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工具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从传统的基础金融工具，如货币、利率、股票等交易过程中，衍生发展出来的新金融产品。其主要形式有期货、期权、掉期和利率互换等。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长足发展。据统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多达1 200余种，而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各种复杂产品组合已不计其数。在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从无到有，市场规模逐渐壮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表1反映了近几年的利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情况。
可以预见，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迅猛崛起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衍生金融工具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金融业注入无穷活力的同时，也显现了巨大的杀伤力。从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到美国的次贷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客观地说，会计监管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会计监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性缺陷——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会计监管的实质是博弈双方斗智斗勇、讨价还价的过程。博弈论就是研究各个理性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因此，本文运用博弈论的观点对衍生品公司与会计监管部门双方决策进行分析。
一、会计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来源
季小琴认为会计监管是一项制度安排。一般认为会计监管行为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冲突；二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实际工作中，会计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各方利用各自信息优势谋取私利，造成利益冲突，影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而会计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状，使得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经济管制理论等共同支撑起会计监管的理论。一是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及风险偏爱的不一致性等四个方面的非均衡性，使得委托人的既定目标不能充分实现，为减少这些非均衡性给委托人带来的代理成本，客观上必须要求有一协调监控委托代理经济的管理体制以促进其代理成本的降低，增进委托人利益，而会计监管实际上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监管与激励的博弈过程，多次重复博弈的均衡结果导致会计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并能实现最大限度地缩小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保证委托代理关系的协调运行，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二是公共利益论。该理论认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由社会大众选举产生，那么由大众选举出来的政府理应代表大众的利益，至少应该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监管也就应该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样当市场运行出现问题，政府出面监管可以克服市场缺陷，提高社会经济效率，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三是俘获论。该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从监管机构本身的实际行为和动机来考察，认为政府虽然是由社会大众选举产生，但很多政府要员、立法委员都是在一些利益集团的“帮助”下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被选举成功后，在以后的工作中或多或少会代表着这些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垄断势力、有巨大垄断市场的大型企业集团，所以，俘获论者认为既然已经成为被私人既得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那么他们的监管就理所当然地会有利于生产者。四是经济监管论。该理论是在第二、三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监管可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受益，任何集团都可能是监管的受益者。至于谁受益，取决于不执行监管时谁受到的损失更大，其政治实力和社会余额(利润和消费余额)如何分配。
(二)决策依据：成本效益评估
进行成本效益评估的目的是期望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确定被分析对象的实际价值。宏观和微观活动都受到成本效益因素的制约，且经济利益是企业选择违规操作的根本动因。企业可以看做是“理性的经济人”，它是否选择违规操作主要取决于该经济人对守法与违法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以及对风险偏好的程度。基于对成本效益的评估，如果违规的收益大于成本，任何企业都会选择违规。实践证明，在不存在任何外部监管的条件下，企业是有动机从事违规操作行为的。理论上的会计监管的成本收益关系见图1①。
图1 会计监管的成本收益关系
由图1可以看出，成本曲线向右下滑的曲线说明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初期，由于监管主体权责不明确、监管主体多元化、监管政策不合理、监管的手段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监管成本较高，收益却不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监管力度逐步增大，信息质量逐步提高，监管成本开始下降，至B点取得最大的成本收益差，监管效果最高。越过B点后，继续加强会计监管，监管成本升高，监管的收益也同时增加，但成本的增加值明显高于收益的增加值。到达C点时，监管的成本和收益相等，越过C点后监管的成本将大于收益，此时将会造成监管得不偿失。因此，针对监管成本效益的这种特点，我们应该把监管成本、效益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都将导致监管效率低下，适度的会计监管才能实现监管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会计监管的决策依据就取决于对监管成本和效益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基本假设
1.该博弈分析中只考虑两个参与者。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被监管者(即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经营与衍生品业务有关的法人和自然人，统称为衍生品公司)和监管者(如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具有监管权力的政府部门，统称为会计监管部门)。
2.博弈方可选择的策略或行动的集合。监管者存在两种行为策略：监管和不监管。不监管指的是监管当局怠于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态。被监管者也存在两种行为策略：违规行为与不违规行为。假定参与方的行动不分先后，即为静态博弈。
3.信息结构。双方对在博弈中所需要的信息是完全掌握或者说博弈所需的信息是充分的，完全知道对方的策略空间和效用函数，但双方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相互合作，该博弈属于完全信息的不合作博弈。
4.博弈双方的效用。假定博弈双方都是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的风险中性的理性经济人。衍生品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包括信息披露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公司的形象、提高公司的筹资能力等；会计监管部门将忠实地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服务，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影响会计监管部门效用的因素有：罚款所得；没收违法所得；检查成本；奖励、工作失职的处罚等。影响衍生品公司效用的因素有：违规所得、违规罚款等。
5.博弈双方的行为结果。对于监管者来说，监管与不监管将有四种行为结果：监管，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监管，可能被举报，也可能不被举报。对于衍生品公司来说，将有三种行为结果，即：不违规，获得正常收益；违规，可能被查处，也可能不被查处。
6.博弈策略组合中变量的设定。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本文对博弈策略组合中的一些变量作出规定：设S为衍生品公司守规操作所获得的正常收益；
为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时被查处后的处罚金额；
为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而获得的额外收益；U为会计监管部门的正常效用；
为会计监管部门的监管人员工作失职而受到的处罚，包括罚款、批评、降级和失去公信等；
为会计监管部门监管违规操作者所付出的监管成本；
为会计监管部门监管不违规者所付出的监管成本，一般有<，因为违规行为较为隐蔽，检查时会遇到重重阻挠，从而更难以监管；H为会计监管部门的监管人员成功查处违规操作者后得到的报酬，包括上级的表扬、奖励、升级加薪、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和肯定等。
(二)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的前提假设，构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博弈模型如表2。
另外，假定监管者查处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的成功概率为α，衍生品公司的违规行为被社会公众检举的概率为β，它们由社会环境、证券、证券法规的完善程度以及衍生品公司成熟程度等外在环境决定。令P=-S，Q=-S。其中：P表示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得逞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即比不违规操作时多获得的效用；Q表示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被查处后与不违规操作时相比的效用差异。可以把(P+Q)近似地看作是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则双方博弈模型可转化成表3所示。
三、博弈模型的分析
(一)纯策略的NASH均衡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的设计，本文分别分析4种纯策略达到均衡的可能性及其达到均衡的条件：
1.会计监管部门采取不监管策略，衍生品公司能够自觉守法不违规(不监管，不违规)。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状态，但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均衡状态。要使该策略达到均衡的条件是:
其经济含义是：衍生品公司采取违规行为不能够获取比不违规行为更多的效用；对于会计监管部门来说，他们对违规行为的监管成本太大，而收益又太小。
其经济含义是：在监管人员的失职处罚大于对守规者监管的成本的条件下，监管人员会竭尽所能地进行监管；在监管人员竭力监管和加大对违规行为处罚的情况下，衍生品公司觉得如果违规操作可能会得不偿失，不如不违规操作合算。
(二)混合策略的NASH均衡分析
这表明衍生品公司以小于ω*的概率选择违规时，监管者不进行监管的效用将大于监管时的效用，监管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将是不进行监管；当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的概率大于ω*时，监管者的最优行为是选择监管；当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概率等于ω*时，会计监管部门无机可乘，不能在博弈中占上风，从而监管者对监管的态度将变得无所谓。
2.衍生品公司的最优行为选择分析。我们通过考察衍生品公司的预期效用，来反映他们的最优行为选择。给定会计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概率υ，衍生品公司选择违规期望收益E(ω=1)为：
此式表明在监管者的监管概率小于υ*时，衍生品公司的最优策略是选择违规操作，以谋取非法所得；当监管概率大于υ*时，衍生品公司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违规操作，合规经营；当监管概率等于υ*时，衍生品公司选择两种策略的效用相同。
四、模型的政策含义及建议
(一)模型的政策含义
从纯策略的均衡分析可知，会计监管的最理想均衡(不监管，不违规)，即会计监管部门采取不监管策略，而衍生品公司却能够自觉守法不违规，但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均衡状态。而相对满意的均衡(监管，不违规)则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尽量使其达到均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另外两种均衡(监管，违规)和(不监管，违规)的出现。
(二)提高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效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会计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结合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以下措施提高监管效率：
1.根据纯策略的NASH均衡分析，我们认为在监管中如果只重视对违规者的惩罚而忽视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和失职行为的查处，效果是有限的。会计监管机构和人员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一方面受政府委托对市场实施监管，另一方面也要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严惩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违规者及其投机操纵行为固然必不可少，但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却更能提高监管效率。因此，在会计监管制度设计上，从严监督监管者与严惩违规者并举不失为更优的选择。这是因为S越大，投资者违法行为空间越小。同时，要想促使监管者愿意监管，必须提高查处成功后的奖励H，并加大对监管者的失职处分，同时设法减少监管代价。特别是从长期来看，加大对此监管失职的处罚，是促使监管者进行主动监管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违法行为较少时，监管者进行主动监管的投入较大，效用较低时，加强行业监督能有效地降低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实现衍生金融工具监管的低成本和高效益。
2.在混合策略的NASH均衡分析中，注意到ω*的大小由、、和H确定，而υ*的大小由、、β和S确定，而在这些因素当中，除(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以外，其余因素会计监管部门均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变，使其朝着有利于监管效率提高的方向变化。由此，在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工作中，可以考虑：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均衡概率ω*，来改变监管者选择不监管行为的区域，由于ω*与和成正比，与H和成反比，而最直接最容易操作的是改变H和。显然ω*是H和的减函数，当H和增大时，监管者选择不监管的区域将变小，当H和减小时，监管者选择不监管的区域将变大。会计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的概率ω*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要想降低ω*，就必须对监管者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理论上ω*应控制在监管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点。因此，在监管工作中，我们应该设法降低稽查成本，加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罚款金额，提高稽查人员的素质，以提高对违规行为的查证效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影响均衡概率υ*，来控制衍生品公司选择违规行为的区域，由于υ*的大小与、、β和S有关，而最容易影响的变量是β和S。显然，β越大，S越大，υ越小，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就越小。这表明社会监督环境越完善，监督能力越强，衍生品公司违规操作被查处后的处罚越重，违规操作所能够获取的暴利越少，衍生品公司就越没有选择违规操作的积极性。因此，在监管工作中，对于违规行为，应加大揭批力度，强化公众对违规行为的舆论监督，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揭批使其形象受损，降低其在公众中的声誉，从而扼制其违规的冲动。
3.综合而言，我们应采取的策略是：加强政府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监管，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立法，建立规范的实时披露制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尤其是要以优化会计准则为核心，成立EITF(紧急情况工作小组)，缩短博弈路径。因为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监管而言，其第一核心应是制定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明确利用相关者参与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作用并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这是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根本前提。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从静态来看，由于信息需求的复杂性，最后出台的会计准则并不是精确计算出来的，而是各利益集团“折中”的产物。只有经过不断的博弈，才能提高准则的效力，提高整个社会福利的水平。针对衍生金融工具瞬息万变的特性，我国可参照美国，成立由民间企业界、金融界、会计职业界及学术界具有广泛代表的EITF(Emerging Issues Task Force)，缩短博弈路径，建立会计准则问题处理的快速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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