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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
刘益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我注意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论述和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诸多要求以后，话锋一转，在《决定》的最后一部分明确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这是不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落脚点呢？
周治滨：我认为是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归根结底属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范畴。当然，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党的建设思维来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多年执政的大党、老党，世界第一超级大党，究竟应怎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非常需要我们通过对《决定》的学习，来深入思考，努力回答。
程显煜：《决定》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明确提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认为，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上确立的一个新的时代主题。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我们每个从事党的建设的工作者，以及一切关注执政党建设的人们，都应确立起这样一个执政党建设新的时代主题的观念。
周治滨：我很赞成你的观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确有一个党的建设时代主题的调整问题。但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我们多年来熟悉的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又是什么关系呢？
刘益飞：我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这些建设都属于党的具体建设的范畴，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总是围绕着党的建设的时代主题来进行的。比如，在建国后党内“左”倾思想居于支配地位的年代，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必然围绕着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进行，必然服从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政治路线，当然，这给党及党的建设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拨乱反正以后，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新的政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这就决定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要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进行。这些年来党的建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现在《决定》提出要围绕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这显然是党的建设时代主题的与时俱进！应当承认，现在较之于党在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个时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建设的时代主题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程显煜：我补充一点。我认为，从大的方面看，党的建设时代主题的调整或转换，包括今天执政党建设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是来自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大转变”：党从一个长期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从长期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的执政党，转变成为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和搞市场经济的执政党。正是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使得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格外突出起来。
刘益飞：我同意程教授的补充。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那就是你提到的“两个转变”，其实早就开始转变了。第一个转变是1949年党执政后就开始了，第二个转变是改革开放后就逐渐开始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强调执政能力建设呢？
周治滨：我认为，这有一个我们党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有一个从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从比较盲目到比较清醒的过程。执政的共产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前苏联共产党探索了70多年也未能回答好这个问题。近10多年来，世界上一些多年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下台，固然原因很复杂，但共性的一条，恐怕还是这些党的执政能力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这都给我们党以强烈的警醒！
程显煜：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都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而要做到长期执政，即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就需要在科学地认识执政党的特点以及自觉把握执政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生涯中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实践后，在深刻总结了世界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党的建设上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基本判断和重大的战略决策。可以说，这也表现出我们党自我认识的一个新觉醒。
刘益飞：对！这个新觉醒在《决定》中随处可见。比如，《决定》提出要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这无疑是对党在过去长期执政生涯中客观存在的按照领袖人物或少数人意志决定重大问题、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党超越于宪法和法律范围活动、党往往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这类问题的深刻反思。又如，《决定》强调要增强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更是反映了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深层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且莫说党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就是几年前，当党第一次阐明对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政策时，那时党内外的思想阻力是多么大啊！
程显煜：是的。我记得当时中央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向全国派出了宣讲团。
周治滨：我认为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还需要有全球视野。近10余年来世界局势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对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能力都提出了挑战，谁的执政能力强，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处于有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之间的竞争。
刘益飞：我也注意到，当今世界上有许多有作为有抱负的政党，为了取得政权、保持政权，纷纷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建设。比如，有的党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革新自己的纲领；有的党改变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尽可能把社会精英吸收到党内；有的党改革党的决策方式，努力增强决策的民意基础；有的党调整党政关系，以不同的方式有效地影响和控制议会、政府、司法及军警部门的运作；有的党千方百计地增强党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力，大力塑造执政党代表人物的形象，增强执政党的魅力等等。
程显煜：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但具体内容和任务不一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和长于在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体制下运作的执政党，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和长于党直接行使权力、党往往直接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党，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怎样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要求，怎样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刘益飞：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
周治滨：不知你们注意到一则报道没有，一位省部级领导从自身经历中感受今天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执政党，有“四看四不看”，这就是：不看历史看现在，不看说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政绩看败绩。
程显煜：我知道有不少干部、群众是认同这“四看四不看”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更现实的要求，从深层次讲，是提供了一个我们今天考察党群关系的现实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决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的论断和要求。
刘益飞：我们怎样来理解《决定》的这个重要论断呢？我想起在授课时一个领导干部学员给我提的一个问题：我们党究竟能够执政多长时间？我当时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不是算命先生，当然不能自己给自己算命。但是《决定》中有一句分量很重、很提神的话：“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确是值得我们深思。说到底，决定党的执政地位的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程显煜：刘教授的话涉及到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我国的执政党是法定的执政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执政党是不同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我们这里谈的政党的合法性。政党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在超出法律范围的意义上使用的。所谓合法性，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统治当局及实施的政策所持的态度，简单讲，就是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府手中权力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度越高，表明其执政及统治的合法性就越高，反之就越低。而低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认同危机即合法性危机。在中国古代，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在中国当代，有邓小平提出的判断中国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支持不支持”，实际上都涉及到合法性问题。一个政党是否能长期执政，从根本上讲，并不在于是否有一纸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在于其政党的合法性及民众的心理认同。前苏共及东欧一些共产党，都在国家宪法中规定了党的领导及执政地位，不也失去了政权吗？
周治滨：在西方法治国家的政党体制中，合法性的取得是通过竞选来实现的，选民的选票是执政合法性的最直接的体现。在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具体国情下，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讲，来自于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决定》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论断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刘益飞：很赞成二位的理性分析。我认为对合法性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我们经常说到的“历史的选择”。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老抱着“历史的选择”不放。因为历史的选择毕竟只能说明那时的历史，不能说明永久的历史。历史的选择毕竟只能在一个时期有效，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对这种“历史的选择”认同的人群在发生着自然更替。有一个统计表明，今天中国95％的年轻人是不看人民日报的。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及越来越多的人们，是要按照他们对执政党的现实感受，按照他们自身的价值判断，去确定他们的选择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人民对自己的利益代表及执政党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一次选择定终身的，人民总是要根据他们的现实感受、内外比较、心理认同来选择执政党，来选择他们的利益代表。在现代民主社会，人民群众主要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党过去的光荣历史，并不是党向人民描述的未来美好理想，而是他们切实感受的社会现实。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党不能解决党内外积怨不少的反腐败问题，不能解决涉及广大民众利益的共同富裕及贫富悬殊问题，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不能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对权力的监督问题，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还会有足够的心理认同吗？人民群众还会自觉自愿地选择我们党吗？
周治滨：刘教授谈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执政忧患意识。但遗憾的是，现在党内一些同志尤其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还缺乏这样的忧患意识，缺乏保持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身处执政地位，还有不少盲目的优越感。有一次听一位领导干部作报告，他在谈到如何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时，认为我们党有三个根本的保障：一是党的坚强领导、二是党掌握着全国政权、三是党领导着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而恰恰忽略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
程显煜：我是学历史的，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前苏共的合法性丧失的问题。前苏共领导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及心理认同，从而具有了执政的合法性。以后，前苏共又领导人民成功抗击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合法性。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个政党过去构建的合法性基础可以维持一时，或者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但决不能维持长久。执政党需要不断地补充合法性的资源，才能维系合法性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成长起来以后，前苏共靠过去的历史形成的合法性实际上在逐渐消失，人们逐步以生活是否更快改善、民主是否真实、制度本身是否公平，来作为他们心目中对执政党支持还是疏远、赞同还是反对的主要判断尺度。当苏联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后，他们对苏联社会中发生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和苏共执政过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弊端产生了许多疑问：难道这就是最高形态的民主吗？为什么在这种民主中找不到主人翁的感觉？为什么领导权力执政权力的滥用始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什么在人民的国家竟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什么人民的生活长时期改善缓慢？当这样的疑问在人民群众中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对执政党的心理认同就越来越低，前苏共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苏共在一个很长时期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地补充合法性的资源，而是任由原有的资源不断耗失。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有200万党员时英勇抗击了法西斯，但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
刘益飞：程教授讲的很有说服力，也使我想到在党内生活中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党内常有同志讲：老一代共产党人为人民打江山流血牺牲，他们犯错误人民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这个资本，但新一代人没有这个资本，他们犯错误人民很难原谅。我认为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党执政已经有两三代人了，今天党的领导党的干部靠什么去赢得人民的心理认同，去获得及强化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什么历史资本值得炫耀，而惟有我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不断创造让人民满意的执政政绩，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党不断巩固执政地位，使党自身始终充满活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
程显煜：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人去做的，我认为我们今天思考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就是具体执政的人也就是执政党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素质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当然不是党员干部素质、能力的简单相加，但是，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毫无疑问构成了党的执政能力基础。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能力平庸、素质不高、适应力不强，即使党有再好的执政方略，恐怕也很难表现出很高的执政能力。
周治滨：现在令人忧虑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实证式调查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辽宁省对该省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素质的调查表明，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执政能力不适应的，省级干部占32％，地厅级干部占50％，县处级干部占62％，乡级干部占78％。根据中央党校的一份问卷调查，在被调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中，认为自己需增强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占60％，认为需增强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35.7％，认为需增强依法执政能力的占43.4％，而普遍缺少的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比例高达66.9％。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可以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现代民主意识不够、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已经突出地制约着党的整体的执政能力。如果按照党确立的三大执政方式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来衡量，差距就很明显。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在执政行为中仍然习惯于党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不习惯于党与社会各方协商、协调和对话；习惯于党直接决策、直接指挥，不习惯于充分发挥各种非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习惯于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不习惯于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习惯于微观领导、直接干预，不习惯于执政党本应具有的政治领导的方式。
刘益飞：前一段有一件众说纷纭的事情，很能说明周教授提出的问题。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由，要求该区内各律师事务所不能受理涉及沱江污染事故索赔的委托代理，使得受沱江污染损害的市民、农民、渔民、企业、商家等利益主体难以进行正常的民事索赔活动。该司法局的这种行为据说有上面的指示。这件事在媒体上受到广泛的批评，新华社记者也发表了批评性评论。我认为这件事很具有典型意义，它表明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仍习惯于传统的执政方式，一事当前，不会用不能用法治的方式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而总是动辄由党的政法委一类组织出面，以党的指示或行政干预的面孔出现，甚至直接干预具体案件的审理，干涉律师的正常业务。这是有悖于三大执政方式的要求的。
周治滨：刘教授，你是从事党建理论研究的，那你认为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刘益飞：这就是《决定》指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增强执政骨干的素质包括端正执政理念、增强执政意识、掌握科学有效的执政方式、不断提高执政本领，是提高整个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增强党员干部素质这件事，是需要党常抓不懈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来有效地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
程显煜：这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决定》提出要大规模培训干部，要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党中央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后30个月时间中，对外公布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就有21次。其选题之精、数量之多，都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学习紧迫感。实践证明，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及提高执政能力，是要靠学习的，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基本保障。这也使我们这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更增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在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在实践中也感受到，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仅仅靠学习和教育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党员干部到党校或其他地方学习的时间在他的执政活动生涯中毕竟是很短暂的，学习和受教育主要依赖党员干部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毕竟是很有限的，不能估价太高。在某些舆论和文件上常有这样的话：“通过××××××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的话，其实水分是很多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现实，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我认为，在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上，我们应当开阔视野，在注重学习和教育的同时，还应当探索其他有效的方式。
周治滨：对程教授的看法，我很有同感。其实在现代社会，提高官员的素质，更推崇的是靠制度管人，靠制度提高人，靠制度改造人。《决定》也强调：要“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较：在传统社会，过分看重和强调官员的自我修养以及教化的功能，将其视为“皮”，而轻视制度的作用，将其视为“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现代社会，则颠倒过来，更强调制度的作用，将制度视为“皮”，即将制度视为更具根本性的东西，而将教育视为依附在制度载体上的“毛”，离开了制度的依托，教育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甚至是很苍白的。
刘益飞：有道理。前些年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搞了不少的党内教育，包括“三讲”教育、党性党纪党风教育等，但收效不大，党内党外都不够满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例如缺乏监督制度、缺乏民主制度、缺乏公开制度等。
周治滨：其实，要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如何按照执政能力的要求来厘清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路。不知刘教授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有什么新的见解？
刘益飞：我正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在改革开放初期，党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针对当时领导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科技和专业知识普遍不足的状况，是很必要的，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较长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我认为“四化”方针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了。比如，什么叫“革命化”，往往难以具体衡量，甚至“革命”这个词，似乎带有过去时代的浓重痕迹，难以给出理性的准确的解释。“年轻化”在今天往往成为一种年龄资格，组织部门在考察提拔干部时，“年轻化”的标准往往变成了很具体的年龄杠杠，什么35岁、49岁、55岁等，年龄超过杠杠的干部就只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世界上的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强调“年轻化”的，因为“年轻化”在客观上具有排他性，不利于发挥大多数政党成员的积极性。“专业化”、“知识化”在现实中往往变成单纯追求文凭和职称，文凭和职称成为衡量“专业化”“知识化”的一种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格。“四化”在现实中有向“资格本位”演化的明显趋势，这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民主政治是强调“能力本位”而反对“资格本位”的。现在党内有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也需要与时俱进，执政能力建设已成为党的建设的时代主题，因此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逐步从“四化”向“五种能力”转变。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
周治滨：其实，在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上，我们在制度层面上要注重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和坚决防止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倾向。什么叫官僚？列宁认为，官僚就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享受特权的特殊阶层。老实说，我们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是很容易官僚化的。为此，我们需要制订和完善反对和防止特权及特殊化的种种具体制度，包括制订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这类在世界民主政治中行之有效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约束、监督作用的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常关注的一项关于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研究的国家级课题表明，有9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实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阶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程显煜：还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也是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一个基本途径。例如建立党内公开制，包括领导干部提名的公开、纪委立案审案的公开：建立党内竞选制，包括党代表的竞选、领导职务的竞选；建立党内对话制、弹劾制等，对于提高执政党党员干部的素质，都是很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还是呵护太多，照顾太多，缺乏让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经受实际的锻炼和考验的勇气和制度机制。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
刘益飞：党的执政活动是依赖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进行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我认为《决定》的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明确概括和提出了三大执政方式，也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基本方向。
周治滨：我注意到近来理论界有权威人士称三大执政方式为中共的新“三大法宝”，这是很有意思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而现在“三大法宝”则称之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真使人有历史沧桑、潮起潮涌的感觉。
程显煜：我认为《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加强调体制和机制问题。对于党的执政能力来说，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比较注重的是人的能力，特别是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及领导集体如何应对复杂局势、如何开创新局面的能力。甚至可以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执政能力的五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能力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很稳定的。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党配备到重要岗位上的干部，个体素质都很强，而一旦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却往往矛盾、问题很多，影响到执政效果。这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制度、体制、机制的因素在起作用。四中全会较过去相比，从强调领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到更强调更看重体制和机制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刘益飞：从现实来看，党整体的执政能力主要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党的领导体制、党的执政体制、党的决策机制、党的监督机制、党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及党内民主机制等等。而这些体制和机制，是要突出回答党如何领导、如何执政的问题，也就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我理解，我们今后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决定》提出的三大执政方式的要求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从而改革和完善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周治滨：我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体制是内在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老一辈革命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任仲夷同志在去年8月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谈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观点。他认为：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任老认为，改革之初，小平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是留下一个相对富强安定但问题丛生的社会，还是留下一个可能动乱的社会呢？他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可能不是完全自觉的，也许是无奈的。所以，在他的南方谈话中，几乎没有提到政治改革，但他也没有收回和改变他对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他留下了一块还未被真正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当然，这也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刘益飞：我认为任老的观点给人许多启示。我们从《邓小平年谱》中看到，1992年春南方视察后，邓小平集中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编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邓小平很看重的一部文选。在邓小平精心选定的入选篇目中，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讲话，几乎全部收入。可见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件事上，他寄希望于后来者。
程显煜：我还注意到，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对在校学习的党的中高级干部的问卷调查，有88％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党围绕着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三大执政方式的目标和要求，实际上也是党在新形势下，不负众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选择和确立了一个更具时代性、全局性、稳妥性的切入点和抓手。这对今后一个长时期党的改革及政治体制改革极具指导意义。应当说，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周治滨：我赞成程教授的评价。实际上我们从《决定》中感受到不少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例如：强调党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和纠错机制；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的职数，实行常委分工制；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党代会提案制度；营造保障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等等。
程显煜：《决定》在制度创新下的勇气和进展真是令人鼓舞！我以为，我们还需要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在实践中继续思考和探索一些久久困扰我们的问题。比如如何从制度安排下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问题。党对人大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并由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证它贯彻执行。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是有区别的。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如果说它上面还有一个组织领导，这至少是不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上目前不少党的领导机关把与人大的关系看成一种组织上的上下级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这里面既有观念问题，更有体制问题。还有，执政党及其组织是否遵守了宪法和法律，是否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人大应该有权予以监督。但目前人大对执政党的监督职责和实际实施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还任重道远，制度建设制度创新的任务很重。包括地方党委书记纷纷兼任地方人大主任这种做法，是否是一种符合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都需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
周治滨：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一直认为，党的领导的本质和党的工作的核心，就是帮助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早已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实现历史使命的工具，而不能自觉不自觉地把人民群众当作党的工具。处理好党与人大关系的制度安排，离不开这样的基本理论指导。那种将人大这样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视为“二线领导”、视为一个履行批准手续的机关、视为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将人大视为安置从“一线”退下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的认识和作法，都是有悖于党与人民群众本应具有的正确关系的。
刘益飞：我很赞成二位的观点。一般来讲，执政党对社会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而不是直接管理。但这些年来似乎形成了一种观念或做法：只要某件事很重要，就要由党来管。例如，以前一般只讲党管干部（这是符合执政党功能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如党管政法、党管武装、党管人才、党管大学、党管媒体、党管信访……。而“管”的含义又不是十分清楚，“管”的制度机制又不是很科学合理，这就容易导致事实上的党直接管理、直接干预。这是值得讨论和思考的。我认为，这些问题若不很好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就会长期处于传统的、很低的水平上。
周治滨：还有一个执政党怎样领导经济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法治国家的执政党一般是不领导经济的。这是不准确的。经济搞不上去，执政党只有垮台，它怎么会不领导经济呢？问题是怎样领导。美国共和党在1928年大选中获胜，以胡佛为首的共和党政府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1932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在竞选中成为总统，罗斯福信奉的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并以此为指导推行著名的一直影响美国至今的“罗斯福新政”，而新政的核心，就是执政的民主党人推动制定和实行银行条例、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70多个法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程显煜：《决定》指出：“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应当说，这个思路及要求已经非常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领导经济的一般规律，是很到位的。问题在于，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党组织，多年来习惯了党委对经济工作直接决策、直接管理、直接干预和从事大量的微观经济活动，这又怎样来转变和调整呢？这同样亟须建立一套稳定的体制、机制来规范、来约束、来监督。
刘益飞：当然，这个基本思路是对的。但是党如何领导经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执政党的职能，还涉及到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各种非党组织的关系问题。
周治滨：是这样的。经济建设是各级地方党委的中心工作，但党委究竟怎样科学有效地抓这项中心工作，确实有一个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确有一些习以为常的方式方法值得反思，有一些新的经验值得总结，有一些新的路子值得探索。
程显煜：这样看来，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们要做的事真是很多，既需要着眼当前，更需要持之以恒。只要我们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孜孜不倦、卓有成效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我们就一定不会辜负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