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观意义——“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有论文,历史观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原理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新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作出了新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的必然要求，是扬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局限的要求，也是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贡献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本质的内容和规定，两者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入口处，它从历史观的高度深刻把握住了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深入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握其精神实质，是十分重要的。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创立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
理论是在思维中把握它的时代，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马克思对此曾深刻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问题的解决，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形成或者至少正在形成之中，才是可能的。这就决定了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坚决“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只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放到它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中，才能不断深化对它的理解。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的必然要求。
黑格尔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有一个深刻的思想，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是通过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一个在世界历史中开创“新世纪”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这个特定的视角上，虽然西方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从人类历史发展整体上看，却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其重心只能而且也必然是在西方。然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必须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而存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以世界的规模展开，进而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有可能冲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在一个或几个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19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所导致的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和东方社会革命的兴起，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也相应开始东移。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列宁说：“历史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身上。”〔1 〕东方落后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突出出来。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是扬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局限的必然要求。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一度在实践中取得较大的成功。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局限也渐渐地暴露出来，最终由“现实”转变为“现存”。从总体上讲，“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曲解成永恒的终极真理，而没有看到其理论相对性的一面，进而把其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具体设想套到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因而当其出现新问题而依靠“本本”无法解决时，其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贡献关键在方法，而不是具体设想。（2 ）时空错位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套到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越了其适用的范围，从而最终导致其失败。（3 ）主次颠倒地夸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作用，企图用脱离生产力发展的“不断革命”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因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是不可能使落后的小生产一步登天上升为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4 ）人为地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同时胜利论”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关系，没有把握住其本质上的一致性，进而把“一国胜利论”曲解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人为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急躁冒进等一系列“左”的做法。（5 ）没有看到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一体化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开放性，搞闭关自守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一言概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在本质上就是违背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从而形成了超越其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空想，而对其局限的扬弃，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是反思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必然要求。
反思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曲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下，不顾中国的国情，脱离落后的生产力的实际，否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强制个别，追求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排斥商品生产和货币的高度集中的缰死的计划经济体制，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的不断革命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犯了超越其发展阶段的错误。 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就是明显的一例，教训极为惨痛。对之反思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只有把它放到其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对这一理论重新强调的意义。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辩证统一
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可以视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发端，该决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作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而又充满创新的判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范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我们党实行的一些具体的路线、政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的基本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他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作了进一步的界定，指出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新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作了更具体的展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4〕 在江泽民看来，“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
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通常叫做社会主义”的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相比较，这一“过渡时期”兼有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种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其彼此斗争的时期，剥削阶级已经被推翻，但阶级还未被消灭，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它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相比较，“第一阶段”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人剥削人已不可能，阶级已经消灭，但存在着富裕程度上的不平等，国家正在消亡；但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又处在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统一之中，这就决定了其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列宁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完整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即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它既不同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东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不可超越的不发达阶段，它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完整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基本内涵）最本质的规定，而社会是一个由经济和政治思想文化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的经济基础是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必然体现在这两大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中。
第一，在经济上，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必然有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与之并存，因为这些经济戌份的存在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然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不能以中国生产力的不发达为根据而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本身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决定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6〕所以，我们只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法律制度，在总体上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社会中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并存的经济结构也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中来，出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这就决定了正如在经济基础领域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一样，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由上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个别不同于一般，但包括一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质的规定性的社会主义，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则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中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它不是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必须逐步实现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因而还必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因为这些经济关系是与一定的不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仍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并能够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经的一个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起点和终点连结着两个显著不同的社会阶段。如果忘记了它的历史起点，看不到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就会陷入空想；反之，忘记了它的终点，看不到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就会失去前进的目标。所以，在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基本内涵）时，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辩证地结合起来，否则，都是失之偏颇的。
从思想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发展两阶段论的基础上，在它们之前又划出一个单独的阶段，从而深刻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2 ）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实行计划经济；（3）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4）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5）无产阶级专政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国家仅具社会管理职能。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出来；（2）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3）消灭三大差别， 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4）社会管理机关取代国家，国家完全消亡。应当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是真理，但它有一个适用范围，即是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而进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如果我们把它简单地运用于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使真理多走一步而成为谬误。列宁在总结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作出了如下一段有启发的论述：“在社会生活急剧过渡和急剧转变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估计到各种过渡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而且早已解决了。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7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曲折中的前进，就集中体现了列宁对这个“最困难的任务”解决的探索，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使之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也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思想，肯定了这一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一探索没有坚持下去而走上了十年“文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两个发展阶段之前又单独划分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对之作出了新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理论意义而言，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人口处”，所以，我们只有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能真正做到高举旗帜、继往开来。
所谓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含义如下：（1 ）逻辑起点必须是思维、理解、认识过程的绝对开始，它站在理论体系逻辑思维的入口处，是进入理论体系的门槛，包含整个理论体系一切问题的根据。（2 ）逻辑起点必须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始范畴，但从整个理论体系的展开来看，“结果”又潜藏于作为根据的开端之中，从而能够保证从最简单的规定出发，逐级上升，从简单到复杂、贫乏到丰富、抽象到具体，一步一步地展开概念、范畴、原理的发展层次，再现对象本身的客观逻辑，“引伸”、“演泽”和“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3 ）逻辑起点必须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相一致，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符合邓小平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门槛，包含着整个理论体系一切问题的根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在落后的中国如何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不能不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不能回避的首要的中心理论问题；其他一切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理论问题展开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前提和依据。例如，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本质作概括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人们在对之理解时， 往往有一个困惑：从人类社会历史看，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过时的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必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而它们是共性，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个性。但是，一般只能大致地包括个别，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和突出的地位，它乃是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因素。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共性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举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发展动力论、对外开放论、经济体制改革论、精神文明论等等，都是以初级阶段论作为前提和依据，以它作为“门槛”。从理论更深层次上看，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基本理论问题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对中国的国情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起始范畴。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整个认识过程是由两条相反的道路组成的：第一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分析，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综合，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由抽象到具体是第二条道路， 但它以第一条道路为前提。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抽象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范畴，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然后进入较为具体的社会主义本体范畴，对之作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新概括，突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进而进入社会主义动力范畴，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出发，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得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重要结论；在这之后，又逻辑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又依次研究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范畴，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需要坚持对外开放和与世界市场接轨，而这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更加突出出来，这是克服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和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必然要求，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的过程，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不能跳跃，更不能颠倒，从中抽象掉任何一个中间环节，后面的范畴就难以理解，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这一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与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相符合的，符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说，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赘言。
黑格尔有一句精采的名言：“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桩困难的事情。”同理可证，确定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自然也是一桩困难的事情，而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新强调，则在这个“困难的事情”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我们必须把它视作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才有可能把握其本质，真正做到高举旗帜，继往开来。
就实践价值而言，科学地认清当代中国的国情，乃是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根据，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所以，我们只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地推向前进。
第一，只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大局——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大局，而这一大局的落脚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大局，开拓前进。江泽民指出：“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10〕。从理论深层上看，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和坚持决不是偶然的，它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而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将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只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才能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在经济上，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上三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一种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合力”，而它们得以立论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三，只有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才能正确地反“左”防右，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这就是说，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当代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模糊思想，正确地看到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顾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急于在短时期内过渡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左”；而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视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是右。这就为我们反“左”防右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对此，正如江汉志同志所说：“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1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2〕
马克思说，理论能够掌握群众，只要这种理论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抓住了当代中国国情的根本，从而为我们统一思想，正确地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头脑”。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江泽民说：“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13〕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8卷，第31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379—380页。
〔4〕〔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7、15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3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10〕〔11〕〔12〕〔1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9—20、15—16、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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