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徐州经学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州论文,经学论文,两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州的两汉文化内涵繁富、成就卓著，其中儒家学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历两汉四百年中，徐州经学昌明、大师辈出，学派林立，著述众多，在古代文化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然而岁月沧桑，学术历变，加之历史记载的残缺，当年地方儒学的盛况，久已湮而不彰。因此本文勾稽史籍，探赜索隐，庶几能对汉代徐州儒学作较详尽的考论。正如一代学人张元济所说：“睹乔木以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1〕回顾和研究汉代地方文化历程，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汉代以前儒学在徐州的传播
儒学是先秦一大学术流派，它策源于东方邹鲁、历春秋战国传播于海内，罹秦火而衰，至汉兴而复振。自孔、孟至荀卿，历时三百年，其学术重心，凡历三变，孔子至子思即春秋至战国早期，儒学中心在鲁都曲阜；战国中期孟、荀先后游齐，儒学中心当在齐都稷下；战国末，齐衰鲁亡，儒学传人荀卿在楚为兰陵令，传经授徒并以此为归宿之乡，是时中心在兰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之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孟、荀亦曾周游列国，但儒学因“拙于进取”，不适应天下力争的环境，故传播受到阻力亦大，司马迁云：“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2〕儒家人才的集中地域，还是在齐鲁。
先秦儒文化的传播，在泗水流域造成一个文化区域，可以称为“泗水文化圈”。它包括了鲁、邹、滕、薛、宋、郯、鄫等地，相当于《汉书地理志》划分的鲁、宋两个分野，从古文化渊源看为商、周两大文化的孑遗之地，而徐州亦处其中。
处于今徐州市西部的彭城，丰沛，自周代起属于宋，“今沛、楚皆宋分也”，东部的下邳、司吾自战国以来分属于齐鲁，“鲁地、奎、娄之分野地，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邳，睢陵、僮、取虑，皆鲁分地。”〔3〕其中僮、取虑，即今徐州市东南地区。徐地与鲁之间，隔古滕国相望，战国中世宋暂时强大，并吞了滕，从此与鲁接壤。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前284年，沛、彭城地入楚。前255年，楚灭鲁， 古鲁地与徐地并为楚国版图。上述可知，汉以前徐地与齐鲁毗邻，或共辖于一区。从文化传播理论来看，就地域而言，首先与距离文化中心的远近有关；其次，又与邻近地域的文化特质有关。而这两个方面，徐州均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理因素上，这里可谓近水楼台，处于鲁文化辐射的泗水文化圈和儒风南渐的首当其冲之地。就民风论，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而沛、楚等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4〕这种情形自然易于容纳鲁国儒文化。所以到了西汉，儒家人才除了齐鲁两地之外，便数徐州为多了。
先秦儒学在徐地传播，因年代久远，资料所限，已难述其详。概略言之，有以下数端值得注意：
（一）孔子曾率弟子过徐地，观吕梁洪，事见《庄子·达生》、《说苑·杂言》等。
（二）孔子曾南之沛地，会见老聃，事见《庄子·天运篇》。
（三）孔子弟子可考国籍者中，宋国有四人，即宓子贱、司马耕、郑邦、颜祖。楚国三人，公孙龙、任不齐、秦商〔5〕。 这些宋楚人士中，很可能有来自徐地者。因为孔子弟子大多数来自鲁国和距离鲁城较近的邻国，而徐地与鲁近在咫尺，投学者必定有之。至于孔门三千弟子中，徐地籍贯者则必不在少数，至秦朝时沛人刘交赴鲁地习《诗》，正是这个传统的延续。
孔子有不少弟子，在后世被加以封号与其师配享从祀，其中冉求为徐侯，奚容蒧为下邳伯、冉公为彭城公，司马耕为楚邱侯、公西点为徐城侯，这些封号把孔门先哲与徐州诸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孔子之后，其孙子思以“昭明圣祖之学为己任”，为孔学嫡传。他一度去鲁之宋，并在那里作《中庸》，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论语》载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段话也见于《中庸》，谓：“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把“宋不足征”改为“有宋存焉”，这是为宋讳。正是子思于宋作《中庸》的明证。子思生活年代在公元前483—前403年的战国年间，其时宋已迁都彭城，可知子思曾在徐地著书传道。
（五）孟子是继子思之后的孔学传人，生活在战国中期。曾在宋王偃（宋末代之君，前318年称王，34年后亡国）称王时， 游历传播儒学来彭城。《孟子》原书中有孟轲与宋国臣子如戴不胜等人的对话可证。
洎乎秦代，儒学继续在齐、鲁、徐地传播。《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从孔子逝年至建汉，约270 余年）据《汉书·儒林传》、《盐铁论》，战国末年荀卿在兰陵讲学，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至秦朝时，包邱子隐居不仕，沛人刘交、鲁人申培、白生等受诗于其门下。包与浮相通，《左传》隐八年经“浮来”，《谷梁》作“包来”是其证，故包邱子即浮邱伯。至秦季世焚书坑儒，禁儒学之业，刘交与申培等“各别去”。陈胜吴广起兵，孔子七世孙孔鲎与诸儒执礼往归之，孔鲋为涉博士，转战于楚宋故地，“卒死于陈下”。〔6〕西楚建都彭城，受到儒士的拥护，刘邦击败项羽引兵围鲁，鲁人犹为项羽守城，鲁城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7〕高帝十二年，刘邦过鲁，接见了大儒浮邱伯，是时申培复就学于其师，以弟子从师见于鲁城南宫。〔8〕刘邦并以太牢祭孔，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谒祭孔子的皇帝，遂开炎汉王朝尊儒传统的先声。〔9〕
二、两汉徐州的经学流派和人物
经秦火以及项羽火烧咸阳，汉初，儒家典籍曾一度罕见于世。史称：“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其他书。”〔10〕经汉初数代朝野共同努力，情况才有了改观。当时儒家经典的传述“厥有三途”，其一曰传之故老，二曰发自孔壁，其三曰得之民间。于是，汉初出现了一批艺专治并传授某经名家的经师：“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11〕
从上述史实可以发现，汉初儒经的整理传述成为儒学存在发展的形式，这就是儒学经学化，因而汉代儒学可以纳入经学中考察。而且在儒学倍遭秦政摧残之后，其硕果仅存仍然分布在儒家传统最深厚的齐鲁地区，如马宗霍所论，“故汉代传经之儒，不出于齐，则出于鲁。”〔12〕因此，当汉初儒学以经学形式传播时，又出现了与二百多年前儒学初创时代颇为近似的现象，即仍旧以齐鲁为传播源向周围区域再度播散，当然，这时传播的儒经已融入当下汉代经师们的时代视界和崭新诠释。这个历史的螺旋形重复运动，也给具备地理优势的徐地儒学带来新的发展和机遇。
高帝六年（前201年）楚元王刘交封于彭城， 自此至其子夷王郢客卒于位止，饱受儒学教育的这两代楚王父子，在封国内倡导儒学，稽古礼文，长达近三十年之久，为儒学在徐地的传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间虽有楚王戊等个别昏庸封王摈斥儒学，但总体上看，两汉徐地的历代楚王、彭城王、下邳王及有关守相，绝大多数都是循规蹈矩，奉行尊儒倡学政策的，其中，不乏治经学出身的王侯守相。从王朝文化政策来看，高、惠、文、景时期兼容并蓄，允许儒学的传播发展。武帝“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开创西汉儒家官学和儒家政治的格局，这成为徐地儒学崛起必不可少的大环境。
因此在诸多成因的推动下〔13〕，徐地经学历两汉四百年一直兴而不衰，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地方儒学文化。以下按照汉代今文五经及古文经典的学术分野，对徐地经学人物和流派逐一考论〔14〕。
（一）徐地的《诗》学
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鲁诗》创始于鲁人申培。据《汉书·儒林传》，申公年少时“事齐人浮邱伯，受《诗》”。“浮邱伯，孙卿门人也。”
徐地《诗》学，当首推楚元王刘交。刘交字游，沛人，刘邦同父少弟，好书多才艺，少时受诗于荀卿门人浮邱伯，后随刘邦起事反秦。汉六年，刘交立为楚王，是为元王。元王好诗，并缀集解说，著《元王诗》自成一家，班固称东汉时“世或有之”〔15〕，因乏后学而湮灭。从其学术师承看，当与申公鲁诗派相去不远，故可置于鲁诗学派中。
传《鲁诗》的申公，可视为徐地经学人物，因其曾多年仕于彭城传经。史称“元王既至楚，以申公为中大夫”〔16〕，文帝时离开彭城应召去长安为博士，后失官，返楚国“复为中大夫”。前178 年郢客即位为夷王时，以申公为太子戊傅。“戊不好学，病申公”。前155年， 楚王戊与吴谋叛，申公谏，被惩罚为胥靡（刑徒），“申公愧之，归鲁返居家教”，“弟子至远方受业者千余人”。〔17〕
前195年刘邦过鲁时申公曾从师谒见， 故知申公应元王之召来彭城当在前195年之后，文帝前179年登位，而前178年至前174年夷王在位，故知申公在京师为博士时间不超过5年。据此推算，申公先后在徐地仕官传经35年以上，为《鲁诗》在徐地的传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申公的著述，《汉书·楚元王传》称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但《史记·儒林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汉书·儒林列传》亦云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艺文志》班序称：“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为最近之。”《艺文志》录有申公著《鲁故》25卷，《鲁说》28卷，申公的师法即寓于其中。“训故”与“传”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依经文字句作解释，后者则是广征博引，“推诗人之意”以立言，可知《元王传》记载非是。
汉初，徐地治《鲁诗》者，还有穆生、白生和刘郢客。穆生、白生皆鲁人，早年与刘交一道师事浮邱伯，后仕于楚国为中大夫。至楚王戊时失礼于穆生，遂谢病返鲁。郢客，元王子，与申公同赴京从浮邱伯受学。元王薨，太子辟非早卒，文帝乃以宗正郢客嗣，是为夷王，在位四年。《汉书·元王传》载，刘交诸子皆读诗，其他是平陆侯刘礼（刘戊参与七国之叛自杀后，刘礼袭位为楚王）、休侯刘富，沈犹侯刘岁、宛朐侯刘艺、棘乐侯刘调，从郢客治学情况推断，所习《诗》亦应是鲁诗。
元王孙刘辟疆，字少卿，刘富之子，亦治鲁诗。昭帝时为光禄大夫，徒为宗正。
申公的再传后学中，有原籍彭城的韦贤。韦贤五世祖韦孟，彭城人，为楚元王、夷王和王戊傅。韦贤治《鲁诗》，师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宣帝时官至丞相。自韦贤起，世传《鲁诗》，位至三公。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18〕韦贤著有《韦氏章句》，又称《鲁诗章句》，创立了《鲁诗》的韦氏学。
申公三传弟子中的徐地学者，有沛人褚少孙，楚王傅唐长宾，任教于楚的薛广德，三人皆师承王式。褚少孙，宣帝时为博士，续《太史公书》。唐长宾，东平人，“宣帝时博士”。楚王刘延寿继位于武帝天汉元年，宣帝地节元年谋反诛，时在宣帝初年，唐长宾即使在宣帝初立之年为博士，按照汉代仕进的晋升规律，亦不至于马上被任命为诸王太傅。宣帝后期徒其子刘嚣为楚王，嚣在位28年之久，唐长宾所傅楚王当是刘嚣。褚少孙和唐长宾分别创立了《鲁诗》的褚氏学和唐氏学。薛广德，沛郡相人（今淮北市附近），以《鲁诗》教授楚国，至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提拔薛为属吏。
萧望之任御史大夫在神爵三年，可知薛在彭城教授《鲁诗》年代，当在宣帝前期。薛广德后为博士，参与石渠阁经学会议，位至三公，以直言谏诤闻名。
申公四传弟子中，有楚国龚胜、龚舍。当时人号称为“楚两龚”，皆师承薛广德受《鲁诗》。本传载“楚王聘舍为常侍”，“舍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薛广德于神爵三年去长安，龚舍当即随其师去京完成学业。刘嚣要到某露三年才徒为楚王，所以聘舍的楚王为刘延寿。龚舍后为博士官至谏大夫（哀帝时），数次辞官，归乡里楚国武原“以《鲁诗》教授”，卒于王莽居摄时。龚胜曾三举孝廉，一举茂才，哀帝征为谏大夫，历光禄大夫，渤海郡太守。王莽秉政，龚胜归老乡里。龚胜在任时多次秉《鲁诗》经义谏政议政。及新朝建立，强迫龚胜出任太子师友，讲学祭酒。胜秉持儒家一身不事二姓的气节，绝食而死。“所居彭城廉里，后世刻石表其里门”。〔19〕
元王四世孙刘向，官谏大夫，成帝时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20〕，亦兼治《鲁诗》。所著《列女传》中大量征引《鲁诗》说，但刘向《鲁诗》学师承不详。
在徐执教《鲁诗》的学者，还有会稽大儒包咸，新朝末年在东海立精舍讲授。包咸师承右师细君，后为东汉明帝师，官至大鸿胪。
徐地的《齐诗》学。《齐诗》创始于齐人辕固，景帝时以治《诗》为博士。徐地下邳翼奉为其三传弟子，元帝时为谏大夫。翼奉以阴阳五行说《诗》，提出“五际六情十二律”的理论。比如他援引《小雅·十月之交》篇，以地震日蚀诸天道解说，藉以论证为政得失。著有《风角要侯》十二卷，书已佚。战国时齐地邹衍之学最盛，创立阴阳五行之学，故齐之儒者多承其余绪，翼奉作为齐学传人，以天道言《诗》的治学途径，反映了《齐诗》学的特点，在徐地几成绝响。
徐地的《韩诗》学。《韩诗》创始于燕人韩婴，文帝时为博士。东海人发福为其七传弟子，西汉末“至大官，徒众尤盛”〔21〕，其余事迹不详。
徐地的《毛诗》学。赵人毛苌传《毛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未立于学官。东海人卫宏，字敬仲，师从九江谢曼卿受《毛诗》，曼卿承师不明。卫宏著有《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东汉光武时为议郎。
（二）徐地《书》学
今文《尚书》渊源于济南伏生。其七传弟子有沛人唐林，字子高，师事九卿许商，许商号门人唐林为德行。所习之学，为大夏侯学（夏侯胜所创）中分化出来的许氏学。唐林在新朝时官至九卿，时许商已死，自表上师许氏之墓，“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22〕，可见新朝时许氏学的煊赫。
八传弟子有沛人唐尊，所受为小夏侯学（夏侯建所创）中分化出来的张氏之学，其师张无故所创，张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博”〔23〕，唐尊官至新朝的太傅。
西汉成帝时，徐州刺史王尊，字子赣，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修通大义，《两汉学案》以为宗派不详。考本传王尊治狱征引《欧阳尚书》义，知其学承《欧阳尚书》派。西汉末彭城人龚胜亦治《书》，传伏氏欧阳派尚书学，系欧阳生五传弟子。
东汉明、章时，下邳令张禹，字伯达，事太常桓荣，习《欧阳尚书》，在徐地任上且有政绩，开蒲阳陂造福一方，后官至太尉。当时彭城人刘恺亦治《欧阳尚书》，与张禹同师桓荣，后官至太常，论议常引大义，诸儒为之语曰“难经伉伉刘太常”。
东汉章帝时，彭城令杨统治《尚书》，承小夏侯学派。善推阴阳，朝廷灾异多以访之，著《家法章句》、《内谶》二卷解说，官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
《古文尚书》传自西汉孔安国，西汉后期祖籍沛人的刘向父子治此，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著《五行传》、《尚书稽疑》。哀、平间，刘歆请立古文经于学官，其中包括《古文尚书》。东汉东海人卫宏治《古文尚书》，撰《尚书训旨》，已佚。
徐地治《尚书》而师承、派别不明的学者，还有西汉楚国人陆贾、东汉彭城人严畯。
（三）徐地《礼》学
汉代今文《礼》学，即《仪礼》。汉兴，由鲁高堂生传播。五传弟子中有沛人庆普，沛人闻人通汉。通汉字子方，以太子舍人参议宣帝时石渠阁会议，官至中山国中尉。庆普字孝公，师承后仓，创《礼》的庆氏之学，著《礼记》。庆氏学是否立为博士，记载不一。《汉书·艺文志》称庆氏与大小戴三家皆立于学官，但《汉书·儒林传》只提立大小戴博士，不及庆氏学，《后汉书》所记今文十四博士中，也没有《庆氏礼》，所以庆氏礼是否立为博士，颇成疑问，现存史料尚不足以得出最后结论。庆氏礼学后世影响很大，如《开元礼》、《政和五礼》及唐宋诸家礼，大都本诸此。
高堂氏六传弟子有沛人庆咸，为庆普族侄，受学于庆普，成帝时官至豫章太守。
东汉末彭城人射慈、严均治《礼》，射慈字孝宗，治高堂氏派《仪礼》，又治大小戴礼，撰有《丧服变除图》、《礼记音》。严字曼才，兼治三礼（《仪礼》、《周礼》、《礼记》）。
古文《周礼》，本名《周官》，来源较复杂，后人说法很多。东汉马融《周官传序》称：“武帝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人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周礼》的传播，与祖籍沛人古文学派首创者刘歆有重大关系。史称“刘歆继承父业，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唐晏认为，“汉代治此经者极少，以非时王之制也。唯自王莽篡据，莽好依据古文以附会今事，刘歆乃始治之。”〔24〕东海卫宏亦治此，著《周官解诂》。
（四）徐地的《易》学
儒家今文《易》学传自田何。三传弟子中有沛人施仇，字长卿，师从砀人田王孙。拜为博士，宣帝时参与石渠阁会议，创《易》学的施氏之学，著《周易章句》。
四传弟子中，有沛人戴崇，字子平，师事施仇。又有沛人翟牧，字子兄，师从东海孟喜。元帝时为博士，创翟氏之学。
六传弟子有沛人邓彭祖，字子夏，师从五鹿充宗。治梁丘贺学派，创邓氏之学。元帝时官至真定王太傅。东海人殷嘉，亦是田何易六传弟子，官至郎。
西汉平帝时，有沛人戴宾治施氏《易》，梁孝王后裔刘昆师事之。清惠栋考为戴崇的后人〔25〕。施氏《易》学，在汉代影响较大，至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
西汉又有沛人高相治《易》，“其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师承说法不一，“自言出于丁宽”，考丁宽受学田何，著《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高氏学与之不类。唐晏云“丁氏之学最古，非阴阳灾异之说也”〔26〕。《隋书·经籍志》载高相师事王璜，是汉初费氏《易》（东莱人费直）的第三代传人。高相创立高氏《易》学，但历两汉未尝立于学官。高相又传子高康，高康以明《易》为郎，王莽时遇害。高氏《易》亦亡佚于西晋。
孟氏《易》（西汉兰陵人孟卿创），在徐地亦有传人，东汉明、章时楚郡太守袁安，字邵公，祖父袁良习孟氏《易》，安少传良学。在守任上，平反坐楚王之狱者四百余家。又有东汉下邳国相甘容治孟氏《易》，事迹不详。
成帝时楚国内史何武，字君公，治《易》，后迁沛君太守，为博士，“在楚时厚两龚（龚胜、龚舍），在沛郡厚两唐（唐尊、唐林），官至三公”〔27〕。何武治《易》师承派别不明。沛人刘向及其长子刘伋、少子刘歆均兼治《易》，刘伋并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但其家族治《易》派别不明。
（五）徐地的《春秋》学
西汉初《春秋》有三家流传下来，即公羊、谷梁、左氏。其中，左氏为古文。
《公羊春秋》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记为齐人公羊子，唐颜师古据纬书注为公羊高，唐徐彦疏为公羊寿，已难详考。《公羊春秋》属齐学，在汉代的承传授受，大多出于董仲舒，故学者认为“西汉儒者仲舒为大宗”。
董仲舒的三传弟子，有徐地下邳人严彭祖，字公子，师事睦孟，在睦孟弟子百余人中出类拔萃。睦孟子死后，严彭祖专门教授，著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由是《公羊春秋》有严氏之学。宣帝时彭祖为博士，论石渠，历河南、东郡太守、左冯翊，迁太子太傅，为政廉直不事权贵。公羊严氏之学风靡两汉，直至东汉末年渐衰。
仲舒五传弟子有东海人马宫，字游卿，曾任楚国长史，后任丞相司直，青州、九江太守，光禄勋，成帝时为大司徒，新莽时为太子师。
东汉下邳人严沂，治严氏《春秋》，当为严彭祖后裔，官至祝县长。〔28〕
章帝时下邳令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治《公羊春秋》，学风角占侯，但不详公羊家宗派，为官清正，长于决狱。司徒第五伦曾嘱班固撰奏议向章帝推荐，因任太守不重威仪被贬任下邳。东汉末年东海人糜信，字南山，治《公羊春秋》，师承不详，撰《春秋说要》，官至乐平太守。
《谷梁春秋》的作者，汉代学者的通行说法是鲁人谷梁赤。相传荀卿传谷梁学于浮邱伯，然后传于汉朝。
汉代徐地的谷梁学者，首推楚人陆贾。清戴彦升等注意到陆贾《新语》一书中，有《辨惑》、《怀虑》、《道基》、《至德》等多篇征引《谷梁》传义〔29〕，其中《至德》篇凡三引《谷梁》，故唐晏指出，陆生固谷梁大师也。
陆贾何以能习得《谷梁》？戴彦升以为，荀卿乃谷梁之初祖也，浮邱伯从受此学，陆贾当闻于浮邱伯。近人余嘉锡进一步推断，高帝过鲁时，陆贾方以客从之定天下，居左右；吕后时邱伯与陆贾同在长安，何为不可以见《谷梁春秋》乎？安知不从之问《春秋》大义？那么《汉书·儒林传》叙谷梁学派为何不载陆贾？余氏认为：“特贾非专门名家，故不列其名耳。”〔30〕
当代学者王利器亦赞同上说，考出《新语》中有不少可以印证荀子之处，如《术事》、《不苟》、《非相》、《王制》、《明诫》等篇，认为陆贾私淑荀子，传《谷梁》。当然从《新语》来看，其学术不专主孔氏，又受黄老之学影响。
徐地《谷梁》学的正宗始师，是仕宦楚国的申公。其学渊源于荀卿，师事于浮邱伯。
申公三传弟子中，有沛人蔡千秋，字少君，千秋师事荣广、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学者并说，宣帝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历任平陵令，郎中户将，并选郎十人从受。宣帝欲立谷梁博士，会千秋卒，乃征江公之孙为博士。
四传弟子中，有楚国申章昌，字曼君，元帝时为博士，位至长沙王太傅，徒众尤盛，创立《谷梁》申氏之学。祖籍沛人刘向亦属四传弟子。邀帝时奉诏“受《谷梁春秋》于博士江公，大明习”〔31〕。甘露年间，宣帝安排公羊、谷梁两大学派辨学术是非，以名儒萧望之等裁议，两派每方五人，公羊派以博士下邳严彭祖为主，谷梁派有刘向等，结果望之等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左氏春秋》的承传，可推源至汉初的张仓、贾谊等。徐地儒者兼治左氏者，有严彭祖，其学说中除公羊外，亦有左氏的影响，撰有《春秋左氏图》十卷，但师承未详。祖籍沛地的刘歆专治左氏，“略从尹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32〕刘向父子治《春秋》宗派不一，“歆数以难问，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谷梁义”，传为学术史佳话。刘氏家族“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者”。〔33〕
彭城人龚胜亦兼治左氏，曾引左氏之义议朱博大不敬罪。东汉末彭城人张昭，字子布，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徐州刺史陶谦辟召，昭不应，遂被执拘。后渡江从孙策为长史，孙权时拜辅吴将军，封
侯，著《春秋传解》。〔34〕
东汉徐地人治《春秋》，但宗派不详的，有和帝时彭城靖王刘恭的两任国相：赵牧，字仲师，修《春秋》，师事乐恢（乐恢师承博士焦永，焦永师承不明），后坐诬陷罪入狱，遇赦〔35〕；张皓字叔明，张良九世孙，少游学京师，治律、《春秋》。〔36〕
（六）徐地的《论语》、《孝经》之学
《论语》、《孝经》在汉代末置博士，但也备受重视，至东汉与五经并列为七经。刘向父子作《七略》，在六艺之后即排列《论语》、《孝经》。班固作《艺文志》，将两者列入六艺类，同属经学范畴。汉代经学家多兼治之，但专门名家者少。《论语》在汉初即有齐鲁两家之说，后又有孔壁所出古文。《孝经》亦有汉初今文和孔壁古文之分。
西汉徐地治《鲁论》的，有祖籍彭城的韦贤（师承不详），韦玄成（师从其父），客居楚国教授的包咸（师承右师细君）。
东汉有彭城人张昭，撰《论语注》。
治《孝经》的有下邳人翼奉，撰《孝经翼氏说》。沛人刘向亦治《孝经》。东海人卫宏建武年间官给事中议郎，校鲁国所献古文《孝经》。东汉末彭城人严畯治《孝经》，著《孝经传》。
除以上专门研治某经见长的经学家外，徐地又有不少博习群经，或记载笼统未详其专攻的经学人物，他们的事迹和著述也反映了西汉地方学术的轨迹，故择要述之于下：
西汉时沛籍人刘向是通经类人物，撰有《汉石渠五经杂议》七卷，《五经通义》八卷等。
楚王刘嚣后裔刘般，字伯兴，彭城人，建武八年至洛阳，“修经学于师门”，次年封为菑丘侯，后以国属楚国，束修至行，朝廷以为诸侯表率。其子刘恺，亦精于经学。
彭城令杨统，章帝时在任。“习图谶学，天文推步之术，作《家法章句》、《内谶》”二卷解说。〔37〕
陈留名儒范冉（又作丹）字史云，桓、灵时不仕朝廷，遁身于梁沛之间十数年。范冉曾师事马融，“学通五经，悦《书传》，尤笃《易》与《尚书》。”〔38〕
徐地兼治谶纬的学者，还有楚国广戚人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39〕。朝廷征召不至，潜身精舍治学，后隐身青州界中，历年乃还。桓、灵时彭城令魏朗，字少英，从博士郤仲言学春秋图纬，又曾在“太学教授五经，李膺之徒争从之”〔40〕。后死于党锢之祸，海内列名党人八俊之一。
东汉末，有沛国丰人张陵，字辅汉，“本为大儒，晚学长生之道”〔41〕。下邳人裴玄，“有学行”〔42〕，后仕东吴至太中大夫。
及黄巾起事，齐地通经大儒郑玄与门人避地徐州，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谦死，刘备为牧，亦尝以师礼事之。
汉末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徐地首当其冲，城落丘墟，学术凋零。文人儒士纷纷南渡，经学也随之南移。
注释：
〔1〕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
〔2〕〔6〕〔7〕《史记·儒林列传》。
〔3〕〔4〕《汉书·地理志》。
〔5〕其国别亦有不同说法。
〔8〕《汉书·高帝纪》。
〔9〕《汉书·刘歆传》。
〔10〕《史记·孔子世家》。
〔11〕〔17〕《汉书·儒林传》。
〔1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
〔13〕有关原因的背景，拙文《汉代徐州文化探论》述之较详，载《汉文化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4〕徐地经学人物的认定和收入，有两个原则，一是地方籍贯的经学人物，二是仕宦、教授客居于徐地的经学人物。
认定人物的地方籍贯，原则上以今日徐州行政区相应的地域范围为取舍。由于古今行政区划分不完全迭合，加之许多人物籍贯记载只笼统到某封国或某郡，所以人物的考证、认定只具有相对准确的意义。即使记载详细到县，也有古今政区不迭合的问题。
鉴于西汉东海郡、沛郡等郡，东汉的东海国、下邳国等郡国有部分版图在今徐州辖区内，故凡上述郡国人士而不明其县籍者，一般酌情收入，已明当时县籍而在今政区之外者则不收入。
〔15〕〔16〕〔21〕〔22〕〔23〕〔31〕《汉书·楚元王传》。
〔18〕《汉书·韦贤传》。
〔19〕《汉书·龚胜传》。
〔24〕〔26〕唐晏《两汉学案》。
〔25〕王先谦《汉书补注·儒林传》引。
〔27〕《汉书·何武传》。
〔28〕《隶续》卷二。
〔29〕戴彦升《陆子新语序》。
〔30〕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
〔32〕《汉书·刘歆传》。
〔33〕桓谭《新论》，《太平御览》引。
〔34〕《三国志·吴志·张昭传》。
〔35〕《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
〔36〕《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注引《益都耆旧传》。
〔37〕《后汉书·苏竟杨厚列传》。
〔38〕《后汉书集解·独行列传》注引《陈留耆旧传》。
〔39〕《后汉书·独行列传》。
〔40〕《后汉书·党锢列传》。
〔41〕《太平御览》卷662引《真诰》。
〔42〕《三国志·吴志·严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