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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艺界在克服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偏差时，拿起了“人性论”这个武器。有人提出，“以往强调写人与人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于是，人物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观念的容器。人物形象也可能有内心冲突，但是，这仍然是认识范围内的人性表层的冲突，即两种不同社会观念的冲突。”要求文学开掘人性的深度，即（1）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2）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非意识的东西潜伏在人性的深层，它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会流露出来。这种抽象人性论为了匡正过去把人性与阶级性等同的偏差，却走向了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当代中国文学开掘这种人性的深度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开掘共同的人性。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为了克服过去夸大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的偏颇，深入地开掘了人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中国文学所开掘的人性就是共同人性。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对共同人性的开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到《石门夜话》，当代中国文学以极端的形式将共同人性的开掘推到了荒谬的地步，即从宣扬抽象的爱到张扬“性”的伟力。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堕落。这种中国文学所追求的共同人性是超道德的、超审美的。也就是说，这种当代中国文学是否定人性的善恶美丑差别的。二是肯定粗鄙人性的合理存在。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不少作家意识到了人性是有差异的，他们深刻地反映了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人性，并且张扬了真善美的人性，鞭挞了假恶丑的人性。可是，有些作家虽然意识到了人性是有善恶美丑差别的，但是他们却极力反对在人性表现上追求崇高，追求真善美，而是大力挖掘粗鄙人性和肯定它的合理存在。从“躲避崇高”到“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有些作家虽然并不否认人性存在善恶美丑差别，但却反对区分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人性的是非和价值高下。这实质上是肯定了粗鄙人性的合理存在。他们甚至认为粗鄙人性才是真实的。有人就说：“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著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不少作家竞相以这种粗鄙人性为美，以开掘这种粗鄙人性为深刻。
鲁迅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人性是多方面、多层面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性是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人性的阶级性方面和人性的其他方面在文艺作品中常常是水乳交融的存在状态，人性的其他各个方面无不渗透着阶级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认为人性“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可是，有人在匡正过去把人性与阶级性等同的偏差时却否认了人性“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他们认为，“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马克思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也同时存在着‘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说，存在不带阶级性的人性。有些作家不是把握具体的人性，而是极力表现这种所谓的不带阶级性的人性，即一些超越历史、阶级、民族、地域等方面差异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在当前红色经典改编中，有人将红色改成了桃色，认为这就是人性的升华。在当前不少反映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的文艺作品中，有人无论是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反腐败，还是写反面的腐败分子搞腐败，都归结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即把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看作不过是人性的善与恶的激烈较量，而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这种否定人的阶级性的抽象人性论不过是资产阶级纵欲主义的极端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真相。
当前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有的从社会的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有的从国家主人转化为雇佣工人。这种历史变化绝不是人性的变化。当前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部分成员从社会的公仆衍变成社会的主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的恶压倒人性的善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历史衍变过程中，也不否认存在极少数人是因为意志薄弱、恶欲膨胀而蜕化变质的。但这只是从属的。当前有些作家不能这样历史地把握和解剖腐败分子的腐败过程，往往不是渲染腐败分子的腐败生活，就是为这种腐败堕落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胡诌什么社会分配不公，家庭生活艰难，贡献大分配少，等等。在这些作家创作的文艺作品中，腐败分子疯狂掠夺的恶行和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不但没有激发人们的痛恨，反而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同情、理解和接受，甚至引起人们的羡慕、窥视和学习。一些正面描写反腐败斗争的文艺作品，也是孤立地塑造那些反腐败的英雄人物。这些反腐英雄之所以坚决地反腐败，不是因为有了基层民众的斗争、支持和推动，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品格和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也就是说，他们的高尚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们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不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人们从这些孤胆英雄的个人命运中是看不到社会的前途和历史的未来的。正是因为这些反腐英雄大多都是孤胆英雄，所以，不少这类文艺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大多是正不压邪的。其实，当前一些人的蜕化变质从根本说是一种阶级背叛、至少这种阶级背叛比他们的所谓的人性变化更根本。
在当前文艺创作中，有些文艺作品在这种抽象人性论的影响下出现了比较明显和突出的缺陷。在《放下武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曾经一再宣称“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作家在《放下武器》中对郑天良这么一个巨大反差灵魂进行了追问和破译。“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种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出了头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子？”小说上半部写了正直廉洁坚持原则的郑天良，下半部写了腐化堕落游戏人生的郑天良。作家较为充分地展现了郑天良前后两个有巨大反差的阶段，却没有细致入微地揭示郑天良从正直廉洁坚持原则的前一阶段到腐化堕落的后一阶段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转变过程必然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作家提出“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到寻找郑天良“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作家实际上是认为郑天良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表演，不是真实的。在作家看来，贪婪和掠夺是人的本性，而正直廉洁坚持原则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的一种伪装。无论是郑清扬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爸爸郑天良“你今天这样做，恰恰说明你已经为你以前的正直后悔了，你随时准备与世俗合作，随时准备向可耻的生活进行妥协”，还是郑天良自己的“醒悟”，“这个已经日趋肥胖的裸体已经不属于周玉英一个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专利，所以它已经占领过另外两个女人，这种裸体走私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罪恶感，也没有背负多少道德上的压力。如果不是道德或纪律或金钱的约束，任何男人都是愿意占领更多女人的，克林顿也不例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讲。这也应验了，嘴上讲的行动中不干，行动中干的嘴上不讲，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种基本素质。”都是在说郑天良过去的正直廉洁是生存表演，现在的贪婪掠夺才是真实的。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郑天良人生的前后变化是一种背叛，即“忘记自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这种背叛不只是一种人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社会背叛、阶级背叛。但是，作家受到抽象人性论的束缚，没有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开掘人性的变化，而是抛开阶级背叛这个历史基础，挖掘所谓潜伏的人的本性公开化。这种抽象人性论，实质上掩盖了特殊利益集团或圈子的崛起。
而长篇小说《国画》、《沧浪之水》和《泥鳅》则在一定程度上都突破了这种抽象人性论的局限，挖掘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历史根源，即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背叛不仅是一个人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阶级的背叛。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和朱怀镜这种典型的官员不同，池大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的痛苦和矛盾，也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骨气的失落与空虚。《沧浪之水》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池大为的衍变和蜕化，而且较为深入挖掘了这种蜕变的历史根源。池大为是双重背叛，一是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彻底地背叛了基层民众；二是主动地放弃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坚守而主动放弃一些原则呢？这是因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基层民众，处在漂浮状态。这种处于漂浮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权力异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是碾落成泥、潦倒，就是戴上镣铐，是没有力量抵抗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精神绝地。”当前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背叛了其社会出身，既不依赖基层民众，也认识不到他们的斗争力量。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立精神”超越不了“浮萍”的命运。显然，这些文艺作品比那些没有摆脱抽象人性论影响的文艺作品在揭示历史真相上更加深刻。
有人认为，这种只是反映正不压邪的暂时的历史阶段的文艺作品，从局部说可能是真实的，即这种正不压邪的现象可能会在某个局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没有达到生活本质的真实，即更全面的真实。作为文学，要客观全面地表现人性。现在有人说到人性，就是指本能的欲望，权欲、贪欲、私欲，而将精神性的、美好光明的一面从人性中彻底排除了。这样的人性，退一万步说，也只能说它是不全面的。而那些热衷描写小人得志的文艺作品就没有客观地表现全面的人性。可以说，这仍然是一种抽象人性论，只指出了问题的一些方面，但没有把握问题的要害。其实，这些文艺作品的根本缺陷一不在于只是写了社会的“小人得志、正不压邪”的暂时历史阶段；二不在于没有写出“全面的人性”，尤其没有写出人性的神圣一面。而是在于它没有写出基层民众的斗争力量，没有写出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没有写出他们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视野仍然局限在少数个人的身上，而基层民众大多是无力自助，消极地屈服于命运，甚至放弃了任何自助的努力。
这就是说，有些作家在抽象人性论支配下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走向，看不到推动历史变革的伟大力量，有的甚至对前途和未来丧失了信心，悲观绝望。因此，他们不是开掘沉重生活的真善美，挖掘混沌现实的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而是描写大量的眩惑现象；他们不是以真善美感动人心，而是以眩惑刺激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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