧时代的军人现在也已随着时代而进步着。虽然在交接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一点小的不幸插曲，不免令人感觉遗憾万分，但就大局论，总不能不说是可以令人满意。”(61)
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云南本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治下的一省，却长期保持着半独立状况。据时人回忆：“云南封建集团过去控制是比较严格的，其中的军师长以上人员，不经过省主席（龙云、卢汉）保荐，中央向来就主张不了……我跟卢汉十余年，不论在抗战时期或绥署时期，我没有和中央大员单独接触过，也没有去直接联系过（过去假如有人去找背景的话，就立刻在云南封建集团内立不住足）。”(62) 就事论事，此等状况非谓合理。当中央权力处在弱势时，对此只能默认，而当中央权力自认已至强势时，对此则难以容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调动龙云的职务，就其出发点而论，似并无不妥，当时外间和舆论的反应亦为如此。但衡以民国时期不少军事强人割据地方的实情，国民党中央将龙云解职的得失所在又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龙云离职后，蒋介石格于各方关系考量，仍不能不变更初衷，将原定李宗黄接任云南省政的方案改为由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表示出向现实的妥协。卢汉主政之后，云南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卢还与龙云保持着私下的接触与联系，而蒋介石被内战所牵制，也无力对云南再施重压，其撤换龙云、统一云南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更有甚者，蒋介石不惜以武力威胁撤换龙云之举，不仅使龙积怨在心，成为他此后与中共合作、坚定投身反蒋运动的契机，而且亦警示卢汉，对蒋保持应有的距离和警惕，以免重蹈龙之覆辙，滇军中且因此而流传“不报十月三号的仇是丫头养的”之语(63)，愤激之情显而易见。由此可知，昆明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和主政者、当事者、亲历者的心态及其作为都有深远的影响，这又成为以后滇军184师潘朔端部1946年5月在东北海城、60军曾泽生部1948年10月在东北长春、及至卢汉率部1949年12月在云南举事的远因。由此观之，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对其有近利而成远忧，得失未可一概而论。
再者，国民党奉行“一党治国”的“党治”理念，其合理合道性因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军事失利和大后方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而受到强烈冲击，“党治”等同于“独裁”，而抗争等同于“民主”，在提倡“民主”抑或固持“独裁”的话语表述体系中，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往往亦被扭曲为以“民主”对抗“独裁”，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处理相关政务时备受困扰。昆明事变发生时虽未公开形成这样的格局，但由此投下的暗影却不可忽略，观事变参加者其后的回忆，或可体会其中一二。惟其如此，《中央日报》在论述昆明事变时才有如下的评论：“如所周知，中国未来的政制一定是趋向民主，民主政制的首要先决条件是‘军队国家化’。所谓‘军队国家化’者，事实上包含两点意义：一是军事与政治划分，军人决不参加行政与任何政治活动；一是军队国有，军政军令绝对统一，军队负保卫国防安全的责任而决不是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这次滇局的圆满解决，可说是中国走向民主之路的初步成功。”(64) 惟当国民党和蒋介石已被外界论定为“独裁”时，国民党党报的如此评论透出的强词与无奈当多过“民主”与“统一”。
就蒋介石与龙云的关系而言，两人都是以武装起家的军事强人型领袖，都具有强势、固执和不服输的个性，都是在自己权力范围内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说他们都是锋芒毕露或亦不为过。因此，在蒋、龙争锋史中，他们都有扩张自身权力和利益的强烈愿望，他们一度所有的不错的个人关系，非关理想与个性，只涉利益和算计，即各有需要而已。按龙云长子龙绳武的说法，“我老太爷和蒋先生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65) 而当双方权力和利益关系发生冲突时，原有的“脉脉温情”立即烟消云散，其间毫无个人关系的拖泥带水，只有政治较量的冷酷无情。龙云在晚年回忆昆明事变时说：“我以为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一切作为必依理依法，而忘却了他原是一个市井流氓，阴险狠毒、嫉妒成性的人。我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不加防备。”(66) 此话虽出自当事一方的评论，且有写作时特定政治环境下的苛刻之处，但也在某个层面反映出蒋、龙关系的特质。不过，蒋介石和龙云虽有相似的军事强人特色，惟一在中央负责，一在地方任职，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也造就了他们的格局和眼界。就他们处世论事的优长而论，蒋仍然较龙更具大局观和策略观。昆明事变当时似突如其来，惟就事实观之，实为蒋介石长期精心运思筹谋的结果，而龙云却未见有实质性的对应谋划，反误于其过分自信与短视。在策略方面，仅就蒋介石处理与卢汉的关系言，亦可见其较龙云技高一筹。按理，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论，龙、卢关系都远胜蒋、卢关系，而且龙、卢还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龙云却在相当程度上疏忽于此，而蒋介石却“在龙、卢关系上，采取逐渐影响，不动声色的政治手腕达到目的”；“起码要疏淡龙、卢关系，或安定卢汉，使其不积极援龙”。(67) 蒋也确实达到了他的策略目的，卢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龙云的命运。因此，蒋、龙争锋，最终蒋胜龙败，其来有自。不过，尽管蒋介石在战略和策略上均精心算计，但在撤换龙云的命令下发时，因为执行中的某些误差或至今尚未完全大白的某些缘由，致未能在第一时间完成调度，使龙云得以脱逃而在五华山省府坚持数日，也使一次本应为“正常”的调职行动，几近演变为公开的武力“逼宫”，给国民党和蒋介石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见在历史演进的具体时刻，仍然存在着事先无法完全预知的偶发因素，“独裁”者的“全能”也只能是有限的。
注释：
① 关于昆明事变的概述及研究，可见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年版；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卜桂林《论龙云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在其著作《毁灭的种子》［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中译本《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中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龙云当政时期云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中亦涉及昆明事变。
② 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37—39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6、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④ 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50页。
⑤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页。
⑥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41年8月4日。
⑧ 《卢汉为云南省政与蒋介石孔祥熙等来往函电》，《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第44—48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8年6月14、22日，12月5、17日，1939年1月23日，4月5、9日。
⑩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15—116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6、29日，1942年5月9日。
(12) 参阅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13) 《蒋介石日记》，1941年4月13日。
(14) 《王世杰日记》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45—146页。
(15)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5日，1942年7月17日。
(16)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31日。
(17)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5日。
(18)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31日，1942年3月4日，1943年2月21日。
(19) 《蒋介石日记》，1941年1月1日，4月19日，8月16、18、20、31日，9月27日，11月22日。
(20)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8页。
(21)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30日，1944年12月31日。
(22)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4、20、24、28、31日。
(23)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9、21日。
(24)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25)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7页。
(26) 《李宗黄回忆录》第4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印行，第204—207页。
(27) 周钟嶽：《惺庵回忆录四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65年印行，第166页。
(28)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30日。
(29)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7页。
(30)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65页。
(31)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31日，8月2日。
(32)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38—39页。
(33)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5日，9月8、22日。
(34)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35)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1945年10月3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0年版，第32页。
(36)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8、29、30日。
(37)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日。
(38)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1—44页。杜文所记行动时间为29日晚，有误，因龙云撤职命令为10月2日下达（杜文误为9月30日），且为避免龙云的反抗而极为秘密，故不可能提前3天行动。
(39) 据昆明防守司令部发言人对报界称：在冲突中，中央军死24人，伤71人，干训团死伤54人，龙云部死48人，伤29人，民众死3人，伤4人，美军伤3人。万仁元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李宗黄回忆录》第4册，第218页。
(40) 杜聿明事先既早有周密准备，制定了各种预案，然何以百密一疏，致蒋令须解决的关键人物龙云得以脱逃，避入五华山省府，形成其后双方对峙的尴尬局面，令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一度颇为被动，其间缘由由现有资料度之，尚不十分明朗，或待后日之研究。
(41)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3日。
(42) 《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5年10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756号。
(43) 范承枢：《卢汉任省主席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44) 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69—70页。
(45) 张第东：《回忆六十军起义前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6年印行，第106页。
(46) 谢本书：《龙云传》，第226页。
(47) 《李宗黄回忆录》第4册，第210、215—216页。
(4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1945年10月4日，第48页。
(49)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4日。
(50) 《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5年10月4日）、《蒋介石致杜聿明转龙云电》（1945年10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第15757、15758号。
(51)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45年10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第15759号。
(5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1945年10月6日，第79页。
(53)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6日。
(5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1945年10月15日，第267页。
(55)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64页。
(56)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13日。
(57)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1页。
(5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至十二月份），1945年10月16日，第283页。
(59) 《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6日。
(60)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7页；《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10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33页；《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5年10月4日，台北，东南印务社印行（无出版年），第802页。
(61) 《滇局圆满解决》，1945年10月7日上海《中央日报》，第1版。
(62) 马锳：《云南起义续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177页。
(63) 安恩溥：《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3年印行，第242页。
(64) 《滇局圆满解决》，1945年10月7日上海《中央日报》，第1版。
(65) 《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87页。
(66)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63页。
(67) 赵振銮：《龙云和蒋介石的合与分之我见》，《云南历史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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