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节育论争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人口问题的日趋凸现，中国社会出现了关于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考与论争，节育观念作为一个社会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节育共识逐步达成，推动了政府对节育行为的认可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政策理念，与民间节育实践相互促进。
一、“社会学派”的思考：节育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至少从19世纪开始就陆续有不断的争论。五四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节育的呼声。1922年美国节育先驱玛格丽特·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访华并发表节育演说，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节育信息，是对中国思想界的一记重锤，节育观念随之西风东渐。开明的人欢迎，保守分子恐慌。20世纪30年代前后，针对中国日益凸现的人口问题，“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兴起。许仕廉、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李景汉、马寅初、董时进、陈天表、乔启明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实现“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社会学派的思考，不仅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日渐成为一门科学，也使节育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正式提出，成为近代中国节育论争之先声。
许仕廉认为，人口问题是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本。他特别强调人口与自然环境、文化力求适合的思想。1930年，许仕廉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一书，指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要标本兼治：应用新农业方法增加生产，发展工商业，移民，提倡职业教育，讲卫生，开展优生运动为治标方法；减少人口过剩之患，使中国人口与土地得到适当分配为治本方法。他力主中国节制生育，第一是用科学手术解除生育机能，做永久性节育，第二是避孕。[1]1931年7月，他曾在纽约和欧美节育先驱桑格夫人接触并谈论节育问题，提升了对中国节育问题的认识。1934年，许仕廉在其名著《人口学纲要》中指出：“人口是社会的原料。社会是由人口、自然环境与文化三者所组成。三者关系适当，社会生活即比较升平；若不适当，则发生纷乱情态。社会向有保持本身平衡趋势，所以人口必极力求适合其他二者，同时，社会文化及物质环境也处处受人口影响而起变化。”[2]
陈达早年便主张节制生育。他把马尔萨斯“道德抑制”的主张加以改造，说“生育节制是用理智的方法来限制人口，如果一家的进款只能供给两个孩子的费用，那么就养两个孩子”，并提出“生育节制是稳固的、徐缓的”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3]“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是陈达人口思想的核心。1923年，陈达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在清华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于1926年开设了中国最早的人口课。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和人口研究达30多年，在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上有独到之处。1934年，陈达出版《人口问题》一书，列举了中国需要节制生育的五点理由：(1)人口数量。“我国有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其结果则自然增加率减低……多生则多死，于个人家庭及社会俱有损而无益。不独经济上的损失是显然的，即精神与健康亦有无谓的牺牲……节育是必要的。”(2)人口品质。人口品质包括教育与遗传等许多问题，“教育愈普遍，品质当然愈优。”小于中国总人口多，入学人数等于入学年龄总人数的9.36%（美国入学人数约等于中国的8倍），占80%的农业人口的入学人数还不到学生总数的1/10，工界（手工业与近世工业）的入学子女数更小。“为人口品质的改善，我们必需推广教育于农界及工界。”为此，需要通过节育减少人口数量，增进人口品质。(3)生活程度。“由生活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中国工人的入款虽小，但家庭人数甚多，因此各人的生活更形窘迫。”“提高他们（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是改善人口品质的急务。”而“节育是（改善人口品质）的比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4)社会环境。“以我国历史言，人口压力是一种永久的社会力”，在现时“政情不稳，人心飘摇”的恶劣环境下，为了“贫穷与罪恶的不致廓大”，极应限制人口。(5)国家患难。“目下国土日蹙，外患日急，我们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识，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总之，“我国既无大量的徙民，所以人口的限制当然要靠生育率的降低。最有效的办法，实恃节育的推广。”[4]该书出版后，被作为大学教材，在国内受到高度评价。潘光旦说：“陈达先生这本《人口问题》无疑是中文人口问题书籍中最圆满的一本了。对于生育节制问题有特别兴趣的人，这本书可以给他们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吴文藻说，《人口问题》出版后，“立即提高了国内学术界讨论人口问题的水平线，在这一点上有划时代的影响。”[5]
吴景超是20世纪30年代积极主张节制生育的学者之一。1936年10月，他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中国目前当采取的人口政策。”中国之所以应当采取节制人口的政策，主要原因是：(1)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欲现代化便遇到一个困难问题，就是采用机械之后，排挤出来的人口如何安排？1亿人只用1000万人，其余9000万人如何安身立命？他说，“中国人口的大量，束缚了中国的生产力”，“所以我们主张节制人口。”(2)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富源有限，吃饭者源源不竭而来，一年所产生的财富，除供给这些人口的日常需要外，能节省下来变为生产资本的，数目小得可怜。所以，“中国要创造资本，一方面应努力生产，一方面也应实行节约，而节制人口是节约最有效而无痛苦的最好方法。”(3)为救济一般产妇、婴儿及在经济压迫下的家长起见，也要节制人口。中国做母亲的是世间最不幸的女子。自从10余岁出嫁之后，一生连小产、死产在内，可以怀孕10余次以至20余次。中国婴儿也吃尽了生育不能节制的苦。他的弟妹源源不断而来，他应得到的照料都给他的弟妹分去了，结果是中国婴儿死亡率在文明国家中首屈一指。给他们一点节制生育知识，胜过救济若干倍。(4)卫生事业和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减少死亡率，如不降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不久就可由4.5亿增加到5亿或6亿以上。吴景超提议各地设立妇婴保健所，如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义务供给节育药品与物件，各地卫生机关把提供节育知识作为主要事业之一。对生育太密经济负担也重的，身体衰弱的，有遗传病的，请求节育知识的，应充分供给节育药品和物件。[5]
陈长蘅主张既重人口数量也重人口质量。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先后发表《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及其解救方法》、《生育革命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之必要条件》等著述，鼓吹生育革命，建议国家干预生育行为，实行节育优生，推广自然节育。他批评那种认为人口无论如何加多，总可以有食有衣、不饥不寒的思想，主张“婚姻应以时，不宜结婚过早；生育应有节，不宜生齿过繁；死亡率应减低，勿使夭亡时作。”[6]“大凡一国人口，不宜过密，亦不宜过疏；其增加不宜过速，也不宜过徐。然后，民人与国家，皆适于生存发展”。[7]“故无论为一国或一家之福利计，注重比较的迟婚或相当的生育节制，庶乎有济。”[7]“人口过庶问题既非专靠相当的迟婚所能解决，生育节制遂为防止人类过分繁殖及增进人类幸福的最要法门。”[8]他根据民间流传的“一个儿子提心吊胆，两个儿子舒心添花，三个儿子到老变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一男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的说法，引申出自己对生育数量的看法：“一男一女一枝花”是家庭的理想生育目标。
董时进认为，“在中国节制生育的问题，本不是‘何以必须’，乃是‘如何实行’”。“现在中国极应进一步讲求如何大规模的推进节育，我们应该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限制婚姻与生育。”在开发荒地、改良农业和振兴水利的同时，限制人口增长。[9]乔启明说，中国人口问题的“治标工作为增加生产、调节消费和平均分配三项。”“治本工作，包括人口、土地和农业调查三项，要求这项任务的完成，应自迟婚与节育入手。”[10]李景汉认为，“实行节育、移民、增加生产，这三项都是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若单独在任何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效力较缓。若能双管齐下，或三面推进，则收效较速而彻底……三者之中，仍是以节育为最有把握而最彻底。”[11]陈天表认为，“生育限制与增加有价值人口”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12]孙本文则认为，“减少人口增加的最善方法，莫过于限制生产。”[13]马寅初从人口影响工资多寡的角度提出节制生育减少人口，并从中国的家族观念等角度来探讨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此外，鲁迅也积极主张少生、优生、节育，倡导“既已生之，必须育之”的优育做法，并以身示范，只生一子。他在信中劝诫多子女的友人节制生育：“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然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好的避孕方法，这使鲁迅倍感苦恼：“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14]
由此可见，当时有节育见识的社会学家，在中国已形成为一个知识群体。社会学派的思考，随着岁月的流转和社会层面的反馈而日趋成熟。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社会学派的思想基础上，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从论证人类两性性行为对社会绵延和稳定具有两重性的角度，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1948年，清华大学戴世光教授在《新路》周刊上发表《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从人本的高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呼吁进行“人口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了系统的人口政策。在这篇文章里，最值得注意、最有意义也最引人思考的地方，就是他提出“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率先鲜明地呼吁把节制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15]社会学派的节育思想是中国现代节育思想的重要渊源，也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场节育论争的逻辑起点和理论铺陈。
二、两场节育论争：共识达成与节育合法化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围绕着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是对国际上节育论争的回应。当时国际上的节育论争具体表现在：(1)反对者说，“节育是制止新人口之生命，实际上犯杀人罪，即节育是一种新式的杀婴(infanticide)或新式的打胎(abortion)。”赞成者说，节育是避孕，不是堕胎（赞成节育者是反对堕胎的），避孕是避免将来的生命，可以减少杀婴或堕胎的数额。(2)反对者说，避孕会鼓励不正当的性关系。赞成者说，“新式避孕法未普遍之前，早有性的罪恶。更有进者，性欲为人之本性，压制过甚则发生畸形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改良婚姻制度，减少娼妓、私生子及奸淫等罪恶。”(3)反对者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吾人应听天由命，则子孙蕃盛，种族昌大，如人人利用节育之术，人将以养育为苦，为个人的安舒，牺牲全体的福利，人类有自杀的危险。”赞成者说，“性欲很根本，求嗣之欲也很根本。节育不是断嗣，是要使为父为母者依各人经济能力及社会机会，规定儿女之担负。人各有自由，吾人不可使无辜男女，为着性欲之驱使，便强迫他们担负种种受不了的责任。吾人对于婴孩的生命，更要尊重。为父母者，如没有相当能力，即不应生育。”(4)反对者说，“国之本在民，人口蕃盛为国之祥，人口衰落为国之灾，赞成国家主义的人，莫不赞成大家庭主义”。赞成者说，“众多人口不必可以造成坚强的国家。”(5)反对者说，“劳工是工业文明的要素之一，人口众多才有生产的劳工。倘人口稀少，工价昂贵，工业即不能发展。”赞成者说，“世界各国都有失业人口，美国每年失业300万人以上，现失业数达1000万之高。”因工人太多，工作太少，工价低廉，入不敷出，工人生活不如牛马。(6)反对者说，“生育节制甚受上等社会的人欢迎，下等社会人因教育知识薄弱，反有很高的生产率。结果优秀人口的家庭，有缩小的趋势，低少人口的家庭，仍继续增长。节育运动的结果，是渐渐的淘汰优良人口，使低劣人口代替优良人口。所以，节育运动是反优生的。”赞成者说，“如果节育知识普遍，下等社会的人口，必削减其生产率。可惜许多国家受法律限制，无法把避孕知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荷兰的经验证明，节育活动的普及，使少年兵士的身高增加了4英寸。[2]
围绕国际上的节育论争，中国思想界也针对节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为什么要节育”与“如何节育”的问题。主张限制生育的人，多半是专门研究人口、土地或经济的社会学者和人口学者，反对者多半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科目的人及其社会力量。反对节育者认为，节制生育会导致民族自灭、道德沦丧、违背自然，引起国际战争；主张节育者认为，节育无碍于道德，生育不任大行、恋爱重于生育，节育未必导致国衰种亡。[16]反对者的观点，不出“种族自杀”、“违反神意”及“不自然”之说。反对节育者以杨效春等人为代表。杨效春指出，“大家既无确实证据，证明中国人口过剩，遂悍然主张国人必须实行生育制裁而后果。此种主张在学理上既是大胆武断之论，在事实上，亦为民族自杀之策……居今日中国鼓吹生育制裁，实为不识时务，不顾国计之谈。”他通过分析人口多寡与国势强弱、经济贫富、文化高下、国防及个人幸福的关系，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吾人不宜主张生育制裁”的原因，[17]并说“生育限制”是因噎废食的主张。[8]此外，一些反对节制生育的人认为，战争是人多者胜，想打胜仗就应当奖励人口；“人口减少了，生产力便会降低”；为了充分利用荒地也不应节制生育；中国人口密度在英国、德国、比利时之下；发展工业化还要吸收劳动力等等。吴景超等社会学者针对这些言论一一批驳，并尖锐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当局，指出“最不幸的就是反对中国现在采取节制人口政策的人在社会上还握有很大的势力与威权，他们的态度是使中国现在不能用合理方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最大障碍。”[5]
无独有偶。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也针对节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42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陕甘宁边区护士学会、《解放日报》卫生编委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千人大会，邀请中央医院妇产科专家金茂岳医师作《节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3月31日《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成为中共延安时期节育论争的起点。金茂岳在报告中讲述了生男生女的科学道理，提出了晚婚、节育，反对重男轻女等观点，认为应该“保证生一个活一个，保证子女健康，反对因产生病，主张推迟结婚期限，参加正当的社交、娱乐生活。”最后，向青年们介绍了天然、物理、化学、永久等四种避孕方法。[18]金茂岳的报告，引起了延安各界广泛的讨论。反对者主要以马荔、王大可等人为代表。4月19日，《解放日报》分别刊登马荔和王大可的文章《打胎和避孕的商榷》、《节育还是节欲》，对节育问题提出不同的认识，说“根据最近（1942年4月）中央医院、和平医院的统计，刮子宫、结扎输卵管的约有百余人之多”，“新娘要求新郎两年内不要小孩”[19]的事时有发生，也有人不顾生命危险乱用堕胎药，其主要原因是青年觉得抚养小孩会妨碍工作。他们认为，生育是人类的自然现象，不应节制；节育手术不安全；保障子女健康不能靠节育。因此，他们“反对人为的节育主义”，觉得“用节欲的口号来代替节育口号要合理得多”。[20]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节育的认识渐趋一致——节育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同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卫生编委会发表《我们对“节育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希望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5月29日，《解放日报》再次刊登金茂岳的文章《再谈节育问题》，重申对节育问题的看法。[21]至此，中共延安时期的节育论争落下帷幕。在1942年的延安，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提出节育问题，并展开广泛、深刻的讨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发出了节制生育的呼声，还开创了中共对节育问题开展研究的先河。
经过许多人口学家和社会学者的大力呼吁，国民政府终于改变了对节制生育的看法（以前视为非法）。1941年秋天，国民政府主管人口政策的社会部邀请各大学教授、专家以及政府部门中对人口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组织了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该会委员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兼重庆区主席）、西南联大教授陈达（兼任昆明区主席）、中央大学教授孙本文、重庆卫生署医师许世谨、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社会部研究室主任张鸿钧。抗战期间，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重庆和昆明召开了几次会议，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意见，决定了许多重要的议案。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在人口数量、人口品质、婚姻与家庭、移民运动及边疆少数民族等重大的人口政策方面形成了几点共识，其中有一项基本共识是：中国已经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它表现在人口数量太多，已经形成了人口过剩，从而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低下。由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制定的人口政策，建立在专家们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的国情与人口状况做出了正确判断，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倡节制生育与控制人口的人口政策，标志着中国对自己国情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标志着这一场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人口不足与人口过剩的争论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学术界达成的关于中国人口过剩的共识，推动了生育节制的合法化。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的意见，正式承认生育节制为合法。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政策实际并未推行，但这仍不能抹杀它在历史上的光辉。[22]
三、北平妇婴保健会：近代中国节育实践之滥觞
社会学派的思考与身体力行，两场关于节育问题的大论争，不仅推动了中国节育问题在理论层面的解冻，也催生了节育运动在实践层面的起步。中国的节育运动由理论宣传逐渐走向具体实践。“北平妇婴保健会”的创立及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实为近代中国节育实践之滥觞。
1930年2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在杨崇瑞（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蒲爱德、周励秋（协和医院）、许仕廉、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赞助下，我国近代第一个节育指导所“北平妇婴保健会”成立，以杨崇瑞为主任。后来，兰安生（公众卫生教授）、陈达（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燕京大学教员）、高君哲（协和医院社会部）、沈麟美（卫生事业所医师）、方颐积（北平卫生事务所所长）、袁贻瑾（协和医院公众卫生科）等陆续加入，使该会组织得到充实。
妇婴保健会规模较小，是个民间团体，宗旨是提倡生育节制，促进母体及婴儿健康。其经费是采用募捐的办法，由支持节育的团体或个人赞助。主要工作业务是办理节育指导所（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传播节育知识，为要求节育者提供避孕咨询和避孕药具。欲节育者或写信，或到诊所当面求教；指导所或由女医师当面传授方法，或指派社会服务员到个人家里做访问和咨询。凡已婚男女，在相当条件之下，可请所中医生指示最新最廉之节育方法。但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方可得到指导和帮助：1、已婚；2、提供真实姓名与住址；3、对下列痛苦与困难，至少现已感受其一者：（甲）受经济压迫者；（乙）身体欠佳者；（丙）遗传欠健全者；（丁）儿女生育过密者。
该会节育工作分两个阶段：1930年3月至1933年2月为第一阶段（1931年曾因搬家等原因中断），每周只开诊一次；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为第二阶段，此期又加一医师，改为每周开诊两次。当时受诊人数很有限，接受指导者多为有固定薪金的中上等人家；接受节育指导的家庭多为夫或妻受过教育者（其中丈夫受过教育者为95%，妻子受过教育者65%。节育者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达50%以上，受过中等教育的占20%左右，未受过教育的仅占3%）；节育者的职业以教育、学术界人员为多，其次为行政公务人员，一般民众的比例极小。第一阶段的153名节育者中，工人仅占2%；第二阶段617名节育者中，工人有较大增加，占11%。第一阶段所用节育方法为两种：一是子宫帽（橡皮套上涂以含1%乳酸的胶冻）；二是简单的子宫塞（浸以市上买的醋）。第二种方法价钱较低，但因市上卖的醋酸量多少不一，效果不佳，而改用第一种方法。用橡皮套者效果较好，但也有失败者。或因指导不力、节育方法不适用，或因受诊者合作不好，或因橡皮套破裂、脱落，或因迷信观念作祟、丈夫反对，等等。1933年后，节育指导所又增加两种新方法：一是金鸡纳霜片，一是避孕套（当时叫如意袋）。节育指导所也聘请医药师制作避孕药具，不过为数极少。后来也曾商请上海的工厂生产节育用品。由于避孕药具量小而价高，一般人是用不起的。[5]
在开展节育咨询和指导的同时，妇婴保健会也开展了一些文字宣传工作。1932年4月起，在《北平晨报》上辟一《人口副刊》专版，以作节育宣传之用，主要向中上阶级宣传节育。由陈达主编，每月出一期，讨论人口问题及节育方法，并登载国外节育运动的消息。如1932年6月5日，《人口副刊》第3期就以《什么人应当节育》为题，刊发了妇婴保健会的工作内容。当时研究社会学、人口学和优生学的学者如陈达、许仕廉、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赵承信、雷洁琼等都在《人口副刊》上发表过文章。该副刊经常登载节育通信，反映节育者的苦楚，并载节育谈话，说明节育的好处。此项宣传工作“在中国算是破天荒，是一种小规模的尝试”[2]。1933年2月起，妇婴保健会又在《北平实报》上辟“节育讯”一栏，每月出一次，每次400字左右，登载节育消息，讲解节育的必要；1934年1月起，又在《北平全民报》上辟一《节育须知》栏，每月一期。这两个栏目主要是向识字的工人、店员、农民做宣传的[4]。
北平妇婴保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还带动了其他地方的节育实践。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杨崇瑞等先后去定县开展了卫生与节育宣传。在此影响下，定县初步推行了节制生育运动。1933年，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开始向定县平民学校同学会讲解节育工作，很引起注意；1933年11月，县保健院设立一生育节制特别展览室，陈列各种节育器材药品及应用方法图说，并另别辟专室供有兴趣人士前来讨论实际问题；是年冬，10个村的青年农民都曾接受劝告，并愿试用这些节育方法，50个村的农民愿意迟婚且积极节育。1934年，卫生教育部特派员分别在15个村访问835户农家，说明节育的重要性，其中108家需要实行节育，34家接受劝告。[23]全国农民的节育需求情况，由定县乡村建设运动可见一斑。
妇婴保健会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节育社团，在它存在的五、六年时间里，为中国最初的节育实践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大胆尝试。它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提倡节育来帮助群众摆脱困境，力求控制中国人口的愿望和热情。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实践很难取得大的成效，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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