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爱情文学的遭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爱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新时期以来，爱情文学经历了“爱的回归”、“美的追求”、“情的失落”、“性的崛起”几个演进阶段。一方面，爱情文学忽略了民族伦理风范和东方美学气质，走向世俗化，平庸化，西方化、肉欲化，失却了应有的风采；另一方面，一拥而上的性文学的泛滥排挤了爱情文学的生存领地。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上，清晰界定和明确划分两者的外延及内涵，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方有利于爱情文学与性文学的各自的健康的发展。呼唤爱情文学的回归和辉煌。
也许人们还记忆犹新：当新时期文学正蹒跚起步之时，刘心武的一篇并非成熟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倾吐出广大读者积郁的心声，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在作家收到的成百上千封信件中，大家都在探讨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问题：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爱情应不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当初世人为求得人生的这一点最起码、最简单的常识，经历了多少磨难和坎坷啊，其幼稚未免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谁又能料到，曾几何时，性文学的泛滥几乎将新时期以来辛勤培植的爱情文苑冲击得荡然无存。“谈性色变”的时代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近年来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性描写：性本能、性冲动、性饥渴、性享受、性隐私、性变态、性乱伦……无所不包，无奇不有，步步升级，争先恐后。从内容提要的表述到书籍封面的包装，从普通的性恋情节到怪异的性爱故事，从一般动作的描写到床上细节的刻画，从挑逗性到刺激性，人们的神经负荷和心理承受似乎已达到某种“极限”。甚至评论家和研究者们也羞于再使用“爱情”这个概念，纷纷改用“情爱”、“性恋”、“性爱”……看来，时至今日，我们确实需要再一次寻觅“爱情的位置”了。
多么短暂的时间，何等巨大的反差！
如果说，上述谈及的不良倾向仅仅存在于那些低俗文人和无耻书商制造的“黄毒”范畴之中，那倒未必值得我们如此大惊小怪，相信有关部门会逐步地清除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倾向已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不乏作家对此格外投入、乐此不疲。甚至在严肃文学领域内，有人以这方面创作的“新、奇、怪”作为衡量作品“开掘深刻与否”和“创新魄力大小”的标尺。有些理论的误导和认识的误区，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探讨。
一
古往今来，神圣而迷人的爱情在中外文学殿堂内始终焕发着耀目的、绚丽的光辉。爱情，这个被人们誉为“永恒的题材”吸引着、鼓舞着多少文人骚客、名家著者为之殚思竭虑，呕心沥血。感人肺腑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悲剧、发人深省的形象，赢得了世世代代的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净化着人们的灵魂，引发着人们的向往与憧憬。爱情，这个折射时代精神、揭示社会问题、评判人际伦理、探索人生奥秘的聚光镜，在文学创作领域内，始终连绵着、承继着、持续着，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新时期之初，爱情文学的一度回归和兴盛是并非偶然的、也是来之不易的。五六十年代爱情文学创作尽管有“干预生活”潮流中的短暂的繁荣期，然而其公式化、概念化的严重程度也达到了人们忍无可忍的地步。爱情，这个人与人关系中最普遍、最持久、最富有色彩和魅力的内容，在创作中显得十分贫乏和苍白。有的成为了政治生活表现的附属品。有的实属伦理道德的抽象说教。有的堕落为表现阶级斗争学说的文学标本。十年动乱是当代文学史上爱情文学创作最萧条的时期。爱情被扼杀在蛊惑人心的“最革命”的理论之中。一种渗透着“左”倾思想的新的禁欲主义信条被欺骗地推崇为革命人生观。爱情就这样被视为洪水猛兽，成为文学创作的禁区。爱情文学创作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当时秘密流传于群众之中的“手抄本”应运而生。尽管有少数诲淫之作充斥其中，但也难能可贵地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无愧是其中的代表作。小说中描述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爱情故事是感人肺腑的。在那百花凋零的文苑，这难得的奇葩似乎向世界宣告：爱情文学是永远禁锢、扼杀不了的，如同真理和正义的声音一样。新时期的爱情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回归的。
新时期之初，爱情文学创作曾经历了一个从“爱的回归”到“美的呼唤”的正常化、健康化的发展进程。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后来的改革文学阶段，当我们读到《我应该怎么办》、《天云山传奇》、《如意》、《心香》等作品时，无不为这些坚贞不渝、难能可贵的爱情所倾倒。在崎岖的山崖上生长的、用血泪和苦水浇灌的爱情之花，在新时代阳光的映射下，显得格外挺实、艳丽。直至张洁发表了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将对炽热的爱情的追求和憧憬推向极致。这篇作品在广大读者的心扉中激起的强烈震荡，标示着人们对爱情中的真善美的渴求。应当承认，新时期之初的爱情文学肩负着反对封建残余观念和扫除传统习俗势力的重任。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封建意识以及随之而兴的世俗偏见曾孕育、制造出无数的爱情婚姻悲剧。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它们依然像可怕的瘟疫一样污染着我们社会洁净的空气，扭曲着人们的心灵。像陆文夫的《井》、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作品，获得了警世益人的显著的艺术效果。
那么，值得思考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爱情文学何以骤然失却了活力、魅力？失却了自我？
二
从摆脱封建意识和世俗观念的角度来看，80年代我国乡镇大范围的婚恋观的转化，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的意义。新时期文学曾在这方面充当了倡导者、疾呼者、评判者、探索者的重要角色。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张铁匠的罗曼史》、《小月前本》、《故土》等作品，至今读起来，仍感到新鲜动人。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的，西方文化、西方的情爱意识趁国门大开之机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其势之汹汹令人咋舌。本来，80年代中西文化的撞击是历史的大趋势，吸之精华，弃之糟粕，无疑是有益无害的。关键在于，不能将自己的优势误认为是劣势，将别人的短处误认为是长处。
无庸讳言，西方的爱情观念、性恋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判断和交际方式，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国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彼此的距离并不能完全用“好与坏”、“优与劣”的尺度而简单审定。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转型期的复杂的社会情态，建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生理学和心理学长足发展形成的崭新的知识领域，也大大增加了爱情文学认知和表现的难度。加之一些作家脱离底层人民，迷惑于生活表象，80年代中期爱情文学创作从“爱的回归”、“美的呼唤”迅速滑坡到“情的失落”的阶段。金碧辉煌的爱情文学圣殿浸蚀了、剥落了、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池莉的一篇小说的题目《不谈爱情》几乎成为人们概括现实情态的共用语——“不谈爱情”的时代，“不谈爱情”的文学时代。
尊重现实生活的多样形态，无疑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爱情题材亦然。我们之所以提及爱情文学圣殿的“倾斜”，倒并不在于文学创作中过多地描写了婚外恋、畸形恋、变态恋或一切非正常、非合理的爱情纠葛。而是说它忽视或摈弃了中国爱情文学圣殿的两大基石——民族的伦理风范和东方的美学气质。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爱情文学长河中，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像《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牡丹亭》、《聊斋志异》等，至今人们读起来依然如醉如痴、留连忘返。剖析这些情节和形象中蕴含的魅力，刮除和剥离掉那些传统世俗和历史局限积淀的斑痕和锈迹，不难发现那种对爱情关系与精神追求统一性的肯定，对抗拒诱惑、忠于誓约的坚贞性的赞美，对百折不挠，至死不悔的强韧性的讴歌，对“举案齐眉”、“琴瑟和谐”的美好性的向往，对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动摇性的批判，对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背叛性的抨击……这些熠熠闪光的民族的道德伦理风范，支撑了几千年我国爱情关系的沿袭发展，也支撑了爱情文学圣殿的牢固坚实。其实，爱情领域中的真、善、美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通的。只不过，我们应该格外尊重和珍视民族的爱情观念、道德意识和交际方式。建立现代情爱意识不能完全以西方的现状作为范本，而是应该以我们民族的伦理风范为出发点，逐步地升华、进步和完善。刘心武有一段话说得好：“据说人类越接近高度文明，便越允许旧爱的消亡与新爱的勃发，允许自由离异与自由结合，那时的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都是今天庸人所难以理解的。我祈祷这样的理想终能实现。然而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我笃信这样的观念：爱情应当是坚贞不二，始终不渝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使到极度文明的社会，他们的爱情也将具有某种典型性质。真正的爱情必是永恒的。”〔1〕
在爱情文学领域内，东西方的殊异的美学追求也是不容忽视的。千百年来东方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2〕决非一朝一夕就轻易演变的。人们经常称道的伊甸园中的“东方魔力”正源于此。与西方创作的艺术气质，诸如热烈奔放、情溢言表、大胆渲露、动感性强等比较起来，我们更注重内向含蓄，情思蕴藉、善中求美、心灵交流。近些年来在一些爱情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大量出现林间追逐、街头拥吻、雪地抱滚、海滨嬉闹的西方色彩浓烈的热恋方式和情调，尽管这些爱情内容本身还是值得同情的歌颂的，但广大群众欣赏起来却感到有一种隔阻感。应当承认，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色彩和情调比过去浓郁多了，但它们也仅存在于部分都市中、部分青年中、部分职业范围和生活圈子中，并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张贤亮在谈到小说《灵与肉》的创作体会时就说过：“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爱情方式，中国劳动者的爱情是在艰难困苦中结晶出来的。他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互相遮风挡雨，一起承受压在他们身上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他们之间不用华丽不实的词藻，不用罗曼蒂克的表示，在不息的劳作中和伤痛饥寒时的相互关怀中，就默默地传导了爱的搏动。”
给人们的爱情关系涂抹上一定的理想的色彩，以达到读者对爱情中真善美向往的企盼感和满足感，是东方爱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我们并不要求当今的作家再去写“人仙恋”、“人鬼恋”那样的幻奇作品，也不期望作品中都出现类似“化蝶”、“成仙”、“梦会”等“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将现代的爱情完全地世俗化、平庸化、肉欲化也是很不妥当的。“对人类来说，最伟大的关系不外乎就是男女间的关系了。”〔3〕花前月下的浪漫情怀，两情依依的迷人意境，海誓山盟的高尚承诺，古今中外的作家文人曾经为之写下过多少赞美辞。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在人生的烦恼中，在“搭帮过日子”的琐事中，在性欲的宣泄中匆忙地丢失了爱情的“诗情画意”的一面。越是在世风需要净化、道德水准需要提高、拜金主义思想需要纠正的时刻，越需要给人们爱情关系的描写多一点“亮色”。这决不是在歪曲生活、粉饰现实。这种“亮色”，既是对现实存在的美好的爱情关系的本质性的反映与肯定，是对人类发展进程中真善美的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张扬，也是作家主体的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人们灵魂王国中潜移默化的导向。当今的爱情文学创作，目光怎么能够仅仅盯着阔老板的卡拉OK厅中的多角恋、别墅中女人的缠绵的单相思、大腕们的隐私生活的揭秘寻踪……，难道我们的生活中只能见到欲的沉迷、性的畸形、色的泛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多从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的平凡而缤纷的生活中去发现、去开掘、去表现爱的真谛、爱的矛盾？人们在繁琐、复杂的人世间的生存景观中，总有这样的或那样的爱的困扰、遗憾和失误，希冀能从爱情文学圣殿的光环中得到某种慰藉、某种信念，这难道不也是爱情文学的功能么？
当我们摆正民族伦理风范和东方美学气质这两块基石，当时代的理想之光照射到这片土地，伊甸园必将恢复和超越昔日的风采。
三
80年代中期，正值爱情文学渐入窘境、自我失落的时刻，性文学在我国文坛从探索实验转而陡然崛起。自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以后，“性文学”的旗帜公开地、高高地树立起来。人们在惊讶、疑虑、观望之后，迅速地承认、重视了它的存在和流行。性文学除掉了身上层层包裹的外衣，撩起了神秘莫测的面纱，自然引发出人们在观念上和习惯上的一次颇具震撼力的变革。伊甸园的骚动激发起社会上的冲击波。新时期性文学的崛起与建树，同性科学、性文化一样，无疑都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这在缤纷的文苑中拓垦出一块新的领地，加强了人类生命的独特体验和人性奥秘的深层审视，深化了人的生存意识的本质揭示和人的灵魂世界的内在开掘。它丰富了作家反映生活、描绘形象的渠道、角度和视点。从某些创作的需要来说，它的确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这方面，近年来，除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外，还有贾平凹的《黑氏》，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苏童的《妻妾成群》，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等，都是富有探索实绩的代表性作品。
如果说，性文学创作能沿着时代要求和美学规律的轨道正常地、健康地前进的话，那的确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合理性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演化为现实的偏颇性。性的探索和表现，如果远离了时代的色彩、社会的因素、道德的条件，而只在人的自然属性——性本能上细腻品味、反复剖析、无穷变化，那就只能是一头扎进到“死胡同”中。人性的开掘、生命的体验也并不能只注重“性”这样一个角度和视点。也并非对任何题材的创作来说，它必然都是最高的、最佳的角度和视点。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人认为现代的情爱意识就是性意识，爱情文学实质上就是性文学。在这种观点的有意的或无意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驱动下，爱情文学就不知不觉地被性文学排挤了、淹没了、取代了。
从当前爱情文学创作的实际情态考察，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
一种类型是，作品属于爱情生活题材，但根据主题内容的客观状况，没有涉及到性的关系的描写。性恋是爱情的基础，但描写爱情并非必然需要联系到性。这是允许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另一种类型是，作品在局部和细节上涉及到性关系的描写，而从创作内容的整体来看，性的因素是次要的、局部的，并不居于主导的地位。
第三种类型是，创作主题就是性关系的表现和探索，是从性恋的角度和视点来把握和观照作品内容的。这样的作品无疑会从正面地、直接地、维持一定量地涉及到性状态、性心理的描写。
从原则上说，前两种类型的“以情为主”的作品属于爱情文学领域，后一种类型“以性为主”应是名副其实的性文学。目前，人们习惯将性文学看作是爱情文学的一个分支。我以为，与其让他们之间含混不清、造成认识上和创作上的困难，莫如将爱情文学与性文学给以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在作家一拥而上抢占性文学题材领域的今天，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极具认识上和操作上的实际意义。首先，两种类型的文学都可以沿着独自的创作轨迹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点，尽力展示自己的优势。爱情文学可以维护其相对的独立性，在继承传统、联系现实的基础上找寻到新的“自我”。而性文学也不必总处于游移状态，可以旗帜更鲜明地开掘创作的主题。其次，两种类型的文学的读者层也可以相对地集中化、鲜明化，各自寻找到自己的关注点、兴奋点，有利于发挥其不同的艺术职能。第三，两种类型的文学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兴衰荣枯、升沉起伏的种种信息，会有利于从上到下——从文坛总体到个别作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把握，以促进两类文学的深入探讨和共同繁荣。
我在这里强调的爱情，并非仅指纯洁的初恋的情感和“一生只爱一次”的柏拉图式的理想。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爱情生活和爱情关系都有权利、有可能在艺术领域中得到反映：伟大的与渺小的，美好的与丑陋的，真诚的与虚假的，公开的与潜藏的，婚前的与婚后的，婚内的与婚外的，正常的与畸形的，健康的与变态的……爱情文学中还不可避免也会有或多或少的性描写。然而，爱情决不等于性欲。爱情，除了以性欲的吸引作为重要的基础以外，它还总是同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直接的或间接地联系着，是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具体表现。原苏联著名作家马卡连柯说：“爱情不能单纯地从动物的性的吸引力中培养出来。爱情‘爱’的力量只能在人类的非性欲的爱情素养中存在。一个青年人如果不爱他的父母、同志和朋友，他就永远不会爱他所选出来作为他妻子的那个女人。他的非性欲的爱情范围愈广，他的性爱也就愈为高尚。”〔4〕黑格尔也强调：“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的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5〕
8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短短几年的时间，性文学就从“解禁”走向了“繁荣”，从“初露端倪”发展到“俯拾即是”，其步履之大，之速，恐怕古今中外都实属罕见。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之。有些人总是担心性文学与色情文学混淆纠缠，担心它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由此而出现一些偏见和误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性文学的丰富和强化，它的历史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黄毒”泛滥的根源不应简单地归结到性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上。前者需要采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后者则是一个提高思想水准和美学境界、增强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作家过分侧重性的本能结构、行为过程和内心体验上，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性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因素，忽略了性哲学、性伦理、性文化和性心理的不断开拓和深层探索上。埃及作家迈哈福兹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性作为人类的活动不能无视。但是，文学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的。对于艺术家，如何处理性是一场困难的考试。怎样才算艺术，怎样就是滑到商业上了？我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的……我主张把它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卫生来严肃而勇敢地对待，反对挑逗、刺激。我这样主张，并非从道德，而是从艺术角度出发”，“不仅是在《乞丐》中，而且在早期小说中也谈到过妓女，淫乱等。但在《乞丐》中，对性的处理带有哲学的痕迹。而妓女等，不能算是性，只是为了揭示腐朽的形式。至于描写淫乱，那是为了批判政治而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总而言之，我之所以注意性，是因为我注意政治。”〔6〕
当然，性文学和爱情文学是两个相关甚密，且有交叉渗透的创作领域。正是在这种必要的合与分中，我们才能求得其共同的发展和辉煌。
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爱情是永恒的；在文化演进中，爱情文学是永恒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健康的、美好的、包含着智慧、探索、憧憬的爱情描写亦是永恒的……我们呼唤爱情文学的回归，让这个对人类具有永恒价值的伊甸园，在时代光辉的照射下，永葆迷人的、纯净的绿色！
注释：
〔1〕刘心武：《写在不谢的花瓣上》。
〔2〕伏尔泰：《论史诗》（1733年）。
〔3〕劳伦斯：《灵与肉的剖白》，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4〕转摘自《爱言情话》，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
〔5〕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332页。
〔6〕迈哈福兹：《把我当做修建金字塔的工人》。 转引自《世界文豪妙论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