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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到稀缺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中的有效配置，再到人类的选择行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不断演变和扩张，但是对文化这一非物质因素却关注较少。早期研究对文化的忽视可能源于古典经济学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而现当代研究对文化的忽视则更可能源于将文化引入实证分析时所面临的技术性困难。过去十多年间，伴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特别是实证分析方法的进步和数据可得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这些研究将文化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实证考察了文化对经济决策、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产生了许多新的洞见，启发了人们对经济学现象的思考，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学问题的理解，丰富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拓展了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以研究文化对经济影响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中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分支。 本文旨在对国外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个概要但系统的回顾，梳理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内涵、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为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文献方面的借鉴和支撑。需要指出的是，在将文化和经济相联系的时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研究文化和经济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尤其是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另一种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狭义的文化现象，如研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经济学专指前者。 一、文化的定义 经济学者们分别从信念和偏好两种属性给出了两种相近的文化定义。基于文化的信念属性，文化被视作是社会习俗和个人信念，在社会交往中这种社会习俗和个人信念维持着一种均衡状态(Greif，1994)。依照此种定义，文化由某一个群体所共有，并影响着这个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源于Greif(1994)的这一文化定义，强调了文化作为一种信念，能够形成个体对特定环境下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特定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能够在代与代之间进行传承，因此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但是与此同时，从上一代所传承的文化也会由于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而发生缓慢的变化或更新。基于文化的偏好属性，文化被视作是一种原始的情感，通常被定义为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偏好(Akerlof & Kranton，2000)。价值观念和偏好本能地引导着个体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决策。Alesina & Giuliano(2013)在最近有关文化和制度之间关系的文献回顾中，认为文化的这两种定义可以简单区分为信念和偏好。就这两种定义而言，基于偏好属性的文化的后一种定义更侧重于个体层面的分析，而基于信念属性的前一种定义更侧重于特定群体的分析。然而在实证研究中明确地区分文化的上述两种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信念和偏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个体的某一偏好能够在一定外部环境或制度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信念，并且保持很长时间(Benabou，2008)。另一方面，社会习俗或宗教等作为信念一类的文化表征也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和偏好(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在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极具影响的文章中，他们将文化定义为在民族、宗教或社会等群体中可以代际相传且相对稳定的习俗、信念和价值观，这一定义等于是糅合了文化的上述两种定义。 Fernandez(2010)对以上文化定义中“相当稳定”的限定词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文化可能是静态不变的，也可能是动态变化的。文化变化的速度取决于信念和偏好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速度，这进一步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包括决定个体学习速度的各种机遇、个体与他人的互动程度以及历史经验等。她还使用美国人对于已婚妇女在丈夫能够挣钱养家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态度的历史变迁来说明这种价值观或者偏好的快速变动情况(Fernandez，2013)。针对Fernandez的批评，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承认自己给出的文化定义相对狭隘，但是他们的关注点是文化的经济后果，强调文化影响经济的两大渠道，即信念和偏好，这些都是文化中改变缓慢的部分。这可以避免经济影响文化的反向因果问题，从而更好地揭示出文化影响经济的因果关系，在实证分析中也更具操作性和可靠性。 我们认为，Guiso等人在定义文化时所特别强调的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特征是和传统经济学理论关于偏好的稳定性假定相一致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个体在给定偏好和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行为，并且在偏好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比较不同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个体选择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有关偏好稳定的假定方便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有助于经济学理论对个体的决策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个体价值观或偏好，强调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就经验证据而言，Alesina，Giuliano & Nunn(2013)和Ebenstein(2014)等最新研究显示，由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所孕育的性别文化观念即使在几千年后仍然存在，并且对女性劳动参与、居住行为和生育行为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强有力地支持了有关文化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论断。然而，我们也不否认，尽管文化在代与代之间的传承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具有持续的影响力，但随着每一代人经验的积累和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个人所具有的信念和偏好也将发生缓慢的变化和更新。例如，Bisin & Verdier(2001)发现，在一个内生偏好传递的模型框架下，由于受到社会学习效应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互动作用的影响，偏好在代与代之间传承时会发生缓慢的变化。Alesina & Giuliano(2013)认为，信念和偏好在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存在差异，信念的变化和演进要比偏好更快。这是由于信念更容易受到个体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偏好通常是在童年时期由父母教育形成的，相对更加稳定和持续。因此，总结而言，文化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在代与代之间不断传承；另一方面，文化又受到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在实证研究中，文化是否能够被看作是稳定不变的，要视具体的文化特征而定。通常而言，属于偏好的文化特征变化更为缓慢，而属于信念的文化特征则容易随外部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信念和偏好之间联系密切，在实证研究中并不容易将两者清晰地加以区分。 二、文化的内涵 即便我们一致认可将文化定义为信念或偏好，但在实证分析中准确地给出信念和偏好的内涵和相应的测度指标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作为信念的文化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维度的内容，例如对他人的信任、家庭或家族联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宗教观念等；偏好也有许多不同的维度，例如对风险的偏好、对劳动的偏好、对生育的偏好和对社会平等程度的偏好等等。同时，这些不同的文化维度彼此之间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很难严格地进行分离。例如，社会中家族成员之间联系的强弱同这个社会的一般性信任水平存在着显著相关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同样与社会信任水平显著相关(Alesino & Giuliano，2013)。目前，在有关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中，出于分析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文化的某一个维度的具体内容。现有文献中，研究人员广泛关注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下这些维度： 1.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社会信任变量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者实验的方式来获得。在问卷调查中，受访者通常会被询问，“你觉得陌生人中可以信任的多不多？”答案则从“绝大多数可信”到“绝大多数不可信”分为若干类别，参见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简称CGSS)。类似的询问方式也出现在许多著名的国际调查中，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和“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GSS)。用实验方法来获取信任变量主要是在博弈论研究领域，研究人员通过投资实验来测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在研究设计中，被试进行信任博弈，依据博弈策略的选择来度量不同特征人群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一个典型的信任博弈包括两个参与者，他们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序贯博弈。博弈一开始，实验设计者提供给先动者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博弈双方的禀赋资源，先动者选择是否拿出和拿出多少金钱给予后行动者。实验设计者将遵照预先设定的一套规则并视先行动者给予后行动者的金钱数量的多少来补充提供给博弈参与者一定数额的金钱，即增加禀赋资源，增加的数额通常与先行动者给予后行动者的金钱数额成正比。然后，后行动者选择是否返还和返还多少金钱给先行动者。通过逆向归纳法，很容易得知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一定是后行动者不进行任何的返还，因此先行动者一开始就选择不给予后行动者任何数额的金钱。在这一博弈设定下，只有当博弈的双方彼此信任的时候才可能通过合作从实验设计方获得更多的禀赋资源。Glaeser et al.(2000)和Fehr et al.(2002)讨论了通过调查方法测度的信任和通过实验方法测度的信任之间的关系。许多关于信任的研究在分析信任的社会经济影响时，将信任视作是一种社会资本，认为信任的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一个群体克服集体行动中可能面临的“搭便车”行为，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Fukuyama(1995)和Putnam(2000)等人的研究。关于信任这一文化特征的一个有趣发现是，信任很少能够在不同种族或者具有不同国籍的人群之间传递。例如，Alesina & La Ferrara(2000，2002)的研究显示，在民族构成越复杂的城市，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越低。实验经济学领域有关信任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在一个特定群组内，例如同一个民族之内的个体之间更容易互相信任和开展合作，相较而言，不同民族之间的个体更缺乏信任(例如Fershtman & Gneezy，2001；Chen & Chen，2011)。 2.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现代主流经济学采用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研究个体如何基于自身偏好和约束条件来做出理性选择，很少讨论集体主义观念。然而，不同国家或群体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强弱程度不同，受其影响，处于相应国家或群体中的个体在决策行为上则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重视的是个体成就和个体权利。但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个体属于某一个群体或者组织，个体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集体成就和集体荣誉。同时，集体也会为个体提供保护以换取个体对集体的忠诚。在一个拥有集体主义观念的群体中，如果某一个体获得了一笔财富，他更可能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分享这笔财富；如果某一个体遭受财富损失，群体中其他成员也更可能向他提供帮助。群体成员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类似于社会保险。鉴于个人主义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下个体决策行为的显著差异，在分析个体选择行为时，有必要分析个人主义观念或集体主义观念的强弱程度所造成的具体影响。Hofstede(2001)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得反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主义程度的变量。在调查中，受访者会被询问一些反映集体是否重要的问题，例如“社会网络是信息的首要来源”抑或“媒体是信息的首要来源”，这些测度集体主义程度的变量也反向测度了个人主义程度。Hofstede(2001)认为，个人主义鼓励了创新的发生，而集体主义则促进了合作和创新成果的传播。Roland & Gorodnichenko(2013a)使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度量文化，研究了文化对民主制度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国家，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国家更早实施民主制度。同样以个人主义为研究对象，Roland & Gorodnichenko(2013b)分析了财产保护制度和个人主义观念的相互作用。 3.家庭联系。在家庭联系强弱不同的社会，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差异。Coleman(1990)很早就注意到，在家庭成员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的社会，人们的良好行为规范仅仅表现在一个较小的圈层(例如家族)内。在圈层之外，自私和机会主义的行为被大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在家庭联系较弱的社会，人们通常被要求在面临任何个体时都要表现出良好的行为。Alesina & Giuliano(2010)通过调查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个体对家庭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爱和尊重程度来度量家庭联系的强弱。例如，对于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受访者被要求从很重要、重要、一般和不重要等若干选项中进行选择，不同选项按照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进行赋值。Todd(1983)和Duranton & Rodriguez-Pose(2009)等根据家庭组织结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纵向关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横向关系)定义了四种家庭组织结构。在纵向关系上，根据子女对父母依赖程度的强弱，可以分为“自由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两种家庭组织类型。在前一种家庭组织关系中，子女对父母依赖较弱，并且在结婚后就会离开父母。在后一种家庭组织关系中，子女对父母依赖很强，并且在结婚后还继续和父母一起居住。在横向关系上，根据遗产继承安排的不同可以将家庭组织结构分为“平等主义的”和“非平等主义的”两种类型。在前一种家庭组织结构中，子女在父母去世后平等地继承父母的财产。在后一种家庭组织结构中，子女中的某一个人而不是所有人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例如长子继承制。家庭组织结构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组合产生了四种家庭组织类型：绝对核心家庭、平等主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共有式家庭。Galasso & Profeta(2012)的研究显示，Alesina & Giuliano(2010)对家庭联系的定义同Todd(1983)对家庭组织结构的定义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有关家庭文化的研究一般认为，在家庭成员之间联系比较密切和家庭成员对家庭较为依赖的社会，人们更缺乏一般性的信任，也更缺乏公民意识。Greif & Tabellini(2012)认为，欧洲核心家庭组织结构和中国宗亲式家庭组织结构的差异是导致欧洲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家族企业的普遍性与家族联系的强弱存在着密切关系。家族企业更广泛地存在于家庭联系较强的社会，这反映了文化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家族企业往往具有一些典型特征，例如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Bertrand & Schoar，2006)，家族企业的这些特征则会导致相对较差的企业经营绩效，使家族企业难以成长为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生产效率的现代企业。 4.广义道德和狭义道德。Tabellini(2008a，2008b，2010)提出了广义道德和狭义道德两种相对的文化内涵。广义道德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可以扩展到社会中所有个体，而狭义道德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仅限于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或特定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道德观念的这一分类方法源于Platteau(2000)的研究，认为在等级社会中良好的行为规范和诚实的行为表现总是局限于一个较小的圈子(家庭或宗族)，而在这个圈层之外，机会主义行为和自私行为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Tabellini以社会信任水平和尊重他人的程度来度量广义道德观念，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很显然，广义道德和狭义道德同家庭组织结构、社会信任水平等其他文化特征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家庭成员之间联系较强的社会，人们的道德观念更多地局限于家族内部，属于狭义道德。人们也更少相信家族之外的人，社会的一般性信任水平也较低。 5.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看法。一些人将收入或财富的积累视作是辛勤努力的结果，但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作是偶然好运的结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通常会导致不同的个体行为和经济组织形式，因此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看法是能够影响经济行为和表现的重要价值观念。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看法通过在调查中询问受访者对某些看法的赞同程度来获取。通常问卷会做如下陈述：“在长期，努力工作通常会带来好的生活”或者“努力工作通常并不能够带来成功，成功更多的是靠运气和关系”。例如，在北京大学2011年所负责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中，有如下陈述：“影响孩子未来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孩子的努力程度”；以及“影响孩子未来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孩子的运气”，然后访员要求受访者从“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等选项中进行选择。这些针对受访者子女未来成就影响因素重要性的问题反映了受访者本人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看法。 近年来，大量有关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都关注的是上述文化特征中的一种或两种。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宗教信仰(Barro & McCleary，2003；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3)、亚洲宗族文化(Whyte，2009；Greif & Tabellini，2012；Ebenstein，2014)等文化特征的研究。事实上，很多有关文化观念的研究将宗教视作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文化特征(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3)。宗教能够对人们的信念产生影响，并继而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和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宗教都有规律性的宗教活动，因此是否信仰宗教也会影响人们的时间分配。Barro & McCleary(2003)研究发现，有宗教信念同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人们投入到宗教活动上的时间却通过减少劳动供给进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既有的文化经济学研究通常针对上述文化特征中的一种或两种，并较为一致地发现：上述各种文化特征同经济增长、国民储蓄、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政策、个体创业和劳动供给等诸多社会经济现象和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尽管这种关系是否能够视作是因果效应还存在争论，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下文将分别从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经济行为等两个角度就研究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做进一步的评述，然后转向少数考察经济对文化的反向影响的文献。 三、文化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 斯密、穆勒、托尼和韦伯等古典经济学家就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过一些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在这些有关文化影响经济的早期研究中，最著名的要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新教教义将追求财富视作是个人的天职，推动人们摆脱旧社会秩序的约束，追求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产生了将勤奋工作、精于职业和精于赚钱视作美德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改革与新教伦理观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出现。然而，这些早期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提出可靠的经济学经验研究方法来定量分析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而无法准确区分开经济决策环境中文化、经济以及制度的不同影响。边际主义革命开始把文化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针对文化对经济影响的严谨分析才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主流经济学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信任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Knack & Keefer(1997)，La Porta et al.(1997)和Knack & Zak(2001)等较早探讨了社会信任对经济的影响。Knack & Keefer(1997)使用世界上29个经济体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估计了社会信任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信任水平同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收入分配也更加平等。同样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La Porta et al.(1997)发现，社会信任水平和大型组织的效率显著正相关。La Porta等人所使用的度量组织效率的变量很多，包括政府效率、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大企业所占经济比重、基础设施质量、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婴儿死亡率、通货膨胀程度和GDP增长率等。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Knack & Zak(2001)从理论上讨论了社会信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使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水平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显著正相关。Tabellini(2010)分析了欧洲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 然而，社会信任并非是一个完全外生于经济发展程度或组织效率的变量，它本身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而是内生决定的。Glaeser，Laibson & Sacerdote(2002)指出，信任程度可以通过投资社会资本来增强。这意味着采用传统的OLS估计方法得到的信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显著关系可能并不是因果关系，而只能看作是相关关系。事实上，上述研究都注意到了实证估计中社会信任这一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识别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这些研究都使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变量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如宗教特征(La Porta et al.，1997)、种族分散程度(Knack & Keefer，1997)、地区历史(Tabellini，2010)等。然而，正如Algan & Cahuc(2010)所批评的，由于使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这些研究无法排除其他地区固定特征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果某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诸如地区法律起源、地区初始教育水平和地理特征等因素同时和信任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相关，那么实证分析所估计出的信任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仍然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因此，在估计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使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实证识别策略。 在估计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为了控制当前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对结果变量的影响，Algan & Cahuc(2010)采用了和前述研究完全不同的实证识别策略。他们使用了美国移民人口的数据，将信任分解为由当期环境影响的部分和传承自上一代的部分，并将后者视作相对外生，以此估计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他们同样发现，较高的信任水平导致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Fernandez(2010)将Algan & Cahuc(2010)所采用的实证识别策略称作“流行病学分析法”，并倡导在文化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一方法。“流行病学分析法”试图通过研究在相同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可能)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个体在经济行为和后果方面的差异，来将文化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进行分离。这类研究通常是针对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或移民后代的分析，研究人员假定这些移民或移民后代生活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同时假定移民或移民后代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传承自生活在迁出地的且反映迁出地文化特征)存在差异。他们通过选择一个反映移民迁出地文化特征的代理变量，估计移民迁出地文化对移民或移民后代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Fernandez(2010)对采用此种方法研究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实证研究宗教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关文化和宏观经济绩效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尽管韦伯很早就富有启发性地指出，宗教改革与新教伦理观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出现，由于数据和实证分析技术的限制，长期以来少有研究从实证上定量考察宗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国外学术界才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历史数据实证检验韦伯关于新教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Cantoni(2013)使用1300-1900年间德国272个城市的历史数据，估计了欧洲宗教改革对德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还是工具变量估计，均未发现新教主义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与Cantoni(2013)的发现相反，使用距离新教发源地的地理距离作为新教主义的工具变量，Becker & Woessman(2009)发现新教导致了更高的经济繁荣水平。不过他们认为新教的发展并不是通过宗教伦理或宗教意识形态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新教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是由于新教徒通过阅读《圣经》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Chen，Wang & Yan(2014)使用来自中国的县级数据，考察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解决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了1890-1920年间各地区洪涝和干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作为基督教传播的工具变量，实证分析显示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们还分析了基督教传播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渠道，发现其主要在于基督教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还吸引了外资的进入。除了对基督教的关注外，也有针对其他宗教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Sala-i-Martin，Doppelhofer & Miller(2004)使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和儒教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均和长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Noland(2005)同样使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1970-1990年间犹太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同经济增长负相关，不过就样本国家中的少部分国家而言，东正教的发展在1913-1998年间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不过由于没有注意或解决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上述两项研究只是对宗教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论并不能表明宗教的发展一定能够显著促进或抑制长期经济增长。Alesina & Giuliano(2013)指出，宗教影响经济的渠道有两种：一方面，宗教教义表现为一种信念或者意识形态，这会直接对经济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宗教的虔诚往往意味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参与有规律性的宗教活动，这会减少劳动时间的投入。宗教信念和宗教活动的参与都能够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目前有关宗教影响经济绩效的文献更多关注的是宗教如何影响人们的偏好或信念，较少分析参加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影响。Barro & McCleary(2003)的研究发现，有宗教信念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但是人们投入到宗教活动上的时间却同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在分析宗教的经济影响时，有必要区分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 社会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密切相关，因此，文化对制度的影响是在宏观层面上研究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向。Greif(1994)认为，社会中家庭网络的强弱程度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着密切联系。他发现，那些依赖于大家族和社会关系的犹太商人组织和奉行个人主义的热那亚商人组织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制度。前者在商业活动中依赖于非正式的约束，商业活动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的约束，而后者则发展出了规范的合同法。Roland & Gorodnichenko(2013)分析了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他们使用基因距离和历史上疾病的流行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发现与集体主义社会相比，个人主义社会更早地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许多研究都认为，在美国新教的兴起是导致美国建立起自由市场体系的重要原因(Berkovitch，2011)。这些研究和韦伯有关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是一致的。Greif & Tabellini(2012)的研究显示，中国和欧洲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和欧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现代文明之前的欧洲以城邦文化为主，而古代中国则以宗族文化为主。在具有城邦文化的欧洲，个体道德责任感较弱但是却面向所有人；在具有宗族文化特征的中国，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很强却仅局限于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因此他们认为，前者是广义道德，后者是狭义道德。宗族文化中契约的执行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城邦文化中契约的执行则依赖于正式制度安排，这种差异导致了欧洲和中国的制度的分野，并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Galasso & Profeta(2012)的分析显示，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国家庭结构的差异。他们采用Todd(1982)所提出的家庭组织分类方法研究发现，以绝对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类似一个安全网络，用于在同代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在具有很强家庭联系的社会，社会养老保险收益主要表现为代与代之间的转移支付，并且养老保险支付更为慷慨。Hahn(2014)基于奥地利数据的研究发现，文化对该国金融体系有着显著影响，奥地利的中小银行更容易向邻国中具有相同文化起源的国家提供跨境贷款。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文化是影响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制度反过来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两者都并非外生(Bowles，1998；Gruber & Hungerman，2008；Aghion et al.，2010)。例如，Bowles(1998)认为，市场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五个不同的渠道对人们的偏好产生影响：情境评价、奖励的形式、规范的演化、同任务相关的学习以及文化传播过程本身。市场对其中的前四个渠道产生直接影响，而对文化的传播过程则施加间接影响。因此，如何在实证分析中避免制度影响文化的反向因果问题，是准确估计文化对制度的影响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现有实证研究尚未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Alesina & Giuliano(2013)系统评述了有关文化和制度相互作用的文献，对实证分析中文化和制度互为因果的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讨论。 除上述研究外，在宏观层面，Alesina & La Ferrara(2001)和(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等研究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体偏好会影响国民储蓄和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Alesina & La Ferrara(2001)的研究显示，偏好机会均等的个体更加反对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则发现，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偏好对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政策有显著影响，人们对政府降低收入不平等的要求越高，则政府制定的收入所得税税率越高。Stegmueller(2013)使用来自15个西欧国家的个体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宗教文化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样有着显著影响，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在经济政策上更为保守，从而在选举中倾向于反对那些主张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党派。有趣的是，这一研究显示，即使对于那些能够从收入再分配政策中获益的人，宗教信仰也会导致他们抵制收入再分配政策，宗教信仰所导致的道德偏好超过了他们基于物质利益的经济偏好。Alesina & Angeletos(2005)则发现，一个国家相信运气决定收入的民众所占比例越高，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越高。文化对金融活动和金融发展也有显著影响。例如，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4)使用选举参与和无偿献血行为作为文化特征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意大利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和信任水平对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家庭投资股票和使用支票，更容易获得机构贷款，更少进行非正规借贷活动，并且信任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积极影响在法律执行较弱的情况下更强。Holderness(2014)使用跨国数据所做的研究显示，一国国民对平等的偏好越强烈，则该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 四、文化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 除了关注文化对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税收政策和金融发展等宏观层面经济变量的影响外，既有研究还广泛考察了文化对微观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估计文化对劳动力市场行为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劳动供给和生育行为的影响。 Antecol(2000)较早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考察了文化对美国女性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美国移民人口数据发现，来自不同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在劳动参与率性别差异上所存在的不同，有超过一半可以被这些移民迁出国的劳动参与率性别差异所解释。然而，他也发现，这一关系在第二代移民中已经大大减弱，显示出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Fernandez(2007)和Fernandez & Fogli(2009)使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类似的实证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使用美国第二代移民人口父母所在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文化信念对女性劳动供给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发现文化对女性劳动供给和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通过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第二代移民上，能够更好地控制样本选择问题和当前经济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其实证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要比Antecol(2000)的研究更为可信。不过，由于文化的影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衰减，相比Antecol(2000)的研究，他们更容易低估文化的影响。总体而言，上述文献尽管通过“流行病分析法”较好地控制了经济和制度环境对劳动参与或生育行为等结果变量的影响，却未能使用直接反映信念或者偏好的变量来度量有关劳动参与和生育的文化特征，它们只是以所考察对象前一代父母或前两代祖父母的劳动参与或生育行为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因此对文化特征的度量并不精确。Giavazzi，Schiantarelli & Serafinelli(2013)采用工具变量法，使用人们对女性就业的态度、对年轻人的态度以及对闲暇的态度等更为直接的文化特征变量，研究了文化对女性和年轻人劳动参与以及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发现文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Giavazzi等人所采用的GMM方法依赖于较强的识别假定，即误差项不存在高阶的序列相关性。由于文化的影响通常具有持续性，这使得其计量识别假定较难成立。Almond，Edlund & Milligan(2013)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研究了文化对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的影响。他们发现，来自东亚国家的加拿大移民家庭在生育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男孩偏好，他们将此归因于东亚特有的生育文化。Ebenstein(2014)研究了父系宗亲制度下的从夫居住文化对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和性别失衡的影响，发现成年男子结婚后和父母同住的家庭比例越高的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越严重，并且居住文化上的差异几乎能够完全解释性别失衡。为了解决居住文化的内生性问题，Ebenstein(2014)使用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作为当代居住文化的工具变量，其基本假设是农耕文明发展越早的国家，成年男子结婚后和父母同住的现象越普遍。Guiso et al.(2008)发现，反映性别平等程度的指标和数学测验中男生和女性成绩的差距显著相关，在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女孩和男孩数学测验成绩的差距越小。Borck(2014)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理论模型，在假定文化态度影响人们对儿童照料质量的预期和供给的情况下，为文化如何影响女性生育行为、劳动供给和两性工资差距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不仅女性的劳动参与、生育行为、学习成绩和工资水平等受到性别观念等文化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就业和工资等一般性的微观劳动力市场行为也普遍受到文化的影响。例如，Alesina et al.(2010)使用“流行病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来自家庭成员联系比较多的国家的美国二代移民表现出较低的地区流动性、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小时工资收入。Peng(2005)针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显示，在使用村庄大姓人口比例度量的宗族文化比较盛行的农村地区，个人从事自雇佣就业的概率显著更高，据此他认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有利于农民创业。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6)发现，个体创业行为受到社会信任的影响。个人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从事自主创业的概率越大。同样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Ichnio & Maggi(2000)还考察了文化对工作表现的影响，他们发现，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偷懒的概率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以此作为文化影响工作绩效的证据。 除劳动力市场和生育行为外，文化对婚姻、居住安排、投资行为、社会保险参与、暴力或犯罪行为、选举和政治参与等许多方面的个体行为和决策都具有显著影响。Furtado，Miriam & Almudena(2013)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研究了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美国移民人口在离婚率上的差异，发现移民迁出国的离婚率水平对移民人口的离婚率存在显著影响，并且其影响在女性样本中更大。Giuliano(2007)发现，文化可以解释南欧和北欧居民在居住安排上的不同，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和使用美国二代移民人口数据所做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断。Guiso，Sapienza & Zingales(2008)的研究则显示，缺乏社会信任会降低人们投资股票的可能性，并且对于那些已经购买股票的居民，缺乏社会信任会导致更少的股票投资。Pevzner，Xie & Xin(2013)使用来自25个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文化对人们股票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股票投资者对公司信息披露所做出的反应受到社会信任程度的显著影响。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投资者越倾向于信任上市公司所公布的收入信息，但是同时也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道德风险行为的担忧，降低了公司所公布信息的价值。他们还通过进一步考察投资者保护制度和社会信任的交互作用发现，社会信任和正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替代作用。Eugster et al.(2011)发现，瑞典社会保险的参与程度在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口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说明文化是影响社会保险参与度的重要因素。Costa-Font(2010)的研究则显示，较强的家庭联系提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非正规照料，从而挤出了具有长期照料功能的社会保险。Fishman & Miguel(2007)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法”研究了文化对联合国官员违章停车行为的影响，发现来自腐败程度较高国家的官员更容易违章停车。Miguel et al.(2008)则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足球运动员在球场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上存在显著差异。Alesina & Giuliuano(2011)的研究显示，家庭联系的强弱显著影响着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个人对家庭的依赖性越强，其社会参与度和政治参与度越低。 就既有研究来看，关于文化对微观个体决策和行为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都采用的是“流行病学分析法”的实证分析框架，由于这种分析框架在度量文化特征时所采用的代理变量并不是对个体信念或者偏好的直接度量，这些代理变量所代表的具体文化内涵并不清晰，因此这些研究尽管能够较为可信地说明文化对微观个体决策和行为存在着显著影响，但却难以揭示出文化影响个体决策和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此外，除了针对文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较为充分外，对文化影响个体其他方面的决策行为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近年来，含有文化信息的微观调查数据日益丰富，研究文化对微观个体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五、经济对文化的反向影响 实证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推断，估计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样是如何做出因果推断。文化不仅影响经济，同时也受到经济的反向影响，文化特征常常是内生于经济变量的。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实证研究中发现的文化特征和经济现象之间的显著关系既可能源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可能来自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需要分析清楚经济是如何反向影响文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厘清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针对文化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估计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估计经济对文化影响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许多研究在估计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时，都直接假定文化是外生的且不随时间变化。然而，理解文化变化的经济原因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有助于我们在估计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时更加科学和全面地考虑计量分析的内生性问题，以达到准确识别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因果效应的目的。 在目前极为有限的研究中，Engerman & Sokoloff(1997)强调了地理特征和土地资源禀赋对南北美洲文化差异的影响。Chung & Das Gupta(2007)在解释韩国新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下降时，认为韩国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程度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们男孩偏好观念的弱化。Giuliano & Spilimobergo(2009)的研究表明，早年的社会经济经历会影响个体在成年后的偏好和价值观念。他们发现，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经济衰退的个体在长大后更相信运气和支持政府再分配，并对议会等制度更少抱有信心。类似地，Malmendier & Nagel(2011)发现，早年经历过宏观经济衰退的个体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偏好。Disdier，Head & Mayer(2010)发现，法国影音产品的贸易开放通过传媒影响了法国人的取名习惯。Alesina，Giuliano & Nunn(2013)认为，全球各地区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了性别文化差异，进而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政治参与。古代农业生产中犁的使用导致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性别规范，这种性别文化一直持续到现代，显著地影响了当前各国女性的就业选择、政治参与和商业活动。Ebenstein(2014)的研究同样表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较早和较成熟的社会，人们为了保卫宝贵的农业土地资源，形成了成年男性结婚后同父母一起居住的社会习俗，进而导致了生育行为上的男孩偏好和全社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由于文化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从实证上估计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同样面临着如何解决经济变量内生性的问题。新近有关经济影响文化的研究均注意到了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例如，Giuliano & Spilimobergo(2009)做了一些稳健性检验以讨论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而Alesina，Giuliano & Nunn(2013)和Ebenstein(2014)都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以处理内生性问题。但是，就目前仅有的少数研究而言，在估计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时，解决内生性问题可能更为困难。首先，影响文化的因素通常非常广泛，这意味着在回归分析时不仅很难控制足够多的影响文化的因素，使得遗漏变量问题更为常见；而且往往需要同时考察多个经济变量对文化的影响，这些变量则可能同时存在内生性问题，在计量分析时同时解决多个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其次，与经济变量相比，文化特征变量更为稳定和持续，经济变量变化所引起的文化特征变化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逐渐反映出来，在实证分析中要识别出这种效应无疑更为困难。 六、总结性评论 已有文献就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它们在从信念和偏好等两个属性给出了实证研究中可以使用的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发现包括社会信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家庭联系、广义道德和狭义道德、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看法以及宗教信仰等各个维度的文化特征对于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经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文化本身也可能受到经济的反向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无法妥善解决实证分析中文化的内生性问题；二是缺乏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机制的细致分析；三是针对中国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少。这些不足也是未来的一些重要研究选题。 1.文化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实证分析为主，而内生性问题是实证考察文化对经济影响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估计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时，目前有许多文献采用所谓“流行病学分析法”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这一实证分析框架的研究通常以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或移民后代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移民在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以此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的证据。其基本假定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受到相同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传承了来自在迁出地生活的父母的信念或偏好或者因为受到迁出地文化影响而具有不同的信念或偏好，这样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在经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就可以被视作是文化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控制当前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但也存在很多局限性：(1)即使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也可能在信念或个人偏好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将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视作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群体掩盖了这种组内的文化差异。(2)移民特别是跨国移民通常是一国人口中极为特殊的群体，是总体中的一个非随机样本。移民所具有的信念或偏好同移民来源国一般居民的信念或偏好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确定影响移民行为的文化因素到底是哪些。特别是，这类研究均未采用直接的信念或偏好变量度量文化特征，而是使用一些经济变量作为文化特征的代理变量，从而导致所关注的文化特征的内涵更加模糊。例如，针对美国第一代移民中女性劳动参与的研究以研究对象的父母所在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文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然而，我们无法得知移民父母所在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究竟反映了哪种文化内涵，例如，是家庭联系、宗亲观念还是宗教教义？(3)移民特别是移民的后代，由于已经离开迁出国较长时间，在原所在国家所形成的信念或者偏好很可能已经弱化，这会导致我们低估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4)即使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生活在同一个区域，这些不同的移民群体在空间分布上也可能存在明显的空间隔离，从而面临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除了“流行病学分析法”外，另一类较为广泛的实证分析策略是寻找文化特征变量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实证分析的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文化的变化极为缓慢且受到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寻找影响文化的外生性冲击十分困难。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的既有文献大多使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变量或地区历史变量作为文化的工具变量(例如La Porta et al.，1997；Knack & Keefer，1997；Tabellini，2010)，这类工具变量无法和诸多其他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特征分离开，因此难以很好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在估计经济对文化的反向影响时，由于影响文化的因素众多，遗漏变量问题仍然是重要的挑战，而且解决起来更为困难。现有少数文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时均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但是寻找到合宜的工具变量十分困难。在研究居住文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时，Ebenstein(2014)以古代农业生产方式作为当代居住文化的工具变量。在研究农业生产方式对性别文化的影响时，Alesina，Giuliano & Nunn(2013)则以地理气候条件作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工具变量。如果像Alesina et al.(2013)那样将农业生产方式看作是内生决定的，Ebenstein(2014)以农业生产方式作为居住文化的工具变量则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不过总体而言，Alesina，Giuliano & Nunn(2013)和Ebenstein(2014)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已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参数估计的内生性偏误，但是在分析其他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影响时是否同样能够找到合宜的工具变量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除了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外，还有没有其他更为合宜的实证分析策略。 2.缺乏对文化和经济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的讨论。尽管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许多文化特征对宏观经济绩效和个体微观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还很少有研究解释这种影响产生的机制并从实证上进行检验。例如，许多文献已经证实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却较少有研究解释为什么信任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没有“信任”这一要素。在Knack & Zak(2001)一文的理论模型中，他们假设信任程度的提高可以减少委托人用于甄别来自代理人的信息时所付出的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绩效，不过他们并未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信任还可能通过许多其他的机制来影响宏观经济绩效。例如，Aghion et al.(2010)和Pinotti(2012)等研究显示，信任和政府管制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信任程度较低的国家，人们会倾向于期望政府进行更多的管制，尽管这可能带来腐败。政府管制以及相伴随的政治腐败均会对宏观经济绩效产生影响。Alesina & Giuliano(2013)对文化和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讨论显示，不同的文化特征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而对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个体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文化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无疑是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方面，由于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文献讨论经济影响文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建立了文化与经济之间可信的因果关系后，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无疑应当是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产生机制进行更为严格和充分的讨论。 3.有关中国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少。尽管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是针对中国文化特征对经济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既有研究集中于中国的宗族文化特征。早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些社会学者对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Whyte(1996)基于对过往文献的分析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宗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反面看，宗族文化过于强调家族联系、家族责任和家族的延续，这导致了家族企业的任人唯亲、同非家族成员建立合作关系的困难、有限的企业规模和财富积累，而这些方面都同现代经济组织方式不相容。从正面看，宗族文化对个体所承担的家族责任的强调激励了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而家族企业由于其较小的初始规模更容易启动，大家族成员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则使得企业融资更为容易且更少发生商业纠纷。然而，早期的研究均停留在理论假说层面，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正如Whyte所指出的，如果要了解宗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影响，最理想的方式是基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上的检验。近年来陆续有实证研究对宗族文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显示，宗族文化对村庄选举和公共品供给(Padro-i-Miquel et al.，2012)、城市化(Greif & Tabellini，2010，2012)、生育行为和女性教育水平(Ebenstein，2014)等诸多方面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宗族文化影响社会经济变量的内在机制仍然缺乏科学和全面的分析。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诸如儒家文化、居住文化、性别文化、婚育文化、家族企业文化和集体主义观念等文化特征的社会经济后果尚缺乏科学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即便是对中国宗族文化社会经济后果的分析也只是刚刚起步，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目前，“流行病学分析方法”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和倍差法在内的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的日趋成熟和微观调查数据的日益丰富，为学者们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遇。同时，本文所评述的基于西方国家的大量研究也为后续的学术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立足中国实际研究文化特征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广阔前景的经济学未来研究方向。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家庭组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移民论文; 集体主义论文;