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源危机：中国高职院校发展格局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源论文,中国论文,直面论文,格局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2)08-0030-05
自20世纪末扩招政策出台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得到了大力发展和迅速扩张，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长期以来，关于高职教育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办学定位、课程模式、教学改革及体系建设等方面，对中国高职教育的潜在危机——生源减少，却较少有人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高校招生历来都是学生求学校，一向处于卖方市场的中国高校从未经历过生源短缺，但随着少子化时代带来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影响的渐显，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力量的释放以及国外教育机构争夺生源的加剧，高职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生源竞争。如何在日渐萎缩的传统生源市场上实现转型发展，在生源的竞争中得到更好的生存，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高职教育发展的挑战：生源下降与生源竞争
生源反映了具有高职教育入学资格适龄人口的入学意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正是基于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1999年我国制定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并把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扩招政策重点。然而，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飞速发展的背后，无论是生源的质量还是生源的数量都潜伏着危机，许多高职院校面临招不到较好生源和足够数量生源的困境。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生源问题的挑战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适龄人口的下降
我国是人口大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是变人口压力为人口优势的关键，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重点。然而，自2008年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峰值后将逐年下降，到2020年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减少30％左右。[1]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1050万人，之后开始全面下降，2011年降为933万人，3年降幅超过11％，并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这种态势将延续至2017年到2020年前后。[2]面对高考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部分高校将因生源锐减面临挑战，尤其是在高等院校招生中处于最后批次的高职院校，将面临更为严酷的生源竞争与生存挑战。
(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
学龄人口下降，而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步伐却并未停止。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各类高等学校招生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仍创下历史新高：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61.76万人，比上年增长3.48％，是扩招元年1998年的6.12倍；在校生2231.79万人，比上年增长4.06％；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112所，比上年增加22所，高职(专科)院校1246所，比上年增加31所。[3]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层次和办学规模都在迅速扩张，大部分的高职院校都在努力扩建新校区，不少学校目前仍在扩建和扩招中。面对中小学生源连年下降的现实，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只会导致生源的竞争更加激烈，由此带来的生源危机将使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随着全国高校扩张潜力充分释放，全国高考录取率从2008年的57％迅速攀升至2011年的72.3％，有些省份甚至超过了90％。在我国生源大省山东，高考报名人数从2008年的80万人快速下降至2011年的58.7万人，3年降幅达26.6％，而同期高考录取率则从63.4％上升至87％。[4]与报名人数下降、录取率升高相伴随的是高职院校招生报到率的降低。只有一些优质高职院校报到率达90％以上，而一些规模小、地理位置偏远、知名度低的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一次报到率仅为60％-70％，一些学校甚至不足50％。[5]若干年后，许多高职院校可能要面临着缩减招生计划或降低标准以求生源的尴尬局面。然而，办学规模既已形成，大批软、硬件已经投入，缩减招生计划会造成资产的闲置，降低标准以求学生又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此种情形与出现在我国20世纪末的中专学校生源困境类似，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曾通过合并、提升办学层次等措施解决了中专的危机。如果高校也出现这种生存危机，已不可能有类似的解决途径，而只能优胜劣汰。
(三)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生源争夺
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还只是高职教育生源减少的一个方面，国内出国留学人员的爆炸式增长，进一步加剧了高考报名人数的下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之一，近年来出国留学人数每年平均增长25.8％。相比于中国而言，发达国家对生源竞争的关注更为密切，如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低出生率的国家均面临着生源困境，经济上迅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源国。为了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针对中国学生的留学利好政策，还有许多外国教育机构通过与我国高校合作办学等方式进入中国，参与生源的竞争。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校在资源、声誉、办学历史、教学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将出国上大学甚至读中学作为子女求学的重要选择，国外高校将成为国内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生源的重要竞争者。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考生逐年减少的直接原因，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和国外教育机构的生源竞争，使高等职业院校招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学者指出，随着高校不断的扩招和生源的锐减，用不了多久，20世纪末中专招生中发生的生源大战有可能在高职院校招生中重演。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尤其是社会公众形象不佳的学校和地域位置较差的学校，将会出现由于生源不足而产生生存危机的局面。[6]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结论，而是正在加速到来的进程，我国高等教育正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生源危机对中国高职院校发展的影响
考察20世纪末至今中国高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高职教育的院校发展与教育改革是在政府行政主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7]高职高专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举措犹如“指挥棒”一样主导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大力提升了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严重弊端和独特的院校发展方式，如院校发展或专业设置只上不下、缺乏退出机制，“千校一面”的高度同质性，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外部规约、缺乏自主性等。伴随着生源下降与生源竞争，高职院校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方式将面临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为高职院校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依据。
(一)院校经营：从只上不下到优胜劣汰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生源危机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的作用。生源危机必将为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改变以往院校或专业一旦设立便只上不下的发展状态，院校破产机制和专业退出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在竞争中，那些特色鲜明、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高职院校将成为赢家，他们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会通过兼并生源不足、办学效益差的高职院校而形成规模巨大的职教集团；而那些办学质量较低，社会声誉较差的高职院校则面临着被兼并甚至破产的命运。生源危机将加强高职院校的经营意识，成为它们做大做强的压力和动力。高等院校发展的优胜劣汰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院校的存亡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而不是政府手把手主导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有鉴于此，学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未雨绸缪，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及早出台高校退出机制，避免因生源不断下降，学校最终倒闭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二)发展格局：从高度同质性到差异化生存
近10年来，高职院校发展以规模扩张和投入增加为特征，许多院校从扩招前一两千人在校生的规模的中专升格为一万多人规模的高职学院，教师数量在近10年间也增长了近10倍。这种粗放型、重数量的发展模式，忽视了院校的内涵发展与办学特色，诸多高职院校除了在地域、学科领域、规模大小等硬性指标上有所区别外，在专业设置、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就业模式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同质化倾向十分明显。一是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许多高职院校想“专升本”，失去了高职院校的特色，成为“本科的压缩饼干”；二是与中职教育的同质化，模糊了高职与中职的界限，成为“中职的发酵面包”；三是专业设置“同质化”，专业特色和办学特色弱化，势必造成“千校一面”。面对生源危机和优胜劣汰的竞争，高职院校必须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准确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塑造学校品牌，唯有寻求差异化方能得到生存。
(三)发展方式：从外部推动到自主提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发展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动，高职院校的发展也主要来自于外部力量推动，从扩招政策的制定、对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到对招生计划和经费开支的控制，高职院校在这些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前行；同时，由于职教资源主要通过政府途径来分配，职业院校自然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完成上级的要求上，这与中国教育管理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面对生源危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正逐渐转变管理方式，在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赋予高职院校办学目标、专业设置、人事、招生、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以此增强高职院校自主办学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也逐渐将应付上级的要求转移至对接市场需要和关注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办学目标和方向，改革发展的方式从外部推动走向自主提升。
三、直面生源危机：高职院校发展战略
基于以上的分析，生源危机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将影响整个高职院校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方式，而对于鲜活而具体的高职院校实践而言，又该做出哪些努力来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源危机，在未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取胜?
(一)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扭转高职院校的竞争劣势
生源下降必将为中国高校带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高职院校不但面临着同类学校的竞争，更面临着与普通本科院校的竞争，但在这场生存竞争中，高职院校却处于政策设计的劣势。一是高职院校局限于专科层次的体系缺陷。在现有的中国高职体系中，高职院校主要局限于专科层次，高职毕业生缺乏升学或进修的向上通道，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体系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高职院校的选择。二是目前高职院校招生政策的劣势。在中国招生政策设计中，高职院校是在本科一批、二批、三批录取之后最后批次录取，无形中给人造成了“次等教育”的形象，高职院校面临着不公平的生源竞争。随着人口拐点的到来、高考生源逐年下降，不公平的招生制度不仅大大挤压了高职的生存空间，而且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教育竞争力。
为扭转高职教育的竞争劣势，有两个方面的改革最为关键：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与改革招生制度。这两方面的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高职教育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招生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体系内各层次教育之间的顺畅衔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入学方式的科学和适用。一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要建立起“中高职衔接”、“专、本、硕贯通”的一贯体系，打通高职院校学生的升学及进修渠道，关注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使高职教育不再是终结性教育。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普职沟通的“立交桥”，在有关框架内，使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之间实现顺利沟通和学分互认。通过构建纵横沟通的职教立交桥，提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维护高职教育生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学术型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型，本无高低、优劣之分，因此在招生制度上更不应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降低高职教育的地位。为此，中国也在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方面进行了试点改革，但多元化的招生制度远未形成。
(二)坚持服务社会：明确类型定位与生源定位
坚持服务社会是高职院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支点，高职院校应坚持服务社会——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终身教育、服务产业升级。基于此，高职院校应明确两个定位：明确高职教育类型定位——面向区域经济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确立更为广泛的生源定位——面向社会满足人们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归根结底，是定位而非出生率决定高职生源。“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固然造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生源的紧张，但高职院校生源的‘单一偏好’与‘眼光向下’客观上也限制了其生源渠道。”[8]
面对生源下降，高职院校要更加明确高职教育的类型特色，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道路，满足区域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唯有服务于行业、企业发展，培养市场需要的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才能办出活力，吸引更多的生源。服务社会的宗旨还要求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办学，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引发多样化的生源结构。高职院校的生源应面向大众，大众不仅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三校生”(中等职业高中毕业生、技校生、中专生)，还应将历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和各类合格的在职人员纳入生源范围，这是高职院校在生源下降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由于这几类生源具有完全不同的教育经历及知识储备，进入高职院校的途径及发展取向上应该呈现不同的发展形势，这有待于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三)提升高职教育质量：寻求特色与差异化生存
当高等教育由卖方市场悄然变身买方市场，品牌与特色便成为学生(家长)选择教育服务的第一要素，也成为高职院校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法宝。品牌与特色的形成不是华丽辞藻的吹捧，也不是标新立异的孤行，而是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专业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以其独特的办学风格和办学理念，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管理水平等方面或领域获取优势地位和影响，是一所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特色发展与错位竞争是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高职院校直面生源下降的有效战略。一是密切关注市场需要，打造有特色、有影响的专业。专业是学校教育满足社会需要的切入点，专业建设是衡量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地位的标志。高职院校要着力以自己的特色专业、精品专业、主干专业为依托，形成新的专业增长点，构建专业群体、专业链条。二是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政企、行企多元合作办学模式，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长效机制；创新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按照国际标准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创新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效率。三是提高教育质量，坚持特色发展。高职院校在生源减少的情况下应尽快从规模扩张转入内涵建设，更新办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优化课程内容，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同时，高职院校应培育出各自不同的校园文化底蕴与校园氛围，这是发挥特色与差异化优势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总而言之，高职教育必须发挥高职教育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走精专特之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以不断开拓创新作为生存发展的基础。
(四)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发展与学习收获
种种现实表明，在国家推动、自上而下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下，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过渡集中于发展的外延特征上，如财政投入、硬件设施、规模发展、教师队伍等，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关注。究竟怎样的教育改革才是学生最需要的和最有利于学生的?在生源下降这一背景下，思考和关注这一问题正当其时。正如加拿大学者本杰明·列文所言：“教育改革焦点过多地关注财政、管理、结构和制度规则，然而对于真正意义的教育发展——如对学习活动改进很少，那么尽管增加了教育产出但也难以作出重要贡献。”[9]生源日趋减少造成入学门槛降低，这也是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感受到的“一届不如一届”、“学生越来越难教”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需要高职院校适应生源变化，将关注点放在关注学生学习质量与学习收获上，将改革重心集中在那些确实能给学生及其学习活动带来变化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