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稿·周秦文化与青铜器】
论孔子的五重形象及其思想主张*
——兼论孔子在周代思想史中的地位
祁志祥
(上海政法学院 国学研究所，上海 201701)
[摘 要] 孔子出身于儒业，承认神灵的存在是儒生的先决条件。然而在贵人轻神的周代文化氛围中，他敬鬼神而远之，对现实人生更加关注，从而创立了以仁为本的儒家学说。孔子仁学的起点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范畴系统。由此出发，孔子论述了“为仁由己”的君子之道、重德明礼的为政之道以及教育的目的、内容、理念和方法。于是，有理想的儒生、儒家学说创始人、道德君子、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教育家，就成为孔子的多重形象。
[关键词] 孔子；儒生；儒学结构；道德君子；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论语》①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古往今来，关于《论语》中的孔子，人们做了若干解读。如何系统把握《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与思想主张？如何准确认识孔子在周代思想史中的地位？笔者认为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有意义的话题。本文在此略呈管见，希望对人们理解上述问题有所助益。
孔子(前551②—前479)，名丘，字仲尼。出生于春秋末期的鲁国。先辈是宋国贵族，后迁居鲁国。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为陬邑大夫、臂力过人的勇士。叔梁纥与施氏生九女，与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情况下，女子和有残疾的男子都不宜继嗣。据《史记》[1](P1905)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③孔子是叔梁纥72岁时与18岁的年轻女子颜征在所生。孔子出生时，头顶中央凹下，故起名“丘”。孔子出生前，叔梁纥与颜征在曾去尼丘山祈祷，加之孔子在男孩中排行第二，故字“仲尼”。
孔子三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家道衰落，家境贫寒。不过长成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血统，身高九尺三寸，约合今1.9米以上，孔武有力。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些“鄙事”指给人送终办丧事的儒生之业。
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翌年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因而取名孔鲤，字伯鱼。不幸的是，孔鲤先孔子而死，留下遗腹子孔伋。孔伋字子思，是孔子学说到孟子学说的重要过渡。与此同时，从19岁起，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和管理仓储的委吏，21岁时改作乘田，管理畜牧。这成为后来他走上政坛的契机。30岁时开办私学[2](P20)[3](P38)[4](P14)，有了第一批学生。颜回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等都在其中。
从51岁到56岁，孔子在鲁国做了五年的官，从中都宰、鲁国司空做到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因政绩突出，引起与之争霸的齐国的嫉恨和离间。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十多年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政治主张的征程；68岁归鲁，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亲手整理、编订过《诗》《书》《礼》《乐》《易》《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孔子患病而卒，时年73岁。
孔子本来就怀有济世理想，五年的从政经历乃是他济世理想的成功实践。实践的成功使得他在鲁国受挫后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周游列国游说仁政理想的征程。适逢周朝封建统治分崩离析，走向“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孔子以周礼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知其不可而为之”，以“仁”为本，要求“克己复礼”。这就注定了其屡屡碰壁的不幸命运，最后不得不放弃从政理想，投身到周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培养弟子的教育事业中。他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路》)孔子关于外王之道的学说颇为丰富，其仁政思想成为后代守天下的指导方针，所以宋代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孔子年轻时以儒生为业，但却是有着崇高理想的“君子儒”，创立了以仁为本的儒家学说；他30岁前后告别儒业，创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教授学生，培养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用儒家的内圣学说修养自身，不断扬善去恶，成为具有崇高人格的道德楷模，被后世奉为“千古圣人”“至圣先师”；他将儒家的外王学说付诸政治实践，取得重大成功，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儒生、儒家学说创始人、教育家、圣人、政治家，这就是孔子的多重身份和完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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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儒生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历来重视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进了一种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儒”的产生。“儒”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春秋时代的“儒”，从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中发展成为特定的知识阶层和靠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孔子早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儒”业维持的。孔子曾描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
孔子所从事的“儒”，是“君子儒”而非“小人儒”。他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是指通晓礼仪、人格高尚、具有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如上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为酒困”的儒生；“小人儒”指仅通礼仪但胸无大志、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神职人员，如《墨子·非儒》批评的那种“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之类。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是他立志做“君子儒”的崇高理想的自然产物。
出身于送丧的儒业，承认神灵的存在是儒生的先决条件。在孔子的神灵观念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论语》中多处出现孔子对“天”的感叹，大多是这个意思。《乡党》记载：“迅雷风烈必变。”每当遇到风雨雷电，孔子总是神色异常，表现出对天神的敬畏。《述而》记载，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老天赋予我高尚的品德，追杀我的宋国大夫桓魋能把我怎样？《宪问》记载孔子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我不怨天尤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意，只有天了解我吧！《雍也》记载：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八佾》记载孔子的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得罪了天，祈祷也是没有用的。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天”也指至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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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至上神“天”的前提下，孔子肯定“天命”的存在。“天命”即最高人格神的意志。《子罕》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肯定天命和仁德，很少谈利益。“天命”有绝对的权威，不可抗拒，君子应当“知命”。孔子曾提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他说自己经过长期的追求，“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颜渊贫困早夭，孔子感叹这是天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冉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归结为“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人死为鬼。鬼神的地位，在孔子心目中比“天”是次一等级的，但他同样承认其存在，对它们心怀敬畏。《尧曰》记载，孔子“所重：民、食、丧、祭”。孔子重视的四件事中包括丧礼、祭祀。《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斋”，即斋戒，祭神前的准备，清心寡欲，以示虔诚。孔子一生谨慎对待的事情包括斋戒。《乡党》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见齐衰(zī cuī，指丧服)者，虽狎(亲近)，必变。”他推崇大禹，认为禹有许多伟大之处，其中之一是“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自己的饮食很简单，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孝敬却很丰盛。他还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作为给富人养老送丧的儒生，孔子对天神、鬼神是虔诚、敬畏的。不过，处于重人轻天、贵人轻神的周代文化氛围中[5]，孔子对天命鬼神又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曾明确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表现形态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并不过多提及鬼神之事。他还批评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对于鬼神，该祭祀的才祭，不该祭祀的去祭祀，是谄媚的表现。据《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人死之后祭祀鬼神之类的事并不热衷去追求，对自然宇宙背后的奥秘也很少探究，而对人生事务则倾注了很大热情。
子贡这样评价老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一方面，孔子认识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理想之“道”能否够得到推行，是天命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天命、神力面前，孔子又不愿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知天命，尽人力，被人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由此，他创立了仁本主义的儒家学说。
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人性论及仁学谱系
孔子仁学的起点是对人性的认识。关于人性，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指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基本相同的。这个相同的天性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欲望与意识属性。“夫人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6](P498)人最重要的特性是心灵智慧。“夫哀莫大于心死。”[6](P365)如果心灵停止活动，是人最大的悲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整天吃饱喝足不动心思是不行的！不是有掷采下棋的游戏吗？玩玩它也比不动脑筋好。在后天的修养中，能否以理性智慧克制感性欲望，就形成不同的人格差别，这就叫“习相远”。这种差别在孔子有多种分法：一是分为“上智”与“下愚”、“君子”与“小人”两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④二是把人格分为“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三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三是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综而言之，孔子的意思大抵是：上等之人，属于“智者”，“生而知之”，是君子中的“仁者”；中等之人，属于“不仁”而懂得“学而知之”的君子和“困而学之”的普通民众；“困而不学”、无“仁”可言的人是下等的“小人”“愚人”。孔子的人性论，论及人天性的共同性和修养结果的差别性，旨在引导人们通过后天的心灵道德修养超凡入圣，远离“小人”，成为“君子”。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区域教研组内教师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关系有助于教师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教研组“尊重、关爱、合作”的基本理念基础上的。
由人性论出发，孔子建构了他的仁学思想系统。
在孔子看来，处于春秋诸侯争霸的乱世，君子应当有自己的人格操守和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就是“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当“无道则隐”“舍之则藏”“邦无道则愚，则卷而怀之”时，独守善道体现为内圣之道、君子之道；当“有道则见”“有道则智则仕”“用之则行”时，道济天下体现为外王之道、为政之道。它们都是由一个核心的概念“仁”串联、贯通起来的。
4.1 完善社区康复设备，充分利用社区和家庭资源曾友燕等［26］通过质性访谈，了解到老年人对专业性的家庭护理服务的需求意愿主要集中在家庭病床、康复护理和健康教育系列服务3个方面，因而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康复，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要求，确定专职康复护士指导康复训练者，选择器材进行强身健体训练。也可针对患者情况，帮助患者制作简单易行的器材，让患者在家进行治疗，利用家庭资源，制作训练器具。
孔子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崇高人格的“君子儒”。这个远大理想和崇高人格就是“道”。孔子曾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门弟子有子发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这个“道”的核心内涵就是“仁”。
“仁”字在殷商卜辞、金文中尚未出现。周代出现了“仁”字。⑤《尚书·周书·金縢》出现过“予仁若考”[7]。《诗经·郑风·叔于田》：“洵美且仁。”《诗经·齐风·卢令》：“其人美且仁。”《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左传·僖公九年》：“宋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基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左传·成公九年》：“(晋)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君，不背本也。不背本，仁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无极曰：‘(伍)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曷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论语》中，“仁”字出现的频率呈爆发式。据杨伯峻统计，《论语》讲到“仁”字109次[2](P16)。孔子从各个不同角度阐释“仁”，“仁”成为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据《孟子·离娄上》所引，孔子曾说过：“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不同的“道”，以仁为分野，主要表现为“仁”与“不仁”。
“爱人”必须从对父母长辈的爱和对兄弟朋友的敬做起，所以“仁”包含“孝”“悌”，“孝”“悌”是“仁”的出发点。有子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孔子这样教导弟子：“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还具体解释了“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物质上的赡养，而且包括对父母精神上的敬爱，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对父母精神上的敬爱，集中表现为对父母之命“无违”，表现为对待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宰我认为为去世的父母守丧三年时间太久，这个制度不可取：“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认为可改为“一年之丧”，孔子批评他这是“不仁”( 《论语·阳货》)。由于“仁”可包含“孝”，所以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孟子·梁惠王上》)。
首先，“爱人”意味着“爱人”高于“爱物”，重点是以人为本。《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里马多人少，失火后马肯定死伤不少。当时的马很重要，好马也很名贵，远比马夫值钱。但孔子只关心马夫的安全，而不问马的死伤情况，说明在他心目中“人”比“马”更重要。朱熹注解说：“盖贵人贱畜，理所当然。”孔子“非不爱马，然恐伤人之意多，故未及问”。[8]孔子之后，吕不韦据此重新界定“仁”的涵义：“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9](P807)“仁于人”而不“仁于物”，尚可称“仁”；如果仅仅 “仁于物”而不“仁于人”，就决不能叫“仁”。在仁爱中，“爱人”比“爱物”重要得多。
“爱人”的第二个要义是“爱他人”。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原思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在鲁国任司寇的时候，原思曾担任他家的总管。当时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不要推辞，如果有多的，就给你的乡亲们吧。不过同时，孔子提出，君子的“爱人”“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在爱人问题上，如果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那是“仁”的最高境界“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朱熹《论语集注》：“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在孔子看来，洁身自好并不是“仁”，只有走向“爱人”，才称得上“仁”。如《雍也》记录孔子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只有走向“立人”“达人”“安人”“安百姓”，才无愧于“仁”。
从“爱人”出发，孔子提出“忠恕之道”。《里仁》篇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熹《论语集注》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孔子解释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离)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是同样的意思。可见，“恕”即宽容别人之意。《宪问》谓之“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公冶长》谓之“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要之，“仁”者“爱人”，应将对自己的爱扩展到对他人的爱。正如董仲舒所解释：“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⑥
孔子所说的“仁”，基本涵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如何理解“爱人”呢？
对君主的“忠”，是“爱人”之“仁”的最终归属，所谓“臣事君以忠”(《论语·学而》)；“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⑦“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八佾》)所以“仁”又包含“忠”。孔子一生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事奉君主，如果这样不行，宁可辞职不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不过，这受到别人的讥讽，认为他是在向君主谄媚：“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其实，他要求的“事君”之忠是“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切忌欺骗君主，但可以当面劝谏君主，并无谄谀之意。这表明当时的君臣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没有多少人再重视君臣之礼了。
“爱人”与“敬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仁”与敬人的联系，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在回答子张问仁时重申“恭”而“不侮”(《论语·阳货》)；在回答仲弓问仁时，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为喻(《论语·颜渊》)，大意是说，出门与人相晤，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仁”主爱人，“礼”主敬人，所以“仁”与“礼”又密切相关，“仁”包含着对“礼”的恪守。颜渊问何为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⑧“礼”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和谐关系的理性规范，它是对个人自然欲望的克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xǐ，畏惧)，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刻薄)。”(《论语·泰伯》)一个人如果只是态度恭敬而不符合礼，那就会劳扰不安；只是做事谨慎而不符合礼，那就会胆怯退缩；只是刚毅勇敢而不符合礼，那就会闯祸作乱；只是坦诚直率而不符合礼，那就会刻薄伤人。所以孔子教导弟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⑨；“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立于礼”(《论语·泰伯》)。周代的“礼”是与“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乐”具有外在的形式，但不能把它看作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不讲仁爱，礼乐有什么用？(《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仁”是“礼乐”的实质内容，“礼乐”是“仁”的外在规范。所以，华而不实，“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反之，“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礼乐”应包含“仁”的内容，排除非“仁”的内容。孔子曾对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综上可见，“仁”从“孝”“悌”出发，最后落脚于事君之“忠”，平时以“礼乐”为外在形式规范。
不仅如此，“仁”还包括 “义” “智”“勇”“贤”。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未知(智)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子贡问为仁。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仁”还包含“恭、宽、信、敏、惠”等范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可见这“五者”都是“爱人”的不同表现形态。
源于“孝”、并以“孝”为本的“爱人”，将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区分开来。墨子的兼爱是不分亲疏的无差等的博爱，孔子的仁爱是有亲疏差等的自爱。孔子的自爱不是一己的私爱，而是宗法血亲之爱，用孔子的话说叫“亲亲”。前面一个“亲”是亲爱，后面一个“亲”是血亲、亲人。《中庸》引孔子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把“亲亲”看得非常重要。“亲亲”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孝悌”。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亲亲”为“仁之大”，“孝悌”是“仁之本”。为什么呢？程子解释说：“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8](P48)人的爱人之心是爱亲之心的扩大。如果不懂得对亲人的爱，对他人的爱也就无从谈起。爱亲是爱人的出发点，爱人是由爱亲转化而来的。子思《孝经》指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10](P9)“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10](P42)孟子发挥此旨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晚清鸿儒刘熙载《古桐书屋札记》揭示：“仁者自爱，有礼者自敬，而爱人、敬人恒因之。”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明显不过地昭示了这种对他人的爱，正是由爱己转化而来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
三、作为圣人的孔子：论“为仁由己”的君子之道
“仁”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 (《论语·里仁》)孟武伯曾问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在大国中让他管理军事，是一把好手，但是不是做到了“仁”则不好说。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冉求这个人可以胜任在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拥有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是不是做到了“仁”，也不好说。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孔子答：“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公西赤可以胜任朝廷的礼宾官，但是不是做到了“仁”，同样不好说。子张曾问孔子：“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令尹子文几次做楚国宰相，没有喜形于色；几次被免职，也没有表露怨恨。每次被免职，总是把自己负责的政事与接任宰相做好交接。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忠矣。”又问：“仁矣乎？”孔子答：“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子张又问：崔杼杀了他的君主齐庄公。齐大夫陈文子抛弃四十匹马的家产，离开齐国。可到另一个国家，发现那里的执政者与齐国的崔杼差不多，就离开了。但到了另一个国家，仍然发现同样的情况，又离开了。你看这人如何？孔子说：可称得上清高了。子张说：“可称得上仁吗？”孔子说：“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孔子曾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被后人奉为“圣人”，不过他自己很谦虚。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所以孔子讨论的内圣之道，主要体现为君子之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比于是，颠沛必于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⑩“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只要坚持努力，最后总是能达到仁德君子的境界。
于是，“好学”，是走向仁德、成为君子的关键。所谓“好学”，不单指知识、技艺的学习，更多的是指道德修养、人格的培育。“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述而》)子夏补充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孔子虽然被后世奉为圣人，但他并不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而是老老实实地声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所达到的仁德境界，只是不断努力、学习的结果。“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仲尼焉学？”子贡回答：“文武之道。”(《论语·子张》)孔子学习、修养的主要对象是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孔子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曾分析过不好学的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他对学生的教育，不只是御、书、数、射之类的技艺，而且包括礼、诗之类的道德内容。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他看来，弟子中只有颜回称得上“好学”。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现代化灌区建设工程大多交由工程总承包进行建设。工程总承包对现代化灌区建设中的全部工程负责，包括建设之前的设计、建设中需要的全部设备和材料、建设竣工之后的调试工作等。
“好学”作为道德修养，其本质是改过从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切忌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其次要勇于改过。子曰：“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子贡勉励人们改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再次要懂得向善处看齐。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通常，人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交友去解决。孔子指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曾子说：“君子……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与孔子是一个意思。因为君子致力于内省改过，所以总是“不忧不惧”、光明磊落。“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在此基础上，孔子对“君子”之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君子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道德修养任务，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年少的时候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老年衰弱的时候，要戒除贪得无厌。君子的修养包括人的言行举止的各个方面：“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在各种道德规范中，仁、智、勇是三个基本要素。“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礼义、忠信也很重要。“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④ 器之，朱熹《论语集注》注：随其材器而使之也。说，朱熹《论语集注》释为“悦”。
在继电保护装置当中灵敏性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电力调控中的优化的过程中，应着重对其灵敏性加以考虑。继电保护装置的灵敏性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系统运行的方式、保护整定值的配合、设备的质量以及保护装置设计的合理性等。
君子的道德修养中，文质关系是孔子论述的一个重点。君子是内外兼修、文质兼顾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的形象是外圆内方、温和而有威严的。《论语》描述孔子形象：“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一方面，坚持仁义追求的君子骨子里有自己的是非好恶标准：“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子贡问孔子：“君子亦有恶乎？”孔子说：“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另一方面，君子又善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谐共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是非心中明白，但表面不违如愚，是与人和谐共处的一个有效方法。如孔子称赞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文质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言行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主张言行合一：“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反对巧言乱德：“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述而》) 当然，也要兼顾说话的艺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可与人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卫灵公》)
通过仁德修养，孔子达到了很高的人格境界，这就是“圣人”境界。不过当时，孔子的人格却遭到一些人的诋毁。鲁大夫叔孙武叔曾公开诋毁孔子，说子贡比仲尼更贤，但子贡并不认同。他指出叔孙武叔目光短浅，自然认识不到孔子的伟大。“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仲尼的贤德好比太阳和月亮，无法超越。有人不自量力，自绝于日月，这并不能影响日月的光芒。孔子的崇高地位是否定不了的。
“传统文化进校园”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普及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四、作为政治家的孔子：论尚仁、重德、明礼的为政之道
孔子认为，如果不分“邦有道”“邦无道”，都出来做官拿俸禄，是可耻的行为：“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判定天下有道无道的标准是什么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春秋末期，恰好是中央集权走向瓦解、周天子的大权落入诸侯手中，诸侯国家的大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的“无道”时期。以他所在的鲁国来看，鲁定公时期，大权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因此，有着一腔济世情怀的孔子一直没有出仕从政。
不过，学以致用，兼济天下，一直是他怀揣的政治理想。当时，控制鲁国国政的季孙氏与孟孙氏、叔孙氏中，季孙氏是三大贵族之首。而在政治争斗与家族厮杀中，季孙氏家族中毫无背景的家臣阳货(一名阳虎)最终成为实际当家人，也就是鲁国第一权臣，领导着三大家族少主，执政鲁国。阳货认识到自己底子不厚，势单力孤，于是就考虑提拔一些名流贤士来辅佐自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力邀孔丘进入鲁国政坛。但孔子多次回避见他。为了见到孔子，他想了许多办法，终于一次在半路上截住了孔子。见到后他反复规劝孔子抓住机会出仕：“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说“不可”。阳货又问：“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说“不可”。阳货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终于被说动了：“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于是，鲁定公九年(前501)，51岁的孔子开始从政。
一是因材施教。通过谈话和观察，孔子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个性特征，如认为子路果敢、子贡豁达、冉求多才、曾参耿直、子张偏激。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案，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各方面的人才。宋代朱熹将孔子的这种教学方式称之为“因材施教”。
孔子任鲁大司寇期间，鲁国大治，国人诵之
。
鲁定公十三年夏，为削弱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势力，加强国君权威，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
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先堕叔孙氏的郈邑，再堕季孙氏之费邑，可是在堕孟氏的成邑(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时，却受到孟氏家臣抵制，半途而废
。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并以“五恶”罪名诛杀鲁大夫少正卯。
从51岁到56岁，孔子在鲁国为官，从中都宰、司空做到司寇、代理宰相，颇有政绩，恰如他自己原来所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关于他从政的政绩，其他典籍也有记载。《吕氏春秋》记载说：“孔子始用于鲁……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9](P546)《史记》甚至记载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就大有起色，贩卖猪、羊的商人不再漫天要价，“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1](P1917)。鲁国得治，“齐人闻而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1](P1918)“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论语·微子》)从此鲁国君臣沉迷于女色之中，不理朝政。孔子感到继续实行他的仁政理想无望，便毅然离开鲁国。
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保存了大量的西周文化典籍。当时，鲁国不但是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也是旧周王朝管辖的各国文化中心。公元前544年，吴国季札访问鲁国，观赏“周乐”，叹为“观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惊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从小便开始大量阅读古籍，向老子请教过周礼，整理、编订过周代文化典籍。在吸收、总结周文化中敬德、保民、重礼思想的基础上，以儒生的文化积累和君子儒的远大理想，创立了独特的儒家学说。这些学说主要保留在《论语》中。
为政须有正当的名分。卫国国君等待孔子去治理国家，子路问孔子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他还指出：“君子思不出其位。”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实施方针政策前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耐心。子夏做了莒父的长官，向孔子请教如何处理政务。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为政应当从“仁”入手，将“爱人”之心扩大、推行到爱民、安民、利民的政治实践中去。据《礼记·缁衣》，孔子曾说过：“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民是君的立足之本。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修己以安人”，最终达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是“仁”的最高境界。处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百姓们对于仁爱的需要，比对于水的需要更迫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政治家应当重视、顺应人民对于仁爱的期盼，实施宽厚爱民的仁政，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说：“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宽则得众。”(《论语·尧曰》)他明确反对暴虐之政。“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不训诫于先，坐视其犯罪事实既成之后而刑之)谓之暴。”(《论语·尧曰》)
仁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富民、二是教民。
在富民方面，孔子提出，君主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体的，为政者不能与民争利，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有子申述此意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要注意均贫富，使人人的基本生活都有保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从臣民的道德教化方面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虐”“暴”“贼”“吝”。(《论语·尧曰》)
德治是仁政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约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政之“德”的一个突出表现形态是“礼”。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很重要：“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礼”主要是处理君臣、父子之间关系的规范。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君恪守君的规范，臣恪守臣的规范，父恪守父的规范，子恪守子的规范。比如君臣之间的礼教规范。鲁定公曾请教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君主无道，君不像君，臣子有诛杀、推翻他的权利吗？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拘于臣下之礼，是不以为然的，与后来的孟子并不相同。鲁哀公时，国卿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对歌颂武王伐纣武功的《武》乐评价不高，认为它“尽美矣，未尽善”，对歌颂舜帝禅让之德的《韶》乐称道有加，认为“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也表现了同样的态度。
作为儒生，孔子承认鬼神，又“敬鬼神而远之”；肯定“天命”，又“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对鬼神、天命的双重态度，反映了周代思想界轻天神贵人事的时代特征。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他从特殊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出发，综合古代德治礼教文化成果，创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范畴谱系；作为圣人，孔子论析了“为仁由己”的内圣之道；作为政治家，孔子论析了尚仁、重德、明礼的外王之道；作为教育家，孔子论及教育的目的、内容、理念、方法。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内圣外王思路，奠定了曾参《大学》的“修己”与“新民”， 子思《中庸》的“成己”与“成物”、子思《孝经》的以“孝”修身与治国、孟子的“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荀子的“君子之道”与“君之所道”的思想走向。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保持忠信是德治的一项基本要求。《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曾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从忠信的要求看，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要求别人做的，自己也要做到。子路问从政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也这样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
在我国的多数企业中，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他们都可以认识到财务风险，并且可以提前开展相关的预防工作，但是因为财务管理并不完善，并且很多中小企业中，也没有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这就使得无法对风险进行规范，一旦企业产生财务风险，就必须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风险管理工作，但是风险过去以后，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因此，这也必然导致了财务风险。还有很多企业，虽然也十分关注制度建设，但缺乏执行力，制度建设都形同虚设，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这也加剧了财务风险。
出以公心、举贤用才是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冉雍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么为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鲁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孔子还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对待君子应当委以重任，不能让他们做那些小事；对待小人恰好相反，只能让他们做些小事。孔子一反世袭观念，提出“爱人”这样一个衡量人才的标准。公元前513年，晋国的魏舒“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派了十个人做县大夫。孔子对这种打破宗族世袭制、直接任命地方官吏的做法表示赞扬和支持。他说：“魏子之举”，“近不失亲”(大夫中的一个是魏舒的庶子)，“远不失贤”，“以贤举，义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对于秦穆公打破惯例，对虞国的奴隶百里奚“爵以大夫”“授之以政”，孔子也大为赞赏，认为这是秦国虽小但能称霸西戎的一个重要原因[1](P1910)。相反，对于压制、排挤“贤人”的统治者，孔子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鲁国大夫臧文仲执政很长时间，对于“直道而事人”的“贤者”柳下惠不仅不安排职位，反而三次无理地撤掉了他的官职(《论语·微子》)。孔子指责说：“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
孔子虽然主张实现以礼教为主的德治，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德治并不是万能的。当时的天下并不太平：“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好人治理国家，得经过百年才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即便有英明的圣王出现，也得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在实现仁政之前的时期，不能废除刑罚杀戮手段。因此，孔子认为，在实现仁政的政治进程中不能仅用宽厚的德治，必须同时兼用法治：“政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同时，“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仁政理想下的法治必须坚持德主刑辅。这成为后世仁政学说的一个基本点。
五、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论教育的目的、内容、理念、方法
孔子不仅是一位崇高的道德君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伟大教育家。颜渊曾感叹地说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孔子年轻时以为人办丧事儒生为业，30岁时开办私人学校，聚徒讲学，声名日隆。51岁后被鲁国的实际掌权人阳货邀请从政，三年后因与季康子及鲁定公政见不合，遂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结束周游列国推销政治主张的活动，整理鲁国所保留的周代文化典籍，同时向弟子传授。可见，孔子的一生大多是在教育弟子中度过的。在长期的办学生涯中，孔子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
关于教学目的，目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国将不国，他提出“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他的办学，可以看作是培养内圣、实现外王的一种手段、一份事业。因此，孔子将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于是，“仁”与“礼”成为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为外在行为规范。“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孔子说：在仁德修养的使命上，弟子与老师不必谦让，应比学赶帮：“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具体而言，教学内容包括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指古籍文献，行指德行实践，忠指对人尽心竭力，信指诚实无伪。《论语》又记录孔子开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课程。相传孔子曾以“六艺”传授弟子。孔子所授“六艺”，既指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
，也指孔子整理的儒学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
一种好的瞳孔定位算法不但要能够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还要有较快的定位速度[6-7]。
孔子的教学理念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人人不分贵贱，都可以接受教育。他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首创私学，以低廉的学费招生(只须十条肉干)，使平民百姓有了通过教育入仕成为贵族的可能，改变了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的局面。孔子的学生多数出身贫贱，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与孔子几乎同年，有的与他相差三、四十岁，还有父子二人(如曾点与曾参)同为孔子的学生。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这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仿效。次年升任鲁国司空，不久升任大司寇，摄行相事。这年夏，齐与鲁媾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为定公行相礼，孔子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事先做了必要的武事准备。齐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礼斥之。齐君敬畏，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汶阳、龟阴、郓地归还鲁国以谢过
。
二是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真正的智慧，就是懂的就说懂，不懂的就说不懂，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知识不是天生的，必须“学而知之”，所谓“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默而识之(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老师的职责就是“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三是启发式教学。孔子最早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教学方法。通过启发式教学，达到“举一反三”(《论语·述而》)、“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的教学效果。
四是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知道读书学习,不知道思考,到头来等于白学；只知道思考，却不去读书学习,就会变成空想，最后什么有价值的思考成果都得不到。
最近，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总裁及高层领导团队成员叶钧先生荣获香港工业总会授予的“2018年香港青年工业家奖”。叶钧先生是一位高科技产品实业家，该奖项表彰其对公司长远持续发展具有远见卓识，更显示他对工业的深厚知识及着力推动工业发展。
五是抓住重点，一以贯之。《卫灵公》记载：“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贡以为孔子的博学是由苦学、多学造成的，孔子说不是这样的，这当中有学习的技巧，即抓住重点，用一个根本的线索把各种知识贯穿起来。
六是温故知新。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强调只有懂得“温故而知新”的教学规律，才“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七是“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孔子曾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却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这是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教育方法的典型说明。
孔子以积极的济世理想，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而颜渊、曾参、子夏、世硕、宓子贱、漆雕开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代表。颜渊是安贫乐道的楷模。曾参是孔学的直接继承人，孔学经他的《大学》传给孔伋。子夏深得孔子编订的《春秋》微言大义，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穀梁赤与公羊高，二人记录成书，即《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世硕、密子贱、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世硕、密子贱、漆雕开将“习相远”发展为“性相远”，提出有善有恶的二重人性论。《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有漆雕氏之儒”，这“漆雕氏”即漆雕开。王充《论衡·本性》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
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这有善有恶的人性论，后来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论。[11](P23-28)
注释
（4）鉴于SHY-2加量对钻井液的流变性有影响，从加量上来说，加量不要超过2%，从加入方式上来说，最好以胶液的形式逐步加入；另外，在使用SHY-2时，最好能引入一种降粘剂，两者配合使用，平抑SHY-2对钻井液流变性的影响。
对杭州市下城区当前做地工作的思考（朱云祥） ............................................................................................8-22
① 本文所引《论语》，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成》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② 此生年据《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50年。
③ 《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中国古代礼仪认为结婚生育的合适年龄，男性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在14岁至49岁之间。在这个范围之外都是不合礼仪的。叔梁纥迎娶颜征在时已72岁，故称之为“野合”。
在君子的各种修养中，如何处理利益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是一道大问题。孔子主张以欲从道、以利从义。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田产)；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晓)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放(放：通仿，依也)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张也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其可已矣。”(《论语·子张》)
⑤ 但这里的“仁”究竟何义后世尚存在争论，未必是仁爱的仁。参钟云端《〈尚书·金滕〉篇“予仁若考”解诂》，《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外因 统计结果见表6。可得出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主要外因来源于教学模式过于陈旧，所占比例约为三成，最为突出；其次，教学方法所占比例为二成以上；教学内容枯燥与课堂管理宽松、缺乏互动交流均占一成以上。大学生主观能动性较强，对于不感兴趣的课通常会找事去做，如上课玩手机，也比较在意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⑥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
⑦ 《论语·卫灵公》：事奉君主，要认真办事而把领取傣禄的事放在后面。
⑧ 《论语·颜渊》。天下归仁焉，一种解释是天下的人都公认他做到了仁；另一种解释天下的一切就都归顺仁了。
⑨ 《论语·子罕》颜渊语。
⑩ 均见《论语·里仁》。
均见《论语·子张》。
均见《论语·阳货》。
均见《论语·学而》。
均见《论语·卫灵公》。
《史记·孔子世家》。另见《春秋穀梁传·定公十年》。
均见《孔丛子·陈士义》。
见《孔子家语·相鲁》。
见《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宪问》曾子语。
《论语·宪问》孔子语。
《论语·子路》：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感叹卫国人丁兴旺。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公孙尼子为孔子再传弟子。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吴高飞.孔子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
[4] 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祁志祥.周代：“神”的祛魅与“人”觉醒——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时期[J].湖北社会科学,2017(12)：80-92.
[6] 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 钟云瑞.《尚书·金縢》篇“予仁若考”解诂[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85-88.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 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 祁志祥.国学人文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On Confucius’ Five Images and His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Also on Confuciu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Zhou DynastyQI Zhi-xi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 Confucius was of Confucianism origi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s was a prerequisite for a Confucian scholar. However, in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Zhou Dynasty in which noble people despised gods, Confucius worshipped ghosts and gods but kept them at a distance, bu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al life, thus establishing the Confucian doctrine based on benevole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theory is his “being similar in nature and different in habi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n this basis, a moral category system with “benevolence” as its core has been form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Confucius elaborated the gentleman’s way of “It’s entirely up to oneself to believe in and practice benevolence.”, the proper governance of a state by the way of emphasizing morality and understanding courtesy, and the purpose, content, concept and method of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ideal Confucian scholar,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a moral gentleman, an outstanding politician and a great educator constitute the multiple image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 Confucius; Confucian scholars; structure of Confucianism; moral gentleman; politician; educator
DOI： 10.13467/j.cnki.jbuss.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
[作者简介] 祁志祥(1958-)，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中国思想史等。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9)05-005-12
(责任编校 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