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中心：沪港两地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及形成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地论文,地位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原因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0-0069-09
上海与香港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是中国中北部的经济中心，工业、金融、航运等产业非常发达，香港依托于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自由港政策，成为货物中转的枢纽港，进而通过港口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社科院曾开展上海香港的比较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入手，考察当时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涉及上海与香港的发展历程、近代化模式、经济起飞的基础等研究，但是没有把两地放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进行考察。①陈正书考察了鸦片战争之前上海与香港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②但对近代开埠之后两地的发展未有涉及，而这个时期是两地发展最快、在中国经济格局中迅速崛起的时期。吴松弟认为在中国近代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体系中，上海、香港位居第一级，是中国现代化的北、南两个领头羊，但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③毛立坤、唐巧天分别对近代香港、上海的转口贸易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也缺少在国家尺度考察两地的经济地位。④
当前，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从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以来，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实务界和学术界非常关心香港、上海两地是否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进而引起两地在中国经济格局中地位的转变。本文考察上海、香港两地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并分析两地经济地位形成的特点和原因，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在中国存在两个经济中心的可能性。
一、沪港两地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分析
1.港口吞吐量
上海与香港是“以港兴城”的典型，港口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表1，在1869-1904年间，中国的洋货主要通过上海、香港两港进口，在1869年两港进口的洋货值占到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83.68%，其中上海占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香港占了三分之一。此后随着中国开埠港口的增多和各港口直接从外国进口洋货的增长，两港进口洋货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到1904年仍然占全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其中上海的比重为41.45%，香港为26.09%，两港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洋货进口港。
2.定期航线
航线的多少将影响港口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地位。⑤上海开埠后，最早的国际航线是从香港延伸到上海，定期航线网在东亚被重新编组成以香港为中心的航线。在开埠初期，甚至远洋船只也经常在一些较小的口岸停靠，在1861年至1871年间，中国沿海出现枢纽港和支线港的分化，远洋船只一般仅在上海和香港等港口停泊。⑥各国来华贸易的大号帆船及定期轮船，大多数仅以香港或上海为目的地，其余港口输出的土货，一般先用轻便的西式纵帆船、横帆船、鸭尾船等，运至港沪两地，再行转船出口。⑦1871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直接和其他港口联系的航线才稍有增加。
在经营上海—欧洲航线的十几家轮船公司中，太古洋行经营的蓝烟囱轮船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以英国的利物浦为主要港口，而以上海、香港为轮运货物的中枢。⑧1919年所有从事中国远洋及沿海贸易的轮船公司都在天津设置分行或代理人，但是由于没有直达海外口岸的航线，客货运输主要在上海、神户与香港转运。⑨日本学者岡本二雄对中国港口进行了分类，他把上海、香港定为第一等港口，港口的目标是吸引国际航路的船舶。⑩据表2，近代中国主要有三条远洋航线，这三条航线都仅挂靠上海、香港两港。这就说明上海、香港都是国际航线中两大重要港口。
3.商业辐射范围
由欧美等国家输入的货物，大多先集中于香港、上海，然后再向其他港口中转。“整个中国的进口贸易，都是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口岸进行的；几乎各省的大商人不是在上海，便是在香港驻有代理人”，(11)《中国商务志》认为“自欧美输入之货物，多集于香港上海二埠，集于香港者，转输福州、汕头、厦门、广东各处；集于上海者，转输扬子江、北支那各处。以是输入外商概设商铺于香港、上海二处，其他各埠甚为稀少。”(12)这就说明香港是中国南方的枢纽港，上海是中国中部和北部的枢纽港，《中国商业地理》也认为“中国沿海自福建以北及长江一带之商港，凡有货物出入莫不经由此地(上海——笔者注)”，(13)福建以南货物则经过香港进出。20世纪初，西方学者Dingle指出，对外国人来说进入中国有三个门户：山海关、上海、香港。在北方，天津和青岛是主要的港口，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香港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香港是西太平洋上煤的转运中心，香港也是往来广东贸易的焦点，控制着扬子江流域南部绝大部分地方的商业。(14)据表3，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港口大部分洋货都是经由香港输入的，而浙江、山东、天津、辽宁等港口的洋货从香港进口的比例就非常小。英国驻沪领事也认为“输入上海的外国商品绝大部分转运给了北起牛庄南到宁波之间的各消费口岸，宁波往南除了福州之外，数额都是微不足道的”。(15)
开埠之后，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的中心。上海港商业辐射范围大致包括了中国中部和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凡福州以北，山东以南，国货的出口，多经上海输出海外；洋货的进口，也多经上海输入各地。讲他贸易的范围，凡是苏浙皖赣鄂湘川七省的全部，云贵豫甘陕吴省的大半，鲁省的南部，闽省的北部，在这十四省之间，都是上海的贸易范围。再扩大一点，可以说全国除了广东广西和福建的南部外都在上海贸易区之内。”(16)图1显示的是1920年代上海港的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范围，直接腹地是长三角地区，间接腹地包括长江流域及江苏和福建北部等地。
图1 20世纪20年代上海港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范围
底图采自The Port of Shanghai.1924：Plate No.18.
据表4，福州、厦门、汕头和广东的南四口与上海港的贸易值从1871年的977万海关两上升到1904年的2479万海关两，增长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与牛庄、天津、烟台的北三口相比，贸易值还是比较小的，北三口在1871年即达到4911万海关两，1904年增至18195万海关两。南四口在上海港中国沿海两翼的海向腹地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和北三口相比，所占比重不是很高，南四口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比与上海的联系更为紧密。
2.1895年牛庄数值《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无。
费唐把中国的商业格局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国南部的商业，虽然以广州为最占优势，而且香港是深水港，但是中国南部仍然被诸多商埠细分。上海与香港间所有沿海口岸，“因其腹地与港口水量等之天然限制，其商业大部分系沿海岸以与港、沪往来”。中国北部受地形的影响，几乎没有深水港口为之服务，“结果使来自北部之商业，亦以上海为集中地点”(17)。
上海港以南的港口除了宁波港和温州港外，主要是以香港为货物进出口的枢纽。班思德认为：“上海为长江流域货物吐纳之中心，华北各埠进出贸易之枢纽，至华南数埠与国外直接贸易，虽系不少，然亦仅香港一处较多耳。”(18)南方的广州、汕头、厦门、福州等港口虽然通过海上支线和上海港相联系，但贸易往来不是很紧密。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商业辐射范围主要包括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香港的商业辐射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南部地区。
4.金融业经营范围
在金融业方面，上海、香港也在中国的中北部和南部发挥主导的作用。据1930年代初费唐的调查，“中国之中北两区域，以上海为其银行业中心者，系包括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东三省以南之全部区域而言，此区域内其他通商口岸所有之银行，其所需之营业资金，大部分系依赖上海，并有若干系完全依赖上海者。上海亦为汇兑中心，中国南北两商务中心所有之帐目，系在上海结清，香港为南部之主要银行中心。”(19)香港既是中国南方的汇兑中心，又是决算中心。由于粤港金融行市息息相关，港币控制了华南的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金融，又是粤人的交易媒介、保值手段和投机对象，故广州银业公市受到香港金融市场的控制。广州市外汇汇率均由银业公市根据香港行情发布，受其操纵和影响。(20)广东侨汇在各省中独占鳌头，而香港是华南地区的汇兑中心，近代的侨汇大都须通过香港银号进行。(21)汕头市的金融商业凡汇往越南、日本的款项，都先直汇香港，再由香港转汇。(22)
金融业和航运业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航运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金融业的发达也是航运业扩张的一种体现。上海、香港在中北部和南部所体现的中心作用，和两港的商业辐射范围构成耦合形态，这也是两地在中北部和南部树立经济中心地位的体现。
在一定的地区采用统一的金融制度，将会便利商品交易，节约交易费用，加深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从而形成以某一港口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如上海各银行发行钞票的流通范围即包括“北沿津浦路而至济南，西溯长江流域，而抵宜昌，南达于海陬之极端，江浙皖闽赣诸省之全部，皆为上海各银行钞票所及之处，一九二七年汉口钞票停止使用后，长江流域人民囊中所存者，仅上海钞票”，上海同时也是汇兑中心，中国南北两商务中心所有帐目，都在上海结清，香港为南部主要银行的中心，长江流域以南地方，不承认银两为流通货币，所以在南方地区均按照港洋或墨洋付账，而北部帐目，则通常按银两交付，两部分之间必要的汇兑手续，几乎完全在上海完成。(23)正是在这种金融制度下，便利了沪港两地和各地区的金融交往，节省了交易成本，从而极大地整合了沪港两地和各地之间的经济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知，近代中国开埠之后，上海和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中北部和南部的经济中心。两地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辐射范围也是非常清晰的，即在航运、金融等领域，上海的辐射范围是长江流域和中国北部沿海，而香港的辐射范围是长江流域以南区域，这种格局在20世纪后随着天津、大连、青岛等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其他规模较小的港口城市与外界直接联系的增强而有所变化，但上海和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
二、上海与香港经济中心地位形成的原因
1.区位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上海和香港位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出海口，是两大流域的门户，这种自然条件为两地形成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开埠之前，两地的区位优势并未发挥。由于清政府采取一口通商政策，只允许广州与西欧洋人通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处于内向化态势，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即京广水道是内层交通经济带的主要交通走廊。从陆路上看，上海偏居一隅，无通衢之便；从水路上看，上海也不在上述主要交通走廊上，必须通过苏州才能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欧洲人来到上海是很晚的事情。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江海关在上海设立，但因海禁初废，还未能引起洋人的注意。(24)直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东印度公司商人毕谷(Pigou)献议当局，说上海是一个有希望的商港，但未见其他动作而成为该公司的一个悬案。(25)民国《上海县志》记载“嗣于道光十五年，有英商船名荷夏米驶入吴淞停泊，至秋间而去，此为英人商船至上海之始。”(26)胡夏米也自豪地宣称1832年“阿美士德”号来到上海是欧洲人对上海实地考察的第一次。(27)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前，“其始不过一荒僻小岛耳，地为不毛之地，兼之山石岩岩，崎岖斜曲，虽竭力经营，亦仅成平常镇埠”。(28)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其后挥师北上，英国、荷兰、葡萄牙等殖民者也紧随其后，香港首当其冲。此后殖民者继续北上，上海逐渐纳入全球贸易体系后。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和1871年香港与伦敦、纽约直通电报，以及香港与上海、西贡、新加坡直通电报，大大缩短了欧洲到香港、上海的航程，将香港、上海的工商业贸易与欧洲紧密地联系起来，加速了两地贸易的流程，中小商人纷纷加入与中国的贸易之中，使两地经济更加活跃。(29)
处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入海口的香港和上海，是远洋航线、沿海航线和内河航线的交汇处，开埠之后“襟江带海”的区位优势就凸显出来，“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30)。上海的发展也得益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民国时期学者朱建邦的评论非常精彩：“上海之发达，与太平洋于此际完成其经济开发，北美西岸、日本岛国及澳洲殖民地与菲律宾而不断推进世界交通场中，有密切之关系，自中国渐渐闯进世界交易场中，上海即成为中国中部出入口贸易之枢纽。”(31)香港则是新加坡与上海之间唯一一个被着力经营的深水港，由此成为“华南货物吐纳之中心，中国对外贸易之枢纽，所处地位之重要，仅逊上海一筹”。(32)
2.长三角、珠三角经济中心的转移
开埠之前，苏州是江南地区的商业中心。苏州是棉布、丝绸及其他各类手工业品的生产制造中心，又是江南各城镇半成品或成品的加工中心，还是布、丝、米及其他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33)在清嘉庆朝取刘家港而代之的上海港则是苏州地区的外港。1838年，狄听奏折称：“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34)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孙包善奏称：“第上海本地沙船，向以花布茶叶等货运往关东、山东各处售卖，换买黄豆，往返生理。即闽、广商船，亦以糖货为大宗，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35)由此，苏州地区的棉布等源源不断地从上海港运往山东、天津、辽宁、福建、广东等地，东北的豆货和南洋的广货又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港运入苏州地区。苏州是上海港进口货物的销售市场，也是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犹如现在为集装箱港口提供货源的内陆“无水港”。在1843年至1862年间，长江三角洲曾经出现过的过渡型埠际贸易方式——“苏州方式”(36)。
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商业中心和航运中心是分离的，上海通过苏州河(即吴淞江)承担起商业中心——苏州的外港角色，仅起到中转的作用。对上海港来说，接近苏州就是接近市场，通过苏州，从上海港运来的货物分销到全国各地，长江三角洲的生丝等又通过苏州的汇集，经苏州河从上海港运往国外。此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苏州的破坏以及上海港区位优势的发挥，长江三角洲的商业中心从苏州向上海转移(37)，于是，商业中心和航运中心在上海重合，对外贸易和航运形成良好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繁荣。
自秦汉时期广州古港形成以来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里，除宋元之际的泉州港外，广州港的对外贸易几乎一直处于全国的中心地位。黄盛璋认为：“中国商业都市，历二千年而不衰的，在内陆有成都，在沿海则有广州。”(38)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给英国，港英当局锐意经营，“以故外洋商船视之为中国领海内第一碇泊处所，并将运来货物，先在该岛起卸存储，然后分运中国各处销售，广州进口洋货遂因减少”(39)。到1870年以后，香港成为华南进出口货物的分配中心，“香港商务益见发展，且以其地需要海员骤见增加，华商前往经营船用杂货者，为数亦为复不弱，广州贸易坐是日形萧索”(40)。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以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轴心的亚洲地区交易圈重新形成，并且更加多层次化。(41)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广州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毛立坤的研究，两港逐渐形成一种内港与外港的分工，即广州港成为大批土货出口香港和洋货分销内陆的集散地，香港则是这些货物的国际市场。(42)从表5的海关贸易统计来看，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广州尚与其他口岸有一定规模的土货出口贸易，但80年代以后，80%以上的广州土货通过香港出口，到19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0.42%，反映出80年代以后香港的极化效应明显增强。进口贸易则一直以来几乎全部是与香港进行的，广州对香港的依存度极高，在1869年至1904年的35年间，99%左右的洋货都是通过香港进口的。由此可见，在华南城市体系中，香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逐渐取代了广州的中心地位。
3.制度安排
对于上海租界的作用，学者有较多的研究，近年来对租界的评价已较为正面。(43)和既有的解释多强调上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空间集聚效应以及西方先进技术的外溢等因素不同，马德斌强调了上海城市自治政体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政治制度在产权领域、契约执行、财政组织、公民社会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堪称20世纪早期上海经济奇迹兴起的主要决定因素。(44)
其实租界所提供的安全环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对产权的保护。在上世纪30年代初，费唐就认为所谓租界的安全“一方面须充分防御外来暴力之侵入与防止内乱之扰乱，一方面须充分保障个人之权利，包括财产权”。(45)其实前者防御外来暴力和内乱的破坏是手段，后者保障个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才是目的。如果不能抵御外来暴力和内乱，产权就会被破坏。1948年李伯涵在考察上海地产业时，就认为租界的安定保障引导着人们投资经营，上海的兴起“始于少数西方投资经营，我国人民亦急起直追，投资建筑，目今一二十层之高楼大厦，沿浦江之宏大厂房，触目皆是，成为亚东唯一大港之点缀品，考其来源，俱中外人民之民营事业，占其大部分。假令无地产上之安定保障，人民未必能纷纷投资经营”。(46)
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产权，认为资本主义主要基础是私人的、自治的财产所有权，以及财产所有者通过竞争实现的自发协调。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础在于保障受尊重的、安全的产权和自主运用财产的自由权的各种制度。(47)
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来讲，近代上海租界对产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有外国商会就认为上海可嘉许的地方之一是“财产与事业之一般稳定，未经正当之法律手续，财产不得没收，事业不受不正当干涉”。(48)如果不能使外人“在生命财产方面，获得充分保障之保证，则外侨将难于安居，并从事于商业活动，而使上海得兴盛如今日。”(49)在租界内，无论货物或地产，未经正常的法律手续，不得扣押或没收，如果要拓宽路面，或建设其他市政，要征收地产，则必按照正当地价，给予合乎情理的补偿。上海的公立及私立堆栈，所存货物很多，也不能随意扣押或没收。外国银行也均把坐落于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的地产、囤存于两租界内的货物，以及两租界内所建设的工厂，视为良好附属抵押品，其原因是“其不致强被征收，或受非法占据，且尚因有一种事实，即遇必要时，各该项地产房屋货物或工厂，得由有关系之银行接收或变卖”。而对于坐落两租界以外的同等产业，“不以良好之抵押品视之者，以其有被征收及被非法侵占之危险，且将抵押品变卖，事有困难，或不可能，外人只准在租界以内购置地产，故就土地或工厂而言，外侨不得在租界以外管业经营”。(50)
香港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把一系列制度安排移植到香港，在市场制度规则设立、产权制度保护、市场合约保证履行及保护投资者财富不受掠夺等方面实行了较好的制度安排。港英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在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年在任)治港时期，总共制定了11个有关商业活动的法令，涉及中国客船、商船收费条例、军需品出口、专利保护、商标、债权和债务法、买契、本票、商业法以及公司成立法规等方面。在19世纪下半叶，即已制定了一系列调整人们经济关系的成文法，例如破产法、专利法、银行组织法、合伙经营法、公司法、商标法、信托法、土地拍卖法、财产继承法等。(51)这些法律的实施有助于开埠之后，香港又实行自由港政策，一般进口或出口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关税，也没有任何关税限额或附加税，这一政策吸引了各国客商经香港转口或是来香港经营，从而带动转口贸易和其它与之配套的服务行业的相继发展。
此外，上海与香港都是移民城市，受传统势力的束缚较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较弱，创新成本较低。最先开埠的广州、福州等地的传统势力太强，创新成本太高，排外运动不断，影响了城市的开放和创新。(52)
4.经济发展驱动力
从近代上海发展所依存的产业来看，可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开埠之后至甲午战争止，上海的发展主要依靠商业，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海城市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工业虽有发展，但规模不大。1895年之后，外人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上海的工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增长更是迅速。上海外资工业的投资方向由以辅助内外贸易为重点转向以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轻纺工业为重点，棉纺织业、缫丝业、卷烟业、面粉业等已初具规模，并在东南亚等地占有很大的市场。以杨树浦为代表的码头工业区，是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最早、最集中的地带。此外在南市、沪西和苏州河两岸也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工业区。1902-191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也注意到上海产业发展的变化：“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53)在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外贸中心的影响力渐趋衰微，但工业中心地位的兴起，使得上海仍在全国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仍保持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上海在全国外贸埠际转运的下降，反映了上海在国内埠际贸易中的影响力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的转变过程。(54)陆为震注意到了商港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我国自海通以还，新式工厂逐渐兴起，而以附近商港之处最为发达，一因原料供给便利，二因制成品转输各商埠及内地，不感困难，如上海自开为商港后，工厂逐年增多，约占全国工厂总数之半”。(55)
在中国其他港口如汉口、天津、青岛、大连等的直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港口体系出现“外围港口挑战”的情况下，工业所需的大量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港成为国际性大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此时的上海，“不独为洋土货物集散之口岸而已也，即全国金融、银行、汇兑、保险、航运各项事业，亦以其为重心焉。故其国际贸易之地位，与夫未来商务之发展，厥有将为中国商业首都之趋势”。(56)
1856年以后，香港成为华南的货物分配中心，中国四分之一的进口货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货由香港周转资金并通过香港进行分配。(57)但是和上海不同，转口贸易并未带动香港工业的发展，香港的工业直到二战之后才有较快的发展。香港仍然以转口贸易为主，进而带动运输、港口、仓库、码头、金融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到1941年成为远东著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大港。1953年以后，香港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得到发展，纺织业、搪瓷业、轻金属制造业的产品开始先后打进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从此，以传统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开始向“工业贸易”过渡。(58)
三、结语
从港口吞吐量、航线设置、商业辐射范围、金融经营范围等来看，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上海是中国中北部的经济中心，香港是中国南部的经济中心。这种双中心格局的形成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两地处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门户地位为两地崛起为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开埠之后区域经济中心开始由苏州、广州向上海、香港转移。上海由贸易带动商业的发展，进而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香港则在近代凭借区位条件和自由港政策，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两地的发展路径不同，但都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政策、法律等安排也为两地成为经济中心提供了制度保障。近代上海、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地位是在高度市场化取向的大背景下确立的，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产物。
在航运业方面，港口竞争分为三个尺度，分别是港口群之间的竞争、港口群内部的竞争和港口内部不同港口之间的竞争，其中港口群内部的竞争最为激烈。当前，上海港和香港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分别排在全球第一位和第三位，由于两港处于中国中部和南部，货物进出主要依托港口的腹地，因此处于两个不同港口群的上海港和香港港之间直接的竞争并不激烈，而处于同一港口群内部的上海和宁波及香港和深圳等港口的竞争会比上海与香港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情况是和近代上海港、香港港的发展情况相一致的。但是随着航运业的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如航运金融、海事保险等因技术进步将在全球尺度展开竞争，由于伦敦在高端航运服务业处于垄断地位，香港是区域性的高端航运服务业中心，因此上海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努力在高端航运服务业方面有所突破，与香港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在金融业方面，与近代上海和香港分别成为中国中北部和南部的金融中心不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通讯等技术的发展，当前金融中心的辐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上海和香港之间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竞争。但是金融市场包括资金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上海和香港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完全可以分工协作，错位发展。
另一方面，上海与香港应该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尺度上，在航运业方面要与新加坡、伦敦等国际航运中心进行竞争，在金融业方面要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去竞争。从这个角度讲，上海与香港并不仅仅存在竞争，更需要协同合作，这样才能提升两地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注释：
①姚锡棠：《上海香港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香港比较研究”课题组：《上海香港经济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
②陈正书：《鸦片战争前上海与香港之历史比较》，《史林》1990年第1期。
③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359页。
④毛立坤：《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⑤J.J.Wang,B.Slack,The Evolution of a Regional Container Port System:the Pearl River Delta,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00,8:263-275.
⑥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⑦[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114-115页。
⑧《申报》1921年1月3日。
⑨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
⑩[日]岡本二雄：《港湾规格の统一》，转引自田北隆美《支那港湾统制と开发问题》，东京二里木书店1944年版，第153-154页。
(1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28页。
(12)[日]织田一：《中国商务志》(再版)，蒋簋方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44页。
(13)[日]胜部国臣：《中国商业地理》下卷，霍颖西译，广智书局1912年版，第51-52页。
(14)Edwin J.Dingle,The New 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teer of China,Far Eastern Geographical Establishment,Shanghai,China,second edition,Shanghai China: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Qerald,Ltd.,General Introduction.1917:12.
(15)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
(16)王钟麟：《全国商埠考察记》，世界书局1921年版，第16-17页。
(17)[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509-512页。
(18)[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209页。
(19)[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623-624页。
(20)张晓辉：《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21)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22)张晓辉：《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23)[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623-624页。
(24)徐尉南：《上海商埠的开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1934年。
(25)[英]裘昔司：《上海通商史》，程灏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4页。
(26)民国《上海县志》卷14；另见《上海开埠史述》，载《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5号。
(27)[英]胡夏米：《“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记事》，张忠民译、杨立强校，《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28)陈璤勋撰、莫世祥校注《香港杂记(外二种)》，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9)苏东斌、李沛：《台湾、香港、澳门经济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王韬：《西人渐忌华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30)冯桂芬等纂《苏州府志》卷首《吴炳元序》，清光绪九年刻本。
(31)朱建邦：《扬子江航业》，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7页。
(32)[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85页。
(33)[英]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另见[美]迈克尔·马默《人间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载[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9页。
(34)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页。
(35)齐思和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0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86页。
(36)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44页。
(37)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9页；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4页；夏俊霞：《上海开埠与江南城市格局及发展模式的变迁》，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95页；郑忠：《嬗变与转移：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雏形(1842-1895)》，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8)黄盛璋：《中国港市之发展》，载《地理学报》1951年第1-2期合刊；另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39)[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46页。
(40)[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53页。
(41)[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42)毛立坤：《晚清时期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1869-1911)》，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论文，未刊稿。
(43)丁日初：《再论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条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6页。
(44)[日]马德斌：《制度与增长：近代上海与江浙地区工业化的数量及历史验证》，袁为鹏译，载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页。
(45)[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365页；另见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
(46)李伯涵：《民元来上海之地产业》，载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1948年版，第104页。
(47)[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1页。
(48)[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555-557页。
(49)[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577-580页。
(50)[南非]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刊印，第547-550、625页。
(51)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52)孙玉琴：《简述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3)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54)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55)陆为震：《中国商港建设之现在及将来》，《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0号。
(56)[英]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2年译印，第209页。
(57)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9页。
(58)吴郁文主编《香港·澳门地区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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