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结构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哲学论文,近思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南宋大儒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一书，作为北宋新儒学的入门著作，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的思想材料为基础，建构起了北宋新儒学的基本义理系统，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的中国传统哲学著述，或采取语录的方式，或采取经典注解的方式，很少有遵循内在逻辑结构的体系化表述方式。而《近思录》一书的最大特色在笔者看来即在于它的体系性，它是在借鉴儒学内部以及道、佛二教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个儒学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对《近思录》体系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学以至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逻辑，从而在当代哲学的多维互动中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发展与现代转型。 一、《近思录》的编撰意图与体系结构 为什么要编撰《近思录》，朱熹在该书的后序中写得很清楚，就是要为当时的初学者编一本宋代新儒学的教材。(参见陈荣捷，第328页)《近思录》总论朱熹心目中的儒学之道，其具体材料(约622条)是北宋新儒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文摘、经解等，但用以组织这些思想材料的理论框架却是朱熹、吕祖谦，尤其是朱熹提出的。这个理论框架从形式上看，就是其十四卷的分类标题： 《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0页) 如何在此分类基础上进行概括，古今的一些研究者曾作过一些探索，多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与之相发明，如清代为《近思录》作注的茅星来就认为“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张京华，第1019页)，现代的一些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有更详细的梳理。有的研究者则注意到《近思录》体系结构“与《大学》、《中庸》文本结构内在一致性”(刘鹿鸣，第24页)，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还有的研究者根据《近思录》的实际内容对其分类，概括为本体论与性论、认识论与修养论、大学之道、杂论儒家之学。(参见束景南，第332页)上述分析各有所长，但仍有未尽之处，本文拟在已有研究上进一步对《近思录》的体系结构作出分析。 对《近思录》现有的十四类再概括，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主编者朱熹自己的观点。朱熹在序文中提到“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这正可以看作是朱熹本人对《近思录》现有十四类的宏观概括。其中的“求端用力”可以理解为道学的工夫下手处，相应的类别为：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其中的“处己治人”可以理解为道学的实践领域，相应的类别为：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而“辨异端、观圣学”可以理解为道学的结果，即“天人合一”、“与道为一”的境界，相应的类别为：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上面我们通过对朱熹《近思录》序的分析，可以把其十四类中的十三类分为三大部分，但唯独缺少的是全书打头的“道体”，而吕祖谦在为《近思录》写的序中恰恰对“道体”篇作了说明：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陈荣捷，第329页) 吕祖谦在序中提到的“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正是朱熹本人的观点：“《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0页)把朱熹、吕祖谦两人的论述结合起来看，现有的“道体”篇作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根本不能不保留，但考虑其玄奥，所以需要单独作说明。而我们从朱熹、吕祖谦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正可以证明“道体”篇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独立性，也可以证明《近思录》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根据上面朱熹、吕祖谦的论述，我们可以把《近思录》分为四部分内容：1.卷一涉及的是道体论，包括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心物论等；2.卷二、三、四涉及的是内向的为学之道，包括人生观、认识论、工夫论等；3.卷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涉及的是外向的为学之道，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制度、教学、出处进退等；4.卷十三、十四从正面说涉及的是儒学的终极关怀，包括理想人格、圣贤气象等，从反面说则是对异端学说的批判。再考虑到《近思录》卷二的“为学大要”是关于为学的总论，它实际涵盖内向的为学之道、外向的为学之道两者，应该单立一类，所以，可以在上面四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近思录》划分为五部分内容：1.道体论；2.总论为学；3.内向的为学之道；4.外向的为学之道；5.圣贤气象。再概括一点说，则上述的2、3、4三部分可以合起来成为“为学之道”，这样全书就可以看作是由道体、为学、圣贤气象三部分组成。总体而言，《近思录》从论道体始，进而论及为学之道，最后明圣贤气象，而以辨异端作为辅助，全书构成了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结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近思录》与朱熹哲学思想的两种表述形式 朱熹是孔子之后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经史子集无不贯通。就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个青年时期从佛入儒的过程；就其对儒学的统摄来看，有一个从北宋新儒学向先秦儒学转型的过程；就其学术思想的涉及领域来看，则有一个从子学到经学的扩充，而就经学本身来说，又有一个从四书学到五经学的推衍。(参见范寿康；王懋竑) 从对朱熹著述类别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北宋新儒学和先秦儒学的“四书”类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内容，这一结论既可以从其相关著述的丰富性程度看出来，也可以从其对相关著述的重视程度来判断，如在关于“五经”的研究中，朱熹把汉唐经学视为神圣的“群经之首”的《易》定位为“卜筮”之书，《诗》《书》的相关著述都是与其学生合作，《礼》学著述重在实用类，《仪礼经传通解》也主要由学生写成，对《春秋》经甚至认为：“如他经尚是就文义上说，最是《春秋》不成说话，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说得不成模样。某说道，此皆是‘侮圣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样，索性废了较强”。(《朱子全书》第17册，第3535页)朱熹的史学类、文学类的著述则是以北宋新儒学、先秦儒学的研究为思想指导的。至于后学编定的综合性著述《朱子语类》《朱文公集》在思想内涵上则与上述代表性著述是一致的。 从朱熹著述的年代上看，在作为他的学术思想主体的北宋新儒学研究和先秦儒学研究中，隐然有一个从以前者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后者为重心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近思录》占据着一个承前启后的地位。在作《近思录》之前，朱熹编定了二程及其弟子的著述，注解了周敦颐、张载的代表性著述，同时撰述《伊洛渊源录》一书，确立了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为骨干的北宋新儒学道统。而在作《近思录》之后，朱熹的学术研究集中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朱熹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上看，《近思录》出现在其由北宋新儒学向先秦儒学转型的阶段，《近思录》和《四书集注》是展现朱熹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述。 孔子自述其学时说“述而不作，窃比于我老彭”。这种“述而不作”，实质是以“述”为“作”、“述”中有“作”，它强调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朱熹作为不世出的大儒，他的著述仍然是采取“述”中有作的形式，就其思想的两部最有代表性的著述《近思录》《四书集注》来说都是如此。就这两部代表作而言，其在表述自身思想的形式上，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系统构成方式上又存在着重大差别，这就是《近思录》是遵循思想逻辑通过问题推衍形成的系统，而《四书集注》是通过经典诠释形成的系统。 如前述，《近思录》中所选的思想资料全部来自于北宋新儒学家周敦颐、二程、张载，但组织这些思想资料的分类标准，或者说理论框架，却是来自于主编者朱熹、吕祖谦，尤其是来自于北宋新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自己的思想“创作”恰恰体现在这个思想分类和理论框架中。它看似简单，实质上异常重要，为周敦颐、二程、张载所代表的北宋新儒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这个理论平台使北宋新儒学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体系化思想。《近思录》有自己的核心理念、主导概念，有稳定且相互联系的内部组成结构，系统地回答宇宙、人生、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一个严谨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四书集注》中的经典本身来自于先秦儒学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对经典的注解则主要取自于二程及其弟子，作为著述者的朱熹本人在经文文字、注解文字上只是作一些辅助说明工作。但《四书集注》作为朱熹思想的代表著述，就体现在经典文本的选择和注解文字的选择上，它把孔、曾、思、孟的先秦儒学与二程为中坚的北宋新儒学绾合为一，重建了一个整体性的“儒学一般”。 《近思录》和《四书集注》是朱熹思想的两部代表作，就后世的传承来看，虽然关于《近思录》的研究很多，但还是不能和《四书集注》相比。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笔者的理解似有三个：1.《四书集注》把北宋新儒学与先秦儒学融为一体更具综合性，而《近思录》仅仅是北宋新儒学思想的概括；2.《四书集注》以经典诠释的面目出现，接续了汉唐儒学的传统，也适应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中以经典诠释为形式的主导思路，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3.《四书集注》固然是采用了经典诠释的系统构成形式，但也隐含了内在的思想逻辑，如朱熹反复强调“四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排序，“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全书》第14册，第419页)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为学工夫达致本体境界的为学次第，从这一点看，《近思录》实际上构成了《四书集注》的内在思想逻辑，也就是说，在表述朱熹思想的思想逻辑、经典诠释这两种形式之间差别是明显的，但也互有穿插，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三、《近思录》与儒家哲学的体系结构 在朱熹弟子中，陈淳以义理之学见长，著有系统解释儒学尤其是宋代新儒学重要概念的《北溪字义》一书。他曾记录下朱熹谈论《近思录》重要性的语录：“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0页)按照陈淳记录的这段话，朱熹的意思是说，概括了北宋新儒学周敦颐、二程、张载思想的《近思录》一书，是通向理解先秦儒学孔、曾、思、孟四子思想的有效阶梯，而孔、曾、思、孟四子思想又是通向理解上古《六经》的有效阶梯。①从陈淳记录的朱熹语录看，从《近思录》到《四书》再到《六经》构成了一个思想的连续线索。从朱熹的两部代表著述《近思录》和《四书集注》来看，《近思录》是《四书集注》的思想基础，而反过来看，《四书集注》中关于《大学》《中庸》的研究对于《近思录》的编著也有影响。这个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其思想体系内在结构的影响。 古今的一些研究者多将《近思录》的体系结构与《大学》《中庸》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确实存在的。《大学》的核心思想是“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之道”是一个为学之道，“三纲领”是为学的目标，“八条目”是为学的工夫、路径。“三纲领”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和《近思录》中卷二的“为学大要”相对应；“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偏重于内向的为学之道，可以和《近思录》中卷三的“格物穷理”、卷四“存养”相对应；“八条目”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偏重于外向的为学之道，可以和《近思录》中卷五的“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卷六“齐家之道”、卷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卷九“制度”、卷十“君子处事之方”、卷十一“教学之道”、卷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相对应。 我们把《近思录》十四卷与《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作比较，可以说其基本思路是相应的，只有《近思录》首卷的“道体”在《大学》中没有明确对应之处，但也可以勉强将其与《大学》“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中的“明德”作对应，只是“明德”在《大学》中没有得到详细阐发。而《中庸》首章即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正是《近思录》“道体”篇所要阐发的内容。另外，《中庸》后段关于孔子德行的描述也正可以与《近思录》“圣贤气象”篇相互发明。可以说《近思录》的体系结构正是在对《中庸》《大学》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实现的。 当然，以《大学》《中庸》的体系结构来组织北宋新儒学思想资料成为《近思录》一书，这从朱熹思想发展历程上看是一个追溯的结果，其影响固然是确实存在的，但如果再追溯朱熹何以会用《大学》《中庸》整合儒学的体系结构，则不能不说和他对北宋新儒学的深入研究直接相关。在编著《近思录》之前，朱熹对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大儒的思想已经有深入研究，而周敦颐等人及其弟子们已经有了关于儒学体系建构的探索，相比于《大学》《中庸》等先秦儒学文献，这些近世师长的思想对朱熹建构《近思录》的思想体系影响更大。 在北宋新儒学家中，周敦颐的地位本来并不突出，而朱熹却对其推崇备至，并且为《太极图说》和《通书》作注。在《近思录》的编撰体例中，每卷原则上均以周敦颐打头，尤其是首卷“道体”篇首列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虽短，却是一篇体系性的著述。从开篇的“无极而太极”到“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以本原性的“无极而太极”统摄阴阳、五行、四时、万物与人类，展开一种本体宇宙论的思想体系，对天、地、人、物均作出系统性解释；中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谈的是为学工夫；文章末段则以论圣人境界作结。因此，我们与其说《近思录》的思想体系远取先秦儒学的《大学》《中庸》，不如说它就是放大版的《太极图说》。尤其是《太极图说》前面部分的本体宇宙论，在吸收汉唐儒学、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就宇宙的本原、天地万物的化生等作了系统描述，正可以补先秦儒学《大学》《中庸》偏于合内外的心性论体系的不足。 在《近思录》的体系结构中，不仅有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同样也可以看到张载、二程思想体系的影响。张载在世时，其弟子为其编著《正蒙》一书，得其首肯。该书分为太和、参两、天道、神化、动物、诚明、大心、中正、至当、作者、三十、有德、有司、大易、乐器、王禘、乾称等十七篇，同样是一个本体宇宙论的思想体系。而二程弟子杨时编著其师重要言论为《河南程氏粹言》，后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又加以编次。该书分为上下篇，上篇包括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是一个体用论的结构；下篇包括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是一个宇宙论的结构。 综上所述，朱熹、吕祖谦编著的《近思录》一书，不仅在思想内涵上，同时也在体系结构上，吸收了北宋新儒学和先秦儒学的理论成果。它反映了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朱熹、吕祖谦等宋代新儒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可以称之为“新儒学一般”；再进一步，《近思录》也反映了包括宋代新儒学和先秦儒学家们的基本共识，甚至也可以包括汉唐儒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韩愈的《原道》系列莫不如此，因此可以称之为“儒学一般”。而这两个“一般”不仅是就具体思想观点说的，更是就体系结构说的，而这正是《近思录》在儒家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所在，它为我们了解北宋新儒学以至整个儒学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四、《近思录》与中国传统道家、佛教哲学的体系结构 《近思录》一书的体系结构渊源于先秦儒学、北宋新儒学内部的思想传统，同时也和中国传统的道家、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其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体系化的思想建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传统。 《近思录》的思想体系与先秦儒学典籍《大学》《中庸》有内在一致性，而《大学》《中庸》的思想体系跟大致同时的道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建构联系紧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庄子·天下》篇的“道术”论来考察：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在《庄子·天下》的作者看来，天下最完备的学说是“古之道术”，当时的诸子百家都只得其一偏，只能称之为“方术”，而大概属于儒家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也只是“具体而微”，未能得“道术”之全。“古之道术”又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其中着重于道德的是“内圣”，而着重于治世的属于“外王”。虽然《庄子·天下》中对此“内圣外王之道”没有详细解说，但“内圣”“外王”相对的合内外之道却成为先秦两汉之际论述学说全体的一种重要模式。不仅道家如此，儒家也是如此，朱熹“四书”学中的《大学》《中庸》在思想结构上即是如此。朱熹本人对于老庄道家思想是非常熟悉的，《庄子·天下》的思想体系与《近思录》的思想体系是十分相似的。实际上《近思录》十四卷中除了首卷“道体”和末卷“圣贤气象”外，其主体部分都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我们可以说它渊源于《大学》，但更准确地说它是渊源于先秦儒、道两家的共同智慧。 《近思录》与《庄子·天下》篇概括的道家思想体系联系紧密。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虽在学术思想观点上有异同之论，但在根本性的体系结构上却有趋同倾向。而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有其自身基本的思想体系结构，也参与到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进程之中。 印度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空、有二宗，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印度大乘空、有二宗在中国都有其比较准确、系统的理论表述，比如《肇论》之于空宗、《成唯识论》之于有宗。《肇论》主体部分为《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涅槃无名》。其中《物不迁》《不真空》谈本体与现象，《般若无知》谈认识觉悟，《涅槃无名》谈修行结果，整体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境、行、果三部分。《成唯识论》十卷可分为六部分：论破我执与法执，论第八识，论第七识，论前六识，论一切唯识，论修行证果。(参见林国良，第3-9页)破除对现实人、物的执著寻求解脱是唯识学的根本旨趣。关于诸识及一切唯识的论述是境论，论修行证果则是行论、果论，整体体系结构也可以概括为境、行、果三部分。佛教中国化的几大派别，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在思想体系结构上也都是在大乘空、有二宗基础上展开的。 可以说，包括中国化佛教各派在内的佛学的思想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境、行、果三部分。我们将《近思录》十四卷概括为道体、为学、圣贤气象三部分，恰可与佛学的境、行、果三部分相应。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印之间、儒佛之间学术思想长期对话、交流、融通的结果。而且就思想体系结构本身而言，相比于先秦“思孟学派”的心性论、汉唐儒学的天人论以及《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之道，佛学的境、行、果论表现出更加简洁、概括的特色，和《近思录》在体系结构上的相似性程度也更高。朱熹本人少年时期浸淫佛学，对其基本思想体系结构是熟悉的，因此，《近思录》的思想体系结构与佛学之间的联系也是很自然的。以此为据，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宋代新儒学与佛学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观点对立，但相似的体系结构却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平台，这是儒、佛之间的深层次融通。 余论：哲学的体系结构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 哲学是使用概念、命题去讨论宇宙、人生、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一般人可能会思考哲学问题，但不一定有理论化的表述，而哲学家不仅有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更有关于宇宙、人生、社会系统化的思考，形成体系化的思想。所谓体系化思想，指的是自觉地以一种核心理念为主导而形成的整体性思想学说。它往往以主导概念为思想基点，有稳定的且相互联系的内部组成结构，能够系统地回答宇宙、人生、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种体系化思想的创立者来说，有些是自觉的追求，有些则是实际地体现在他们的著述之中而由后来者发掘出来的。 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是一个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现代学科，是真正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西方哲学始终是根本的参照系，而在参照的过程中，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断产生困惑，觉察到中、西哲学在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关注的核心问题上都有着重大差异。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中、西哲学在体系结构上的差异还未得到充分重视。近现代以来，在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时，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缺乏系统性，这种观点泛而言之固无不可，但并不全面。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自己的实质性体系，而且还有一些体系化思想的专门性著作，《近思录》即其代表。在当今中西、古今之辨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近思录》的思想体系结构，对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源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①关于陈淳记录的这段话的理解，在朱熹弟子之间已有分歧，黄榦就不同意“《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的说法。有的研究者把“四子”解释为北宋新儒学的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家，从而化解黄榦的辩难，但这种解释只能说明这段话后半段的“《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而和这段话前半段的“四子，六经之阶梯”相迕，朱熹等宋代新儒学家一般不会说周敦颐等人著述是研读“六经之阶梯”。(参见方旭东，第80页)笔者的理解是，黄榦是站在朱熹晚年的“四书”学立场上，不同意把《近思录》作为朱熹思想的基点，而陈淳则是站在朱熹思想的理论体系立场上，把《近思录》作为朱熹儒学思想的一般基础。关于这段话的相关争论，正可以为本文提出的朱熹思想的两种表述形式作辅证。标签：近思录论文; 周敦颐论文; 朱熹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太极图说论文; 读书论文; 吕祖谦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