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间中共对台策略的调整探析*
陈 忠 纯
〔摘要〕 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较量，中共对解放台湾的严峻形势有了直观的认识，由此确立解放台湾的战略安排，即强调统一国家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明确解放台湾的斗争包含国内、国际两方面，既需要军事、外交斗争，又必须加强宣传、政治、经济工作，等等。据此，中共提出“两步走”，希望以“和平解放台湾”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先行解决沿海岛屿问题。但随后中美谈判遇挫，中共的立场重新强硬起来，“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随之止歇。“八二三”炮战后，中共发现有可能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与蒋介石达成默契，同时也认识到相对解放台湾，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关乎民族大义。于是，中共调整策略，一方面重提“和平解放台湾”，推动“联蒋抗美”；另一方面将“两步走”改为沿海岛屿、台湾本岛二者都不动，留待将来统一解决。
〔关键词〕 台海危机；对台策略；民族大义；“和平解放台湾”
以往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中共对台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与两次金门炮战，其重点或在阐释政策本身的内涵与意义，如孙泽学的《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和李松林、祝志男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考察》(九州出版社，2012年)等；或关注中共的军事外交战略变化，如沈志华的《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牛军的《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张淑雅的《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等。他们都较少讨论当时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判断与认知，尤其未注意到当时中共已初步确立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中共不仅明确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还强调统一国家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任务，认为在面临美国干涉的情况下，解放台湾的斗争包含了国内、国际两方面，其中不仅需要融合军事、外交的斗争，还必须加强宣传、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中共提出了争取利用谈判先行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再解决台湾本岛的“两步走”策略。实际上，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可以说是上述对台战略的具体实践。梳理其时中共在台海的活动，会发现无论或战或和的决策，都是根据既定的对台战略作出的。而中共对台决策的背后，则包含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简言之，中共最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是基于缓和台海紧张形势，对美采取谈判为主的策略。当美国逐渐暴露其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及美蒋矛盾公开化后，中共准确判断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更紧迫的任务，故而调整策略，以争取与支持蒋介石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为主，并再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本文拟对中共对台战略的提出过程加以考察，进而从这种统摄全局的战略背景出发，重新审视具体策略的调整过程，力图更加清晰地还原策略变化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中共对台战略的提出和对台策略的初次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蒋介石败退台湾，以之作为最后的抵抗基地，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的最终统一自然成为中共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1950年前后，中共努力争取苏联的协助，加紧实施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但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美国武力侵入台海，打乱了中共的军事部署。中共不得不暂时中止武力解放台湾的进程。朝鲜停战后，中美对峙的重心移向台湾问题，台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中共密切关注朝鲜停战及日内瓦和谈以后美国在远东尤其台湾的政策变动。1955年初，中共解放了一江山岛与大陈岛，但台湾海峡形势依然严峻。如毛泽东所言，中美之间的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页。 。经历日内瓦谈判后与美国的短暂交锋，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1954年底爆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促成两岸分治的立场逐渐明晰。中共敏锐地发觉美国政策的实质就是制造“两个中国”(2) 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不愿协防外岛，避免卷入与中共的战争；但如果坐看外岛失守，又担心会减损美国的威信。为了摆脱困境，美国决定将此事诉诸联合国，并与英国及新西兰商定，由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台海停火案。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把外岛冲突提到联合国安理会，利用国际舆论迫使中共停止对外岛的攻击。杜勒斯曾直言，如果“新西兰停火案”得以通过，意味着“台湾的独立”。参见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p.613。 ，而美蒋正式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协议”，也让中共统一台湾的进程面临更大的障碍。但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后，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在台湾海峡正面发生武装冲突并非明智之举。美方尽量避免因外岛问题引发与中共的全面战争(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nver, September 12, 195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p.613-619. 。对中共而言，由于美国的介入，短期内解放台湾已不可能，对台策略必须作相应的调整。美国选择将台海危机诉诸联合国，而中共一面力图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一面寻求迫使美国接受谈判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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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台海危机尚酣之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开始全面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需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台湾问题是其时最为棘手却又需予以适当处置的紧迫问题之一。中共必须取得国际社会对解放台湾立场的谅解和支持，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应该做全面的估计，从各方面来配合进行，来承担这个历史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国领土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祖国。”(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6页。
为此，中共全面考量了台湾问题，并作出针对性的战略安排。1954年9月25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共公开发表的第一份专门处理台湾问题的文件。《指示》明确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战略任务。所谓“长期的”，是指“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所谓“复杂的”，则是指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问题已不仅是内战问题，而且牵涉中美关系。按《指示》的提法，解放台湾的斗争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是指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国际”，是指“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与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动员全国人民从各方面加强团结，提高警惕，瓦解敌人，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训练，增加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2页。
缓和台海形势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让中共更加肯定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是当下恰当的选择(27) 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很得人心的，不能不影响蒋介石及其内部，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38页。 。不过，即使有外交斗争的特殊考量，中共并未将“和平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是确实开启了和平统一的努力。自1955年起，中共数次在正式的党代会、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公开提出与台湾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1955年3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以《坚决而又正确地进行解放台湾的斗争》为题，专门阐述中共采取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28)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第136—138页。 。同年7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2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93页。 此后，中共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表达和平解放台湾的意愿。中共还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30) 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第274页。
基于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判断与认识，中共逐步提出了解决台湾的具体策略。1955年3月，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进一步表明了中共利用国际舆论，分阶段推进解放台湾事业的计划。毛泽东分析，美国、印度、英国的态度虽有不同，但都接受中共解放沿海岛屿的诉求。不同在于，美国是准备用外岛来换取其霸占台湾，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而印度不承认“两个中国”，认为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军队应从沿海岛屿撤退，台湾和澎湖列岛问题经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英国则摇摆于美印之间，但偏向美国。因此，毛泽东在复赫鲁晓夫的信中提出“利用印度压英国使美国让步”，并分两步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第一步是解放沿海岛屿，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是解放台湾本岛。”而第一步的实现，中共设想是“使解决沿海岛屿的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中共希望借助于印度、英国等国的斡旋，创造机会促成“十国会议”，以完成这一使命。至于第二步，虽然中共深知解放台湾的条件尚不成熟，一个时期内无法改变美国占领台湾的事实；但中共强调，实现第一步的前提，是不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和“两个中国”，不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如果美国人满足这种状态，也许它愿意让出沿海岛屿，以换得一个不合法的暂时的安定状态”。(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不久，刘少奇在党代会上系统阐明了中共的对台策略，即中共的“当前”的步骤是通过谈判解放金门、妈祖等沿海岛屿：“假使有可能在不妨害我们解放台湾的条件下，经过国际谈判使蒋匪军撤出沿海岛屿，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9)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第137页。 而中共谈判的基本底线是：“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与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什么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办法。”(1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6页。
对于美蒋之间的矛盾，中共在金门炮战前便有察觉。1957年3月9日，毛泽东曾指出：“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9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6页。 杜勒斯“新港声明”后，毛泽东就警惕美国有“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的盘算，指出：“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我们要解放台湾，“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9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6页。 。现在美国让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马，认为“反攻大陆”只是“一个高远的假想”(96)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01. 。这样的表态，无疑更加暴露其试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根本立场。面对这一形势，中共很快作出回应。在美蒋声明前，中共仍按既定步骤，逼迫蒋军撤守。9月27日及30日，周恩来分别与苏联及柬埔寨大使谈话时，提到中共仍希望收复金马(9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5—176页。 。但随着美蒋矛盾的激化与暴露，毛泽东很快意识到美国急于从金马脱身(98)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6页。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74—875页。 。10月3日、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台海形势。周恩来指出，美国的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而且，在华沙会谈中，美方“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刘少奇、邓小平认为中美双方的意图都清楚了。毛泽东最后确定方针，把金马留在蒋军手中，对金门仍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同时，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对台湾问题的主张：“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向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9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7—178页。 这一决定改变了中共自收复大陈岛以来先沿海再台澎的计划，首次把“台、澎、金、马”作为一个整体，留待未来解决。之后，毛泽东数次提及“台、澎、金、马”是“一体”的，这反映中共眼中的“台湾问题”的范围，已经从“台澎”扩展为“台、澎、金、马”了。此时中共所作的策略调整，基本决定了之后20余年的台海格局。
由此可见，中共决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即首先利用当下各方条件，一方面坚决与美英等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作斗争，一方面尝试通过国际舆论和谈判解放沿海岛屿。而解放台湾本岛则留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再争取。(11) 关于通过谈判先行解放沿海岛屿的问题，分两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沈志华曾做过类似的论述。参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5—136页。
为了说明中共转向以谈判为主的对台策略，统一国内认识，周恩来还特别说明了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与原则(立场)的关系：“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6页。 简言之，即坚持“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前提下，只要能达成解放台湾的目的，策略方面或战或和都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二、中共努力落实调整后的对台策略
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信函及报告表明，新形势下的对台策略已基本成型。中共决定在坚持“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前提下，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即“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的方针，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6页。 这比之前对蒋介石只提军事斗争又和缓了一步。1955年后，中共基本按上述步骤展开外交行动。中共领导人在与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反复说明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无意挑起世界大战，愿意采取措施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等。早在1954年8月，周恩来就对艾德礼表示，中共将以“宽大政策”对待愿意回来的“跑到台湾去的人”(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8页。 。接着，当年12月，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首次明确提到“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28页。
2.1 补种和间苗 当幼苗出土后，应及时进行查苗补苗，以保证全苗间苗宜早，一般以子叶展开时间苗效果最好。如果苗期虫害严重时，可适当晚定苗。
1955年二三月间，中共通过外交及宣传渠道公开表示愿意接受苏联提议，召开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的“十国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局势的问题(16) 《谁在加剧紧张局势准备战争》，《人民日报》1955年3月7日。 。但“十国会议”的倡议，因美国要求蒋介石一并参加会议而作罢(17) 参见张淑雅：《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
一九一一年当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鹜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有见过二嬷嬷。[注]痖弦：《痖弦诗集》，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第60页。
接着，中共高度重视1955年4月在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将之作为宣传中共缓和台海形势主张、迫使美国接受谈判的契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正式提出通过国际协商缓和台海形势：“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1页。 毛泽东也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19)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73页。 依循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的同时，表达了如果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改善中美关系的意向(20)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3—464页。 。而后，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出席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更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见，着重声明愿意与美国就远东问题进行谈判(21) 依美方记录，周恩来关于希望与美国谈判的话重复了多次。Telegram From the Ambassador in indonesia (Cum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06. 。
中共不仅宣传了对台湾问题的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美国对中共制造台海危机的指责。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担心的是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对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诉求本身并无异议。这样的局面令美国困窘：他们认为中共利用各国恐战的心理，将台海危机的责任推给了美国，而中共解放台湾的立场却没有丝毫变化(22) 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08. 。中共也认为：“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75页。 。果然，美国在各方的压力下，逐渐松口，表示愿意接受谈判的提议(24)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pril 25,1955, 5:15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17;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520.参见张淑雅：《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
1955年8月，在英、印等国进行几番外交斡旋后，中美最终在日内瓦举行了两国大使级会谈。在谈判中，美国关心的主要是战俘及美侨问题，在台海问题上则坚持“维持现状”，企图将谈判限定于台海停战。(25) 参见张淑雅：《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 而对中共来说，接受放弃武力处理台湾问题，这就等于承认美国用武力侵占台湾的事实(26)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8—62、66—67页。 。虽然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但随着会谈的举行，台海紧张形势毕竟缓和了下来。
物联网拓展了互联网应用发展的空间，推进了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促进了物联网在现代物流领域的开发应用，尤其是在新鲜水果蔬菜等要求较高运输环境的物流运输系统的应用。采用物联网技术的运输系统，可促进交通运输和现代物流的安全，使驾驶员能在复杂多变的交通环境中操纵、行驶，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不断提高果蔬运输系统安全水平。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中共通过与各方接触，注意到当时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盟友对台湾问题的主张并不一致，客观上制约了美国的行动，由此意识到应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1955年2月，周恩来再次强调“解放台湾的斗争”同时具有“复杂性”与“长期性”，“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更重要的是，还首次表示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和做法”，有针对性地制定斗争的策略方针。周恩来指出：“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做法，看清楚世界大势，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确定我们的方针，运用我们的策略，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又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6页。 3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以《坚决而又正确地进行解放台湾的斗争》为题，全面阐述中共的对台战略，提出：“解放台湾是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不经过长期的、各方面的、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努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这是我国的内政，我们反对美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但是，由于美国事实上占领着台湾，并且公开干涉我国解放台湾，因而解放台湾的斗争便又包含着复杂的外交斗争。”(7)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简言之，《指示》的出台及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说明，1955年前后，中共大体形成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即台湾必须解放，同时正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谨慎处理好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等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方针。针对当时的情况，战略的重点之一是确定对美斗争采取以外交斗争为主的方式。
除了通过正式的会议宣传，中共还频繁地通过与台湾有联系的各方民主人士，向台湾传递和谈信息。如1955年底，周恩来接见香港大学英籍教授时说：中共可以同蒋介石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谈判，中共跟蒋介石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3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30页。 。次年，周恩来回应李宗仁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称台湾不必“非军事化”，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也可以派人到大陆考察(3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7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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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7月，周恩来连续三次接见曹聚仁，提及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强调中共和谈的诚意，对台湾绝非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8页。 10月，在与曹聚仁谈及统一后对蒋介石等人的安排问题时，周恩来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的字——引者注)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3页。
中共还通过印尼、印度等国家，表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1956年底，周恩来在印度接受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在尽“一切力量”“一切努力”以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35)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45、646页。 。
在传递和谈信息时，中共注意对蒋介石的反应作出回应。1956年初，周恩来审阅陆定一关于对台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时，批示：“所拟九项，均可同意。但执行步骤不必太急，宣传广播都要有间隙，而且针对台湾的反应，要有新的内容。”(3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3页。 此外，他还指示对蒋介石、陈诚等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37)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4页。 。
面对中共的和平宣传，蒋介石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担心中共的宣传会动摇岛内“反共心理”，尤其令美国怀疑其反共的决心，故表面上一再公开拒绝中共的和谈建议。他在1955年的总反省日记中，专门列了一条——“国共和谣，共匪狡计之消灭”(38) 蒋介石日记(1955年总反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正面回应中共和谈宣传的文字，大多属于此类态度。如1956年6月30日：“周匪(恩来)在其伪人代会要求和谈，企图动摇我军民反共心理，以挽救其已失之民心，无耻之至，乃命我新闻局驳斥其荒谬丑态。”再如，1957年3月2日：“共匪又开始伪人民政协会议，其会前并开其所谓最高国务会议，出席者皆投降分子，毛匪且主持其事，此必为其所谓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之脱胎，可知共匪对和谣之如何积极进行。此一风波只有以静处之，明告国民，共匪和谣之目的为此维系其伪政权与安定社会人心之唯一护身符咒，非待我实行反攻，决不会终止其和谈之幻想。”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0册，台北“国史馆”等，2015年，第590、670—671页。 。另一方面，蒋介石却又想进一步试探中共的诚意(39) 蒋介石在1958年9月30日的日记中，有提到“昨少谷又接曹聚仁要求和谈来信”一语，可见曹聚仁的管道是通畅的。参见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曾指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北京与中共接洽。中共派李维汉等与其会谈，坦诚希望进行对等谈判，以实现和平统一。但遗憾的是，此建议未得到正面回应。(40) 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第274页。
当然，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选项。周恩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是一天天增长的。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放弃的话，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减少。(4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4页。 毛泽东说得更明确：“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4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三、中共再次调整对台策略
1958年，台海局势再度紧张。之前，由于中美谈判遇挫，中共的立场重新强硬起来。1957年间，“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一度止歇。“八二三”炮战后，中共再次调整策略，一方面重提“和平解放台湾”，另一方面将“两步走”的策略改为沿海岛屿、台湾本岛二者都不动，留待将来统一解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再度被提出时，其表述的方式以及背后的考量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学生是小组合作教学的主体，但教师更要积极发挥自身引导的作用，确保小组合作教学的顺利开展。小组合作教学完全需要学生自主进行学习，这很容易导致课堂秩序混乱，学生讨论内容偏离教学知识，使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清楚自己的定位，在遇到有难度的教学问题时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开阔学生的思路，使学生能形成新的知识见解，促使小组合作的有效开展，提高学生小组合作的学习效率。
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美国对台政策又生变数，杜勒斯等人不时表示应将外岛列入美军协防范围(4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33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October 2, 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I, pp.617-619.参见张淑雅：《困境重现之因：1958年台海危机与美国的外岛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 。由于美国放纵，国民党飞机侵扰大陆的次数明显增多(44)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49—850页。该书提及金马的国民党驻军达到10万。不过，从已解密的美方档案看，炮击前后的金门驻军在8.6万人左右。有学者据此认为1955年至1958年间，金门的国民党驻军增加并不显著，同时对大陆的骚扰也并未增加。参见《中情局关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可能发展的评估》(1958年8月26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七编《台湾问题》，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44—245页；孙建中：《台湾全志》卷6《国防志·迁台后重要战役篇》，台北“国史馆”等，2013年，第210页；张淑雅：《困境重现之因：1958年台海危机与美国的外岛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 。通过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共看清了美方乃意在冻结台海现状，以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1957年初，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介绍了中美谈判的情况，表示：“为了改进中美关系。中国方面曾经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应有的反应”。(4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4页。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后，周恩来再未在全国人大或政协大会的报告中重申“和平解放台湾”。是年3月，毛泽东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表示，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是中美谈判的障碍(46)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6—287页。 。同年底，由于美国拒绝派新任大使，中美谈判在第73轮谈判后，中断了近一年(47)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65—67页。 。1958年，中共几经催促美方重开谈判未果后，决定调整对美政策。是年2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分析现在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正义立场。(4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4页。 同年中，陈毅在外交部党组务虚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明确否定了1954年以来与美国接触的做法，强调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4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97—1098页。 。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中共曾想利用外交斗争，逼迫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中美谈判没能达到中共预期的目的，军事解决金门、马祖就又成为选项。(50) 参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135—136页。 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军事建设和准备，福建沿海的军事布局逐渐成熟。人民解放军已准备好了解放金门、马祖的斗争。1958年7月，人民解放军空军转场进入福建和粤东各机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
国际形势也刺激着台海形势。1958年7月，美国入侵黎巴嫩引发中东危机。太平洋的美军随之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蒋介石也命令国民党军队加强戒备。(51)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台北“国史馆”等，2015年，第78页。 毛泽东得到中东事件消息后，从7月15日至18日连续召集了四天会议，分析中东事件及国际动向，最后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52)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3页。 。之后，炮击计划由于赫鲁晓夫访华等因素暂停。8月18日，毛泽东决定重启计划。但之后由于担心美国的干预，毛泽东几经权衡和修改命令，直到看到彭德怀“估计美军不会参加”的判断后，才同意按原来的方案进行炮击。(53) 参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143—144页。
中共据解放一江山岛的经验，判断美蒋有可能迫于形势主动撤出金马诸岛(5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第137—138页；参见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在炮战开始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作战的目的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55)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他之前还指示彭德怀说：“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5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7页。 。这被认为是金门炮战的指导方针。
美方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协防金门，但也警告中共对外岛的攻击是“十分危险”的(64) 《美国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 连续就台湾海峡局势发出恫吓性叫嚣》，《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 。此时，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行动与意图都十分警觉。炮战开始后，毛泽东在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更明确地阐明作战意图：“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6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9页。 他发现解放军登陆金门的广播后，立刻予以严厉批评，并责成中央军委起草《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该《指示》明确对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斗争已变成一种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的严重且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是种“持久的斗争”，必须有“长久的打算”。而一切重要的行动与宣传，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6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9—860页。 9月3日晚，毛泽东命令暂停炮击三日，以观各方动态(6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6页。 。
1958年8月23日下午，炮战正式打响。解放军数日便基本形成对金门的严密封锁，给美蒋造成很大压力(57) 解放军的炮击效果是很明显的，基本上封锁了金门的给养。参见美方分析：Memorandum by the Regional Planning Adiviser in the Bureau of Eastern Affairs (Gree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21。 。美国很快便调派包括航母在内的第六舰队部分舰只增援台海，并紧急提供各种军事装备(58) 参见《蒋中正与庄莱德及史慕德会谈加强中美战备具体计划之谈话记录》，吴淑凤等编：《“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重要史料丛编·中美协防》(一)，台北“国史馆”，2013年，第508—521页。 。蒋介石则要求美国公开表明协防外岛的立场(59)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96页。另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71。 。但美方情报部门初步判定中共的目的是侦察美蒋对固守金门的态度，近期没有占领金门的计划。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可以应付当前的局面。(60)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81-82. 恰此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以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从8月27日起连续广播，宣称解放军即将登陆金门，敦促蒋军放弃抵抗(6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9页。 。杜勒斯据此怀疑中共可能会对外岛发动更大的行动，建议考虑采取核武器以外的武力阻止中共对金门的进一步攻击(62)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87; 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88.需要指出的是，有论者曾将杜勒斯的意见误述为“采用核武器来制止(中共)对沿海诸岛的军事行动”，查对原档，其原意刚好相反。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艾森豪威尔等人经过讨论，决定针对中共的行动采取渐进的应对措施，即把中共未来可能的军事行动分成封锁、登岛及往台澎延伸三个阶段，而在中共登岛以前，美军不参与直接协防。据此，美方只是继续加强军事援助，并在公海为蒋军提供护航。(6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emorandum of meeting,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94-97.
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意在威慑美军不得贴近金马海域(6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5—166页。 。同日，杜勒斯在美国新港(Newport)发表声明，宣称美国预备协防外岛，同时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69)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35. 。9月6日，周恩来对杜勒斯的声明作了回应，申明中美在台海的国际争端，在性质上与解放军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完全不同，中国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和侵略，同时表示鉴于美国政府愿意进行和谈，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7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6—86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6—167页。 。9月7日，苏联在了解中共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后，向美国表态苏联将支持中国，要美国谨慎行事(7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7—868页。 。
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用“绞索政策”解释了台海斗争形势发展(7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5—866页。 。显然，在美国公开表示将协防金马的情况下，毛泽东调整了策略，把中美在金马的较量看成是中国对美国的牵制，逼迫其回到谈判桌(7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5页。 。周恩来则补充道：“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7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66页。 这说明，中共在经历一番斗争后，又回到以外交斡旋为主的既定策略上。
10月5日，毛泽东指示前线自10月6日停止炮击两日。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同时，该宣言呼吁两岸早日和平解决内战问题，认清“美帝国主义”才是两岸的“共同敌人”。(100) 《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 《告台湾同胞书》还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外广播。
主调节回路TIC-5212的输出变量与尾气热量成对应关系，起到微调炭黑温度的作用。以造粒水流量作为前馈变量，较快反映了炭黑中含水量的变化，含水量与需要烘干的热量成一定的正比例，尾气流量与加热热量成正比例关系，因而尾气流量根据造粒水流量调节燃烧温度，即完成了炭黑温度的快速粗调。
中共的策略确实让美国很为难，他们分析如果不放弃金马，迟早都会卷入战争(81)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04. 。美方判断用常规武器将很难让中共屈服(8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18. ，诉诸核战争又要冒更大的风险(83)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cy Planning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22. 。他们认为不值得为金马付出这样的代价(84)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cy Planning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24. 。不仅如此，无论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盟友，都不赞成在金马采取强硬手段，以免扩大台海危机(85) 参见Prisident Explains Principles Guiding U.S.Policy In Taiwan Area,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p.605.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74-275. 。与此同时，美方察觉蒋介石私下在准备反攻的军事计划，越发认定其另有图谋(86)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26-227. 。于是，放弃金马逐渐成为美方的主要选择(87)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196-197. 。而蒋介石则坚守金马，不仅害怕美国会为了从金马脱身牺牲其利益(8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226. ，更担心金门战局将因此“拖延不决”，“恐要失去了反攻大陆开始的机会”(89)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18页。 。蒋介石几番会见美国“大使”，并透过美国记者表示反对谈判，最后更不顾美国不允许其对外表露反对谈判的要求，(9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274-275. 单方面于9月29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反对金马撤兵，宣称“有金马才能有台湾，没有金马就没有台湾。中共一天不占领金马，便一天不能占领台湾”。(91)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16页。 这一做法激化了美蒋的矛盾。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不留情面地表示，美国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参与协防外岛；蒋介石把大量军队部署在金马上是“相当愚蠢的”，如果达成停火协议，蒋军仍然不撤退，那将是“不理智也不慎重”的做法(92)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01. Secretary Dulles’News Conference of September 3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p.602. 。蒋介石对此大失所望，表示“不能置信”杜勒斯的发言，他再度对美联社记者强调：“反对减少外岛驻军，亦反对外岛地位之任何变更”，宣称“坚守金马外岛的决心”，“防守金门的中华民国军队，亦就是防守美国在东方的防线”(93)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19页。 。
9月15日，中美在华沙恢复大使级会谈。谈判伊始，中共就表露预备收复金马，但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美方则要求中共在金马“停火”。(7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71—872页。 9月18日，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刻召集会议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决定采取积极行动迫使美方妥协：“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7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73页。 显然，对美国压力最大的，仍然是中共对金门的持续炮击。9月2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当前的方针仍是“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毛泽东表示同意。(8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3页。
Damballah is the father of all the Caribbean voodoo gods. He is usually seen living in trees near water, such as lakes or rivers. In Haiti he is called the ‘good god’ because he is quiet and kind.
(3)进一步修改完善配水、供水制度。在配水、供水过程中，将把“以需定供”转为“以供定需”，并在每个测水点上都修建标准断面，以提高测水、量水的标准性和透明度。真正使群众用明白水、交放心钱，达到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的止的。
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再次强硬表示，如果中共进攻金门，美军将参与协防，但他也欢迎周恩来和毛泽东愿意重启和谈的表态(75)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Eisenhower, 1958, pp.694-700. 。发表演讲前，艾森豪威尔先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等人讨论相关问题。麦克尔罗伊怀疑蒋介石希望引发大规模战争，以实现反攻大陆的目的。艾森豪威尔则坦诚其与态度强硬的杜勒斯的分歧，他更倾向谈判解决危机。(76)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161. 与军方达成共识后，艾森豪威尔再与杜勒斯等讨论广播稿的基调，表示美国在支持蒋介石防守金马问题上，已经做过头了。他强调美国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准备放弃金马。此时，杜勒斯对蒋介石的行为也有微词，没有再为其坚守金马辩护。(7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161-163.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为技术正向社会各层面不断地融合和深入，城乡规划行业亦开始了转型调整和创新。测绘作为一项先导性的工作，它为城乡规划提供基础数据资料，面对测绘地理数据海量化的趋势，城乡规划也越来越多地融合了测绘地理大数据的应用。如何将测绘地理大数据搭建成新的数据模型，为城乡规划提供合理的数据依据，同时提高数据的利用率，编制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成为现阶段城乡规划工作关注和探索的热点问题。
蒋介石攻击《告台湾同胞书》是中共的宣传“骗局”，意在离间蒋美关系，他希望美方不为所动，“继续进行计划内之军事行动”(101)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21页。 。但美国不顾其反对，于10月6日(美国东部时间)下令暂停护航(10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1; Telegram From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Burke)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Fel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337. 。之后又试图让蒋介石在美国与中共达成停火协议后，体面地主动从金门撤出至少2/3的驻军(103)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381-382. 。10月22日，杜勒斯到台湾与蒋介石会晤。蒋介石反对杜勒斯企图制造实质性的“两个中国”及其停火安排，他希望美方在金门布置“原子炮”，转交空降工具，以在“不引起大战程度内”，助“反攻”之用。(104)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28页。 显然，蒋介石仍在谋划继续扩大战事，伺机“反攻大陆”。蒋介石与杜勒斯达成的协议声明，“光复大陆”诉诸“三民主义之实行”，而非凭借武力(105)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29页。 。美方达到了逼蒋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目的。后者对此虽不情愿，无奈需要依托美国支持，故只好自我安慰说“公报”建立了“中美共信互助之基础”(106)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11册，第135页。参见Joint Communiqué,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442-444。 。
在杜勒斯赴台与蒋介石会晤期间，中共再次炮击金门。蒋介石以中共威胁为由，趁机拒绝了美方减少金门驻军的要求(10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pp.439-440. 。最后，美蒋的“公报”称金门炮战没有停止前，蒋介石无法从金门撤军，美蒋确认“金马与台澎防务有密切关系”(108) Joint Communiqué,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pp.442-444.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蒋介石得悉杜勒斯将到访的消息后，面临很大的压力，思考如何应付。有论者认为蒋介石曾将杜勒斯即将访台之事透露给中共，让中共不要停止炮击(109) 参见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irdge, Mas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pp.501, 686. Xiao Ruping, Hsiao-ting Lin, Inside the Asian Cold War Intrigue: Revisiting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Modern Asian Studies, 07/2018. 。虽然没有直接佐证的材料，但此时曹聚仁确实又面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而蒋介石10月13日的日记还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今晨四时半醒后，起床问侍卫长，对共匪停火问题是否广播，竟无所悉以答……直至六时半，经儿将匪广播全文见报，方知其重点全在攻击美国也。余乃决定约杜卿来台面商，此其时也。”显然，蒋介石很可能事先便猜到当日中共会有“停火问题”的广播，且特别查阅了广播的内容，在确定“其重点全在攻击美国也”后，才决定正式“约杜卿来台面商”，并称“此其时也”。(110) 蒋介石日记(1958年10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之后的过程也显示，国共此番在金门撤兵问题上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蒋介石利用中共的炮击得以固守金门，中共也借此让美国未能从金马脱身，质言之，两岸的默契配合，令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终成黄粱美梦。
根据形势发展，1958年10月26日，中共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福建前线部队奉命逢双日不打金门，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它强调炮击金门的策略转变，不是要瓦解国民党部队的军心，相反，是帮助国民党固守金门，以便“一致对外”，避免美国进一步控制台湾。(111) 《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6日。 1958年11月，毛泽东起草了 “三告台湾同胞书”，直接呼吁两党和谈，“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1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3—454页。 该文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可以看到“联蒋抗美”已成中共的对台新策略(113) “联蒋抗美”一词，援用自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续)》，《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
毛泽东后来在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曾生动地说明了中共决策的变化过程：“开头我们……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形势不对了……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1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78—879页。
中共策略的变化，还可从周恩来与曹聚仁的谈话看出来。1958年9月8日，即杜勒斯“新港声明”后，周恩来接见曹聚仁，托其传话给蒋介石，劝说金马的蒋军主动撤退。周恩来指出金门、马祖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马驻军占国民党军队1/3……第三条是美国逼蒋军撤退。(1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 9月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曹聚仁，请其以最快办法转告台方，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中共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许在此间由蒋军舰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中共一定要向蒋军舰只开炮。同时，欢迎蒋介石与中共公开进行谈判。(1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 可见，中共此时主要目标仍是解放金马。10月13日，在决定改变炮击金门的策略后不久，毛泽东会见曹聚仁，表露了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基本设想，坦诚地说中共可以和蒋介石合作，条件是“孤立美国”。只要蒋介石父子“抵制美国”，与美国解除关系，与大陆连起来，“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可以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11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80—881页。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对中共之前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与1955年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不同的是，中共此时强调的是“联蒋抗美”，目的是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也不再强调“美军撤退”的前提。至于合作的具体内容，中共的条件是十分宽松的。毛泽东所说的，其实是联合抗美的政治基础。
玉敏没有让步，坚持请许沁配合。玉敏不再脆弱了，脆弱是没有用的，就是把万里长城哭倒了，也不会飞来三十万。玉敏继续给许沁打电话，许沁一直未接。四五天后，许沁停机了。
中共调整对台策略后，继续积极设法与蒋介石接洽。曹聚仁的通道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后一度被切断，周恩来转而委托原国民党将领致信蒋介石。1963年1月，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过的给陈诚的信。此信的主要内容即所谓的“一纲四目”，说明毛泽东等人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已经成熟。该函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1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24页。“一纲四目”的“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从张治中致台湾信件的筹划过程及内容看，中共的首要目的仍是希望蒋介石与美国切割，不要“把台湾交给美国”，至于和谈的条件则尽可能放宽，“只要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一定立即维护和支持他们”(1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15页。 。可见，虽然“一纲四目”与后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相似，但其时中共所侧重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不是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问题。由此也足见中共策略转变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
四、余论：对台战略中的“民族大义”
近年学界考察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危机时，比较热衷从冷战视野分析各方的反应，这一角度固然可以揭示背后的国际因素；但考察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战略，还需要特别注意其背后特殊的民族情感。实际上，无论是中共或者蒋介石，都始终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这与美苏的立场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如周恩来强调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也事关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感，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大陆与台湾分离的现状：“台湾是一个容易激动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关于这件事的现状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1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7、408页。 同样，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蒋介石也曾试图借赫鲁晓夫所发布的台海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苏联不主张介入的声明，要求美国不要干涉其“反攻大陆”(121) 参见蒋介石日记(1958年10月7、9、13、14、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解决与中共及时调整对美外交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问题已有不少学者予以阐发，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主动表态愿与美国进行谈判，即被视为此次危机结束的标志(122) 参见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张淑雅：《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进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等。 。但以往学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共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与其处理台湾问题思路的变更密切相关。“和平解放台湾”并非一个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共兼顾内外情形后，对战略布局重大调整的一部分。万隆会议后，国际舆论及美国的反应均证明中共主动提出缓和台海形势是正确的选择，中共更积极地推进“和平解放台湾”的行动。但既然是对台战略的一部分，一旦中美谈判遇阻，毛泽东等人否定了对美缓和的做法，中共立场重新强硬起来，“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随之止歇。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共根据美蒋的动向适时修改策略。在美蒋矛盾公开后，美国宣布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而蒋介石则反对中美谈判及弃守金马。对中共而言，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基本成幻影，其对沿海的威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国共反而更有可能就反对“两个中国”达成默契，毕竟后者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态度。在两次台海危机期间，蒋介石与美国斗争的核心之一即在抵制“两个中国”的阴谋(123) 参见冯琳：《美国“两个中国”的实践与主张及台湾当局的抗争(1954—1955)》，《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他一再试图向美国表示，国共争斗属于中国“内战”，希望其“不干涉我内政不妨碍我主权”，不要阻碍其“反攻大陆”的计划(124) 蒋介石日记(1958年10月12、13、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于是，中共为了联合蒋介石一道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再度高调宣传“和平解放台湾”。此时，中共不再预设“美军退出台海”的前提，重点甚至也不是呼吁“统一”，而是要求蒋介石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显然，中共的主旨从促成中美谈判转变为“联蒋抗美”。就此，中共放弃了原先解放沿海岛屿与台湾本岛“两步走”的策略，将“台、澎、金、马”视为整体，留待将来一道解决。
可以说，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而言，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两个中国”阴谋，比实现台湾解放还要紧迫得多，这是超越内战的民族大义。换言之，何时解放台湾，不是当务之急，甚至也非最终目的；打破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才是当务之急与最高民族利益。即使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也依然严守“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文提到在确定邀请杜勒斯访台前，蒋介石曾特意查阅的那份中共广播稿中，毛泽东明确声明中共的措施出于“民族大义”：“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125) 此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但实际出自毛泽东之手。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80页；《国防部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同日，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更明确地说明，相对于民族矛盾，国共已不是主要对手，可以“化敌为友”：“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126) 该文没有发表。25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是毛泽东后来重新起草的。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80、883页。 若联系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及国共间的秘密接触，毛泽东的声明很可能是在呼应蒋介石的要求时，表露中共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态度，而蒋介石的反应自是心领神会。两岸既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中共就可以相对坦然地等待解放台湾的时机。因之，1965年8月，周恩来在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对台工作宜缓不宜急：“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把种播好，把路开得对了就行。”(1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53页。 总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共充分展现出
了在两岸问题上的远大历史目光。现今，回首70年来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努力，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所确定的“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战略基点并未改变，如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所重申的，中共70年来“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128) 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 。
式中：l3为杆3的长度，lr为点A、C间的距离，S为夹持力作用点到D点的距离，α为杆r与水平方向的夹角，M为A点输入扭矩，F34为D点处杆3对杆4的作用力。
A Study on Adjustments in the CPC ’s Strategy on Taiwan (1954 —1958 )
Chen Zhongchun
Abstract : After the contest in the first Taiwan Strait Crisis, the CPC had an intuitive knowledge on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liberating Taiwan,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 of liberating Taiwan, focusing on the chronicity and complexity of unifying the country, and confirming that the struggle of liberating Taiwan includ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wo aspects, and not only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uggle but also the public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ork were necessary. On those grounds, the CPC presented “two-step” strategy, hoping to “liberate Taiwan in a peaceful way”, breaking the Sino-US diplomatic stalemat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n the costal islands first. However, since the subsequent Sino-US negotiation faltered, the CPC’s position was hardened again, and the publicity of “peacefully liberating Taiwan” was ceased. After the Kinmen Bombs, the CPC foun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reach a tacit understanding on “one China”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realized that compared with liberating Taiwan, smashing America’s conspiracy of splitting China was first, because it was about the noble cause for the entire nation. Then the CPC adjusted the strategy; on the one hand, it presented “liberating Taiwan in a peaceful way” again, promoting “uniting Chiang Kai-shek to resist America”,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hanged the “two-step” strategy, that is the costal islands and Taiwan island remained unchanged, left to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 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16JJDGAT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71；D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7-0036-15
(本文作者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成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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