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士钊的逻辑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论章士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5-0013-10
民国初的文坛盛行着一种政论文体式，罗家伦称之为“逻辑文学”，它以结构谨严、 说理完足和文理密察而享誉政坛及文坛十余年。因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章士钊，胡适 用“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陈子展以“章士钊的政论文学”来概括这种有鲜明特 色的文体，后来，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给了它一个简明的称谓——“逻辑文” 。
逻辑文以古文的面目(即文言)出现，但与古文(即古代散文)的内质根本不同。胡适称 它是“欧化的古文”，这里的“古文”概念有些模糊，逻辑文的现代性也就被有意无意 地掩盖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使所有古文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陈迹，处在古今文学断裂 口上的逻辑文，其文学史意义尤其显得扑朔迷离，它对散文变革的作用被划定为“古文 范围内的革新”。逻辑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章士钊，因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而遭到新文学 阵营的挞伐；其间，他在政治活动中所受的非议也影响了他的文名，文学史家在论及章 士钊和他的逻辑文时，往往轻视了逻辑文在散文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全面、 系统地考察这一文体，重新细论这一文体的文学史意义。
(一)逻辑文的概念
“逻辑文”，顾名思义，这种文体与逻辑大有联系。逻辑，即西学中的logic，该词源 自希腊词logos，所以常见译名还有“逻各斯”。系统的近代逻辑学理论译自西方，但 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逻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名实关系的讨论而形成的“名辨之学 ”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重要成果。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始自明末李之藻所译的《名理 探》(即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近代则有严复所译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 前四卷，书名为《名学》，它唤起了国人对逻辑的极大兴趣，使逻辑学成为对近代中国 影响巨大的西学之一。逻辑的译名先有严复的“名学”，后来，“辨学”、“名辨学” 、“理则学”、“论理学”等名称蜂起，直到章士钊为它定名，其它淆乱的译名才渐渐 息声。章士钊是严复之后又一位逻辑大家，在《论翻译名义》等文中，他多次讨论义译 和音译的得失，认为logic音译最佳，于是定名“逻辑”。西语中的“逻各斯”基本词 义是言辞、理性、秩序、规律，其中最基本的含义是“秩序”和“规律”；普通的逻辑 学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汉语中，“逻辑”一词同样是多义的，如果说“某人讲逻 辑”，可指其思维合乎规律、规则，而“逻辑性”则是指推理或论证的有秩序、有条理 ，“逻辑文”中的“逻辑”，即取此义。
中国古代散文中，运用逻辑论证方法的论说文并不少见。墨子研究过逻辑，他常用“ 三表法”(即“有本”、“有原”、“有用”)作为基本议论方法，进行概括性论辩。《 尚贤》、《非儒》等篇层次清楚、议论完整、思路严密。荀子更擅长议论，他彻底改变 了语录、对话等零散议论的方式，确立了逻辑严整的论说结构。韩非也特别善用判断、 推理来阐明事理，立论、辩难，层层推阐，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战国末期的《荀子》 、《韩非子》标志着古代论说文的基本成熟。可见在论说文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逻 辑性已是论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在先秦大文学观念的时代，文学泛指一切文化 学术，诸子论说文在广义“文”的概念下，除逻辑性的要求外，还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审 美价值，文家往往将论文当作美文来写，这几乎成为古代论说文的传统。它们行文中或 设象取譬，或以辞采点缀，或用铺排进行形象描绘，往往议论生动，文学色彩很浓，逻 辑结构虽然渐趋完善，论证过程中违反逻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说理的科学性并不是论 说文的唯一目标。
政论文滥觞于“处士横议”的战国时代，至两汉趋于成熟并很快达到了繁荣。汉文的 论政风格一般疏直激切、词锋犀利，贾谊的《过秦论》可为代表。唐宋八大家打着“文 以明道”的旗帜，散文创作也多以议论见长，政论、史论一直是散文家最看重的文体。 政论既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实用价值，又有一定的审美特征，因而纵横议论、意与理俱 胜的政论文是散文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其中，柳宗元的政论文尤为后人称道。他的《 封建论》被林纾推为“古今至文”，是政论文的典范之作。文中反复论述“封建非圣人 意也，势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驳斥了贵族分封的谬论，阐明郡县制实施的必然性 。其它如《时令论》、《断刑论》、《六逆论》、《桐叶封弟辨》等，大多有关时局， 立论新颖，因为推理严密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章士钊一生与柳文结下不解之缘，“逻 辑”便是二者间的纽带；他评价柳文说，它们的魅力在于“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 [1]，可谓精论。
近代，西方形式逻辑对中国文化，乃至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5年至1907年，革 命派与立宪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双方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论证方式，使论 说稍具理性色彩，但还是感情有余而学理不足。甚至在小说领域，也有人主张“新小说 ”应该和西方现代科学、逻辑等知识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严复以古色古香的文言译 介西方科学、思想方面的名著，并将逻辑知识融进散文创作中，使逻辑与散文关系也越 来越密切。他的论说文具有与古文形似而神异的气质，钱基博说严复首开逻辑文的先河 ，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严复的逻辑文文体意识并不十分明确，他更注重表述科学规律， 目的在于摧毁传统的世界观和保守主义。逻辑文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还是在章士 钊的笔下诞生的。逻辑文与章士钊的名字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章 士钊的政论就是逻辑文，逻辑文即章士钊的政论。
在现代文学观念尚未明融的情况下，“逻辑文”是跻身于文学之林的，所以罗家伦使 用了“逻辑文学”的概念，他称章士钊的文章“可谓集‘逻辑文学’的大成了”，从此 ，文学史家都十分注意章文的逻辑特色。胡适说：“自一九○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 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2]他把这一时期的政论 文称为“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事实上，划分这一派的依据就是为文时明确自觉 的逻辑意识。章士钊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聚集在《甲寅》周围的一些作者，如黄 远庸、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自觉趋向章士钊政论的方向，“大家不知不觉的造 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2]，终于使逻辑文“别 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3]。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文派”只是“几乎 形成一个甲寅派”[2]，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相互靠拢，也无意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文 派；相反，他们的精英意识和独立意识比同时代其它作家更强。上述作者只是受章士钊 的影响，自觉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新问题，并以平易的文 风来表现他们的思想。他们对逻辑文体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钱基博 在论逻辑文时说：“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 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摩士钊所为文，而一以衷于逻辑，掉鞅文坛，焯有声誉，而一 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3]也有论者说：章氏创立了所谓“剥 蕉式”文体，而《新青年》前期作者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和胡适等人的文章 ，大都受到章氏“剥蕉式”文体的影响。[4]由此可见，史家一般认为，章士钊创立了 逻辑文体，而《甲寅》周围的其它主要作者无形中受了他很大影响。
本文作者认为，章士钊乃是真正具有明确的逻辑文体意识而进行逻辑文创作的作家， 所谓逻辑文，就是章士钊在民国初年创立的以文言形式写作的政论文体式，它糅合了中 西政论的优长，具有显著的现代理性色彩，对散文变革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继“新文 体”之后，逻辑文丰富并完善了政论文体式，可以说，它把中国散文论说文这一支发展 到了完备的境界。
(二)逻辑文的方向
民国初元，王纲解纽，变政改制的政治模式得以实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责任感、 使命感普遍增强，国民的政治信仰和热情高涨，政治开始走向世俗化。文学与政治的关 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尤其复杂，总的来看，政治文化——“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 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5]——就象河岸一样，导引着文学的主流行进。文学反 映出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也努力表现着这种心理。晚清以降，政论文创作成为精英知 识分子宣传改良思想、呼吁救国的首要方式。
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不仅是传播方式的革命，也是知识的革命，同时，社会组织方 式也引起深刻的变革。“报界”、“记者”、“通信栏”等媒介新名词的出现，意味着 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在悄然萌生。读者由士大夫阶层变为广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 广大的读者群——普通民众，则是存在于作家意识中的潜在读者。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 发生了彻底地变化。政论和“总宇宙之文”的报章文体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新文体和逻 辑文，几乎在散文领域一统天下。
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越来越多，他们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熏染，对西学的体认深度超 过了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感叹，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的不 幸是“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 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 随时代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使这种情形大为改观，他们的能力使他们 足以担当起建设新文化的重任。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学习政治、经济和逻辑学；黄远庸 曾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旁及英吉利文学；李大钊毕业于天津法政学院，后 留学日本……当年《甲寅》周围多是留过洋的青年，他们在寻求国家富强、民主的现代 之路上，表现出突出的现代意识，《甲寅》被誉为“现代之母”[6]。逻辑文一出世， 就肩负着传播现代思想、促进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发表在该杂志上的逻辑政论，代表 着新思潮的方向，在新旧杂陈、思潮迭起的民初，它对文化转型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翻开《甲寅》的目录，几乎可以将其当作新文化运动的人名录来读，除了陈独秀、李 大钊、高一涵、张东荪、易白沙这些人撰写长文外，胡适、吴稚晖、张继、汪精卫、吴 虞等人也在上面发表创作。1916年2月前的《新青年》几乎就是《甲寅》的翻版，陈独 秀、李大钊、李剑农等同时为这两份杂志撰稿，两份刊物“有一定的人事和思想的渊源 ”[7]。从这一点来看，《甲寅》也可以说是一份启蒙刊物。“《甲寅》以其温和的政 治态度提供了一种希望和保证，以及一个研讨论坛。作为一个很受尊敬的政论作家，章 士钊成为一个松散的思想言论群体的中心。”[6]章士钊用他的逻辑文，在新文化运动 的前夜挑起一盏指示方向的明灯。
就逻辑文文体而言，逻辑文糅合了中西政论文的长处，使中、西方散文在论说文领域 首次结合起来，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散文变革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清末，散文变革大大突破了古文传统。桐城派所标举“义法”、“雅洁”诸规范，曾 在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方面给后世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巨变，他们 的散文矩度已经成为文体发展的桎梏。龚自珍、魏源所致力的“经世致用”之学渐渐替 代了“文以载道”说，同时，散文在形式上也逐渐打破了古文家法的束缚。冯桂芬直言 其不信义法之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8]近代 报刊的崛起，更给循规蹈矩、文风柔弱桐城文派以致命的打击。王韬的政论中贯穿着多 样的形式，说理、记叙，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宣传家的“新文体”，夹杂着俗、韵语和外国语法，以平易畅达、 慷慨激昂的文风使读者感受其文体的魔力，论说文发展至此，已经达到最大程度的解放 。
然而，这些“非为藏诸名山而不朽”的政论，因为传递的信息量大而缺乏论理，显得 空疏、浮薄，所以，新文体不仅遭桐城老辈丑诋，也为章太炎等文家讥刺。章太炎对于 论说文的作法有独到的见解，他借评论魏晋文“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 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9]，提出了论说文创作的基本要领：既要概 念准确，又要力戒浮夸，必须推理严密，做到说理无懈可击。他还指出，论说文最难作 的莫过于探讨典章制度，这正是近代政论文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论说文呼唤着既有学理 作底子，又有论理作骨骼的崭新的文体，逻辑文应时而出。
章士钊创逻辑文体之前，就已经是知名的政论作家，但逻辑文体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 具备的。1903年，他主持《苏报》期间，政论中几乎篇篇谈革命，无日不排满，“鞑子 ”、“贼满人”之类的词句触目皆是。俨然是新文体大言烈烈的风格，有的甚至可以看 成是煽动性的政治演说辞，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然而，在倡言革命、亲历革命的 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党人不学，将无以成大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癸 卯败后，审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因绝口不论政事，窃不自量，故遁而治文学以自 见。”[10]这里的文学，乃指学术。他开始提倡“读书救国论”，并于弱冠之年开始学 习数学和英文ABC，既而留学英国。
留英四年多，他接受了19世纪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与政治学家，如戴雪、边沁、 白芝浩、蒲徕士等人的思想理论，他向往英国政党之争的平稳有序，也欣赏英人善用调 和，使反对党意见得以流行的做法。从他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来看，他的情辞激 切的文风随着思想的转变而起了很大变化。在英国，他还从戴维逊教授学习逻辑学，此 后，他对论说的逻辑性就开始着意了。辛亥革命后，他回国主持《民立报》，已由一个 激进主义者完全转变为调和论者，他提倡党派之间的调和，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要 求处理好传统和变革的关系。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政论也进行了反思，“十年前记者即 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 。”[11]后来因与国民党在政治原则上发生分歧，自创《独立周报》，这时起，他文中 的逻辑特色已经相当引人注目，至《甲寅》创刊，逻辑文体就十分成熟了。
对于章士钊的逻辑文，胡适有一段精彩的议论：
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 ，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 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 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 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 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 的外国文法。[2]
这里，值得进论的是逻辑文的欧化倾向。首先，逻辑文在词法、句法、章法上深受西 洋文法的影响。留学英国之前，章士钊曾编写过一部《中等国文典》，这是继《马氏文 通》后又一部参照西洋语法治学国文的文典。与《马氏文通》相比较，章士钊的语法书 更为清浅宜读。该书序中，章高兴地提到，国人藉西文规律，触类旁通，“未数月，遣 词造句皆循定律，而为文益斐然可观矣”。[12]文典的成功使章士钊认识到，“律字以 为词，规词以为句，编句以为文。夫讲求此律字、规词、编句之道者，厥推文典。”[1 2]编撰该书最直接的功效是导致章士钊政论文的语言通俗明白且文法谨严。虽然“之乎 者也”尚在，却没有了古奥的字词，由于融会贯通了西方语法，文章句、段之间的逻辑 关系十分明确。
西洋语法与汉语语法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句子的组织结构不同。例如英语十分注重语法 形式的完整，论说文中长句较多，一个句子往往长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单词，但句中逻 辑关系明确，其中，句或段之间的连接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而汉语句子连接相当松散， 表面上有时不易看出其逻辑关系，所谓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逻辑文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汉语这种思维习惯，用欧化的古文为新思维提供了一个勉强适用的表达方式。正 如罗家伦所说的，“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 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 。”[13]
其次，西方散文在报刊文学兴起后的平易风格成为章士钊逻辑文中追求的目标。章士 钊极为推崇英国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章译作《司佩铁特》)，它的主要撰稿 人艾狄生的风格“亲切而不鄙俚，典雅而不炫耀”[14]，章士钊办《甲寅》即以《旁观 者》为榜样。艾狄生议论题材相当广泛，涉及科学、文艺、社会风尚等等，包括琐闻逸 事、礼仪风俗、历史掌故、文学艺术等多项内容。《甲寅》以政论为主，也有不少读者 来信，译文、短篇小说，大多是那些具有改革意识和进行新文体探索的青年的投稿。艾 狄生为英国散文向社会化、通俗化方向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章士钊的逻辑文朴实说 理、字无虚饰，虽然未能蜕去文言的外壳，作为一种过渡文体，它也为新散文的社会化 、通俗化作出了较大贡献。
前文提到，中国古代论说文有明确的论题，结构也比较完善，但同时也讲究文学技巧 和方法，理性与感性、思辨与文采往往熔为一炉，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西 方近代散文文体也很庞杂，但学术著作却有独立的空间，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说理纯 粹；还有一类随笔散文，是小说、戏剧作者在创作之余，用于表达个人政见、进行社会 批评、抒发个人情感、描摹世间百态的。平易文体趋向逻辑性强的细密说理，艺术散文 则具有较多的个人色彩，这种分野对散文自身的发展是有好处的。逻辑文在散文发展中 ，自觉地走向理性的科学的方向，最终促成了论说文与狭义的文学散文相互剥离。
(三)逻辑文的特征
在近代散文文体变革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文体在推动散文现代化上成效显著，成为“ 五四”新散文的先导。梁启超创立新文体时，以横扫一切旧法的气概，把桐城家法破坏 殆尽，以自由通俗开一代新风。它被老辈诋为“野狐”，而对青年则“别有一番魔力” ，但在文体上尚未臻于成熟。梁启超本人后来也察觉了新文体“浮薄，叫嚣，堆砌，缴 绕，种种毛病”[15]，正如章太炎所说的，“观其流势，洋洋緉緉，即实不过数语。 ”[9]《新民丛报》之后，他的风格逐渐有所改变，趋于严谨朴实；而逻辑文的出现， 正是对新文体诸弊的一次大矫正。有论者认为，逻辑文是新文体的成熟形式，这种笼统 的说法虽然忽略了逻辑文独立的文体特色，但也是对逻辑文文体贡献的肯定。具体分析 新文体与逻辑文两种文体的面貌，我们可以发现，由新文体而逻辑文，一放一收，一破 一立，同为散文的革新作了大量切实的工作。逻辑文的作用虽不如新文体那样明显，但 却具有内在而长久的影响。
新文体追求一种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和酣畅淋漓的“雄直”风格，这种风格构成了文 风与文体变革的内在动力，但有时也难免失之粗率浅薄。象刘师培说的：“后生小子， 厌故喜新，竞相效法”，效法者只学其形式，因此浮薄、叫嚣便成为他们的通病。逻辑 文提倡的是朴实说理的文风，这是对新文体的一种反拨。它既否定了八股文陈腐空泛的 僵死教条，也否定了那种党派臭味浓，好持绝对之论或进行人身攻击的论战文风。章氏 多次公开表示，他追求真理，欢迎别人对他的言论进行批评；但他要求：“大约记者之 乐与讨论者其人必具有下列资格：一，心平气和，毫无成见。二，头脑冷静，略通逻辑 论法。三，具有普遍常识而于本问题夙有研究，或正着手研究，不至作极外行语。”[1 1]当他办《甲寅》杂志时，就是以朴实说理相号召的。
梁启超的政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笔锋常带感情”。在论说中大量掺入抒情的 分子，的确能使文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在特殊的时代，愤激的忧国情绪和热 烈的爱国情感本身也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这种议论方式违背了逻辑要求，实际上没 有足够强大的说服力，所以只能喧嚣一时。梁启超将政论视为应于时势的宣传文字，甚 至觉得“虽稍稍偏激焉而不为过”，章士钊则完全本着理性的态度，用客观、冷静的眼 光分析问题。他引柳宗元的话说：“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 认为论政必须有足够的学养，作文得要“博而趋约”[16]，才会有水到渠成的从容；论 说中还必须防止滥用感情，情感因素应让位给力透纸背的学理，只有“极力自镇”，力 求超脱党派意气的限制，才能保持言论的独立。逻辑文既有学理作底子，又有论理作骨 骼，所以沉实内敛。
在写作技法上，梁启超惯用排比、对偶、对比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文章跌宕起伏， 摇曳多姿。梁启超论俄罗斯革命：“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局彻，电线斫，铁道 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 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排比和长句，尤其能使新文体显出排山倒海般的气 势，而这样的例子可随手拈来。它是从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中解放出来的，空疏、堆砌 的八股气息尚未脱尽，而且现在看来，辞采华丽、铺张过度更是论说文的大忌。章士钊 也认为“文章形式之事”，但他反对因虚饰而掩盖思想的做法，因为过分修饰可能会分 散、转移读者对论文主旨的注意力，他不愿因辞害意。他论文时，把“洁”字作为衡量 文章高下的标准，他批评韩愈的散文“挟泥沙而俱下”，而称赞柳文“简括异常，言尽 意止，不过事敷衍”，真正作到了能“洁”，[1]而逻辑文最大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字 来概括，也就是章士钊所说的这个“洁”字。
逻辑文之所以能补新文体之弊，可以从章士钊的文体意识和艺术追求中来窥见其原。 章士钊从柳宗元那里直接继承了古文传统，又融入西方形式逻辑的内容。柳文的峻洁， 前人评论较多，章士钊更将这个“洁”字赋予新的涵义。洁，并不仅仅指字精句当，也 不仅指结构章法的清晰，而是关系到文章的内在品质，包括题旨明确、论理充足和文理 密察等逻辑要求。他转引黄与坚论文的话：“以文而言，莫高于太史公之作，柳子称之 ，不过曰洁曰峻而已，何以能然?唯其明耳。文之不洁不峻，皆不明之害也。”[16]指 出要达到“洁”这个目标，“明”不可忽视。这就是要求概念、词义的明确。当然，“ 明”的含义要比这更广，但可以说都与逻辑要求不悖。他还说，如果文章义理丛烦沓复 ，就是“不洁之尤”，体现出对论题简明、准确的要求。另外，章尖锐地指出，人们往 往以“言不尽意”来掩盖学识不足，行文不力的缺陷，在论说文中，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乃是文家的“遁词”，他认为，文应能尽意。这即是表明：论理要充足。他在《文论 》中，借评说柳文将“洁”字作了透辟的阐发：
夫子厚文果胡独异乎?以愚观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 ，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张弛之度 ，恰如其分，以予之者，斯为宇宙至文。
……洁之云者，尤为集成一贯之德，有获于是，其余诸德，自帖然按部而来，故子厚 殿焉。愚见夫自来文家，美中所感不足，盖莫逾洁字之道未备……然则为之之道奈何? 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着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 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观游涧之鱼，一清见底；如察当檐之蛛，丝络 分明，庶乎近之。愚有志乎是，宁云已逮，然文中不着不了之语，命意遣词，所定腕下 必遵之律令，不轻滑过，卒尔见质，意在而口不能言其故者甚罕。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洁”的具体要求就是：一、思想概念要明确，“凡式之未慊 于意者，勿着于篇”；二、表达要准确，“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三、对所 论问题的分析要透辟精当，恰如其分，力戒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论；四、思路、结构要明 晰，文章要鲜明，“如察当檐之蛛，丝络分明”，让人读了觉得“如观游涧之鱼，一清 见底”。这体现了与中国古代文论显然不同的要求，容纳进西方政论写作中概念要明确 、判断要准确、推理要严密的逻辑学内容。逻辑文所追求的境界就是“曲而能达”，使 “文中自然结构，一一莹然于胸，周旋折旋，笔随意往，微无弗及，远无弗届者也。” 这实际上也是章士钊为文所追求的“独至之境”。那么，章士钊的政论创作具体有哪些 显著的特色呢?
首先，它沿着新文体开辟的通俗化的道路，语言呈现半文半白的面貌，同时，严谨的 逻辑思维使语言的风格又表现为用词的高度精练。章士钊倾向于文辞的雅洁，但又不同 于桐城派的“雅洁”。桐城派要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 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7]，而章士钊不避俚语俗句、不拘骈散 ，有时风趣幽默，有时还在文中添加图表，形式十分解放。试看下面一段议论：
人类者，政治之动物也，今之人尽曰：“吾不谈政治，政治无与于我，而其所行，要 不越政治范围，政治之良否，要与其所行有直接若间接之影响。是其避政治而不言者， 非尝试而失败流于偏激，则恶社会之污浊，自矜高尚。(《自觉》)
上述引文给人的感觉是：切换其中的某些虚词和代词，再将几个单音动词换成复音动 词，它就是一段白话文了，它的浅显显然与当时文坛风气直接相关，离白话文实际只有 一步之遥。又如：
故知吾国既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既知终且不了，此时整理民族之事，即 抑塞千端，烦冤万状，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终不外夫建国，是国家由解散 而卒入于建设之一途，故不爱国云者，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 不爱不可也。(《国家与我》)
这段引文虽短，却用了近十个表示逻辑关系的连词。议论曲折反复，而语义还是非常 明确。
章士钊的政论多长篇，文虽长，却多用短句，一般句子长不过十个字，短的四五个字 ，错落有致，读起来琅琅上口，节奏铿锵。例如，在论欧战对中国的影响时，章写道： “此战之影响吾国，迥非寻常，债源已竭，国政莫举，中立失实，内地被兵；平时不逞 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谋捣其虚，将来祸之所至，良未易测。”显得素朴平实、精警 有力。
另外，即使是运用类比等形象论证的方法，他也总是因事设喻，紧扣论点。逻辑文中 设喻说理的地方很常见，这使朴素的议论透出理趣。新文体中类比的方法更为常见，往 往铺排一大篇，古今中外，惟恐不丰盛。章士钊则通常用最简的语言和喻例，进行类比 ，而且紧接着就直奔论题。
故曰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 不以小利伤大获也。残桑伤获，中农犹且不为，况为国而可“摧拉人民爱国心之萌蘖” 也耶?(《爱国储金》)
以农夫不“残桑伤获”，来说明征收所谓的“爱国储金”的不合理，简洁而有力。再 如：
大凡一说见怪于人，出其本相而章显之，怪将不见，而闪烁其词，枝梧其意，是适所 以重其怪耳，未见人之信我也。即信矣，亦不为利。盖马有马之用，橐驼有橐驼之用。 今橐驼而告人以马背肿，则人不知所以用橐驼，马以畸形，又复乘走皆非，其结果又焉 如告者之所期也。故愚以为人之丑诋联邦，特由于未识联邦之真相耳。苟或识之，安知 其不易丑诋而为狂赞也耶。(《学理上之联邦论》)
即使在议论中间杂形象的分子，也时刻围绕着论题，没有题外废话。
章士钊的逻辑文，结构安排上也体现了尚洁的美学追求，无论是数百字的短论，还是 逾万字的长篇，都显得“谨严莹洁”，那些讨论政治民主制度的立论、驳论，有的长达 一万甚至两万余字，如《政本》、《政力向背论》、《复辟平议》、《帝政驳议》，都 是章氏结合所学，分析、综合当时国情而发的议论。这一类的政论，如果没有严密的逻 辑，就会显得拖沓冗长，即使分段，也会缠杂缴绕、条理不清，所以还是需要按严密的 逻辑关系进行精心结构。
章士钊的立论文字，恰如他在《政本》中所说，将政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 剥至终层，将有见也。”他的《政本》开首即明确提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 。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而后先论时局，指出国内乱象纷呈、党派相争、人各为 私的“亡征”，论说欲改变这一情形，国家应善用人才，使人人能尽其才；而人才不得 其所的原因正在于“好同恶异”。接着分析好同恶异的根性，根性在于人的兽性，专制 是兽性在政治上的体现，说明只有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达到“政治之大观”。然后又 进一步揭示帝政实际上是以共和为名，行“为同”之事，阐明党同伐异无论是观于外交 ，还是观于人心，都危害不浅。最后以“为政有本，不好同恶异，斯诚政之本矣，因论 政本”作结，首尾相顾，浑然一体。论据充足，论辩有力，自由开合，始终未离“同、 异”二义，极为严密。
他的驳论文字，通常首先摆好对方论点作靶子，再选好自己的立场角度进行论辩。论 辩中，他紧扣论敌思维中的漏洞，层层辩难。例如，在《读严几道<民约平议>》这篇文 中，章士钊步步进逼，将严复《民约平议》中不合逻辑的地方一一挑出，进行驳斥，对 严复含混其词的论法不依不饶。他既不偏激，也不畏惧权威，只以理胜，不作意气之争 。与严复这位逻辑大家大谈逻辑是全文最精彩之处，逻辑术语迭出而又不乏趣味。“然 在逻辑，不得谓发点既违，由是而之焉，必无合辙之处。”提醒严复：真实结论的必要 条件是前提必须是真的；“盖言性为一事，言民约又为一事，未可混也。”指出严犯了 遁词和逸果偷楷的逻辑错误。“是由天生之生，转入生育之生，并为一谈，以欺庸众， 在逻辑论法，谓之‘媒语不明’”，这种标明逻辑方法的论法前所未有，对于引导读者 看清事物真相，认识问题本质，不无裨益；不过，当形式逻辑成为普遍的论法后，章士 钊的做法就被讥为“掉书袋”了。但总的来说，章士钊的欧化的古文相当流畅，逻辑文 在民初仍是流畅的典范之作，颇受好评。
钱基博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新文体、逻辑文“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 股”[3]。新文体讲究气势，并未从八股中完全解脱出来，这已是公论，但逻辑文的八 股气息究竟还有多少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八股文体的基本特征。
八股文文体本身并非十恶不赦，它只是集中了汉文作文传统中一些固定的程序。它的 基本形式是“破承起讲，提比后比”，“破题”规定用两句概括或解释题义而不能直说 题义，近似为题目做谜面；然后用三句承接，谓为“承题”，接下来“起讲”，说明题 义或题目内容的背景。上述部分合起来，称为“冒子”，重要的在后面逐条逐项的发挥 ，每篇常说八条，即“四比”，每一比的两股仿佛对联，相称对比，好比人的两股(腿) ，因此得名“八股”，其实只是变换方式强调一个论点，把主题上下前后、正反左右讲 得面面俱到。因为是定制作文，体制日益僵化，有识之士都强烈反对它，并为废除八股 取士制而进行过努力。而且，它只能代圣贤立言，在应该说什么和应该怎么说的范围内 转圈而不是想说什么、想怎么说可以随意发挥，这就严重阻碍了文体自身的发展。八股 文不但内容空洞、虚伪，而且过分追求形式、声调，因而其体气被视为毒害士人的东西 ，近人往往避八股惟恐不及。这些弊端，在逻辑文中是找不到的。逻辑文属于论说文， 论说文一般着重文意，结构上有一些程序化的东西也很正常。逻辑文的论说结构，大体 上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段式来进行的，体式略嫌刻板，但与八 股的体例气息大相径庭。钱史还说：“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当，部分辨晰，与凡物之秩然 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 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3]如果说逻辑文与八股文有一些联系，那 么，应该就是从其体制而言了，对于论说文来说，这倒也不是一个缺陷。
(四)逻辑文的评价和影响
《甲寅》文字风行一时，逻辑文，按胡适的话说，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所以白 话文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它就“归于失败”了。“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国中几 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去了，或 者竟完全取消了。这种政论文学的忽然消灭，我至今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2]现 在看来，1915年起，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动摇了国人对于政治的 信仰，人心惊疑，政论也渐渐息声，这仍是与政治文化的变迁有关。黄远庸在给章士钊 的信中谈到：“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耳，则其 选事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 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 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 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18]陈独秀等人也意识到抽象的论政是徒劳的，于是 便通过《新青年》致力于唤醒新的读者群。但章士钊坚持说：“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 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 也，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19]然而，由于北京政治丑闻不断，他很快也 对论政的效果产生了怀疑。1917年他进入北大任逻辑学教授的时候，宣称三年不参与政 治，逻辑政论于是渐渐少见了，不过，它的影响却是长期存在的。
首先，逻辑文传输的现代民主思想和西方逻辑思维方式对国人，包括文学家们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新闻、报告文学和杂文所受的影响尤为显著，小说等体裁对逻辑思维方法 也有所借鉴，侦探小说与逻辑推理更是密不可分。老舍就曾说过，一个东西写完了，要 看念得顺不顺，逻辑性强不强，逻辑性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衡文标准了。一位读者评价 章士钊说，“逻辑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虽不必一律采以人文，而要渐为一般 人士所了解，仆甚喜其名不滥。”[19]这句话道出了逻辑文的深远影响。
其次，逻辑文朴素的文风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纠正了新文体在解放散文文 体过程中带来的种种毛病。章士钊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注着理性精神，所作无不衷于逻 辑，创立了一种清新、自然的文体，对新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以朴实说理为新散 文树立了一个典范，它的平易和简洁曾让许多新文学作家欣赏，陈子展称章氏的逻辑政 论是一种漂亮缜密的文体，这一点得到其它文学史家的认同；而欧化的文法和语言实践 的成功也直接启发了语体文的创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逻辑文体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趋向科学严谨的方向，客 观上促成了论说文与狭义文学散文的相互剥离。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标准形成的过程中 ，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 即以理性思辨和情感熏陶作为学术和文学的区别标志，它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而逻辑文在诸多合力中所起的是分化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分化，现代散文才由 杂而纯，逐渐走向独立和自治。逻辑文中的宏篇巨制，为现代学术论文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而短评之类则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一脉相连，后经鲁迅等作家发展，建设成为 文艺性的政论——杂文，在现代散文领域开出了一朵奇葩；抒情性的美文迈着轻快的步 伐，在文学散文这个明净的天空下，迅速走向繁荣。
总之，逻辑文可以说是中国散文文体革新中有重大贡献的一种文体，新文学散文既得 益于它对散文概念的分化作用，也直接汲取了它的营养，这一切只是被它的文言的外壳 掩盖了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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