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平[1]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研究表明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任晓霏[2]2008年在《“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文明步入21世纪,人类在尽享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美化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高雅艺术的戏剧就是其中一个标志性元素。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戏剧翻译同戏剧艺术一样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戏剧翻译研究也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渐显生机。但是,由于戏剧理论家一般不关心翻译,很多翻译家又不懂戏剧艺术,使得戏剧翻译研究在阅读与表演两种翻译目的的矛盾中踯躅难行,深陷“迷宫”。学者们对于戏剧翻译中的核心问题,诸如戏剧翻译的本质、可表演性、动作性文本、文化移植、观演体系等等,存在大量的分歧甚致偏见。尼古拉瑞(2002)在多年戏剧翻译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戏剧翻译中长期以来的读演纠纷,实际上反映了翻译研究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规定性研究的弊端,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谬误。在翻译实践中,根本没有明确的读演界限,或者说这两条界限很难区分开来。因此,将戏剧翻译进行读、演的两极分化没有根据,只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觉。可见,戏剧翻译研究亟需一种科学的范式作指导。另外,不少学者意识到,戏剧翻译研究不应该停留在戏剧翻译要不要可表演性上,而是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去考察那些使戏剧具有可表演性的因素。这正是本研究着重探讨和分析的问题。戏剧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样式,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不同,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舞台表演,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的双重性本质。戏剧翻译同戏剧创作一样,需要综合考虑戏剧性的特质,既要保证翻译戏剧的文学性,在塑造典型形象、传达深刻主题上做文章;又要关照舞台表演的口头性、即时性和大众性特点,语言须干脆利索,富于节奏感,保证文字信号向声音信号转化时上口、顺耳,为特定时空情境下,演员的舞台表演和观众的现场接受创造有利条件。戏剧翻译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涉及两种语言的交流,还与两种语言背后的戏剧文化和审美传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不少戏剧翻译学者大有“望洋兴叹”之嫌。本研究选取英若诚作为研究对象。英若诚集导演、演员和翻译于一身,具备了理想的戏剧译者身份。作为一个“登场”的戏剧译者,他的戏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对于揭示戏剧翻译本质规律具有重要价值。英若诚独特而具代表性的戏剧译者身份及其戏剧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启迪我们,戏剧本身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戏剧翻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戏剧文化传统,全面系统的研究方法是解决戏剧翻译中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正如系统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拉兹洛所言:“人类要想了解自己面对的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必须发展一种普遍的系统理论。”系统范式为戏剧翻译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平台。首先,系统本体论为戏剧翻译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指导思想。研究表明,从整体的、系统的视角认识戏剧翻译是揭示戏剧翻译文学性、舞台性兼备的戏剧性本质特征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戏剧翻译研究诸多分歧的关键。戏剧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登场敷演是戏之为戏的根本。英若诚总结的戏剧翻译的口语化、动作性、性格化以及文学性标准正是戏剧翻译系统观的体现,也是对于戏剧翻译文学性、舞台性双重性本质的准确把握。其次,系统认识论强调人类的认识过程是认知主体和周围环境(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科学地界定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具有重大意义,也为英若诚戏剧翻译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参考。通过考察英若诚的文化世家背景、英若诚戏剧翻译所处的历时、共时语境及其观众的审美视阈,从历史学、文化学、文艺学和戏剧文体学等角度探究英若诚戏剧翻译的文本选择、策略运用和文化取向,全面而系统地揭示英若诚集出身名门的导演、演员和翻译于一身的戏剧译者身份背后戏剧翻译的本质特征。再次,系统价值论从价值是主体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适应状态出发,认为主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适应或匹配得越好,那么主体的价值就越高。据此,通过英若诚翻译戏剧在特定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和影响的文化价值调查,对其翻译戏剧进行价值判断,挖掘英若诚翻译戏剧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巨大价值和历史意义。最后,系统方法论为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宏观、微观研究相互映衬,定性、定量分析互相结合,横向、纵向比较互为补充的系统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英若诚戏剧翻译的文本选择、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以及文化价值依次得到系统的考察、梳理、研究和调查。从英若诚戏剧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西戏剧交流传统着手,通过对其所选择的八部戏剧进行意识形态和戏剧文化诗学特征的考察,探究英若诚戏剧翻译的文化诗学和主题特点,证明其戏剧翻译文本选择背后所折射的译者执着的戏剧艺术追求和崇高精神境界,也为英若诚戏剧翻译的价值判断提供一定的线索和依据。同其导演、演员的译者身份相吻合,这些文本均为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家名作,它们携带着剧作家独具一格的戏剧艺术语言和戏剧表现手段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独到见解,为目的语读者/观众带来经典和现代戏剧艺术的精华,给他们带来耳目一新、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父亲翻译的每一部作品的演出都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巨大反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依赖于他超群的艺术鉴赏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精通中英语言和文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自己本身又是出色的导演和表演艺术家,集这些因素于一身,父亲是独一无二的!”(英若诚名剧译丛序言,1999:7)通过细读《名剧译丛》的《译者序》以及柯文辉主编的传记《英若诚》,我们梳理出英若诚的戏剧翻译思想。英若诚从可表演性和文学性两方面总结了戏剧翻译的本质特征。出于戏剧表演和导演考虑,英若诚强调翻译戏剧的口语化和动作性;从文学角度提出戏剧翻译的性格化和文学诗情的保留。从戏剧观众的接受来看,他主张戏剧译者应该更多地照顾目的语观众的审美习惯,而同时也要引导观众欣赏异域文化的优秀元素。可见,英若诚是从戏剧性的本质特征入手,综合戏剧的文学性和舞台性,并把现场观众的反应纳入研究视野,充分反映了其戏剧翻译的整体观。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针对英若诚提出的戏剧翻译思想,以戏剧观演为参照,分别从口语化、动作性、性格化叁方面对其翻译戏剧进行实证研究。借助语用学、戏剧文体学、系统功能语法等分析手段,对英若诚翻译戏剧在话语标记语、指示系统、话轮转换、言有所为、语气情态系统等方面的适合舞台表演的出色表现,进行了基于语料的统计分析,包括单译本、双译本的平行语料对比分析以及可比语料的比较研究,并对相关的规律性和倾向性进行了戏剧艺术分析。其次,从戏剧的声音效果侧面,在对比分析英汉语言声韵资源的基础上,考察了英若诚翻译戏剧中诗体剧的元明杂剧笔法,并从人物台词与舞台动作的搭配角度,分析了英若诚翻译戏剧的语言节奏特点。研究发现戏剧语言的节奏感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句子简短(它只为人物台词与动作的配合创造了基本条件),而是与指示系统、人际关系、主位推进、对白衔接等等戏剧语言特性密切相关。同时,从戏剧整体美学角度,进一步借助文本处理软件,对英若诚翻译戏剧中戏剧情境和戏剧意象的翻译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英若诚的戏剧翻译在营造戏剧情境、传承和丰富戏剧意象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功力。这些基于语料的实证研究和数据的系统分析,令我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英若诚在对每一个戏剧性元素的处理中,都是从整体的戏剧观演体系出发,以上下文语境为参照,综合考虑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照顾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在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的基础上,寻找最佳对应物。正是这种戏剧翻译的系统思想指导着英若诚创造出一部部文学性、舞台性兼备的上乘译作,也为戏剧翻译研究走出“迷宫”找到一条“通道”。在英若诚戏剧翻译策略的宏观考察中,英若诚的戏剧翻译表现出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倾向。从戏剧情节的增删、方言土语的选择、元明杂剧笔法的采纳、汉语成语的运用等方面,体验英若诚英汉翻译戏剧的中国观众情结;从母语导演的表演节奏要求以及原语比喻形象的保留,体察英若诚拓展中国观众艺术视野的良苦用心。英若诚及其戏剧翻译的文化价值调查在戏剧艺术创新、中西文化交流和语言的发展完善等方面展开,进一步验证其戏剧翻译在文化构建中的“登场”。总之,英若诚戏剧翻译的系统研究发现:(1)系统整体观是戏剧翻译研究科学有效的指导思想。戏剧翻译的本质是再现戏剧文学性和舞台性的戏剧性本质。英若诚,作为一个登场的译者,其成功的戏剧翻译是建立在以戏剧整体的观演体系为参照,综合考虑戏剧性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2)英若诚翻译戏剧的价值取决于译者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对于社会时代要求的敏锐的洞察力、翻译文本的艺术鉴赏力以及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戏剧文化传统的领悟力。(3)英若诚在中西戏剧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本研究期望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1)戏剧翻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文学、语言学、戏剧学、翻译学、文化学乃至美学等多个学科范畴,系统范式成为揭示戏剧翻译本质的必要且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平台。(2)选取英若诚------一个集导演、演员、翻译乃至文化名人于一身的理想的戏剧译者身份,其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对于揭示戏剧翻译的本质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成功的戏剧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戏剧翻译的整体观,以及恰当处理戏剧舞台性和文学性、目的语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外来戏剧美学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3)通过考察英若诚特殊译者身份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原语戏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诗学及其翻译戏剧的社会反响,分析其戏剧翻译在中西戏剧交流中的价值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4)译本研究突破文化负载词等词汇层面,自建语料,从指示语、话语标记语、话轮转换、言语行为、语气情态、情境意象、整体风格直到社会背景、历史文化意义等层面进行了基于语料的英若诚戏剧翻译的戏剧文体学分析、戏剧艺术分析、平行语料和可比语料的对比研究等多维度系统分析。金无足赤,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英若诚翻译戏剧的语言规范无论在整体的倾向性上,还是在具体的词句使用中,都存在提升的空间。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在突出翻译戏剧舞台性的同时,如何保留原作的文学性和诗情;在照顾目的语观众审美习惯的同时,如何引导观众广泛涉猎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切美好的遗产,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基于语料的戏剧文体学分析中,语料的规模和数量都有待进一步扩展。虽然英若诚八部翻译戏剧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或者用于定量的数据统计,或者用于定性的艺术分析,但是,每一个子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只选取了一部或两部具备相关典型特征的翻译戏剧或者场次作为考察对象,没有涵盖英若诚八部翻译戏剧的所有内容,有待未来做出更多的研究和探索。同时,我们试图以系统哲学的整体观为指导,研究英若诚集导演、演员、翻译乃至政治家于一体的戏剧翻译,而由于戏剧翻译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我们的系统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系统的开放性也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在附录中,我们将目前所建立的有关语料进行了文本软件的处理,相信这些数据会给热爱戏剧以及戏剧翻译研究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启迪,为英若诚戏剧翻译研究乃至中国戏剧翻译研究作出不懈的探索。
李莉[3]2010年在《从文化等值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文中指出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趋频繁,翻译研究已经从纯语言角度转向文化角度,翻译被广泛视作文化交流行为。文化负载词是人类语言文化的结晶,其翻译已引起了翻译界的重视。但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却不尽人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文化影响到文化负载词的方方面面,如果不了解文化背景,连理解文化负载词都十分困难,更不可能做到精确的翻译。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有助于掌握文化负载词的意义和运用,而且有助于译者准确地传达原文中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对于跨文化交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文化负载词详尽的分析,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进行该研究的背景,研究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和研究目的,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进行该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文化负载词的定义、范围和特点,然后阐明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对比分析了两种语言的文化负载词与每个国家的生活经验、传说和神话、历史人物和事件、宗教信仰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的关系。文章接着讨论了文化负载词的可译性问题,并根据可译性的限度将其分为叁种情况,即文化上的可译性、文化上的半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最后指出语言从根本上是可译的。第叁部分首先探讨了等值理论,其中重点论述了叁位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严复、奈达和纽马克。文章论述了严复的传统经典的“信、达、雅”叁字翻译原则,奈达翻译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交际理论,从中看出这叁位理论家注重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也就是在翻译中实现文化等值,接着本文论述了文化等值的概念和层次。然后讨论了文化对等的困难和可行性,指出虽然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空缺和文化流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文化对等的种种困难,但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共性及译文读者的积极反应又为文化对等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以归化和异化策略为基础,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考察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文化上的对等。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对论文进行了回顾和概括,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是能够达到文化对等的,但有些时候由于文化障碍,只能达到文化上的部分对等甚至毫不对等;另外,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达到文化对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并再次强调了翻译时要达到文化对等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
曾祥宏[4]2013年在《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中研究说明把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创新的话题。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问题，历史悠久，与文学翻译伴随始终。有文学翻译，就会有文学性再现问题。把文学性作为概念和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的东西。文学性的阐释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意义,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它受到意识形态、历史背景、言语交际、读者反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从基本的意义传递要上升到文学性的建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审视中西诗学规范的差异，明确译文的诗学取向，综合运用翻译策略，发挥译入语优势，确保译文文学性的传递和再创造。文学性内涵丰富，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有语言层面、修辞层面及文体层面因素；从语境、作者、读者角度看，有风格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在整个翻译活动和过程中，不管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以及用译文对原文进行阐释、表达和创造，都离不开翻译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从原文的选择，译前准备，到原文的细读、理解，再到翻译策略的决定，对文本审美意蕴的再现，等等，都以译者为中心，通过译者对大环境的判断、文化价值的取向、意识形态的态度、翻译理念的渗透和实践，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再现，具体表现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翻译思想、个人性情和风格等等多个方面贯穿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文学翻译的非常重要的两大因素。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能从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其翻译结果的不同。这两个因素发挥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的好坏。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质量。再现原作的文学性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对文学性的再现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手段，反之亦然。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和译文文学性再现完美结合的成果。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发挥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和状态，这种互动相随的关系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层面。基于对此的理解和假设，本论文从实践出发，以实例来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李霁野、祝庆英、黄源深叁个《简·爱》译本文学性的再现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论证二者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从语言修辞、文体风格、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等方面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翻译思想、审美取向、个人风格、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实例，论证译者主体性发挥对文学性再现的影响和作用。从叁个《简·爱》译本在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比较，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李霁野先生的译本在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上更弱、范围上要更小，祝庆英女士的译本处于居中，黄源深先生的译本则最为充分地实现了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性的再现上，与主体性发挥的大小是一致：李译本略少，祝译本居中，黄译本最多，效果最好。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紧密的正面联系。文学性的再现，是靠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来决定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得越好，文学性的再现则越丰满。本论文的目的和研究意义有：第一，梳理和评价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讨论以及文学性再现的性质和表现的内容；第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的作用；第叁，把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相联系，探讨二者之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第四，系统地比较和分析叁个不同时代的《简爱》译本中文学性再现和主体性发挥；第五，依据本个案研究，对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总结，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第六，引起译者的注意，从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和实现文学性再现的角度提高翻译质量，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注意传达文本的意义，也要注重呈现其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增强译本的文学性品质。
龚晓斌[5]2013年在《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相关问题。人类的文化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文本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主要特点就是思想和观点表达的系统性和准确性，而图像文化的核心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和想象，形象性和直观性是其主要特点。不管是文本文化还是图像文化，都诉诸于人的视觉感官。视觉感官历来是人类最高贵的感官，它不但让我们领略了大千世界的色彩斑斓和变化多端，而且通过它我们获取了对于世界的认知。近几十年来，视觉文化研究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将语言艺术、图像艺术及其他视觉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顺理成章地可以纳入这一领域。在翻译领域对于符际翻译的意识比较早，但是对于符际翻译的深入研究还相当缺乏。在有限的关于符际翻译（包含视觉翻译）的研究中，主要有四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只给予语际翻译充分的关注，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语际翻译才是翻译本体，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对语际翻译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翻译研究的视点局限。第二种倾向开始关注简化概念上的符际翻译，即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如雕塑、电影、音乐、图画等）之间的转换，但往往把对符际翻译的阐释和分析与语际翻译完全分割开来。这个倾向的研究者认为符际翻译超越了语言层面，属于艺术创作或表演的范畴。第叁种倾向对符际翻译的相关理论运用得比较泛化。对于符际翻译的泛化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第四种倾向开始关注一些具体的语言视觉形式翻译的实例，涉及了语言视觉形式翻译的某些原则和策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缺乏对这一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与翻译领域其他研究视角和焦点相比，对于视觉翻译的研究，特别是对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研究，不管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视点的研究工作。本文综合运用了普通语言学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理论、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理论、文体学中的“突出”理论、翻译学中的意译/直译、形似/神似、形式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美学中的视觉美学及接受美学理论等等，构建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无意义的形式”和“有意义的形式”基础上将形式分为叁类。第一类是表面的、物理的形式，这类形式与内容的表达关系不大。这类形式进而又可以分为两种：无意义驱动而且本身没有任何艺术和美学价值；无意义驱动但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第二类是有助于内容表达甚至本身就是内容一部分的形式。第叁类是其本身就是全部内容的形式，这时候的形式已经将自身的美学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完全反映原语的美学价值，译者应该充分在译文中表现出第一类形式的第二种情况以及第二、第叁类形式。本文重点讨论文学文本中“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这些“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可以说是形式之中的形式。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涉及了文学文本中的书写、语法、词汇及语篇多个层面，论证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本文首先在区分狭义翻译和广义翻译的基础上厘清视觉形式和视觉翻译的概念和内涵，指出视觉翻译研究的背景、意义和文本选择的原因，提出论文的基本假设并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相关的文献综述分析了符际翻译（主要是视觉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现有的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研究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不足之处。以形式和内容相互关系为核心的相关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综合思考重点讨论了一元和二元观，翻译领域文与质、神似与形似、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之争中对于形式的关注度，形式研究弱势的历史原因，形式的客观分类，以及与形式和内容密切相关的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辨证统一等问题。这也是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标点符号、单词（字）物理表现形式、视觉重复手段、长短句、语篇版面等语言视觉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文学文本中视觉翻译的案例研究。最后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要求、难度和策略并讨论了译文利用视觉形式的拓展优势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可能性和接受度等问题。研究发现，对于书面文学文本而言，语言视觉形式是最直观可感的，是第一性的，应该首先受到译者的关注。语言视觉形式有元语言视觉形式和“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两种。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本身就是元语言视觉形式的转换，是最最背景式的体现，无需纳入研究的视野。译者要时时关注那些“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因为文学文本中的“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意义驱动”的，甚至反过来可以说是“驱动意义”的。译者如果忽视了这些形式，就会减损原文的意义表达，就谈不上对于原文的忠实了，这也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最大区别之一。“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有的是点的特征，有的是面的特征。译者在面对这些视觉特征时，要跳出线性语言的思维，向平面思维进而向平面中的立体思维转换。这时候，不仅要读字里行间的意义，更要看字上字下、行上行下的意义呈现方式，看这些呈现方式本身的意义。译者不再是老式打印机的运作模式（从左向右），而是像现代的激光扫描仪那样，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也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或者干脆跳出语篇平面的视野，与语篇共生出一个立体的观赏角度。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将会增强对于原文理解的深度以及原文审美效果的感知。“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为读者的肉眼捕捉到的语言视象。这种视象因为其具有物理的存在性不再是隐性的，而是显性的。对于这种外观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旨在传递对原文的直接感觉，实现对读者视觉感官形成直接冲击的预期效果。对于语言视觉形式的直观翻译非常类似于基于图像符号意义本身特性的翻译，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基于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表层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文学文本中的视觉形式通常被称为翻译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承认有这种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那么不可逾越。“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在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在散文、诗歌、戏剧中，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非常普遍的文学表征，从这个角度看，具有文学语言的普遍性。从根本上讲，人类对于视觉形式的总体感知是近似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普同性的。这种近似观和普同感为译者提供了视觉翻译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译者在两种语言视觉形式之间的广阔空间中插上想象的翅膀。译者不能心安理得地忽视这些语言视觉形式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应该首先带着审美的眼光去发现和挖掘原文中的视觉美，给予一切视觉美形式以充分的重视，然后动用一切语言要素、审美机制以及创造能力去传递原文的视觉形态美感。文学翻译的译者要善于发现两种语言的各自优势，要取长补短，有时还要借助前人译者的成就，继续往前迈进，通过改译和重译，使得译文逐步走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利用翻译学是个交叉学科的优势，充分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养分，尽最大可能利用各种补偿性翻译策略（如一般补偿性策略、最佳感官式补偿性策略、整体视觉对等补偿性策略）实现译文与原文在“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方面的“最佳近似度”或“最高对等度”。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语言视觉形式的研究充分挖掘了语言的视觉艺术功能，这也是一种翻译学跨界研究的尝试。雅各布森的翻译叁分法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研究更多的视野和空间。在语际翻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符际翻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际翻译中的符际翻译，就如同语言符号内部的多模态性一样，它基于语言，又超越语言，是对语言形式表意性和艺术性最佳融合的集中体现。对于语言视觉形式的深入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形式研究更多的关注，从而更加丰富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翻译学、视觉修辞学等对于形式研究的外延和内涵。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研究对于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宋词翻译、乐府诗翻译、意识流小说翻译、视觉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等。本研究的创新点：首次提出了基于语言的视觉翻译的概念和内涵；对形式进行了更加理性、更加客观的辩证分类；对文学文本中从点到面的“突出性”语言视觉形式的翻译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将语言学、文学、文体学、翻译学、美学等相关理论充分融合，拓展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
肖开容[6]2012年在《翻译中的框架操作》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定位于Holmes翻译学图谱中的“过程导向”描述翻译研究。翻译过程研究关注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条件所限,该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并未取得预期的目标,进展甚微。不管是翻译学本体研究的完整性,还是临近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要求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有新的突破。近年来,认知科学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了更大可能。由此,本论文拟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领域的框架理论为视角,探索译者的翻译认知过程规律,提出翻译认知操作模式,并以中国古诗英译为例,验证翻译认知过程理论模式的有效性。本研究以叁个理论假设为前提：一是框架所表征的知识系统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理解的背景参照。二是框架的文化差异是造成译文读者理解困难的根本原因,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此差异进行认知操作加以解决。叁是译者的翻译过程不只是语言形式上的转换,也不仅仅是符号转码的过程,而是在概念层次上的认知操作过程。以这叁个假设为前提,本论文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译者如何调用信息资源,如何进行认知运作,解决读者由于知识系统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困难?第二,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选择的认知过程、机制和基本模式是什么?第叁,诗歌翻译,特别是中国古诗英译中译者的认知操作有何体现,这对于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递有何启示?认知翻译过程观如何看待诗歌翻译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论文从已有翻译认知过程理论模式的评析出发,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的成果和不足,提出本文的研究出发点,即以框架理论为视角探索译者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操作问题。论文在回顾框架理论在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框架的概念、构成和基本属性进行了界定,然后提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随后以该框架操作模式为指导,分析中国古诗英译中译者的框架操作方式和视觉化的框架操作路径,并以一首诗的多个译本为样本,论述了译者选择对框架操作的实现,最后在翻译框架操作理论模式下对中国古诗英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认知阐释。围绕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大致由四个部分内容组成,共分为十章。第一部分为本研究的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第二章为认知视角的翻译过程理论模式回顾,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意义阐释模式、信息加工模式、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模式、知识论模式、关联认知模式和认知努力模式进行了评述,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发现和不足之处,提出有必要从认知语言学有关意义的百科知识观出发,探究知识系统在文本理解和翻译转换中的作用。第叁章为框架理论与框架视角翻译研究综述。对语言学以外的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语言学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的框架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特别对Fillmore框架语义思想演化过程以及认知语义、认知语法、话语分析、自然语言处理、词典编撰等领域的框架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为框架视角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接下来重点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框架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探索。这些探索说明框架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优势,但是没有着力对译者的翻译认知过程进行详细描绘和分析,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将框架视角的翻译研究落脚于对译者处理知识系统差异的认知操作的分析上来,由此奠定本研究的基本理论目标和研究取向。第二部分为研究的主体,提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第四章在对框架与相关术语进行区别的基础上,给出了框架的工作定义,然后对框架的构成和属性做了论述,为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提出翻译中的框架操作理论模式。首先概括性描述了框架理论视野下的翻译认知过程,其核心为框架操作。接下来分析了译者框架操作的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将译者的框架操作分为两种情况,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和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前者指两种文化间存在框架对应的情况,后者指框架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包括四种类型：一是框架内部操作,包括框架成分更换、框架成分增添与删减、框架关系改换；二是框架层次调整,即在两种文化间存在对应的框架层次上进行翻译转换,解决框架对应空缺问题；叁是框架视角改换,即对观察者视点、焦点、前景/背景的调整；四是框架移植,即将负载原文文化信息的框架直接移植到目标语言文化中。第叁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以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为理论指导,论述中国古诗英译中理想化和非理想化框架操作的具体方式。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是解决中国古诗英译难点的主要认知操作方式,也是创造性翻译的主要体现,是本章论述的重点。主要从框架成分更换、成分增删、层次调整、关系改换、视角更换、框架移植六个方面论述,通过分析论证说明框架操作是译者处理文化信息差异造成读者理解困难的认知策略。第七章论述翻译中框架操作的认知路径,即视觉化。在翻译中,译者通过视觉化激活框架及其成分,在头脑中形成有关框架对应的场景及其元素的心理画面,再对这些元素进行框架操作。视觉化框架操作包括场景再现、场景重构、视角转换、转喻隐喻操作等。第八章为个案研究,对《天净沙·秋思》的八个英译本中译者的翻译选择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首先论述译者选择是对框架操作的实现,然后将八个译文分为叁组,即散文译本、诗体译本和模仿原文诗体译本,分别论述这叁组译本的译者在框架成分更改与增删、框架关系改换、框架视角调整等方面所进行的框架操作。这些分析说明,文本类型的选择制约译者的翻译选择和框架操作模式,而译者的翻译选择所体现的框架操作方式对译文效果和读者的解读空间都有影响。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九章讨论诗歌翻译的基本问题,从框架操作模式出发,对诗歌的可译性、文化差异与中国古诗英译和诗歌翻译的对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和界定。第十章为结论,回顾全文内容,总结本论文基本结论、主要贡献、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译者的翻译过程是进行认知操作的过程,知识系统差异和缺失是造成译文读者困难的根本原因,框架作为知识系统的概念表征,是意义理解的背景参照。译者通过激活框架来获取和调用认知资源,并通过框架操作来解决读者因知识系统差异和缺失造成的理解困难,视觉化是框架操作的认知路径。框架操作体现于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文化信息处理策略中,翻译的框架操作模式为诗歌翻译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石秀文[7]2017年在《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文中提出法律语篇文本是承载法律意义、信息,贯彻法律意志的语篇文本,具有有别于其他文本类型的特点。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法律意义、信息在汉英语符上的转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国际间交往、完善自身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国际间的交往的法律规范准绳。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符号上的转换,是各种差异都掺杂其中复杂的活动,这些差异表现于两种语言符号及其内部因素和所涉及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其关系之中,导致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复杂而难以操作,引发许多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解决汉英法律语篇翻译中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法律翻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发展,本文旨在以翻译理论和语篇文本理论为基础,以汉英法律翻译文本为语料,以字词、句式、篇章等为视角,分析研究汉英语言在法律语篇文本上的特点,分析研究影响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影响机制,探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示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中的潜在规律,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以期促进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文共分绪论、主体和结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为第一章。本章阐述了本选题的原因、研究思路、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主体部分由第二章到第七章构成。第二章阐述翻译和法律翻译的历史、问题以及影响法律翻译的因素。在影响因素中,主要针对汉英语符构成和汉英思维差异进行探讨。第叁章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讨论翻译理论、学说和观点,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奠定基础。其中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系统功能理论和关联理论作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各方面的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对中国经典翻译观点进行了讨论。本章还对影响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在文化、思维等方面进行了较深的探讨。第四章到第七章为法律语篇文本在词语、句式和篇章特点以及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研究的主体部分。通过案例分析,主要讨论了在汉英两种语言在词语、句式和篇章上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的分析和研究。词汇上,提出了“日常词汇法律固化”、“法律词汇日常活化”、指称与所指、概念与含义等现象和概念;提出了汉语语句成分顺序的演绎—归纳和英语的归纳—演绎句式特点等。第七章提出了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原则和策略。在对汉英法律语言差异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忠实、准确、简明、同一、去情性和谨慎创造性的原则;研究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拆译与释译和长句像似性翻译等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策略。结论部分为第八章。本章主要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陈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设想。
王晓凤[8]2012年在《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郭建中教授，中国当代资深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副研究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校区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浙江省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杭州市翻译协会顾问。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及翻译教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兼译、教、研于一身，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运用到自身的翻译实践中。他撰写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等一系列有影响性的文章，他的翻译思想引起了我国翻译理论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叁十多年中，郭先生着作丰硕，他翻译的一些名家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已经公开发表了翻译研究论文和专着100多万字，有《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等译学专着。专着《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美国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着作，尤其是介绍了旅美华人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的空白。专着《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与科幻小说的专着，标志着我国系统研究科普与科幻翻译的崛起,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郭先生的主要文学译着有：英国文学名着《鲁滨孙飘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美国文学名着《杀鹿人》(合译)和《铁草》（合译）及当代外国文学名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和辛格等作家的作品数十篇；翻译、编着了800多万字的科幻作品并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和电影剧本等各类文体材料，其中，他与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前任主席詹姆斯.冈恩联袂主编并译成中文的《科幻之路》（六大卷，300余万字），被誉为“科幻宝典”，在我国科幻小说家、科幻研究者以及青少年中间有广泛影响。因其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1991年，他获得了世界科幻小说翻译界的最高奖——恰佩克(Carel Capek)翻译奖，这一奖项我国至今无第二人问鼎；1997年，他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科幻小说翻译奖——“金桥奖”。他在译学的家园中留下了一道道灿烂的彩虹，被享誉中外的着名翻译家叶子南先生称为当代“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和“科幻小说翻译家”，《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李亚舒先生誉他为“中国译坛上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中国翻译家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翻译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等有关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书中。然而，郭先生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却曾被忽视，较少有人对他的翻译成果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系统、全面地论述。本文作者通过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流，在广泛收集有关郭先生翻译活动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学习郭先生关于翻译方面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交际出发，以和合翻译理论为视角，旨在对郭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和描述，探究郭先生独特思考方式及其发散型的译论研究和丰富的翻译实践，进一步理解和思索翻译理论，以便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进行反思，探究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进而发掘先生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对于我国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科幻小说翻译实践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浙江省乃至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提出点滴有意义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介绍郭建中教授及其对译学的贡献，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论文结构框架。第二章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本章首先追溯了和合的语义演变与和合的文化理路；其次，论述了和合学与翻译的关系；再次，探究了和合翻译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并阐释了和合翻译的溯源、内涵，其内涵包含和合翻译本体观、和合翻译认识观、和合翻译审美观、和合翻译文化观及和合翻译伦理观五个方面。第叁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思想。郭先生的学术信念是“既要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本章首先概述了郭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接着探究了郭先生翻译思想在和合视域中的映射。即：郭先生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的真知灼见，贯穿其间的是他对翻译研究和中西译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章还论述了郭先生和合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和合翻译审美原则、和合翻译文化原则和和合翻译伦理原则”等翻译行为原则。第四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郭先生认为，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译文语言应该通顺流畅。他坚持翻译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做到“顺”，实现“信”与“顺”的有机统一。本文采用描写、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选取郭先生翻译的笛福经典小说译本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文章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探究笛福经典小说的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接着，探究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叁标准，分析了郭先生科幻小说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对先生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特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论。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章首先总结了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中的研究成果，接着翔实地阐释了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可拓展空间。研究内容有待完善，研究方法有待探索，语料与实践研究的深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利用语料库进行实证性研究将为文学作品的分析提供更充分的论证。
高源[9]2014年在《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文中研究指明委婉语系委婉现象与语言结合的特殊产物。它从原始社会一直绵延至今,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特征存在紧密联系,并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常是说话人无意识的心理反映。归根结底,语言的委婉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内心的恐惧,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常用柔和、文雅、悦耳的话语取代那些禁忌、难听、失礼的说法。西班牙语委婉语的种类极其丰富,大致可分为禁忌性委婉语、交际性委婉语和职能性委婉语。根据具体内容,禁忌委婉现象又分为宗教神秘委婉语、死亡疾病委婉语、性指涉委婉语、排泄委婉语；交际委婉现象可细分为称谓委婉语、尊重委婉语、情绪委婉语；职能委婉现象可细化为政治委婉语、经济委婉语、军事委婉语、专业技术委婉语等。西语委婉语的构造手段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有语音变异、语义转换、语法转变、修辞方法等常见的语言方式,还有外来语、儿语、缩略语、行话等其他语言手段,更有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副语言手段。不管委婉手法怎样幻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构成原理在于分散听话者的注意力,暂时终止或延长语言信息的接收过程。西语婉辞的种类丰富、构造复杂,且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信息,在各类作品中层出不穷,已成为我国西班牙语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西汉翻译中,如果在委婉语等局部细节上处理不当,往往会影响译文的整体质量。因此,在翻译领域内对委婉语进行深入地探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全面解析西班牙语的委婉现象,有针对性的对其采取翻译策略,使该语言元素在译文中更加贴切,更加通顺易懂。哪些翻译技巧最适合西班牙语委婉语的汉译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目前,在译学界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解决一切难题,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理论都有其片面性。笔者认为,融合东西方译论、吸纳各派之所长、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多元翻译观乃是翻译研究的正确路径。在多元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作者将常见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按其本质特征归纳为语言翻译、文艺翻译和文化翻译。首先,语言是翻译行为得以实现的基础,用语言学派的技巧解决特定的翻译问题毋庸置疑。对于双语中能够对应和互换的委婉语现象,译者可以通过“等值”和“等效”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建立对等。其次,翻译是二度创作,译文饱含着译者的智慧,将文学派的翻译思想运用于翻译实践合情合理。对于源语委婉语在译语中造成的各种空缺,译者可发挥文学派反复强调的主观创造性进行弥补。最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译者面对的不仅是两种文字,更是两种文化。以文化学派的方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元素行之有效。译者不妨采取文化派的主要策略“归化法”、“异化法”和“注释法”,在保持译出语文化的纯正性和保证译入语的可读性之间建立平衡。此外,上述译法并非割裂的,彼此之间具有重合性和互补性,在实践中译者应加以综合利用,才能取得最佳译文。译者是原着和译着之间的桥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理应把原文委婉语负载的语言信息和艺术美感如实地、流畅地输入译文。在文中,笔者引用了大量西班牙语委婉语和汉语委婉语的实例,结合了描述法、图表法、实证法等多种说明方法,以多部译着为案例,分析如何根据其种类和构成应用多元翻译方法。本文首次将多元理论引入西汉／汉西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专业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为西班牙语委婉语的翻译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为西汉翻译实践者和学习者在相关方面提供参考和帮助；我们还希望以西语委婉语的汉译为例建立一种多元翻译模式,并将其推广至谚语、俗语、俚语、密语、双关语等语言现象的翻译,这对西汉互译的实践与教学都有一定裨益。总之,翻译是一项传承文明的伟大事业,值得人们以严肃的态度继承和发展。我们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取长补短、博采众长。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翻译观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思想,代表了新世纪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相信多元观一定会为西汉翻译开辟崭新的视野,将为西汉互译的研究、实践与教学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王佳瑜[10]2015年在《中国儿童文学英译中的文化因素处理》文中研究指明在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不断被引入我国的同时，我国本土儿童文学也有“走出去”的迫切需求。因此，本翻译报告节选儿童文学《今年你七岁》进行汉译英实践，并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对其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因素翻译进行研究。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根据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现状和“走出去”面临的现实因素，在此次翻译中，笔者运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此次翻译实践旨在为笔者日后翻译积累经验。本次翻译材料选自儿童文学作家刘健屏所作长篇小说《今年你七岁》。作者以日记形式记录儿子初入小学一年中的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反映了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孩子的文化特征。这部作品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得到一定认可。该翻译实践报告历时叁个月完成，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任务简介，对所选文本来源和作者及其作品风格作简单介绍，同时针对所节选部分的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简述。第二部分是译前准备和译前分析，这一部分介绍了笔者在开始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阅读翻译文本和作者其他作品，分析儿童文学语言特点，搜集并学习可供借鉴的翻译理论基础以及在翻译中采用的策略和工具选择。第叁部分是翻译案例分析，具体分析功能对等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上的应用，从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两个方面入手，就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展开分析，特别对具体的文化因素翻译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针对此次翻译实践进行总结，总结得出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及遇到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此次实践，笔者在认识到儿童文学翻译汉译英中文化因素处理难度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翻译水平亟待提高。翻译者对双语文化的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翻译文本的质量，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对当代中国翻译者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译者登场”——英若诚戏剧翻译系统研究[D]. 任晓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3]. 从文化等值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D]. 李莉. 河北大学. 2010
[4].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 曾祥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D]. 龚晓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翻译中的框架操作[D]. 肖开容. 西南大学. 2012
[7]. 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D]. 石秀文. 吉林大学. 2017
[8]. 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D]. 王晓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9]. 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D]. 高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10]. 中国儿童文学英译中的文化因素处理[D]. 王佳瑜.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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