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情报方法技术研究(1979-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研究论文,情报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科情报的方法技术问题在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于社科情报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本文分析总结了自国内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开始以来20余年间国内外社科情报方法技术研究的主要进展，旨在为该领域提供较为系统的学术信息。
1 社科情报源
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1]，西方国家社科情报源的研究在80年代已十分成熟。韦伯《社会科学情报源：文献指南》（第三版）[2]，李志钟《社会科学参考源：实用指南》[3]等都对社科领域中的文献情报源及其利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根据对美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文摘》光盘数据库(LISA-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的数据统计，在具体情报源类型的研究方面，国外自1979年至1994年间研究最为集中的是期刊情报源；其次为光盘数据库；再次为灰色文献。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网络信息资源的研究成为热点，罗森菲尔德(L.Rosenfeld)等的《因特网概览：人文科学资源主题指南》便是代表之作[4]。
国内对社科情报源的研究由20世纪80年代起步开始，20年间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从80年代初的社科情报源类型、特点、价值研究，到后期的开发与利用研究[5]，虽然论题较为分散，但在突出社科特色的情报源如内部资料[6]、报纸情报源[7-10]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另一重要成绩是对社科情报源结构系统的总结。陈誉先生将“凡是一切能够产生、持有、载有社会科学情报，而且传递或透露社会科学情报的任何机构或载体（物体）”都纳入社会科学情报源结构系统之中[11]，尤其强调了非文献情报源和机构源；其后，在《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中又补充了“动态情报源”这一新的概念[12]，为丰富社科情报源研究范围和拓展社科情报服务内容打下了理论基础。
尽管人们认识到了非文献情报源的重要性，但由于在整个社科情报源结构系统中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源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居于首位。值得一提的研究有：
(1)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源类型的研究。王心裁对此有独到见解，他分别按照文献生产者的写作方式、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的歧异，将社会科学文献划分成理论认识文献、现象描述文献、法规标准文献、经验知识文献、文艺想象文献和信息广告文献六大类[13]，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用户的文献需求作出了估测，或许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
(2)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把社科文献情报源作为一种资源来加以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其具体研究方向涉及社科文献资源优化布局研究、文献资源保障程度研究、文献生长老化规律研究、文献收藏策略研究和文献保障体系的研究[14]。在这方面，有在广义的“社科情报资源”（包括社科文献情报、人、技术设施、机构等）概念下对社科文献情报源配置的原则、模式和战略目标所进行的研究[15]，也有主要将社科情报源界定在特定范围（只包括文献情报、非文献情报）内的研究[16]；有从中观层次上的研究[17]，更多的则是从宏观层次上进行分析，力图为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社科文献资源的整体建设提供发展对策[18-21]。
(3)社会科学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研究。数据库情报源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物，是近20年来在品种和数量上都发展得极快的一种情报源。网络信息资源则主要是9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起来的。由于它们具有快速、省时、超越时空等优点，所以受到社科情报用户的广泛青睐。据国外研究，在对数据库的利用频率上，社科情报用户高于科技情报用户[22,23]。因此，对这一类情报源的开发和研究也便成为国内外的共同关注的课题。
国内对社科数据库资源的开发研究涉及社会数据库总体评价[24,25]，对《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光盘系列、《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人民日报》等大型数据库的研制开发技术[26-28]和数据库检索技术、数据质量、更新速度等的评析[29-31]，也有关于行业数据库[32,33]、专题数据库[34]和图书馆书目数据库[35]研究的。
总体而言，专论社科数据库与网络信息资源的研究还不多见。这一现象也许并非中国仅有。1980年，情报学家罗伯茨(Stephen AndrewRoberts)在《图书馆与情报学百科全书》中明确表述：“目前的资源数据库并非考虑到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家的真正需求而设计的”[36]。20年后，在德国社科情报学家汉斯·克里斯多夫·哈本(Hans-ChristophHobohm)的眼中，这一情况依旧如故。大多数数据库与情报系统（包括那些基于网络技术的）都仅仅考虑的是数据处理量，而并未真正考虑到社科情报用户的需求[37]。由此看来，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库开发研究还任重道远。
2 社科情报组织、检索与情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导致了社科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研究人员投身于此。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社科情报界研究的重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关于资料分类、主题、剪报、编译报道等业务工作的探讨以及社科情报刊物系统的建设。几乎是在社科情报理论体系建设在国内掀起高潮之后，人们才将视线投向社会科学背景下的情报组织加工、检索及情报研究领域。
在社科索引、文摘研究方面：(1)一批学者分别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对社科文摘控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38-41]。(2)报纸索引的编制研究成绩显著，特别是结合《申报索引》的编纂，国内索引研究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42-44]。
在社科文献标引与检索方面，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包括：(1)新闻、剪报资料的分类[45-50]；(2)标引与检索词表研究，尤其是1996年问世的我国第一部专供社会科学信息标引和检索的工具书《社会科学检索词表》备受人们关注[51,52]；(3)其他，如针对社科文献的特点，洪漪、张进提出了“背景标引”的概念[53]，有助于提高社科文献的标引质量。
而在国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联机情报标引与检索技术的探讨曾一度成为学者们的兴趣所在。比如，对人文社会科学标引检索词汇[54]与词表[55-57]的研究，文摘情报检索的研究[58]，检索中相关分析理论的应用[59]，自动标引研究[60,61]等。此外，还有学者对人文学者、情报管理人员和系统专家之间的工作关系进行了探索，力图以弄清人文科学的研究过程为突破点，为人文科学家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情报检索系统[62,63]。
网络信息组织是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信息组织中无规范、无系统、检准率低的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重视[64,65]，但有效的信息组织技术方法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在社科情报研究方面，如何把握社科情报研究的方向，是社科情报研究人员关心的首要问题[66-68]。比如文献[67]认为社科情报加工必须把握社会科学理论的命脉，即它的理论范式，尤其是社科理论的范畴体系，才能避免从经验出发，各行其是，漏失情报，这尤其表现在文摘、简介、书评、综述、述评等二、三次文献上；文献[68]则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社科情报研究的改革方向，认为社科情报所应立足于内容分析方法开展情报研究，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既有别于基础文献工作，也有别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在社科情报研究的主攻目标上，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传统情报研究已难以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国外在80年代初兴起了企业竞争情报研究，国内情报界也在80年代末期敏感地抓住了这一主题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69,70]。现在，一个集中了科技情报、经济商贸情报众多专家学者在内的竞争情报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国内对竞争情报研究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情报工作必须顺应社会需求，而且也充分证明了“大情报”工作模式的可行性。
3 社科情报服务
从LISA所收录的文摘情况来看，国外对社科情报服务的研究较为分散。内容涉及索引文摘服务[71,72]、灰色文献服务[73]、流通服务[74]、咨询服务[75]、决策服务[76]、卫生与社会保障情报服务[77,78]。在近年来兴起的网络信息服务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94年始建的欧洲“社会科学情报通道”计划(SOSIG--Th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Gateway)。该计划采用自动标引、分布式编目、镜像等先进技术，将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组织，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图书馆员提供快捷而高质量的网络信息服务，堪称一项宏大的社科情报服务工程[79-81]。
国内社科情报服务研究主要涉及了服务方向与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和服务特点的问题。
20年中，国内关于社科情报服务方向与服务范围的讨论历经了两次大的波澜。
第一次是“为科研还是为决策服务”的讨论。1984年，全国社会科学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七五”规划会议确定“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方向是为推动科研的发展服务，为党政领导的决策服务，同时也为广大社会科学爱好者服务”，各地方情报所却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围绕究竟“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展开了论争。1985年11月中旬由湖北省社科院情报所和《情报资料工作》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起的在武昌召开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讨论会”就重点地讨论了社科情报工作中亟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包括情报所的服务方向和服务方式问题[82]。
第二次是80年代末期基于社科情报的大、小情报观讨论之上的“本份说”与“延伸说”。前者认为，社科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为社科研究和领导决策服务，而后者则坚持社科情报工作应该延伸至社会大系统，拓展服务范围，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同的情报观念，使人们面临着不同的实践层面和服务对象。与第一次讨论相比，这次讨论使人们对于社科情报服务的方向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无论是从信息化社会中用户需求类型的变化还是从社会科学日益面向社会实际的趋势来看，社科情报服务都必须跳出纯学术情报服务的圈子，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为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的情报需求服务。
由于服务方式和服务特点的研究直接受制于服务方向与服务范围的界定，比如，主张为科研教学服务者将社科情报的特点归纳为“学术性、预测性和综合性”[83]，而持“延伸论”者则必然要把“服务领域及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概括在内[84]。所以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讲，20年来国内社科情报服务研究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方向与服务范围的问题。随着社科“大情报观”的深入人心，社科情报服务研究已经逐渐与国际接轨，在市场经济[85]与现代化技术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86]。因此，社科情报服务研究中的某些论争议题也将会成为永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