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成果和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地位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2—0004—06
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文化史和世界伦理文化史的不朽明灯和航标，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整体改变了现代中国人道德生活的状况，开启了中国伦理道德现代化和伦理文化现代化的崭新历程。
一、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与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尔后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即列宁主义。尔后又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八十年后经俄国十月革命而传入中国。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经历了对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双重失望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1]。近代伦理文化领域里长达半个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使中国人民在确立反帝反封建革命路径的同时必然要把反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系列弊端，加速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切合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文化都已经过时了，“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态，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3]，只有新时代才能克服旧文化的病态。他向往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伦理文明，认为这是一种心物统一、身心并重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过去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盲目崇拜，拿起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缺陷和弊端。这种社会历史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双重必然使得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时几乎是欣喜若狂并为之倾倒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产生并发展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人类伦理思想的新纪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及其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的，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首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进而对其进行批判，认为它无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更新，无法建成一种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风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向西方学习并寄望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伦理文化的革故鼎新。其次，对西方的伦理道德也产生了诸多失望和不满，逐渐认识到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充满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显现出特有的自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强权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特征，反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现仍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因素，渴望通过发掘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因素来培育民族主体意识和精神。再次，在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抗西方、既要批判传统又要珍视传统的困境中，经苏联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又批判西方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论证和辩护的伦理文明（唐君毅称之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恰好适应了中国人民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既要批判和超越封建主义又要发掘传统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等特定要求，满足了中国人民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和建设一种新型伦理文明使中国人民既不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又不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定愿望，为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开创新的精神生活空间指明了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现代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它由一种伦理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对“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德实际相结合，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这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使中国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效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为本质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超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与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一些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德国和西欧虽也有超越基督教道德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功用，但由于德国和西欧当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提出超越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实际需要，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它的产生地和发源地并没有被视作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武器。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对与其发展主流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表现出的认同性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在中国，东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以及当时中国特定的伦理建设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被当作超越并先进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同时又超越并优秀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第三种伦理文化来看待的，这就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上升到人类伦理文化的最高成果来认识，进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当作改造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价值方针和行动指南。与奠基于德国和西欧伦理文化背景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它在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达方式和精神风格上却是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三大杰出成果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4] 三大理论成果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我们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这三大伦理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或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主要的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或爱社会主义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发扬大公无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勤劳勇敢、实事求是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新道德的旗帜。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大普及，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第一大杰出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道德基本理论，运用于考察中国的道德生活以及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际、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伦理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擎起了一把照亮漫漫黑夜的火炬，竖起了一面引导人民进行道德革命和追求新道德的旗帜。它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等为主要规范，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5] 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并由此阐发了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论、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性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伦理文化继承论等理论。它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以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新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提升，而且使中国伦理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革，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拔地而起的一座高峰，架通了由传统伦理向现代伦理过渡的现实桥梁。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又一杰出成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科学的集体智慧和民族精神。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阐发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进而消灭贫穷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主张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在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承认和关心个人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还强调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发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全党重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提出要纠正被林彪和“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社会道德风气，建立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我们党和人民又一重大的伦理学成果和宝贵财富，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精神实质，以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主旋律，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为基本价值视野，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为宗旨，体现着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和道德气质。邓小平伦理思想不仅开辟了人类伦理文化史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中国革命道德向社会主义建设道德、从计划经济道德观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念的转变，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而且注重现实的道德问题和人民的现实福利，赋予人民群众物质利益以正当合理的意义，使高尚的道德回归现实生活并指导和提升现实生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朝着更加开放、民主和文明的方向发展，新品质不断产生并得到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价值的新型伦理文化体系的许多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伦理思想。江泽民伦理思想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主张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江泽民伦理思想主张面向世界和未来进行道德建设，认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革命道德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道德传统以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伦理文明成果，都要给以积极的继承和发扬，把光大民族伦理精神和弘扬时代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效的精神动力和伦理源泉。江泽民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水平，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一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大伦理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下，我国伦理学工作者包括一部分哲学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在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以及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艾思奇、胡绳、王亚南、张岱年、冯定、周原冰、李奇、周辅成、吴晗、罗国杰等可谓是杰出代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伦理学学科的恢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伦理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胆识和勇气，积极探索新问题，大胆提出新见解，不断创设新学科，推出了一批研究性的著作与教材，发表了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有效地发挥了变革道德观念和提高人们素质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伦理学研究者，在继承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学科的发展，以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献身理论创造的蓬勃朝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伦理学基础理论、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诸领域开拓创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中国化和中国伦理学说马克思主义化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一系列伦理思想理论，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观点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南。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理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标志性成果，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之后又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与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蓬勃发展的旺盛生机。
三、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伦理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双重意蕴。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与中国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与不懈创造。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生发展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阶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大伦理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创造和超越既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实现了从西方经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中国伦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光明路径。三大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德实践以及中国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糅合或混合，而是在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的一种卓越创造，即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为指导来审视和重估中国伦理文化，对中国伦理文化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分析，进而扬长避短；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既注重保持民族道德的特色，又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轨道。这种创造性的结合使三大伦理思想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品格，从而揭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伦理文化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所崇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构成人类历史上截然不同于其他诸种伦理思想和道德的新型伦理文明的主体，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元。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历史上既超越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道德又超越劳动阶级道德的崭新的道德类型，经由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宣传推广，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令人无限崇敬而又无限向往的伦理丰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伦理动力源泉，集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于一体，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志敏在狱中慷慨论死：“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6] 刘胡兰、董存瑞、江竹筠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烈士正是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才抒写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光辉篇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整体上全面接受社会主义新型伦理文明的同时还将其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伦理文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给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为这种新型伦理文明贡献了许多新的颇具东方神韵的新内容，为人类伦理思想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邓小平伦理思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论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并提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道德建设观，主张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江泽民伦理思想高举邓小平伦理思想的伟大旗帜，正视中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主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规范的科学体系，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提升为时代的主旋律，主张唱响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使人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强调全党和全社会一定要下决心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彻底解决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并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突出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江泽民伦理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认识，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那样改变着中国人的道德心灵和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也没有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那样紧扣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际，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道德的先锋战士。与西化派伦理思想置身十字街头的彷徨困境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躲进象牙之塔的悲怆孤寂相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大规模的发展，成为数亿人民共同信奉的伦理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真正实现了实践理性特质，达到了化哲理为德性，不只在解释世界更重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功用境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因其同20世纪中国道德变革现状的特殊关系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的主旋律。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是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伦理学，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主要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旋律的伦理学，那么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要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旋律的伦理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元，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或许是其他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德天地中不灭的圣火，是人民伦理启蒙和道德建设的航标与灯塔，也是整个人类伦理文明不断前进与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近代道德革命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伟大旗帜，是中国现代道德文明不灭的“天火”，是中国社会道德生活最壮丽而恒久的日出。它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而今正高高飘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华大地上空，熊熊燃烧在神州的各个角落，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送来光明和温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永远也不会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有以人民为本位、与人民同在和为人民服务的理论特质。人民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并发自内心地拥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血肉与共的关系是任何一种伦理思想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这样，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必然具有蓬勃发展的不尽生机与活力。
新世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全面振兴和复兴的伟大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并离不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呼唤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大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智慧和成果，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观，促进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呼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质上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会割断同历史的联系，相反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正视现实和开创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振兴是立足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基于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而对五千年伦理文明史进行新的创造与开拓，同时也含有对西方伦理文明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和借鉴，带有“坐集千古之智”而又自成一体的含蕴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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