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一世纪生态民族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一个世纪，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生活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然而，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并不都是幸福和欢乐，其负面效应敲响了人类面对生存危机的警钟。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战争威胁，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四大灾难。在步入21世纪之时，人类生存危机的忧虑已成为困扰未来学家们的一道世纪性难题。
早在1972年，由西方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了他们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注：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这份曾被认为是西方未来研究方面悲观派的代表作提出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空前繁荣的所谓“黄金时代”，正是西方世界陶醉在“高增长、高消费”的享乐之时。《增长的极限》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的问题”：1.人口问题；2.工业化的资金问题；3.粮食问题；4.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5.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给发烧的“增长”泼了一盆冷水，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人类应该如何善待自己地球家园的历史性的反思。
1984年，罗马俱乐部会长、意大利经济学家奥锐里欧·贝恰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知名学者池大作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注：卞立强译：《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围绕“人与自然”进行对话，贝恰指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人与自然的关系最近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将来肯定要发生的修正，在左右人的生活方面，必然要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起决定性的作用。”
正在步入21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结果。
作为地球上“万物之灵”的人类本质上也是一种生物，但它与其他生物所不同的不仅具有适应自然的能力，还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人才具有文化，而人类凭借文化可以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因而可以打破和改变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关于什么是文化，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段名言：“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由此说明“文化”，引申出“物质、技术文化”、“社群、伦理文化”、“精神、表达文化”。（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 100—10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带来了高速增长的物质财富，然而，为此也付出了破坏生态系统的沉重代价。人类在地球母亲的怀抱中平安地生息了几百万年，可是，自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至今的短短二百多年间，人类征服自然的破坏行为弄得地球千疮百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受到全球生态危机的严重威胁。生态危机不是自然的过错，而是人为的结果。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
民族学是一门以各民族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学科，自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学为人类文化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民族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也包括在文化之中，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对于某一个民族的社会所起的影响也受到重视，然而，民族学并没有真正从全球视野、从民族的存亡高度去关心生态。民族学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社群文化，以及作为个体的精神文化。可以说，在早期民族学研究中，民族与自然，或者说民族与生态并没有成为民族学家认真探讨的大课题。
生态学研究首先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20世纪初，德国生物学家厄思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最早提出生态学（Eeology）概念，这个德文词（
）是由希腊语Oicos （房子、住所）派生来的，海克尔的生态学可称作研究生物住所的学问，他给出的生态学的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注：参见余正荣：《生态智慧论》，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在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中，最初的有关生态学的研究是与古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llss，1872—1950）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伊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1902—1973）都对生态人类学涉及的内容做过研究。20 世纪80年代，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在美国兴起，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Z·H·Steward，1902—1972）对肖肖尼（Shoshoni）印第安人进行研究， 他以新进化论观点，主张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但并不专注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认为任何文化因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而表现出地域性变化，从而建立起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即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在斯图尔德的理论中，文化适应的概念变得十分重要，他说：“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是与社会学概念的人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有区别的。”（注：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506页，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人类集团的生存，即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核心是基本特征，具有由地方的生态适应和相似的社会整合水平而来的相似的功能上的相互关系。”他给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规定了三个基本程序：第一，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形式；第三，确定在开发环境中所必须的行为形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是通过上述三步程序验定的。（注：参见《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11—312页。）
20世纪下半叶，生态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受到重视，许多人类学概论中， 都列入生态人类学的专门章节。 由美国人类学家南达 （Serena Nanda）主编的《文化人类学》（1987年第三版）中指出：“生态人类学是当代人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之一。 ”（注：
SarenaNanda:Cultural Anthropology,Chapters,Wadswerth PublishingCompany,Belmont California,1987。）
当代人类的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迫使人们改变工业文明思想体系中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传统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再次为人们所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们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必须与自然进行人道的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自己生命的自然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阶级对抗、人类和他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敌对关系，马克思提出了“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恩格斯也提出了克服私有制社会中人与自然冲突、人与人冲突的任务，以便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深刻地总结了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改造自然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自觉、有计划、合理开发自然和进行生态控制的重要性。他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牲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不知道和这含粉的块茎一起他们也把瘰疬症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而且，在事实上，我们一天一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去理解自然界的规律，学会了去认识在自然界的惯常运程中我们的干涉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304—305页，人民出版社，1984。）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仅见端倪，比之今日是小巫见大巫，但他们的生态思想具有远见卓识性，对于今天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绿色运动中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等人。他们认为西方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严重，人们可以从生态危机中寻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要求把生产建立在生态稳定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的途径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注：参见《生态智慧论》，第151页。）
出于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忧虑，20世纪60～70年代，产生了“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在经历了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全球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产生了威胁人类继续生存危机的形势下才逐渐形成的。这种发展观为使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困境，指出了一条实现长期的生存和发展的可供选择的道路。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由114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会议期间，出版了由经济学家B ·沃德和微生物学家R ·杜博斯为会议准备的背景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要求人类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保护环境。1992年6月， 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有183个国家参加，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提出了“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的口号。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了全球性的政府行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在资源保护运动中出现了颇具声势的非官方的绿色运动。这个运动已发展出许多组织和政党。这些绿色组织和政党领导的西方各国绿色运动，其内容十分复杂，各自强调的特殊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点，就是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运动汇合成20世纪下半叶颇具声势的“绿色思潮”，其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生态系统观。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生存的周围环境，无论是生命有机体、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组织，都是由无机物和有机体构成的生态系统。人类和环境也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包含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因此，人们应该从他们与生态系统明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去寻找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参与生态系统的伟大循环过程，自觉地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过程的稳定性，而不能以破坏性的方式去干预自然界的稳态循环过程。（注：参见：《生态智慧论》，第156— 158 页，208—210页。）
当西方绿色呼声风起云涌的时期，正处于十年动乱的中国正陶醉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中。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曾认为那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真正睁大眼睛看地球，我们才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个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要面对。1984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国策。
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与全国各民族都有关系，也与全国每一个公民都有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民族与自然的关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民族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一个内容。中国民族学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但真正提出并开始生态民族学研究却是最近的事情。1993年，宋蜀华先生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亦即研究族体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信仰、行为及道德标准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自然也就包括探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和寻求保持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以及阐明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性等。”（注：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民族学研究》，第十一辑，民族出版社，1995。）1996年，宋蜀华先生提出生态文化区的概念，将中华民族划分出八个主要生态文化区，指出“生态环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他说：“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各民族在适应和改造他们所居住的地理生态环境过程中，各民族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但前进过程中的问题随之产生，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矛盾和调适问题。两者都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亦即维护各民族独具特点的生存空间有关。”（注：宋蜀华：《人类学与研究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近年来，生态民族学的课题已开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重视，中央民族大学编著的一本民族学教科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列专节介绍《民族学与生态学》。（注：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杨庭硕等著《民族·文化和生境》一书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民族与生态保护问题。（注：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的生态民族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只能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渐明确完善。纵观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着眼点多在于：
1.生态与民族形成、生存、发展的关系；
2.生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3.生态环境保护与民族地区四个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谐调关系。
除以上几点外，中国的生态民族学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及更高度的认识，那就是要看到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意义，必须放眼全国、放眼全球。民族地区的生态绝不仅仅关系到某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是关系到全国性、全球性的生态平衡。90年代初，珠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根源与上游右江、红水河等少数民族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有紧密关系。某一民族地区的生态破坏的后果，影响的不是局部，而是全局。早在1987年，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研究意见》中，就不无忧虑地提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损失巨大，急需保护。”该文以具体的统计数字，列举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疾呼“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已到非下决心整治不可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这一代再麻木不仁，久议不决，就将危在当前，祸及子孙，成为千古罪人。”（注：《开发大西南·综合卷》，第4—5页，学苑出版社，1991。）九三学社的《意见》不幸而言中，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使我们切实地吞噬大自然一次报复的恶果。九三学社《意见》中所列举于上游生态破坏、水土严重流失的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比之下游修堤筑坝，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才更是“治本”之策。
生态民族学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保留看更多的绿色“净土”模式。民族学所提供的人类生存文化类型主要有：狩猎、采集类型、斯威顿耕作类型（刀耕火种）、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文明类型。前三种类型基本上属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未造成生态系统的阻滞。农业类型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照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由人类驯养的动物生存，生态系统发生破坏性的改变，然而农业类型文化对其自身来说并没有导致广大区域的生态危机。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之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注：参见《民族·文化与生境》第279—282页。）今日全球性生态危机是工业文化带来的负面结果。今日的大城市，已完全是人造生态系统，远离自然，远离绿色。如果说在今日中国大地上寻找贴近大自然的绿色“净土”的话，只有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由于历史、生计方式和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保留下来的绿色“净土”，是民族的遗产、国家的遗产，也是人类的遗产。面临工业化文明的挑战，保护绿色“净土”不被现代化吞噬是一项艰难的历史使命，这道难题单凭民族学是无法解决的，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然而，民族生态学应为解决这道难题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生态民族学具有特殊的意义，还在于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今日有启示意义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智慧，而这种智慧，至今尚未为人们发现、认识和弘扬。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现代人”应该向还生活在绿色净土中的“自然人”学习，懂得如何和谐地和自然相处，懂得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印第安人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砍倒，最后一条河流被污染，最后一条鱼被捉走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金钱是不能吃的。”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在100 多年前曾说过：“如果野兽都死了，人类也将因灵魂孤独而死去。”（注：见（英）克利斯·马顿、凯端·路易斯托马斯著：《水晶头骨之谜》，田力勇、曾臻译，第32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这种“土著”的警语，难道不值得“现代人”反省深思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蕴藏着值得发掘的绿色自然生态观。最近，云南民族学院高立士先生完成了一项具有生态民族学意义的实地考察研究项目，撰写出《西双版纳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一书，（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他以具体的实地调查成果，阐述傣族人民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纯朴生态观。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水利灌溉是别具一格的，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利用水、保护水的自然生态观更是独树一帜，这鲜明地表现在重视生态环境平衡的“垄林”文化之中。作者突破了关于垄林是迷信产物的成见，根据多年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参照民族植物学、生态学、气象学、植保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出“垄林”的多种科学功能，肯定垄林是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种生态文化。高立士先生这一研究，可以看做中国民族生态学第一本实例著作，中国各民族的生态文化中，有更多的“垄林”等待我们去开发。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是我国北方一颗绿色明珠。最近，呼伦贝尔盟提出绿色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系统工程。绿色文化不仅造福于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也必将为全国树立起一个保护自然生态、开发绿色文化的样板。在这片广袤的绿色净土上生长出来的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湖泊文化、驯鹿文化等，是21世纪中国生态民族学实证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块绿色文化基地，这片绿色的净土上也一定会产生出丰硕的生态民族学研究硕果。
进入21世纪，生态民族学应该在中国民族学园地中占一席值得重视的位置。
收稿日期：1999—07—30
标签：民族学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生态系统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二十一世纪论文; 生态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