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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魏杰8月11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首次对长虹民营化问题发表观点。魏杰表示，长虹民营化面临意识形态、历史负担、国有资产评估、模式选择、民营化力量不足等五大障碍。魏杰认为，长虹民营化应坚持三点：一是资产证券化；二是从子公司突破；三是内外部力量结合。
“现在的国企体制再怎么改，都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尤其是家电这样竞争性极强的行业，民营化已是大势所趋。”
记者：从六月份开始，长虹要民营化的话题已经提上日程，绵阳市政府出台了一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有几条似乎是针对长虹的，提升领导者期权，但这似乎不能改变长虹要民营化的决心。长虹这样的老国企为什么坚持要民营化？
魏杰：现在的国企体制再怎么改，都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尤其是家电这样竞争性极强的行业。一般来讲，这种竞争性极强的行业是不适合国企来做的。国有企业适合做民营企业不愿意做或者没有力量做、而社会又不可缺少的行业。而长虹现在从事的家电行业竞争性极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现有优势将会丧失。长虹之所以要民营化，实在是现实竞争中已经无法操作。
民营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看到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对长虹有利的变化：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如果对国有资产的看法有重大突破，长虹民营化的力度无疑将大大增加；其次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家电领域肯定不是开办新厂，而是重组现有企业，这给长虹提供很多机会；加入WTO之后，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国有股不能流通的问题将得到解决，2005年加入WTO承诺将全面实现，这对长虹民营化是一种激励。
现在民营企业的贡献很大，加入WTO后，讨论企业的性质已经没有意义，所有企业只要是法人，都应该享受国民待遇。长虹民营化，不同于国有资产减少。未来更多的企业形成都是民营企业，国有资产将长期存在，但国有企业可能逐渐减少，政府管的是国有资产的增值，而不是管理企业。我们的政府现在总是忙，忙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管了一些不应该管的事情，比如说把企业老总叫来开会，让他把盈利做上去，这些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我是极力支持长虹民营化的。长虹这样的老国企民营化意义重大。我们一直在谈民营化，但真正民营化的大国企几乎没有先例。长虹要民营化，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借鉴。如果长虹民营化成功，将提供老的、大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案例，长虹怎么样成功，怎样解决所遇到的障碍，别的企业可以效仿；如果不成功，我们可以知道，老国企民营化仍然很难，难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未来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我们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的时候，国有企业是基础，民营企业只是补充，这个观念要改。”
记者：长虹提出民营化至今仍然没有进一步的动态，长虹民营化障碍何在？
魏杰：长虹这样的老国企要进行民营化，有很大障碍，这也是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对长虹民营化发表意见的原因。
首先是意识形态，虽然我们一直在谈国有企业民营化，但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约束，尤其是长虹，这样大的老国企。我们一直把国有企业当作社会经济的基础，没有看到民营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倾向。我们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仍然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经济基础，外资企业进来，是不是就不给他们国民待遇？应该是都给国民待遇。我们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的时候，国有企业是基础，民营企业只是补充，这个观念要改。
再者是历史负担的障碍。长虹是一个历史负担非常沉重的老国企，历史负担不解决，民营化有难度。必须把这些问题剥离掉，剥离到哪里去？民营化标志着长虹与员工的关系发生变化，他不再是国企员工，而是民企职工，这样一来，恐怕长虹过去积压的富余人员问题，银行债务，退休金等一系列问题都要涌现出来。
还有国有资产评估的问题。长虹民营化，主要是指把长虹的资产民营化，目前的评估方法是投资减掉折旧即是资产量，长虹大量的非盈利资产，也就是账面上的资产在实际中并不起作用。到底怎样评估，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是模式选择的问题。是偏向于民营化快一点的模式呢，还是更多地考虑对国有资产国有产权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之间有很大摩擦。如果选择一个有利于国有产权的模式，很显然长虹民营化过程会受到很大障碍。没有人愿意投资，长虹也就没办法民营化。
最后是民营化的力量在哪。长虹这么大的国企要民营化，民营化的力量仍然令人怀疑。如果说长虹员工去认股，员工哪有这么多钱，即便有，恐怕也不敢拿出来，钱从哪里来，税收是否交了，都会引来问题。如果不考虑外资进入，别的较大企业的进入，依靠长虹自身力量民营化，有点难度。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个足够的让长虹民营化的力量，没有听说哪家跨国公司要考虑长虹重组的问题。如果外资介入，进来以后要控股，控股地位是否能为长虹现有领导班子接受？当然长虹是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国有股转让，问题是国有股减持已经停止，这条路也行不通。
“资产对于社会的贡献，在于税收和就业机会。在国有资产评估方面我一直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强调资产是谁的，关键是企业是否活了，这就是大道理。”
记者：对于长虹现存历史负担等问题，有何解决办法？
魏杰：目前对于历史负担的解决并没有法定文件，而且要长虹自身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过去体制造成的历史负担，比如呆坏账，国家应该给一定政策，对长虹有利的政策。长虹自身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可以在长虹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盈利能力增强，逐步解决。在解决员工问题上，社保基金提留也不能一下子学发达国家，提留太多，这会影响就业，导致企业宁愿增加在职员工的加班费，而不愿意雇佣新员工，因为雇佣员工要付出的社保基金远大于提高在职员工加班费。
再者国有资产的评估方法要改，要按市场化方式，即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资产的盈利能力决定资产到底值多少钱。对长虹国有资产评估不要太高。只要长虹有了活力能够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即使国有资产评价低了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民营化化不了，不断亏损，国有资产也没有多大意义了。资产对于社会的贡献，在于税收和就业机会。我们非要强调国有资产，民营化化不了，让国有资产不断地自然损耗，自身就越来越不值钱。在国有资产评估方面我一直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强调资产是谁的，关键是企业是否活了，这就是大道理。
“说服政府转变观念的重要理论就是，政府利益究竟在哪里，不在于企业是谁的，在于能否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
记者：也就是说，政府观念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政府在民营化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魏杰：应该说，没有政府支持，民营化一点都搞不了。我们的国有资产由国有资产代表即国务院管理，国务院不同意，是无法进行产权变动的。
而说服政府转变观念的重要理论就是，政府利益究竟在哪里，不在于企业是谁的，在于能否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国有企业是亲儿子，但亲儿子难管，赚了钱不知跑哪里去了，亏了钱就找你发工资；民营企业就不会找你，因为他知道是后娘养的，找了也没有用，但是他提供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并不少。
根据绵阳市政府出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以及长虹的反映来看，目前政府与长虹在民营化问题上还未达成一致，《试行办法》中的期权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增加领导班子活力的激励机制；但是长虹提出的民营化是产权结构多元化的问题，两者有本质区别。长虹民营化的关键是产权制度，国有资产退出来。尤其是家电这种竞争行业，政府非控股的家电企业要增加。《试行办法》远远达不到长虹民营化的愿望。
现在有消息说长虹在广东投建基地，这估计也是长虹的一个杀手锏。如果长虹真的把基地搬到广东，注册地到了广东，绵阳政府应该紧张。如果政府不同意民营化，长虹再搞一个基地，注册地换了，税收和就业机会都换了，拥有产权也毫无疑义。
如果我是四川省政府，我会规定长虹民营化可以，但不要变更注册地，要留住它，给它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长虹这么多年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长虹民营化，我认为应该坚持三点：一是资产证券化，二是从子公司突破，三是内外部力量结合。”
记者：考虑到长虹现在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您对长虹的民营化有何建议？
魏杰：应该说目前并没有听到反对长虹民营化的声音，问题是长虹应该组建一个由内部人、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组成的调研小组，拟出方案，讨论的过程也就是彼此认同的过程。对于长虹民营化，我认为应该坚持三点：一是资产证券化，二是从子公司突破，三是内外部力量结合。
第一，民营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利用上市公司来推动民营化，要把资产证券化，把庞大资产分成证券，让大家购买。比如说我买不起百分之一，我可以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如果不证券化，连这万分之一都买不起，把这一个亿的资产证券化，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力量选择购买多少。
其次是可以从子公司做起，主张长虹集团本身的民营化可能有很大障碍，那么能否先把底下的子公司民营化，这么做阻力会相对减少。从子公司做起，子公司先民营化，再带动集团民营化，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突破。
同时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要考虑内外部力量的结合，如果仅仅是外部力量，我们收购了长虹公司，员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民营化的活力也显示不出来，所以可以考虑让员工持股或者参与民营化的过程；外资控股，要调整领导班子，那么这个领导班子对企业的贡献如何体现，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的家电行业中，只有长虹、TCL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企，美的、格兰仕等都算乡镇企业，海尔则是集体所有制。长虹的技术力量非常强大，远远超过顺德那些企业，但是活力没有发挥出来，产权制度没有顺德那些民营企业好。支持长虹民营化就是要给长虹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