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列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得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得到了解放，进而又把中国引到了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二十世纪叱咤国际风云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益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因此，联系当前国内外的现实，认真地回顾和思索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的问题，对于坚定人们马克思主义信念仍然是很有启迪和教益的。
信仰马列，坚贞不渝
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例外。虽然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但她确立马列主义的信仰仍然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早年，他接受过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他曾跟着母亲去求拜过菩萨，经历过“六年的孔夫子生活”，相信孔孟之道；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尝他们的维新变法思想；还有过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的梦想；信过“温和”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积极策动和参与了湖南驱逐张敬尧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但驱张的结果，虽然赶走了张敬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军阀的统治，改善一下湖南的社会环境，但却换来了另一个封建军阀谭延闿，没有从根本上深刻触动封建军阀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驱张运动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活动，没有发动工农群众。而湖南的自治运动，因遭到谭延闿、赵恒惕的打击破坏也归于失败。这就使毛泽东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是无望的，只有另辟道路，尤其是1919年底至1920年7月，他第二次到北京和去上海， 更加广泛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苏俄的大量报刊，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积极影响和帮助下，他便对各种主义和思想作了一番深刻的比较、鉴别和判断，才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1936年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籍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31页。）
毛泽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他的这种崇高信仰的坚定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仅从三个方面就足以证明了。首先表现在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他总是镇定自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去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执着地为追求真理而斗争。1923年4月， 毛泽东奉党之命秘密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尝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1925年由于毛泽东在家乡韶山搞农民运动有声有色，使得那里的地主豪绅们惊恐万状。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闻悉后也狂叫”有毛泽东便无我赵恒惕，有我赵恒惕便无毛泽东”。并于8月28日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 县议员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35页。）他迅即退出县长办公室， 写信交给其侄郭士奎连夜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扮着郎中，很快坐上轿子离开韶山，途经长沙去广州投入到全国性的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到处充满了白色恐怖，国民党先是通令如获毛逆者，尝洋五千元，后是悬尝二十五万元要拿毛泽东的首级。对此，毛泽东皆一笑了之，毫不介意。另一方面表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作怪，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受到“纪律处分”。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迫害期间，用他的话说，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任务只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脑袋没有被砍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和撤职处分，却更加显示和锤炼出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的坚定性。一是他没有气馁，没有消极，而是积极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并充分利用这种逆境，发奋读马列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二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自觉服从组织决定，再一方面毛泽东在理论上把信仰马列主义提高到更加自觉的水准上。他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他反复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尊重马列，坚信马列，但不要迷信马列，要发展马列主义，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即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
学习马列，党内楷模
1957年毛泽东对曾志谈过：“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注：《毛泽东传》第323页。）”在异常艰苦的长征途中， 毛泽东在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完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把当时能找到的马列著作都读完了，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重要著作，有的还反复读了两三遍。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对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读书情况曾作了这样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67页。）”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反复重新选读《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中汲取理论力量，使解放战争沿着正确方向乘胜前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结合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实际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多次阅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以后还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他每次外出除了自己要带很多书外，还要借当地一部分书来看。他是一位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和吃饭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到了晚年，他以惊人毅力克服各种困难拚命读书的事迹，实在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方法是十分科学的。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很推崇他的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点地读，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他非常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搬用它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读死书和死读书，做书本的奴隶。毛泽东强调，人们读书时要独立思考，要动脑筋，不要盲从，不要迷信。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二是为了帮助记忆、思考，毛泽东读书时总是作批注。这种批注分两种，一种是文字批语，有的最长一条批语就有1200多字。另一种是各种读书符号。一般的有：△、○、——、X、V、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及叹号一类的符号。在毛泽东读过的马列著作中，很多地方圈点细密，杠划不断，圈旁有圈，杠外加杠，字上叠字。刘少奇对毛泽东学马列曾有过这样的称赞：“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在我们全党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注：1996年《党史文汇》第9期第10页。）
应用马列，更有独创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实践中应用马列主义理论。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他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同时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些，都是他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在具体运用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环节，即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更有自己的独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确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毛泽东从来都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就曾多次邀了自己的同窗好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到湖南各地去“游学”，俗称“打秋风”。当年这种“游历实践使毛泽东日后就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与作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毛泽东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仅仅从枝枝节节着手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从大本大原上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必须用事实说话，进行调查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以身作则，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都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调查研究。例如，1930年5 月的《寻乌调查》、10月的《兴国调查》、11月的《东塘等处调查》和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11月的《才溪乡调查》等等。其中在整理《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自己多年来调查研究活动，作了理论总结。
文章辟头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82—183、4页。）的重要命题。 倡导到群众中间去召开调查会。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82—183、4页。 ）他还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82—183、4页。）以后，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的整理后记里，又进一步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82—183、4页。 ）这些精辟的论述，纠正了当时各种主观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不同实际相结合，理论将变成僵化无用的教条，相反，实践没有理论作指导，实践将成为盲目的无希望的行为。因此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是应用马列主义诸环节中的重要一环。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182—183、4页。）1938年10月， 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的科学命题。此后，在一些讲话、批示和文章里，对于这一理论原则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譬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等等。但它们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外延范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又以“箭”与“靶”的关系来生动地比喻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问题，说：“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尝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在这里， 毛泽东非常透彻地阐明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同时对认识和处理这两者关系中所出现的两种错误偏向及其危害作了尖锐批评，从而使正确应用马列主义真正成为可能。
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进一步升华。毛泽东是一位旧词新用的高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借用“实事求是”这句古语来为中国革命服务。
“实事求是”原出自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其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方可得出准确的结论。唐人颜师古注解说：“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1941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并赋予了崭新的革命内容。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容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对于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做到实事求是，都作了精彩而深刻的论述。它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了高度总结。他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后来为《七大纪念册》题词也是“实事求是，力成空谈”。于是“实事求是”就逐步为全党所接受，成为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认识路线，更为正确应用马列主义提供了最可靠的思想保证。
传播马列，呕心沥血
毛泽东不仅是全党学马列、用马列的带头人，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全国人民的英明导师。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曾多次去过工人集聚地安源路矿，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还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形。1925年起，他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利用养病之机回到家乡韶山，在妻子杨开慧等同志的协助下，借用了原有族校的设备，一共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1929年11月她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深刻地指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同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召开，毛泽东在为大会所写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再次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93页。 ）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他尤其重视组织党中央领导人开展富有成效的读马列著作的活动。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先后恢复和创办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所有这些学校，虽然各不相同，但马列主义理论却是学员们的共同必修课。在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且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为此，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①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毛泽东亲自任中央研究组的组长。②1939年2、3月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1940年1 月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8 月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③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同时，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常到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学校去讲演，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三个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在这个时候问世的。④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在此，他要求高级干部从《共产党宣言》到《季米特洛夫文选》中，选读一二十本至三四十本马列著作；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提出全党要读《共产党宣言》、《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等5本马列的书；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著作，并要求全党干部必读；1951年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1958年11月，毛泽东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干部认真地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1963年毛泽东又重新提出高级干部读30本马列著作；“文革”中，毛泽东即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仍然教导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总之，毛泽东对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锲而不舍的抓得紧而又紧，可以说耗费了他毕生的心血，而且成效非常显著，大大地提高了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保证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读马列，讲政治，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成为我们党的一大优势，使得我们党在国内外各种政治风浪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