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性论文,政治理论论文,思想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5)10-0066-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重要的课程性质是政治性。然而政治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性质，它的本质意旨是什么，却并非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今天，普遍流行的西方政治观念并不代表政治的天然本义和全部内涵，毋宁说它只是现代世界生存原则的一种表达，在本质上受整个现代性原则的支配和制约。虽然这一原则已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虽然它所建立的新世界在很多方面被证明具有传统世界无以比拟的优越性，但这一原则内在固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引发了当代世界最为深重的时代危机。今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存处境是比较艰难的。造成这种艰难处境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要归结于这一时代原则影响下形成的近代政治观念。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该秉持的政治意识变得模糊，并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面临诸多难题。 到底何谓政治？今天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常常是空泛和模糊的，即使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时也不例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治”一词的日常使用意义含混、指涉宽泛，更重要的方面却是人们因对政治话语的过度熟稔而滋生的短视，并进而造成对它的普遍无思状态。比如，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这样的表达，大多时候人们会流于言辞表面而不再深思其意，因为大家觉得这是每个人都熟悉且明白的。但正如黑格尔指出的：熟知并非真知；在认识的时候首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的，因而就这样不去管它，这是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1] 这种人类思维常犯的错误，极易导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教条主义的处理方式：既然人们都已经熟知，既然它的意思如其表达一样清晰明白而再无深意，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尽其政治职责所要做的，就只是不断重复这些表达而已。在僵化地对待事物而缺少深思的态度中，理论最终变成了教条。可见，教条并不像通常以为的是一套外在的理论体系，教条产生的根源在于思维自身。当某种理论被斥为教条时，批评者首先需要自省的是，自己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否是造成教条的最深刻的根源。 教条主义对待政治的态度，进而又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性质和教学效果之间的某种不协调：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党和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政治要求，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灵魂，丧失这一灵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基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真实有效地实现这一要求并不容易，在个别情况下，是因为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使人们对政治宣传缺乏信任，在更普遍的情况下，是因为学生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对某些政治语言早已耳熟能详，教学内容对他们缺少新鲜感。面对现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常左右为难：要么坚守政治使命，在课堂上不断重复这些话语，但效果甚微；要么唯恐学生审美疲劳影响课堂效果，于是尽量以别的话题迎合学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质和教学效果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必须认真面对并积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任何对教学效果提升的研究，其意义都是有限的。毕竟最成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要将政治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内在激情。 很多学者指出这一矛盾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给出了相当一致的应对原则。有学者认为，决不能因为刻意追求教学效果而搁置国家给定的课程标准和要求，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要求和教学效果不能达到完美一致时，应当确保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决不能淡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必须体现的国家意志和社会理性。[2] 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求的正确原则。但问题是，这个原则似乎并不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而是以认定矛盾的始终存在为前提的。它并没有给出这样的预设或者说前景：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只是由于一些不当的处理方式才造成了现有的矛盾，只要能够认清事情的本质，抓住问题的要害，矛盾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一原则给教师提出的最终道德命令是：当两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必须舍一取一。如果这一矛盾真是无法化解的，那么这一原则将是唯一正确的原则。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这种态度就只能达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反观实际的教学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应对原则很难帮助教师在两者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为避免政治宣传的空洞，同时又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让教学本身变成毫无效果的自言自语，教师往往不得不绕道而行，选择另一条道路，即弱化课程的政治性，加强课程讲授的知识性和学术性。 虽然一直有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回到学术层面，这一主张确实有其良苦用心，但是回到学术层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至少面临两种尴尬处境。首先，无论是以学术性取代政治性还是以学术性淡化政治性，都将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要求在现实中处于失语状态，丧失了灵魂诉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将名存实亡。其次，以专业学术为主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其本身的存在来说也非常尴尬：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理论在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等系科中都有相应课程做专门研讨，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内容庞杂、课时有限、受众的学科背景不同，因此课程讲授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是无法与专业课相比的。这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旨陷于两难：以专业学术为旨归，却只能浅尝辄止，无法在学术上持续深入。其二，学术本身，古今相异。今天的学术专业化程度很高，但日趋专业化的学术是不是学生真正需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象涉及各个专业，变成专业学术型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并不见得有吸引力。其三，学术专业化道路，最多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变成整个大学教育体制中诸多专业课中的一种。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专业课应该如何设置并无固定章法；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选修哪些专业课也带有偶然性。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精神气质上最终与其他专业课毫无差别，即同样成为专业知识传授的课程，那么它就从内在精神上消解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由此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基础，才能成为一门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具有独立精神和价值的课程。既然学术性不是出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要学术。相反，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教师学术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只是学术本身不应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终的课程宗旨和精神依归，学术应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精神引领和思想建设的一种方法和道路)，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必须回归自己的政治阵地，守护自己的灵魂，否则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权。 回归本位并葆有灵魂，教师首先必须返回问题源头，重新反思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质。唯有深刻理解这一要求，我们才能明确，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化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和教学效果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切实增强教育实效。 上文提到对“政治”理解的普遍无思状态，其意思并不是说人们对政治没有自己的看法。其实，今天的人们对政治是有看法的，而且态度相当一致，只是这种态度如此强势和普遍，以至于人们从未意识到对此有进行反思的必要。举例来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太感兴趣的理由之一，就是觉得政治与个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面对各种政治要求，他们总觉得那是马克思的要求，是党的要求，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要求，私底下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些要求。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大政治与个人的私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现在不仅要求他们必须来上这些课，还要求他们接受和服从这些要求，他们就觉得是在要他们放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想法其实相当普遍，并非大学生所独有。对很多人而言，对自我权利的维护总是如此自觉地从心中升起，以至于他们认定这一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并因此也是合乎正义的。 这种把政治与个人利益相分离甚至对立起来的对政治的普遍理解，事实上来自于霍布斯所开创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只是人们往往不加批判地看待这一传统，以为它道出了人性的真理，亦如霍布斯自己认为的那样。自由主义政治观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并非只有上述一种表现。今天，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已经逐渐支配了人们对政治的普遍理解，并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下困境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自由主义政治观，是通过对古典政治传统的反叛而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古典政治哲学以探讨人应当怎样生活、什么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为己任，现代自由主义则基于两点理由把这种努力称作理想主义的高贵梦想，并力求加以补正。第一，现代自由主义认为，现实政治秩序是不可能建立在理想之上的。必须把目光降下来，即不是从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从人实际上如何生活开始，与大多数人的实际欲求相协调，政治秩序的建立才有保证。而一切欲求中最根本的欲求是自我保全(首先是对个体生命和私人财产的保全)，这是如此自然的、无法反驳的事情，以至于应当把它叫作天赋的权利，一切正义和道德都要以此为根据。所以，政治的首要职能不是去创造或促进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3]第二，幸福完全是主观的，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公共的幸福和共同的善。但社会共同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又必须给出共同的目标，才能将各有其欲因而必然相互冲突的众人维系在一起。因此，自由主义者声称，虽然幸福是主观的，但幸福的条件不是主观的。无论你怎样理解幸福，为了获得幸福，你首先得活着；其次，你必须有人身自由；最后，你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理解的幸福去追求幸福。因此，政治社会的功能不是关注公民是否幸福，而是去创造幸福的条件，保护他们享有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独自追求的权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治社会也不能将任何幸福的观念强加在公民头上。[4]国家应该成为道德中立的自由民主国家。 可以说，通过自由主义一系列的思想努力，人类的政治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追求取代对善和德性的追求，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旋律，政治的目的只在于保卫或维护那些权利，此其一。其二，为了达到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正，所需要的是制度设计和立法完善。于是，政治进一步蜕变成可以脱离文化传统的、中立的、技术理性的自觉设计和审慎实施，可以被写入书本加以普遍推广和应用的客观知识和技术规则。[5]基于对技术理性确定性的乐观估计，即相信对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在其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这种政治观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的设计是最好的，因此也是普世的，向别国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照搬别人的政治制度就变成合情合理的事情。[6]于是，对技术霸权的理性主义信仰，与对人的自然权利的信仰一样，成为现代政治最强有力的思维方式。 由此不难看出，自由主义政治观是如何通过对政治理念的改写而冲击了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并成为当下政治教育困境的总根源。首先，只要断定自然权利的优先性，就不能不强调个人利益优先性。如果说传统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之本义首先是指一种公共精神，那么当代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目的就是要“去政治”，它必将反对任何一种以公共精神为主导的政治性话语的优先地位，并以自由的名义将之贬为意识形态。其次，当政治问题被还原为技术问题，当人们坚信人类可以通过技术理性，控制、设计、监管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关于政治的教育自然就会被看作空洞和不必要的，它所需要并唯一加以珍视的教育，将是实用技术知识的训练，即现代诸种“政治科学”。 自由主义政治观对古典政治传统的反叛和颠覆到底正当与否，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审慎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乃是我们把握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处困境之本质，以及应当如何做出应对的最重要的考察依据。今天，虽然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种种言说，因其与现代性原则的天然共生性，而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获人心，让人觉得无可辩驳，从而在其面前失去任何警惕和反思的能力，但是这一理论在其根基处所包含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深层道德危机，很早就引起了思想界的高度警觉和深刻批判。 首先，自由主义力图使世界中立化和非政治化，但事实上它只是以貌似非政治的言说掩盖了其本身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天赋人权并不是自然的无条件的，并因此可以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7]其次，自由主义鼓吹回到人的开端，从自我保全的欲求中推出所有社会政治的责任及义务。虽然它坚信这是对人性的解放，让人摆脱一切历史权威和宗教文化传统的束缚而如其“本性”地生活，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政治解放”远远“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8]为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以大量篇幅来揭示现代人的异化状况。马克思之后，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施特劳斯认为，因主张公共政治领域的价值中立，是否过良善的生活成为不受法律干预的私人的事情，自由民主国家正面临着向放纵平等主义的严重退化，这并不是自由民主制的初衷。自由民主制的初衷是，享有主权的个体是尽职尽责的个体，而放纵平等主义的个体却是欲望的个体。[9] 自由主义理论所包含的上述困境，至少从某种角度说明，它对古典政治传统的颠覆和取代在一定程度上是成问题的；而它由此给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带来的挑战，虽然来势汹汹且形势严峻，但种种所谓“过时论”和“取代说”的论调却经不起推敲。 当然，理论上的击败和实践上的真正克服是两回事，前者的胜利并不代表后者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今天，思想政治理论课若想真正克服自由主义的危害，重获其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引领作用，重塑被自由主义淡化的公共精神，所要做的绝不是弱化其教育的政治性，向一种貌似中立的、与价值评判无关的知识教育转变，而是要立足于政治，澄清人们对政治本身的种种现代误解，从而提供一种真正的政治教育的视野。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至少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政治意识： 其一，要对时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及其各种变体有高度的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因为它不仅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深入研究，而且要求教师具有强烈而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也许会有人认为，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并不是每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必须具备的学术基本素质，因为那毕竟属于专业研究范围。一个不以此为学术专业的教师，除非出于个人研究兴趣，否则是没有必要做强制要求的。从学术专业角度讲，这种主张有其道理；但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讲，这种主张就非常片面。因为在当下世界，自由主义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术概念，它已经内化为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操作原则而无处不在。不论你在哪个研究领域，自由主义的原则都可能会以不同的面相出现，并很容易成为一种主导性思维而阻碍真理的呈现和问题的解决。以引领思想和重塑精神为己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此问题是不能不谨慎对待的。唯有对之进行透彻的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才有可能自觉地产生出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意识。此外，教师要尤为警惕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同样受到了无孔不入的自由主义的潜在操纵。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批判意识建立的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方式，便是开展自觉的自我批判，即时时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保持警觉，反躬自省，这将是任何批判得以真正完成的根本保证。 其二，为了超越对政治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有一种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在这里，古典的政治理念将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完善其政治意识的典范资源和有益补充。与以利益主义(或曰权利本位主义)为政治要旨的自由主义不同，古典的政治思想把对善和美德的追求定义为政治的主题。随着古代政治视野的逝去，如康德这样的现代思想者依然对现代性原则保持高度警惕：“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10]今天，虽然历史已经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将权利问题推到现代政治生活最显要的位置，但是德性之于人的基础性地位却是无法以历史的进步为借口加以抛弃的，否则现代社会将陷在各种利益纠缠中，无论怎样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和调整，都无法最终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真正统一。当然，我们不能抹杀自由主义原则通过对个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而起到的现代政治的解放作用，但是这种解放是有限度的。它的尽头，或者说这一原则的终极状态，是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这不是现代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而是它的完成；[11]因此，现代政治解放绝“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12]以此为前提，我们就不难发现，古典的政治智慧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的必要补充。 其三，既然现代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的终极状态，如何才能让学生信服地接受这种观点，并由此培养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真正面向未来的眼光，从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这将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素养，培养一种真正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以便化解因多元价值并列而导致的价值选择上的窘境。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诉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价值选择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这一点在“90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采取简单武断的思想灌输方式，而是要针对学生的时代特点，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方式，对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价值选择和质疑，做出客观理性的历史分析，不仅它的思想本质，而且它的历史由来，它的各种时代表象，以及它所可能导向的历史结果，都能够分析得鞭辟入里。这种历史地研究问题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3]通过这一方法的运用，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将不再是那种生硬的价值判断和“就是好”一类的简单说教，而是以对社会现实本身的剖析为前导的让学生对各种价值观进行甄别和自我纠正的精神劳作过程。它所带来的理性发现的满足感将有效激发学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热情，并认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