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阶段的语言运用能力发展——3岁前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习得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汉语论文,习得论文,从前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儿童的语言运用，是指儿童在学习和获得语言的过程中不断操作和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儿童在交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语言运用能力(Pragmatic development)，主要表现为儿童如何运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交往倾向，如何运用适当的策略开展与他人的交谈，如何根据不同情境的需要运用适当的方法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Ninio & Snow,1996)。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将儿童语用发展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进行探讨，即儿童语用交流行为(Communicative acts)的习得、儿童谈话技能(Conversation skill)的发展和儿童话语策略(Strategies in discourse level)的掌握(Ninio & Snow,1996)。研究者们公认，语用交流行为是儿童最早出现的语用行为，同时也是最基本的语用现象。
在儿童语用研究的工作范围内，语用交流行为曾经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言语行动或者交流能力，这个方面的研究致力于探讨儿童在与他人互动时如何逐步学会表现自己的交往意图，以及儿童掌握不同交往意图类别的发展过程(Astington,1988; Oller & Hilers,1989; Dale,1980)。研究发现，儿童是非常具有社会互动倾向的群体，他们能够对社会性的或者非社会性的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当孩子还在婴儿阶段，在可以正式用言语表达之前，他们就已经尝试用动作姿态、发声、固定的语音形式，或者上述方式的结合来进行具有一定倾向的交往；早期语言发展过程中，孩子逐渐地学习使用越来越多的含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形式来传递他们的不同交往倾向(Ninio & Snow,1996; Snow et al.1996; Morfor & Goldin-Meadow,1992; Golinkoff,1983; MacShane,1980; Dore,1978)。
研究儿童语言交流行为(Communicative act)的人们认为，交流时所运用的语言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造成一定的影响，可以从不同水平层次上进行分析。由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凯瑟琳·斯诺领导的研究小组，采用INCA-A(Ninio & Snow,1990)系统对3岁前的美国英语儿童的语言交流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了早期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成长状态，孩子最初借助于手势与表情以及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逐渐地学习使用语言来表达；儿童的交往倾向类型和言语行动类型均有不断扩张的过程；与此同时，由这两个方面综合构成的儿童语言运用的变通程度，即儿童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也随着交往倾向和言语行动类型的增加而得到发展。儿童由此更灵活自如地运用语言来产生不同的交往效果。此外，在早期儿童语言交流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早出现并且常用的核心类型(Snow et al.,1996)。研究认为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习得过程，反映了儿童在认知能力、社会理解力及更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技能的整合性发展。换言之，儿童的语言、社会和认知这三个方面的成长是互动促进密不可分的(Ninio & Snow,1996; Snow et al.,1996)。
我们还必须关注一点，这些有关儿童早期语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他们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阶段的成长信息。若干年来，国际儿童语言学界对于探讨儿童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阶段的研究十分重视，尤其关注儿童在转换时期各种行为的形成要素：导致儿童行为变化的内部转变和促成儿童行为变化的社会互动现象，这两者也被称之为“认知假设”和“社会假设”。大量的研究证实了社会互动因素对儿童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的特殊意义，成人的关注和及时发现儿童的每一点语言变化，成人和孩子商量某个词句的语言使用，甚至成人强迫孩子按照一定规则进行交往，都给儿童学习最初的交流行为的机会。这些“搀着手领孩子上路”的交往方式，是成人对儿童从前语言向语言转换的有力支撑，已被证明可以促成儿童的内部变化(Ozcaliskan & Goldin-Mealow,2005)。
尽管在国际范围内儿童语用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有关汉语儿童语用尤其是在交流行为层面的研究却非常罕见。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汉语儿童早期语用交流行为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从前语言到语言交往，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中国母亲对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习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吗？上述问题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的主要关注点，希望通过研究予以回答。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目的
考察3岁前汉语儿童在母子言语互动中的语用交流行为习得特点，探明这个阶段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的一般过程。具体来说，通过比较不同年龄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在不同水平上的数量和语用核心类型，揭示从前语言阶段到开始使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这个特殊阶段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2.2 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全面地把握3岁前汉语儿童及其母亲在母子言语互动中的语用特点，研究者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2.2.1 被试选取
量的研究选取40对母子交流对，儿童平均来自4个年龄段：14、20、26和32个月。
母亲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分布无显著性差异。每个年龄组男女各半，都为独生子女。儿童语言发展正常，没有任何听觉和言语障碍，他们的家庭成员以普通话为日常交流语言。质的研究从长期跟踪的母子交流对的语言录像中，选择与量化研究对象年龄匹配的时间段语料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对象为研究者从儿童12个月开始跟踪，每个月到儿童家中拍摄30分钟母子语用交流场景，为本研究所使用的追踪时间跨度为3年。
2.2.2 语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录像的方法收集语料。首先，运用横断设计，对半结构实验情境母子言语互动情况进行定量研究。每次录像20分钟，前5分钟左右为预热时间，母亲和孩子一起玩积木；被试适应后开始自由游戏(约15分钟)，要求母亲和孩子依次打开4只颜色不同的盒子(分别装有一个皮球、一个变形金刚、画笔和纸、一本图画书)进行游戏。通过上述玩具物品中介刺激，创造面对面的母亲与孩子言语互动交流的环境。待母子把盒子中的玩具都玩过之后停止拍摄。在质的研究语料获取时，研究者到幼儿家中对自发的、自然情境中的母子互动对话过程进行摄像。拍摄时不对母子游戏内容进行规定，每次30分钟，每月拍摄一次。
2.2.3 语料转录
我们用文字将录像中母子交往的言语和体态语言记录下来，按照“国际儿童语料交流系统”(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CHILDES)要求的格式录入计算机。对儿童的每个语句进行标记，并转换为可在“计算机儿童语言分析系统”(Child Language Analysis,CLAN)程序运行的文本文件(MacWhinney & Snow,1985,1990; Macwhinney,1991)。
2.3 研究工具
量化研究语料和质化研究语料均用“语用交流行为目录(简要版)”(INCA-A)进行编码。据此系统，儿童与母亲的言语都在两种水平上被编码：言语倾向水平和言语行动水平。前者考察互动双方共同指向的言语交流情况，其编码有22种类型，包括讨论、协商、指示和澄清等；后者考察当前说话者的交流意图，其编码有65种类型，包括指令和回答、言语诱导和回答、承诺和回答、宣告和回答、陈述和回答、提问和回答等；而言语倾向水平和言语行动水平的组合，即构成了言语变通程度。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编码者进行了培训。所有语料均经过二次编码：第一次编码结束后，再由不同人员对原始语料进行第二次编码。经统计，编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0，信度良好。
编码后的文件用CLAN程序进行处理，初步分析出儿童言语倾向、言语行动和言语变通三种水平程度。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以探究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为目的，我们从言语交流清晰度、言语交流类型扩展和言语交流核心类型等三个角度，观察汉语儿童这个特定时期的语用交流行为的成长。同时通过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与母亲语用交流行为的相关分析等，探讨影响转换阶段儿童语言运用能力成长的因素。
3.1 转换阶段汉语儿童语用交流清晰度的变化
在前语言向语言发展的转换阶段，儿童用于交流的每一个言语倾向和言语行动是否清晰能够表达他们的交流意图，是否可以被他们的交流对象诠释和理解？这是分析儿童语用交流行为水平的一个指标。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汉语儿童的语用交流清晰度在14个月到32个月期间呈上升趋势，并在3岁前达到对交流对象基本可理解的状态。
我们从儿童言语倾向和言语行动的两个水平层面来考察儿童的语用清晰度。表1展示了汉语儿童在不同阶段的语用交流可诠释程度表现。以他们的平均交流行为总数为基础，儿童的言语倾向(或协商即刻进行活动，或讨论当前关注问题等)，可被诠释理解的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4个月的平均67％上升到32个月时的98％；而在言语行动水平层次，儿童语用清晰度的变化，略为落后于言语倾向的表达。他们或回答问题，或提出请求的言语行动类型，可以被交流对方诠释理解的比例，在14个月时仅占交流行为的39％，但在转换阶段的后期，即临近3岁的32个月时，已经有97％的言语行动被人所理解明白。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的是，14个月的孩子的所有交流行动中，将近60％在言语行动层次是不可解释的，但是33％的交流行为在言语倾向上却是可解释的。这点表明的是，在这一阶段儿童经常把听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事物上或尽力要回答一个问题，但儿童是否在陈述一个主张或在提供相关事物的准确信息却是不够清楚的。如Snow等指出：早期儿童的交流行为往往通过一个手势或一次点头来表达，人们理解的时候要凭借伴随的非言语成分进行(Snow,et al.,1996)。这种状况到20个月时有了变化，此时儿童在言语行动层次上的语用交流行为可诠释比例增加到了38％，而言语倾向层次上的语用交流行为可诠释比例增加到了90％。正如我们所料，随着儿童言语技能的提高，非言语行动辅助交际已不再重要。
表1 不同年龄组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可诠释度和类型使用均数
年龄组
语用交流行为 14月 20月26月
32月
可诠释度％(SD)
言语倾向 67(0.16)
90(3.20)
98(1.66)
98(2.82)
言语行动 41(0.26)
80(0.14)
94(3.8)97(2.54)
使用类型均数M(SD)
言语倾向3.9(0.56) 5.2(1.13)
5.3(1.41) 6.7(0.94)
言语行动4.0(1.63) 8.6(2.36) 12.2(4.18) 13.4(2.67)
言语变通5.5(1.90) 12.1(3.69) 15.4(6.36) 18.5(5.31)
分析显示，14个月到20个月期间是汉语儿童可诠释的语用交流行为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到26个月和32个月时，这两层次上的交流行为的可诠释比例已变得非常接近。32个月时，儿童与母亲互动时的言语几乎是完全可解释的。上述变化表明，伴随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交流行为的清晰程度愈来愈高，这点显然与他们的言语发展有密切关系。
3.2 转换阶段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类型扩展
如前所述，儿童语用交流行为表现在言语互动的三个水平行为状态：表达社会交往意图的言语倾向；表达社会交往方式的言语行动；表达社会交往灵活程度的言语变通性。这三个不同层次行为的类型扩展，可以反映儿童使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能力的成长。
在言语倾向层面，儿童言语倾向类型的扩展，体现的是他们对交往情境的社会认知以及恰当表达交往意图的水平；在言语行动层面，儿童言语行动类型的增加，表现出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不同语言方式，准确表达交往意图的能力；在言语变通层面，用不同的言语行动方式来表达某一种言语倾向，或者同一种言语行动方式可以表现不同的言语倾向，这样的搭配组合能力反映出儿童对交往情境对象的认知，以及他们在交流过程中达到的丰富自如状态。
研究发现，汉语儿童的语用交流行为，在三岁前有了各个层面比较明显的扩展增长。如表1所示，14个月到32个月儿童的言语倾向类型使用的平均数从3.9增加到6.7，言语行动类型使用的均数也从4.0增加到13.4，而他们的言语变通类型的使用类型，则从平均5.5增加为18.5。表2和表3显示了儿童使用言语倾向类型的比例和平均使用率和言语行动类型平均使用率，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儿童在交流时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把握和运用有一个持续的扩张的态势。上述数据表明，三岁前的汉语儿童似乎在不断有意学习与母亲交流，而且互动时表达自己交往意图的言语倾向逐步增加，言语行动形式不断丰富，同时他们的言语变通程度也随着言语变通程度的增加而越来越高。
表2 不同年龄组儿童常用言语倾向类型的使用比例和使用率(％)[a]
注：a儿童使用总数1％的言语倾向类型平均使用率列入此表。
表3 不同年龄组儿童言语行动类型平均使用率(％)[b]
注：b平均使用率占2％以上的言语行动类型列入此表统计。
3.3 转换阶段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核心类型
仔细观察儿童的言语倾向类型使用，我们除了看到一个逐步拓展的趋势之外，还会发现那些儿童使用比例和频率最高的语用交流行为。表2和表3展示了不同年龄组儿童使用言语倾向类型和言语行动类型的比例或使用频率。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较早普遍并且频繁使用的三种言语倾向类型是：DHA：引导听话者注意力，NIA：协商即刻进行的活动，以及DJF：讨论当前共同关注焦点。在14个月儿童平均使用3.9种言语倾向类型，这三种类型即已经普遍使用，表明刚开始尝试交流时，儿童仅使用少量的言语倾向类型来表达交际意图。虽然在以后的三个年龄段，儿童逐渐增加使用更多的言语倾向类型，但是DHA、NIA和DJF仍是所有言语倾向类型中最常用的。因此，中国儿童在前语言到语用的转换阶段的语用交流同样存在着核心类型，研究证实了Snow等人的研究结果(Snow,et al.,1996)。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图1所呈现的这三种类型的使用频率逐渐形成不同的发展趋向。使用DHA的频率在以后三个阶段低于其他类型，从21％下降到6％，NIA的频率从20％稳步上升到29％。而DJF的变化最明显，它的使用频率在26个月时达到最高峰57％，在32个月时又下降到44％。
3.4 转换阶段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与母亲语用交流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转换阶段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产生和发展的相关原因，我们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了儿童语用与母亲语用的关系。表4展示了相关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儿童的言语倾向使用与母亲的言语行动使用在各种阶段均有正向相关关系，其中20个月和26个月存在显著的高相关关系，而儿童的言语倾向使用跟母亲的言语倾向使用，则在儿童32个月时出现显著高相关。儿童和母亲的言语行动和言语变通使用在各个年龄段均有正相关关系，而在20个，26个月和32个月出现显著高相关。这个分析结果让我们看到了母亲语用交流行为与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使用成长的关联。
表4 不同年龄组儿童与母亲的语用交流行为均数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
与此同时，考察母亲和儿童在交流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三种言语变通类型(见表5)，我们发现了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受到母亲影响的踪迹。当母亲高频率地运用“讨论当前焦点：特殊疑问”类型或者“讨论当前焦点：陈述说明”类型的时候，毫无疑问，孩子的语用交流行为的受到影响，他们反复使用了“讨论当前焦点：回答特殊问句”和“讨论当前焦点：陈述说明”等类型。
表5 不同年龄组母亲和儿童交流时前三种平均使用频率最高的言语变通类型
4 结论
本研究着力探讨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阶段，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成长发展，研究发现了几个具有标志性的语用发展阶段特征。一是语用交流行为清晰度的急剧增长。在14个月到32个月期间，汉语儿童的语用交流行为清晰度不断增强，在阶段后期儿童的言语倾向和言语行动有了很高的可诠释度。这点说明该阶段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的同时，他们的语言其他方面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语言的各个方面的相互促进，提升了儿童运用语言清楚表达自己交往意愿的能力。
第二，从前语言到语言交往的转换阶段，汉语儿童的语用交流行为各个分析层面均有比较明显的类型扩展增长。三岁前的汉语儿童似乎在不断有意学习与母亲交流，而且互动时表达自己交往意图的言语倾向逐步增加，言语行动形式不断丰富，同时他们的言语变通程度也随着言语变通程度的增加而越来越高。由此反映了儿童使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意图、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交往灵活程度的能力的快速成长。
第三，转换阶段是儿童各种语用交流行为类型浮现(emergence)的时期，尝试运用新的方式表达自己交流意图是儿童在本阶段的语用学习特征。但是存在着几种高频使用的言语倾向和言语行动类型。这些类型的反复使用，一方面说明早期儿童在尚未完全掌握成熟交流方式的时候，已经具有通过几种主要途径构建与他人交流的情境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表明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往存在着最为基本的方式途径，因而有被称之为“核心类型”的存在。
在汉语儿童早期的语用交流行为发展中，我们不能忽视母亲交往的作用。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与母亲的语用交流行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儿童在转换阶段语用类型的使用也明显受到母亲的影响。这个研究同样证实了社会互动因素对儿童从前语言到语言转换的特殊意义，汉语母亲“搀着手领孩子上路”的交往方式，或许可以成为对儿童从前语言向语言转换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