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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到今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中国大地上已走过风雨如晦的15个年头。
当此之际，我们听到了来自中央决策层的声音。江泽民总书记说：“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李鹏总理说：“经济特区要增创优势，更上一层楼。”
1995年8月26日是经济特区成立15周年的纪念日子，在此前后， 经济特区问题又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在经济特区有否必要存在下去的存废问题的讨论声中，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特区的发展概况。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一项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赋予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法律保障。这一天，成了经济特区的生日。
这是一件十分具有想象力的事业，在过去的15年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后起的海南等5个经济特区，杀出传统计划经济的重围，把目光直抵国际市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中迈出了振聋发聩的关键一步。经济特区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创造了令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奇迹。昔日极其落后的边陲小镇在东南沿海迅速崛起，发展方向直指国际大都市。
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曾被国际舆论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伟大圣婴”的经济特区，优惠政策优势正在减弱，体制优势正与全国趋同，发展势头开始减缓……
经济特区已为众多的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当把经济特区目前的困难放在地区差距拉大等背景下，特区就成了个大问号。
经济特区成了一个大问号
经济特区从一诞生开始，便经历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以后，又是一波三折，风波不断。但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这只“开拓牛”，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创造了“深圳速度”、“洋浦模式”等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但勿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开中扮演“排头兵”、“试验田”和“窗口”角色的经济特区，目前已遇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1990年6 月中央批准上海市运用比经济特区更优惠的政策开发开放浦东新区，以及1993年中央加强宏观调控以来，这种种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和明显了。
——经济特区政策优势弱化。除了一些基本政策仍在执行外，一批又一批优惠政策被变相削弱或收回。以海南为例，低于全国的企业所得税、项目审批权、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仍在实行，但到今年年底，有关进口在岛内市场销售物资和边贸、易货贸易减征关税的规定，都将停止执行。而与此同时，原来特区的一些优惠政策已成为全国不少地区的普惠政策，后起的浦东等地的政策优势又正在加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经济特区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这个现象近两年成为经济特区较普遍的现象。以深圳为例，在建立特区的15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35.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57.4%，到1994 年便已分别降至27 .9%和31%，今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增长仅为19.2%，低于广东省的19.9%，只比全国的17.5%高不到2个百分点。在海南， 曾经最为火爆的海口市，财政收入1994年仅增长2.1%， 增长速度由原来的老大变成了老么，因为开放程度相对较小的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增幅反倒高达了59%。
——经济特区投资的成本增大，工资和土地等价格在特区明显增高。以房地产业还不算太火爆的厦门为例，1987年职工平均工资为1099元，比邻近的泉州、樟州分别高出541元和641元，到1991年，厦门职工平均工资便增至3694元，增长了2倍多，与泉州、 樟州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分别扩大到1275元和1083元，高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厦门市土地价格也骤然攀升，1989年市区内一平方米土地价格为500 余元。1991年就达到2000—3000元，1992年最高时竟达8000多元，大大高出附近地区。由此，工业资金利润率也由1981年的18%降为6%。 降幅高达12个百分点。在如今的海南，临时招用劳务人员的价格也高达一天30元以上，劳务价格可见一斑。
——外来投资减少。过去是全国人才、资金、项目大量“孔雀东南飞”。大量拥入经济特区。现在，不光是内资和外资，就是经济特区的资金、人才都在“北伐”上海、北京等地，甚至“打回老家去”。国际跨国公司也将目光更多地确定在中国长江以北和江浙地区。深圳市资金外流量已超过内地在深圳的投入，高达100多亿元，30 %的厂房设备被闲置：珠海市去年搬迁到毗邻的中山市的“三来一补”企业就多达100 家，其中不乏有名的企业；在厦门，1985年引进外资占全省的61%，到1991年便降至21%，到1992年，厦门市的三资企业产值、新批外资合同增幅等便均落后于同省的福州、樟州、泉州、莆田等城市；在今年海南的企业年检中，在对连续两年以上未参加年检且在注册地查无下落的企业清查中，数百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中包括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这还不包括那些近两年内注册而名不符实以及只有少数人留守而未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而今的特区，当铺在增多，且生意看好。拍卖在增多，且拍卖物价值堪称惨跌。以主要销售撤离特区的企业和人员财产而兴起的“跳蚤市场”，生意也十分火热……
这一切表明，经济特区发展到今天，已成了一个大问号，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还何况，在国际上，在中国“复关”的谈判桌上，经济特区已成为了西方大国阻挠中国“复关”的一个借口：在国内，地区差距还在扩大。
中国的经济特区还能再特下去吗，还能发展甚至还有必要生存下去吗？人们疑窦丛生。
特区人在干什么
步入90年代后，特区人便开始寻找经济特区的新出路了，并在寻找和增创特区新优势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即使在曾使经济特区热腾了一阵子的1992年开发热中，这种努力也没有停止过。特区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特区发展的理论问题，他们必须回答如下问题：
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现在门都打开了，全国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业已形成，窗口还有作用吗？又该怎样发挥作用呢？
经济特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现在全国都已迈开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经济特区不像全国其他地区传统计划经济的阴影那么重，其改革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那么，试验田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又该怎样体现并发挥这种价值？
特区人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他们仍然祭起了曾赖以起飞的法宝——改革开放。在开放方面，经济特区利用地处中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区位优势，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并以此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培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生长点，致力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改革方面，经济特区利用先走一步的优势，努力使自己的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注重在“立新”方面对改革成果进行完善和巩固，使改革在有序状态下步入法制的轨道。
或许，这些话读来十分的枯燥，记者归纳起来也感到十分的概括，但这实实在在的是建立在生动而丰富的事实的基础上的，就是本文前面所涉的一些问题，放在这些概括的语言中，也会具有另一种含义，会有利于我们更充分、更冷静、更客观地认识经济特区的现状。确切地说，经济特区目前正处于更大发展的阵痛中。
比如，上文所涉及的珠海市去年有100 家“三来一补”企业迁往中山市这一现象，如果放在珠海市调整产业结构、管理正规化之中，就不难理解珠海市领导对此并不担忧的原因了。因为这些企业是珠海办得最早的劳动密集型的原料加工企业，在基础已经奠定、正鼓励高科技产业的珠海市已无足轻重，且珠海对企业的劳动时间、劳动工资等都严格按有关制度办，再加上土地价、厂租价的上升，那些企业便自然感到于生存不利而外迁。珠海市领导说，这是一件好事，将更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
的确，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这是特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经过的阵痛。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经济特区都是房地产业一马当先，给经济特区的发展多少增添了一些泡沫经济的成份，而一旦宏观银根抽紧，一旦房地产业疲软，整个经济形势便蒙上了阴影。以海南为例，在海口、三亚等地区的有限土地上，近几年就有多达200 多亿元的资金投入了房地产，埋进了土里。仅海口地区兴建的房屋面积就多达1800万平方米，据说人均居住面积可高达45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实际利用面积。当时，占全国1/5的2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云集海南。不可不谓火爆。如今，2000多家公司实际存在并运作的已不多了。几大房地产市场也只剩下了一家，且奄奄一息。“海南没戏了”也盛行一时。而事实上，海南房地产一天一个价地往上窜而且居高不下，对海南吸引投资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海南在痛苦中寻找着新的产业结构，热带农业、旅游业、石化工业等产业也便在寻找中崛起。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农业资源而兴起的农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市场的拉动下，农业已成为国内众多有胆识的企业和台商的投资热点，海南农业增长值已连续4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农业问题已成为全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今天，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显得很突出，就是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一个建立在海南实际情况上的新型产业结构正在海南形成。在深圳等地，以电子、轻纺等技术先进的外向型轻型结构也已形成。应该说，这是在经济特区经过了虚热后的冷静思索，作出的明智选择，也是付出了大的代价的选择。至于发展速度减缓的问题，也多多少少与“雪球”越滚越大有关。因为这已不是在一张近乎白纸的图上作画了。
商界里有一句话：如果无法战胜对手，那么就与其联手。面对来自浦东及其他地区的挑战，与内地联手发展便成为经济特区的一个趋势，优势互补正为合作中的基本原则。海南省政府已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合作有关事项，为企业间的合作穿线搭桥。在深圳，与内地合作发展更是出现得更早。
1988年，深圳市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救援性基金组织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决定建立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市区两级财政从可支配财力中拨出2%的资金，用于扶持省内和其他发展较慢的地区。在坚持扶贫原则和有偿贷放原则下，5年中已累计贷款3.4亿元，共扶持115个项目，到1995年，已有58个项目投产，实现产值8.28亿元，创利税1.92亿元。其效益仍在继续发挥。在这一基金的运作中，绝大多数项目是海外接单，深圳组织设计、管理和出口，内地生产，还协调特区金融部门向其他地区投放，仅为广东梅州融通拆借的资金就达4亿元。近几年深圳已向内地投资100多亿元，在全国80多个城市和地区兴办项目500多个。这样一来，既开拓了国际市场，又调节了特区产业结构，还增强了辐射功能。而今，从经济特区内撤出的不少企业，窗口都还留在特区，形成了内地——特区——海外“三点一线”的产供销一条龙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特区的窗口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对于全国对外开放的大市场也是相当有裨益的。
在体制改革方面，经济特区一开始便几乎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的。海南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更是市场经济雏形。共和国许多第一次与第一家都是在经济特区这块面积仅为全国总面积0.35%的上地上诞生的。比如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第一个产权交易所等等，均出自经济特区。进入90年代，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敢闯敢冒的特区人仍在为体制改革作贡献，就在经济特区迎来15岁的生日之际，深圳又对国门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这在我国又是一个第一。而促成这项改革通过国务院批准的原因是，按旧的经济模式建立现代口岸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先行了一步的深圳的情况了，新旧体制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碰撞。非只如此，深圳的企业登记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海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税收制度的改革、交通费税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新旧体制在这些地方激烈碰撞的结果。正是由于先行一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就会在特区先出现。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经济特区旧的经济体制表现不充分不具代表性，而认为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的价值已经失去了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个很长很艰难的过程，要实行符合国情的国际惯例以及为“复关”而需要调整的政策，都可以而且能够在经济特区先实行。至少说在“立新”方面，经济特区的试验田作用仍很大。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也决定了特区的改革意识和改革环境形成的改革优势。
其实，一向务实进取的特区人对特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革。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特区人过去提的“优惠政策”已改为了“政策优势”，而这个“政策优势”也不再是过去那种建立在减免税收的优惠上的，而是先行的优势。正如汕头市委书记许德立所说的那样：“特区最需要的是，紧紧抓住‘试验权’这根探索加快改革建设的‘宝杖’。按照小平同志所说那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经济特区还有戏可唱
经济特区毕竟在风风雨雨中风风光光地走过了10多年，实力已今非昔比。就连1988年才建特区的海南经济实力也增长了3倍以上。昔日僻处海外的流放之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经济特区也比建特区前增长了10倍以上。而且外向型经济十分明显，1994年5个特区引进外资占全国引进总额的18.4%，出口额占全国外贸出口的12.7%，其中特区自产产品已经超过60%。
经济特区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考察广东时明确表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决定了经济特区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基调。
应该怎样发展经济特区，特区人也以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为了进一步发挥特区功能，不少经济学家和经济特区的决策者们，也在为发展特区献计献策：一方面是要抓住机遇调整结构，使经济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依靠加大改革力度增创新优势。另一方面是要使经济特区由综合型向功能型转化，向符合国际惯例的关境外模式发展，根据各自特点选择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工业园区等模式，这既不影响中国的“复关”，还可以促使特区更上一层楼。
贫富差距也的确是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国民生产总值看，东部地区的增长率相当于西部的50%，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东部也相当于西部的50%。按世界银行公布的五等分法计算，我国平均贫富差别约为4倍左右，而世界低收入国家是5.8倍，中等收入国家是10倍，高收入国家是6.8倍，均高于我国。所以，还不存在牺牲东部平衡西部的问题，更何况，经济特区并不是导致东西部差距的魁首，历史的遗留、观念和体制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对造成差距扩大所起的作用远比经济特区建设本身更甚。值得注意的还有，特区已与其他地区有了市场意义上的合作。
400多年前的1547年，意大利人在热那亚湾宣布成立莱克亨自由港，首创经济特区。在近30年全球经济大融合中，各地经济特区更是越来越多，已接近1000个。兴办经济特区已成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中国，15年过去了，经济特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但这是孕育着更大发展的阵痛。最近，在围绕经济特区存废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际，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仍然十分明确地说：“国家对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但对有些具体办法有的要调整和完善。经济特区要增创优势，更上一层楼。”这无疑为特区存废的讨论划了一个句号。
紧邻特区的港澳回归之日已屈指可数，在地理上包括了特区的东南亚及亚太地区正成为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中心，这无疑也是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新机遇。
南风仍劲，涛声依旧。经济特区，你的风采定将浪漫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