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承担的一个课题（注：在1996年9月确定的国家教委“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立项项目中，我承担了社会学的一个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1999年底，我和我的博士生王万俊研究成了该子课题中的第三个成果：专著《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又名《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已于2000年7月出版（党建读物出版社）。 该子课题的前两个成果，是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博士生李迎生合著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又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前瞻》（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学史已被确定为社会学系10门主干课程之一。《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因而成为该门主干课的一本最新的教科书。），涉及到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这个重要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却极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加以研究。我们的新视角主要是两个：一是社会学中国化可以而且应当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这一更开阔的眼界来加以研究。因为社会学中国化只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比较研究的视角。二是研究社会学本土化，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着重结合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实际，结合其在中国的实际进程，结合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来加以考察和说明的（注：这一点，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一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到。该书24万字左右，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社会学本土化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是“社会学本土化在国外的变迁”；第三章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变迁”；第四章是“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第五章是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是理论研究的视角。
笔者认为，从上述新视角形成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是继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之后的第三个理论，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们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注：参考或引用了郑杭生、王万俊著《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五章、第二章。）
所谓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这里，我们区分了作为学术活动的社会学本土化和作为学术取向的社会学本土化。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种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开始于这一学科的传入阶段初期，严复、章太炎等人就是作为学术取向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而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则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30年代初期兴起于中国社会学界的，那时的中国社会学者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投入了这一运动。就世界的情况来看，本土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群体性的学术活动，除了率先出现于中国社会学界外，也同时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社会学界。因而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不能不在世界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中国和墨西哥来说，社会学最初均是从欧美国家传入和引进的，所接受的社会学知识原本是对欧美社会现实的反映且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特征。到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社会学学科在这些国家的逐步制度化以及本土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力量的增强，如何在社会学研究中重视本国的社会现实、社会特性、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学理论的创新，几乎同时引起了中国和墨西哥一些既熟知西方社会学知识、又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的社会学者，如中国的许世廉、孙本文等和墨西哥的曼努埃尔·加米奥等的关注。
中国社会学家许世廉（1896—？）于1925年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社会学家孙本文（1891—1979）更是明确地论述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问题，大力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呼吁构建“中国化的社会学”（注：有趣的是，加米奥、许世廉、孙本文这三位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先驱式人物，早年均留学美国，熟悉欧美社会学知识。加米奥于192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许世廉于1924年左右毕业于艾奥瓦大学获博士学位，孙本文192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博士学位。）。
1930年2月，孙本文联合许世廉、陶孟和、陈达等学者， 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上，孙本文当选为中国社会学社的负责人（正理事）。1931年2月， 在中国社会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上，孙本文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孙本文明确使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概念，并特别地将“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强调为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四大“基本工作”之一。孙本文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注：孙本文的这篇演讲，后收入《中国人口问题》一书。详见中国社会学社编辑的《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8月出版，第18—19页。孙本文是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发表这篇演讲的。国内有学者如王建民在其199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学史》（上）第279页里，将这篇演讲误认为是1930 年发表的。）。可以认为，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学步入了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亚洲乃至世界社会学史上，孙本文的这篇演讲也算得上是正式地、明确地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早范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内容丰富，成果形态多样，既有本土化理论问题研究型和本土社会认识型，又有理论和方法的修正—创新型以及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社会学圈里，中国社会学研究所以能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并成为当时除欧美外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学者持续不懈的本土化努力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阶段，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场有组织的群体性的学术运动，其多种表现形态主要有：
第一、表现为一些中国社会学者对本土化的进行倡导和研究（除许世廉、孙本文外，还有杨开道、晏阳初、吴文藻）。在众多的倡导者中，孙本文，吴文藻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就如何实现社会学本土化，包括孙本文、吴文藻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或看法。在这些设想或看法中，有两点是共同的，即：强调对国外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以及强调从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着手。当然，在各种设想或看法中，孙本文特别重视从中国社会固有的社会史料的角度去考虑社会学本土化的实现，晏阳初则比较重视在运用适合中国情形的调查方法的前提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以推进社会学或社会学科系的中国化，而吴文藻则重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情况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
第二、对外来社会学方法的进行本土化改造。他们或分析社会调查在中国所遭遇的特殊困难，其中，以李景汉的分析和概括最为系统，也比较深入。或讨论社会调查方法如人口调查方法、社区调查研究法等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其中，言心哲、朱祖晦、赵承信、吴文藻的工作比较引人注目，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如何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去应用人口调查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或形成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中间，陶孟和的账簿法（又称为“记账法”）较为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不少的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典型调查”和“调查会”方法等。如果说陶孟和的账簿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学发展阶段学院派社会学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那么，毛泽东所提出并运用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方法则主要代表着同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和方法中国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三，对本土社会的调查的拓展和深化。据赵承信在一篇论文中的介绍，仅在1927—1935年9年间，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报告总计达 9027篇，其中全国性调查为1700多篇，地方性调查达7200多篇；在7200多篇地方性调查报告中，城市调查占33%，乡村调查占27%，全省调查占40%，而且从1933年开始乡村调查报告便超过了城市调查报告（注：参见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在农村调查方面，著名的有李景汉1927年对北京郊区乡村家庭进行的调查；陈翰笙主持的1929年至1934年间对三江地区（江南、河北、岭南）的调查；李景汉主持的有名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言心哲1934年进行的江苏江宁县农村家庭调查；费孝通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和1939年前后进行的禄村调查等。在城市调查方面，著名的有李景汉等人于 1924 —192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进行的调查；陈达1926年指导的北京零售物价的调查；陶孟和1926—1927年以账簿法进行的北京生活费调查；杨开道、许世廉1928—1929年主持的北京清河镇社会调查；史国衡1940年的昆厂调查。其他方面的调查，著名的有潘光旦的家庭婚姻问题调查；严景耀的犯罪现象调查；陈达的人口调查和人口普查；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吴泽霖对贵州炉山黑苗的调查、徐益棠对雷波小凉山彝族的调查以及林耀华对凉山彝族的调查是比较有影响的。
第四、一些中国社会学者对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构建，如陈达的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理论、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理论和孙本文的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
第五、中国社会学者应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去实证地研究中国社会和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这些活动最著名的是晏阳初1930年开办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梁漱溟1930年开办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等。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同期日本、拉美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相比较，可以发现：社会学本土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化的对象均为欧洲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从本土化的展开方式看，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和拉美地区既表现为一种运动型本土化又表现为一种非运动型本土化，而在日本则基本上表现为一种非运动型本土化；中国和拉美地区大体上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运动型本土化，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从规模上讲，强于拉美地区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
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前，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还局限于世界某些地区（如中国或墨西哥），是一场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本土化则开始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而且，从形式上讲，“本土化”作为一个社会学学术概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正式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者们一方面反对那种脱离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而简单地移植、套用国外社会学尤其欧美社会学的做法，另一方面，始终将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或内容，与本国或本地区社会问题之解决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由于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过27年中断的不幸曲折，但1979年恢复与重建后，在费老和雷老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学者又开始了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再倡导、再探索。例如费老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一定要本国化”。（注：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36页。）中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如王康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注：王康：《社会学在中国》，《百科知识》1980年第8期，《社会学今昔》一文则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等等。
二、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注：参考或引用了郑杭生、王万俊著《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五章、第二章。）
铭记前辈社会学家的功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社会学中国化；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
确实，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社会学本土化能否顺利地进行，与本土社会社会学者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对本土化的阻力的认识以及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如何对待外来社会学成果和本土社会已有的有关资料资源等基础性的因素，关系密切。通常，社会学者的学术主体意识弱，忽视本土化的阻力，否定或过高估计外来社会学成果和本土社会已有的有关资料资源对社会学本土化的价值，则社会学本土化难以展开，或难以顺利进行。反之，社会学者的学术主体意识强烈，对本土化的阻力认识充分，既全面了解和批判地吸收外来社会学的成果，又充分发掘和利用本土社会已有的有关资料资源，则往往有助于社会学本土化顺利展开并取得成果。
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看，世界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巨大成功，与美国社会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有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所以在20世纪中后期得以兴起，拉美地区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兴起，与所在地社会学者的学术反省和自主发展意识的强化关系密切。同样，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本土化运动的兴起与一些社会学者们所具有的学术反省和批判意识也有相当的关联。
所谓“主体意识”，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反省一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等，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
第一，强化社会学研究的反省—批判意识（反思意识），就是要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性质的反省，批评那种对外来社会学的错误认识，认清机械地搬用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危害性，坚信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详细一点说，我们的前辈社会学家当时对哪些问题进行了反省—批判或反思呢？归纳起来大体有：
反省—批判之一：普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理想性目标，但外来社会学（如欧美社会学）所含的知识是以研究者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为对象基础而构建的，既包含了普遍性的成份，又包括着大量的非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成份，它们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不一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片面地将外来社会学的知识统统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不加分析地搬用其概念、理论和方法，不仅无法解释清楚中国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研究显得极为肤浅，而且会导致对外来社会学的畸形依赖，最终使社会学无法在中国社会生根和成长，使社会学无法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也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无法在世界社会学界取得一席之地，并受到应有的尊重。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也就是始于对欧美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的质疑。从长远的角度看，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普适性目标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经由本土化而获得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社会的认识，是最终形成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知识的重要基础。
反省—批判之二：客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必须坚持的一大基本原则，但绝对客观化（如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欧美社会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社会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美社会的理论性反映；在本土化过程中，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是为了更客观、如实地反映本土社会，与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不矛盾。
反省—批判之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既有共同点又有巨大的差异性，社会学不仅要研究共同点也必须研究不同社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社会学要在本土社会得以成长和发展则必须以本土社会为基本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进行理论概括。可见社会学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社会差异性、特殊性的认可和重视。
反省—批判之四：二战后欧美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社会学，垄断着世界社会学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界就必须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会学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社会学或美国社会学的依赖关系。
总之，反省—批判意识或反思意识是主体意识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社会学本土化尤其运动型的社会学本土化活动得以展开的学术起点或基础。
第二、强化社会学研究的责任意识，就是要增强社会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关联性。责任意识是社会学研究主体活动的内在动力，是社会学研究者自立为主体的突出表现。社会学研究者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是一个责任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就会对社会尽义务作贡献，而具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意识，把自己的研究活动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结合起来，从多方面增进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提高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水平，拓展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范围，从而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
第三、强化竞争—发展意识，就是在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中以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与外国社会学者竞争，使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起来。在社会活动中，竞争意识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产生的对先进和优胜的强烈追求，它是主体能动性由潜能向现实转化的直接驱动力。主体间由于实践能力和利益的差异，产生了克服这种差异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主体自身便产生了一种高度紧张、高度兴奋的精神状态，从而推动主体在社会互动中把自己全部能动性发挥出来。对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正是在与外国社会学者的学术交流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发现了在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中所处的不利境地，而要克服这种不足，摆脱不利境地，就必须在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中以国际公认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高水平的、具有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可以认为，借由社会学本土化途径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此参与国际社会学界的交流和竞争，既有助于提高我国社会学的水平，又有助于改变我国社会学在社会学国际交流中的不利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本土化和社会学国际化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越有中国特色就越能获得国际承认；照抄照搬，毫无特色，也就不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的“资本”，必然毫无国际地位可言。
要真正完全地增强主体意识，还必须充分认识社会学本土化所面对的各种阻力。社会学本土化在一定意义上本身就是社会学领域所发生的一种社会变迁，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更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活动。这种社会变迁的发生，无疑冲击了一些人原有的关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的观念，改变了人们对外来社会学尤其西方社会学的看法，因而招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反对和怀疑，使本土化面对着多方面的阻碍因素。
首先，在一些人的观念中，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受“普遍的”必然因果律的支配，社会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的社会学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学“没有根本区别”，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是没有必要的，因而反对或不赞成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一种机械的自然科学模式的社会学观，其根本的错误就在于片面地抬高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共同性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漠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否定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与其自然科学所不同的特性，从而忽视了社会学知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构成的统一体这一客观事实。
其次，社会学本土化强调对本土社会进行研究，而一些人认为西方社会学研究历史悠久，水平高于我国的研究，因而感到目前我国社会学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西方社会学而不是进行本土化，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了引进西方社会学与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既无视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学方面所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价值。我们认为，引进并批判地借鉴包括西方社会学在内的外国社会学是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基础性条件，但引进和学习外来社会学是不能取代社会学本土化的，更何况引进和学习外来社会学与进行社会学本土化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再次，社会学本土化强调对西方社会学的普适性进行质疑，改变了人们过去对西方社会学的一系列膜拜式的看法，这必然会冲击一些西方社会学者在有意无意中所坚持的西方中心论或欧美中心主义，因而他们反对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贬低社会学本土化所具有的价值。
此外，社会学本土化所遭遇的阻力，还来自于一些对社会学本土化有误解的学者中间。近20年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一些学者因对本土化的含义和内容的不了解，从而对社会学本土化产生了不少误解，怀疑以至否定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我们曾经指出的几大“误解”，即“社会学本土化必然导致学术上的排外主义”、“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社会学本土化必然导致局内人主义”以及“社会学本土化就是对本土社会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社会学本土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归”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了解社会学本土化的含义和内容而产生的。
认识社会学本土化所面对的多种阻力，尤其是明白各种反对或否定社会学本土化的人所持根据或理由的错误性，这对进一步坚信社会学本土化是异常重要的。当前，应积极阐明和宣传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揭示本土化反对者的错误根据，以减轻社会学本土化的阻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
三、坚持社会学中国化才能有真正的中国学派；世界社会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启示（注：参考或引用了郑杭生、王万俊著《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五章、第二章。）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几个学派的形成，不论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无一不是坚持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要社会学本土化，而只是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至多也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学派，而不可能是采中外古今之长而加以创新的真正中国学派。
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学通过本土化，代替欧洲成为世界社会学中心的历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在美国，社会学是19世纪后半叶从欧洲传入的。1874年，W·G·萨姆纳（W.G.Sumner，1840—1910）率先在耶鲁大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892年A·W·斯莫尔（A.W.Small，1854—1926）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而后社会学在美国逐步地制度化了。伴随着社会学的制度化，社会学研究在美国迅速地开展起来，美国社会学也迈上了它的本土化路途。
19世纪后期，废除了奴隶制后的美国，资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并很快成为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开始把目标集中于从欧洲传过来的社会学尤其是法国孔德和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以期运用这些理论来医治美国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运用过程中，社会学者们意识到，全盘搬用欧洲的理论难以认识美国的社会现象，不能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美国社会学者便开始了立足本土社会，构建一套适合自己社会实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尝试阶段。这一阶段发生于介绍并批判地吸收欧洲社会学知识的过程中，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沃德、萨姆纳、斯莫尔、吉丁斯等在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日后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作了准备。在介绍欧洲社会学尤其孔德、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同时，沃德等社会学家开始结合美国的社会需要和文化背景，改造和发展了外来欧洲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或观点。比如，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会首任主席沃德受英国斯宾塞的进化论的影响而认为宇宙进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宇宙起源—生物起源—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的发展过程，但他不同意斯宾塞的自动进化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导进”（Social telesis）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应用社会学”问题。沃德认为，社会进化是可以由人合理的控制的，社会进化的重要力量是人类心理的能力即创造性综合，应用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导进即人类为影响环境而设计的有目的的行动。
（二）新概念、新理论的初步出现阶段。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社会学在美国的地位初步确立起来，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开办社会学系的大学日益增多。随着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人们进一步发现了欧洲社会学的缺陷和空白点。在此情况下，库利、米德等美国社会学家结合美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镜中自我”、“初级群体”、“角色扮演”、“概念化他人”、“自我互动”、“主我”、“客我”等社会学新概念，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社会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与欧洲社会学所不同的新理论和新观点，推进了社会学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
（三）经验研究取向的确立阶段。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美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种族冲突、劳资冲突、暴力事件等不断突显。为了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改良，人们需要足够的社会信息和实证资料，这种带有明显的实用特征的社会需求便为具有经验主义社会学特征的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契机。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托马斯、伯吉斯等社会学家，抛弃了欧洲思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将实地观察法、人种志技术等定性化经验研究方法引入了社会学领域，对美国都市社区、移民、民族冲突、贫困、犯罪等实际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使社会学在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上显示了实效，促进了社会学向应用研究方向的发展。芝加哥学派的形成，标志着美国社会学发展到了具有自己的特色——实用特征和经验研究特征——的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斯托福、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努力下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获得了新的成份——定量化方法。
（四）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它主要从分析框架的角度为美国社会学独特性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德国学者明赫的说法，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主义中从“美国的观点”对欧洲社会科学的经典思想如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作了“重新诠释”；而且，如果说欧洲的“理论源头”在帕森斯1937年出版的成名之著《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还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在《社会系统》（1951）中就“日渐式微”，到其后期著作中则“完全消匿”了。（注：明赫：《美国与欧洲的社会理论：文化特性与理论生产的社会形式》， 应星译， 《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事实上， 帕森斯是将这些欧洲经典思想以综合的方式纳入了他所理解的“美国社会模式”——制度化了的个人主义与工具行动主义，相互交叉的自愿结社的多元化，共同的公民身份，有政党争端而无深刻的政治裂痕的、稳固制度化了的政治民主，持续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之中了。作为一种理解和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而存在；如果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其他部分甚至整体系统都发生变化；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出现结构分化，继而吸收或同化干扰，最终建立新的均衡。可以认为，帕森斯的观点，实际上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或构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或模式。这一分析框架或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美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对美国以外的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分析框架方面为当时美国社会学构建了与众不同的新特征。
从沃德对应用社会学的倡导，到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再到帕森斯构建结构功能主义，美国社会学实现了从介绍、仿效欧洲社会学到构建具有美国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巨大跨越，社会学本土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美国社会学的本土特色也基本上得以形成。正是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在美国成长壮大起来；正是在社会学本土化获得巨大成果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逐步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广泛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雄居社会学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并成为强势社会学。
社会学本土化所以能在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客观上说是美国本土社会的需要，而主观上则与美国社会学者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务实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美国政府和一些经济机构、社会机构在经费上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社会学处在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处在激烈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之中，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改变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中国社会学获得了自己发展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建立起自己有影响的、相互友好学术竞争的中国学派。这样，中国社会学才能更好认识中国社会，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才能真正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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