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研究
论《晏子春秋》的拟托性质
——兼谈拟托文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苗江磊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拟托文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作品。《晏子春秋》中存在数量不少的非实录之作，符合拟托文的相关特征，乃托名晏子而虚构。相关拟托文的产生应与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风气有关。拟托文以其独特性质既与历史史实和虚构创作相联系，又区别于史书典册及后世小说文体，应当重视其于战国文献中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 《晏子春秋》；非实录；拟托文；小说；联系与区别
本文所界定的拟托文，是指托名于真实历史人物而编造相关事迹的战国书体散文。它的基本特点包括：其一，拟托文的叙事围绕历史真实人物展开；其二，拟托文的情节与内容存在虚构成分；其三，拟托文属书体文本作品。本文拟以《晏子春秋》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相关拟托文的性质及其与文学小说的联系与区别，揭示拟托文作为战国盛行的一种独特文体的存在意义。
一、《晏子春秋》成书年代与流传
《晏子春秋》一书，《汉书·艺文志》载其卷数乃是八篇，并未涉及创作者[1]1724；《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此书为七卷，撰作者题名是齐大夫晏婴[2]997。作者容后再论，先考《晏子》一书的成书时间。或有学者提出是书乃是战国之时所成；还有学者认为此书应作于秦末汉初之时，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认为是“淳于越之类的齐人”[3]23，写于秦统一六国之后；甚至有人以为此书乃六朝人伪造，如管同《因寄轩文初集·读晏子春秋》曾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然则孰为之？曰：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4]419。然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之中发现了《晏子》竹简，此墓年代为西汉初年，使六朝伪作之说不攻自破。董治安先生于《说〈晏子春秋〉》一文中，着重借助汉人作品中多见的《晏子春秋》材料及词汇、《左传》记述内容同《晏子春秋》的区别、《晏子春秋》书中的文辞可借助参订秦汉时期作品内容等因素，判定出《晏子春秋》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注 董治安先生所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说已渐获学界认可，本文遵从此说 ，“现在通行的《晏子春秋》，应该就是刘向所校录过的本子”[5]。对战国成书之说，高亨先生亦持肯定意见，并进一步提出《晏子春秋》当是“齐人或久居齐地的人所作”[6]292-309。而《晏子》成书于战国时一说亦能从出土文献方面得以证实，简本《晏子》的内容与传世今本庶几相同，在文章规模、篇目特征及语句词汇上都十分相近，故而今传《晏子春秋》必不可能是后人伪造拼凑之作，而应“与刘向整理前、汉代前期流传本是一个本子”[7]88。
对此书流传情况，司马迁于《史记·管晏列传》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8]2136司马迁直言“曾读《晏子春秋》”，并提及“其书世多有之”，则此书应是以文本形式传播的。且《史记》所录晏婴两轶事皆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录御者妻劝御者事与《晏子春秋》之记叙几无一字更替，刘向《晏子叙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9]1司马迁所谓“轶事”，应是其见版本中未含此文，而刘向参校众书时见此两篇，可知此书当时应有不同抄本流传。所见抄本各异，再加上前所提银雀山简本《晏子》与今本在篇章上存在些许差别，如简本《晏子》第十篇与今本内容相同，但今本分作两章，这些现象都说明，《晏子》其书世多传本，确有其事。此书流传之广泛，从其他文献对其援引中亦可证明。如《韩诗外传·卷九·第八章》齐景公纵酒，醉而乐，使人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景公愿晏子去礼，晏子言“君言过矣”，恳词以谏，引《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景公悟而改其行[10]313，其文近于《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仅更少数词句。相似之例不胜枚举，就《史记》《韩诗外传》等书记事与《晏子春秋》文字大略相同、极少更替之情况来看，此书自战国成书后便应是付诸文字、著成书体而流传的，所以引述晏子故事时基本与《晏子春秋》所载一致。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将此书归儒家之类。至唐，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一书当是墨家学者之作品。因为书中于记述晏子其人其事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墨家学派的思想，且文中又多有“墨子闻其道而称之”等类似之言。因此，柳宗元提出《晏子春秋》应为墨家学派为增高己术而作，“为是书者，墨子之道”[11]113。此说后世亦不乏拥趸者，譬若宋代晁公武即是。而至《崇文总目》中，《晏子春秋》复而归入儒家类，并著录存有十二卷，“原释晏子八篇今亡，此书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12]127。这一观点在元朝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中得到了因袭。是以可知，入唐后，《晏子春秋》具有托名创作的可能已经逐渐被学者发现。直接提出此书存在托名性质的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判定此书乃是题名晏子的依托之作，后世之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13]514。惜诸书未详释托名晏子之情况，既知此书为战国书体作品，便须回归此书具体篇章中进行考察。
二、《晏子春秋》含非实录之文考辨
何以说此书非晏子自撰？因书中记有晏子死后之事，《内篇谏上》有《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章，直言“及晏子卒”，景公为失晏子之谏而泣，此文显乃晏子卒后追慕之作。《外篇》亦有《晏子死景公弛往哭哀毕而去》《晏子死景公哭之称莫复陈告吾过》，皆记景公闻晏子死，往而吊唁，念晏子对其忠谏之语，哀泣痛哭。更有《晏子没左右谀弦章谏景公赐之鱼》，乃“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感慨“不复闻不善之事”，弦章答“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景公以鱼五十乘赐弦章，弦章辞而不受[9]219。上文涉晏子身后诸事，绝非晏婴自撰。
《晏子春秋》一书的215篇中，其内容见于《左传》记载者仅15篇，与先秦子书记载相合或类似之文有9篇，而余者多不见于史书及他书记载，且其文时有乖悖时间、历史、社会环境之处。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种含义，一是于《庄子·外物》中最早提出的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已远矣”[17]177，指的是琐屑言谈，后来所谓小说家一类，其所搜小说就是传闻杂说故事等，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18]69，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1745此以琐屑丛杂为特征的小说概念，在古代目录学中一直沿用；“小说”另一含义，是指唐以来对平话、演绎、拟话本的称谓，如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用“小说”作为说话艺术的总称，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19]3。可见“小说”一词，“有文学性文体的部分，也有非文学性文体的部分”[20]3。但无论是“道听途说之所造”残丛小语，亦或大盛于宋代的平话、话本，其所暗合的都是作品中存在无中生有、虚构想象的特性，这一点与近现代文学性小说的概念是有共通之处的。小说正是以虚构反映人生，“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是它对现实的幻觉，使读者产生一种仿佛在阅读生活本身的效果”[21]207，虚构化创作使文学小说区别于实录作品，着重于展现文中的人物命运、生活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小说基本特征定义为“以散体文的形式表现叙事性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关系、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状态以及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22]1085。《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创作，其虚构对话、事件，都有近于小说的虚构因素之处。
例如，《内篇杂下》第八章《晏子使吴吴王命傧者称天子晏子详惑》，吴王夫差见晏子时，故意命傧者通报“天子请见”之言。当傧者三呼“天子”之名时，晏子便表示疑惑，自己为齐侯遣，出使吴国，但却不慎入天子之朝，不知吴王何在？吴王愧然悔改，道：“夫差请见。”仍然执行诸侯礼仪召见晏子[9]157。但晏子与吴王夫差并非同时之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又载齐景公五十三年才为吴王夫差初年[8]671，可见文中两人相见之事不实。
晏子与司马穰苴的对答之辞竟如出一辙，何能默契至此；且景公夜至晏子、司马穰苴、梁丘据之家，应无史官随行，即便晏子有门人宾客记下此事，又如何能往来于司马穰苴与梁丘据之家记其二人言行。于事理难通，应非为遵史实录。
《外篇》中有《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一篇。弟子问孔子，为何在齐国拜见齐景公却不见齐相晏子。孔子答道：“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9]208此言为晏子所知后，晏子对孔子困于陈、蔡之事大加嘲讽，“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9]209，晏子指责孔子尚未与他见面就对他的顺君之行有所非议。然而，晏子所言“孔子困陈、蔡”一事悖于年时。“孔子之齐，晏子讥其穷于宋、陈是也。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齐，至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舱欲杀之，明年厄于陈、蔡断粮，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后，今晏子乃于之齐时递以讥孔子，岂理也哉？”[14]134可见此文确有非实之处。
其次，书中存在乖悖史书之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15]2092，梁丘据与裔款进言，君此病为祝史之罪，欲诛祝固、史嚣，公以此告晏子，晏子举范会之德治劝说齐景公，因范会族内事务井然，所以祝史向鬼神陈言无愧；又因其家无猜疑之事，所以祝史亦无祈言，继而晏子进一步向景公阐释鬼神是否飨其国，与君主德行相关，劝谏齐景公修德，于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15]2093。此事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章《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此段与《左传》记载完全相同，仅于最后多“公疾愈”[9]185一句；而《内篇谏上》第十二章《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虽本景公欲杀祝史以悦于上帝之事，但下文内容与上述两则材料有一定差距。齐景公召会谴、梁丘据、晏子问诛祝史“以说于上帝”之事，会谴、梁丘据赞同，晏子先沉默不对，经景公再三追问，答曰“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以为诛祝史无益，不愿齐景公刑无罪，但其阐释中未引“屈建问范会之德”为据。景公大悦，加封晏子：
●While sowing highland barley, mix its seeds with husk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cals is, “ask pests to eat husks instead of the seeds of highland barley”.
景公罢会谴、梁丘据，将齐国之政、宾客之治皆属晏子，后又赐重赏，晏子辞拒，这些描述均不见于《左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晏子春秋》外篇叙事同于史载，内篇此章却多有增创情节。史书的记载，往往多遵于历史实事的本来面貌，应当鲜有随意地增删、改创。就此推断，该文与《左传》相异之处应非实录。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饮酒乐，羡慕上古之人能长生不死，以“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紧接对答，当初爽鸠氏居此地，死后季荝承其遗志，其后逢伯陵继之，再后蒲姑氏袭之，再至大公承袭，因承续、复奠其业而其志不朽，此所谓之古者不死，但爽鸠氏诸人所求之乐并不同于景公所言之乐，“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15]2094。《晏子春秋·外篇》有《景公问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谏》一文，同于《左传》记载；而《内篇谏上》第十八《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亦以景公悲叹“使古而无死”开篇，晏子进谏之言却变为：若古而无死，则先君贤臣将长有齐国，君将不得此位，“君将戴笠、衣褐、执铫耨，以蹲行畎亩之中，孰暇患死”[9]25。下文更视角一转，再叙晏子劝谏二事：梁丘据暑日疾驰景公赞赏，晏子却反对，此乃行事“同于君”而不为“和于君”，于君无益；日幕后景公睹彗星之象，召人禳去之，晏子曰此乃天教[9]26。且“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一事见载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与齐侯羡“古而无死”并非同年之事，此文与史载多有不合，并非完全实录。
再次，《晏子》一书中还有不少重复叙事之作，这些作品常常体现出利用相近或雷同的故事情节与内容。譬若，《内篇谏上》有两篇作品皆提及晏子故意出走劝诫齐侯。譬如书中《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和《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两篇。前文中，晏子因齐景公沉迷饮酒，不准自己的发粮救民之请，愤然出走，“再拜稽首，请身而去，遂走而出”。景公悔悟而追回晏子，自言有罪，“愿夫子之幸存寡人”。晏子于是返回齐国[9]7。后文中，晏子劝说齐景公不要信谗近佞无果，只得出走，“鞭马而出”。齐景公便派遣韩子休追回晏子，令韩子休代言其悔过之意：“夫子休国焉而往，寡人将从而后。”是以晏子复返归国[9]12。两文中皆袭用了“晏子出走”的情节，但晏子再三凭借出走之法激将景公，未免不合情理，难信其实。而且后文更加入了晏子与其仆的问对之事，仆役问晏子为何再度归齐，晏子答道：“公之言至矣。”[9]12然而，两人于马上的隐秘对话如何传出？此处更像是创作者着意增创的细节描写。两文中“晏子出走”的情节如此类似，不似皆实事。
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会谴毋治齐国之政，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兼属之乎晏子。晏子辞，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孤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辞曰：“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终辞而不受。[9]16
聊举数例，以资反三。《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两则，都套用了晏子极力劝止齐景公废礼的情节，颇为类同。又有，《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与《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辞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三则，都记叙了晏子辞拒齐景公封赏的情节。但三者并非单纯内容重复，前两文是借助晏子与景公的对话架构篇章，第三则是利用晏子与田桓子的问对展开叙事。此三者显然有据相似情节而另立新意的创作主题。这样存在叙事相近、情节类似的篇章，在《晏子春秋》中不胜枚举，其文多重复，并非以实录为目的记载晏子事迹。
除异文相似之外，还有一篇之内言辞重复之文，《内篇问下》第十二《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叙景公饮酒，邀晏子、司马穰苴及梁丘据三人，其应对为：
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戈，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盅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9]132-133
《内篇问下》第二十八章《曾子问不谏上不顾民以成行义者晏子对以何以成也》，曾子与晏子关于隐士是否称行义者的问答，《内篇杂上》第二十三章《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晏子临别时赠言曾子，望其择善而从[9]120、142。这些都记有晏子与曾子会面。但孔子乃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参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曾子少于孔子“四十六岁”[8]2205，可知曾子大抵出生于齐景公四十三年(即鲁定公五年)，曾子五岁之时，晏婴已经去世，而曾子尚且年幼，又如何能有此二人对答、赠言诸事？可见其文不真。
三月二十一日，救援伊犁时所调之十苏木500名厄鲁特、察哈尔蒙古步队到城。[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10，同治四年七月丁卯条。该官兵到城后，向参赞大臣武隆额建议，将他们派到城南平庆庙，请求那里主持寺庙的喇嘛棍噶扎勒参率领僧徒和十苏木蒙古兵防守塔尔巴哈台城和蒙古游牧地。
二者在虚构因素上的相合，也使拟托文的创作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行文叙事会出现夸张离奇，甚至不近情理之处。比如《内篇谏下》第二十四《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勇而无礼，晏子劝景公杀此三人，景公以三人刚猛，明杀暗刺都难成事，晏子献策“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令三人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以己曾搏猏复搏乳虎，“援桃而起”，田开疆道曾接连击退敌军，亦“援桃而起”，而古冶子自言尝从君渡河，遇大鼋衔车左边之马以入水流，于是他潜入水中，逆流百步，顺流九里杀鼋，左手握马尾，右手提鼋头，鹤跃而出，人皆谓其曰：“河伯也！”并责让前二人拿出桃子。公孙接、田开疆以功不及古冶子，却贪桃而食，皆返桃自尽，古冶子亦愧而自杀[9]63。古冶子所言搏鼋救马、鹤跃出河奇异怪诞，应为虚造情节。再如《外篇》第十三《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以“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询问晏子，晏子对答曰从前秦缪公乘龙舟巡视天下，用黄布裹蒸枣。至东海时弃黄布，故而海水呈赤色，又因是蒸枣，所以开花而不结果。景公曰：“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者亦详对之也。”孙星衍云：“详问，《文选》注作佯问。”[9]215晏子知景公虚设其事，故意编造另一传说来回答，其言荒诞不经。上述拟托文在虚构中存在明显离奇、神异色彩，如同小说般文辞生动。
三、《晏子春秋》拟托文属性辨
正因为《晏子春秋》一书存在非实录的篇章，后世多有人疑其为伪作，但从传世文本及出土文献中皆可证明，此书成书于战国时。我们认为这些记录晏子言行的特殊篇章，正是有意虚拟而造的拟托之文，是假借晏子之名而虚构创作的一类作品。
总而言之，在新课改的实施过程中，教师更应注重教学方式，创新设计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的物理综合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拟托文是托于历史人物的作品。晏子“名婴，平谥，仲字”，为齐相，历三朝“事齐灵公、庄公、景公”[8]2134。此书托晏子之名，以其为中心创作，基本符合晏子的活动年代。晏子辅佐灵公、庄公与景公三代，达五十余年，此书皆记叙晏子于灵公、庄公及景公治下的相关事迹，涉灵公与晏子的相关故事有1篇、庄公6篇、景公有157篇。而与晏子同朝为臣的齐国崔杼、司马穰苴、梁丘据，曾与晏子相交的叔向、陈桓子，于齐“严事”晏平仲的孔子[8]2186、及其亲友门客等人，都见著于此书之中。关于叔向与晏子的问对之辞便有11篇，与陈桓子相关之事2篇，书中还有多篇孔子赞赏晏子行事之文，《景公出田顾问晏子若人之众有孔子乎》《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等，都是晏子与孔子的相关故事。可见此书行文确实是遵循了晏子所处时代及其交往关系，按晏子齐相之身份创作。
而拟托文又是存在虚构成分的作品。前举书中诸多不合时间、地点或历史记载的非实录之处，正是战国时着意创作的结果。这些拟托文或托晏子之名架构对话，或基晏子身份而虚造行事。此书拟托文中，有不少以虚构人物对话、谏言为主之作，譬如前举无从发生的晏子赠言曾子一文，假托晏子谆谆叮嘱“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9]144，以论君子择处之道。再如《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桔》等文，叙述晏子使楚之事，于史无征，且仅取入楚轶事，非为实录，应是托名晏子而拟造相关言辞。前者中楚人欺晏子身小而令其入小门，晏子对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后者记晏子面对楚王挑衅，答曰“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9]158，又以“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为枳”应对“齐人坐盗”之事[9]159，彰显其外交辞令机敏。而且，拟托文还擅于用多种修辞手段与进言方式虚构晏子谏言、辞说，《内篇谏上》有《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和《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一篇为野人骇景公所射之鸟，“公怒，令吏诛之”，晏子以“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进谏[9]34，景公释之；另一篇为景公之爱马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9]34，晏子先止景公肢解人之刑，后以“三数圉人之罪”巧言令景公感慨“勿伤吾仁”[9]36，释放圉人。两篇中，唯有景公所爱之鸟与马两物的不同，而情节结局基本雷同，不应皆为实事，正是托晏子而着意创造进谏之词。第二篇中晏子先反问景公“古时尧舜支解人，从何驱使”[9]35，令景公惧然；后正话反说，举圉人当死之三罪，“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使公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当死罪三也”[9]36，以使景公悔悟。这些虚构对话的拟托文，托晏子之口展现辞说，或婉言、或讽谏或至于直斥，深入刻画了的晏子贤良与忠正。
② 方案实施：总经理领导绩效考核小组，以业绩考核为重点，各部门领导在每月的月初提交月度考核报告，分析问题和及时纠正。在年末责任部门将报告汇总，明确各部门全年绩效指标实施结果，将其作为各种管理决策的依据。
还有虚构事件或情节的拟托文，如《内篇杂上·庄公不说晏子晏子坐地讼公而归》，庄公不喜晏子，令乐人奏歌示其意，晏子北面坐地而讼，直言“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归而东耕于海滨，数年后果有崔杼之难[9]123。但崔杼弑君后，晏子哭尸，并未东耕，且庄公之难缘于其好色，此文不合史实，是假托晏子虚构此讼公之事，作品已具情节起伏与前后因果。另外，《晏子春秋》中重复叙事之文，亦存在对情节的虚构，《内篇谏上》有《景公饮酒酲三日而後晏子谏》《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皆以景公饮酒多日后晏子进谏为题，同事异词，应为托名拟造之文。《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中弦章痛心景公饮酒数日之逸，以死劝君废酒，公告晏子弦章之言，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景公自然不忍比于桀纣，于是废酒[9]6。此类拟托文假托晏子而虚构情节，有些作品叙事首尾完整，已具稚拙、简略故事规模。
模块化设计以模块为基础，通过“搭积木”的方式将模块组合成一系列标准化的模型，也可以在性能、结构上有所差异，充分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在建筑设计中，模块化设计更倾向于对各类功能空间进行划分，使相同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单元当中，并对单元模块进行集成，使建筑完成从单元到整体的转变。目前，在许多公寓住宅、医院、酒店、教学楼等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拟托文这种虚构并不同于史传文学的想象，史书想象往往遵循历史事实展开，是对事件的一种补充描述和添加扩展，如《左传·隐公三年》“郑伯克段于鄢”，详述郑伯“寤生”惊其母姜氏、姜氏宠爱其弟公叔段、郑伯对其弟不义之事“放任”、后攻克其弟以及郑伯与姜氏“大隧相见”和好等情节，是“史书借用了说体故事才使得记载生动”[16]，是为了增加叙事的完整性。但拟托文虚构对话与情节，本无从发生亦无可考证，是借用历史人物名气、身份而进行的着意创作；并且这种虚构创作也不受事实背景、情理逻辑或情节完整的局限，常常选取片段展开叙事。
由上，《晏子春秋》中确有一批托名晏子而编造对话或情节的拟托文，创作者的着意为之使其具有相当的非真实与不合理性。而正是这种虚构的特性，使拟托文成为文学走向自觉创作之前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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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业务部门缺乏归档意识和全过程管理意识，不够重视元数据采集，只对电子文件最终结果进行归档，对业务活动中电子文件的形成，以及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申报、审批及办理过程文件材料没有制定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元数据采集标准和要求，造成许多电子文件和元数据归档流程不明确，以至于大量的电子文件一直未能归档或归档不完全，且没有建立关联，存在损坏、遗失的风险，也对后期档案大数据的应用带来数据缺失的隐患。
四、《晏子春秋》拟托文与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肯定，拟托文的确与文学体裁的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首先，书中多有时间错乱之事。《内篇谏上》第十一章《景公欲废适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景公爱孺子荼，“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晏子以为不可，止景公曰“夫以贱匹贵，国之害也；置大立少，乱之本也”，劝君勿废阳生，并预言后世将以此作乱“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但景公不听其言，则终成祸乱，“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9]15。但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景公欲立公子荼之事在景公五十八年，而晏婴于景公四十八年卒[8]1505，已去世十年，何来以上劝谏及预警诸言。
可知《晏子春秋》虽多记晏子言辞，但却不同于《论语》《孟子》等语录体子书，并非实录晏子言行，其书约有近八成的篇章是围绕晏子创造的非实录之文。
但《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与文学性小说仍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在许多方面仍然异大于同。
我所有的伙伴们都曾迷上过玩纸板游戏，或者学校里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各种简易玩具，比如弹弓啊，玻璃珠啊，纸牌啊，等等。对于父母来说，这些统统是玩物丧志的具体体现。为了躲避父母的棍棒，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藏玩具。但是玩具好藏，玩耍时沾染全身的尘土却不好处理。无论是学校里还是放学回家的小路上，所有地面都是泥土的，风一吹便尘土飞扬。玩游戏的孩子不可避免地磨蹭得浑身都是灰尘，因此也往往是一回家便被火眼金睛的父母一顿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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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二者创作目的而言，文学具有审美特质，须取悦受众，作为文学文体中的小说一类，是走向自觉后的纯粹文学性活动，是为了供人阅读、欣赏而存在的，不论是仍与历史人物有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还是《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世情小说，亦或是“三言”“二拍”之类的话本小说，其作品之创作都以愉众审美为目的。
晏婴乃齐国贤相，德行昭彰，后人思慕敬仰而作其相关事迹；而同为齐国之相的管仲，亦有人作《管子》一书刻画其行事及言辞，这种看似的巧合实际都指向齐国稷下学宫的兴盛繁荣，与稷下学士的创作应有密切关系。学者曾提出《晏子》或为稷下学宫学者而作[23]。稷下学宫设于齐桓公田午时：“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24]341稷下先生以讲学和著述培养弟子，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8]1895故而，稷下学士的职责仅是议论与品评时事政局，“不治而议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记载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8]2346稷下之士们，在议政劝君的同时，常常凭借他们对政事看法而著书立论、立说，“著书言治乱”。所以我们看到《晏子春秋》之中，许多拟托故事都是在着重刻画君臣之间的奏对与进谏事迹。这些作品用相当的虚构色彩，展现治国之道抑或谏君之策。《晏子春秋》的拟托文很可能是稷下学士在演练、模拟议政的过程中，借晏子之名创作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晏子春秋》中有很多情节、对话类似之文，因为稷下学士常有“据同题”“据同事”而另立新意的模拟议政创作。譬如，《内篇谏上·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与《外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皆为景公饮酒不顾礼，晏子进谏后悔悟改行。这般基于同题而作晏子行事与言论之文，或为人借晏子发论，与稷下学士之议论政事风气有关。可见，《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并非产生于单纯的审美与欣赏需要，或兴德政、或吁民生、或倡廉吏，每篇拟托文都有具体议政主旨，借晏子之名欲以阐明其议政内容或道德理念，不是仅为供人观赏。
其次，从人物塑造而言，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老舍先生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怎样写小说》)，所谓创造，便要造其外貌、情感及心理等诸多要素。《晏子春秋》拟托文托于真实人物晏子，并未于创作中凭空虚构人物；且其文中少有具体描摹人物心理活动、刻画情感起伏之笔，多直接遵于史书中对此人的形象记载，展开相关创作，并未达到虚构人物的境界。
最后，就其具体内容及情节而言，《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故事较之于后世小说更显得稚嫩朴素。小说叙事必要有起因经过，又要具备高潮结尾，多关注内容细节，将人物置于完整背景下描述其行为活动。若《搜神记》中《三王墓》从干将、莫邪铸剑被杀讲起，及其子长，遇客为其复仇，客持其头献楚王，一步步推向高潮，煮头三日，王临镬视头，客斩王头与己头并落锅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前后叙事完整，亦有细节之笔，如莫邪子自刎奉头及剑予客，“立僵”，至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扑”[25]128，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但《晏子春秋》中拟托文多仅靠语言推进情节、塑造晏子形象，不少篇章说辞便占一半以上，虽有初具故事情节之文，但更多还是截取片段以成篇章。如前举《外篇》中《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仅以问对之言便成一篇，并无前因后果之交待。
足见，《晏子春秋》中拟托文虽有编造对话、情节的虚构成分，但仍不具备完整的小说要素，仅是含有虚拟创作因素的战国散文作品，不能将《晏子春秋》等同于后世小说文体。
要而言之，《晏子春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带有议政、说教、训理及追慕晏子之目的创作而成的拟托文。拟托文既与历史史实和虚构创作相联系，又是区别于史书及后世小说文体之外的一种创作，它体现着文学在走向自觉过程中的尝试与过渡。举一反三，战国时其他著作如《庄子》《战国策》等书中，亦有颇多托名历史人物而拟作其事之文。这种拟“虚”而托“实”的创作现象，“于战国散文作品中已成风气”[26]。可见战国虚拟创作蔚然成风，的确值得我们深入关注、探究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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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4-27
作者简介： 苗江磊(1990—)，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28( 2019) 02-0066-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2.10
(责任编辑：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